我们父母的荣光

前 言 做一个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回顾，作为建国六十周年的一个献礼。收集的内容以五个方面为基础。 第一类是‘海外人士看中国’。身在庐山中，不知真面目，隔在彼岸，另一种视角，来看一看这个新的中国。 第二类是新中国的建设内容。尽可能的涵盖到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给大家提供一个基本的新中国建设框架。 第三类自然就是绕不过的思想再造话题，提供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当年那场席卷全世界的思想革命。 第四类是劳动者历史，民间的声音，人民的生活。 第五类是关于毛主席。毛主席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国界，回荡在世界风云当中。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是无从谈起了解这个国家的。 收集这些文章的原因之二是肯定我们的父母为这个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正好是新中国成长，学习，工作起来的一代人，无论是大跃进，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八九事件，甚至直到去年的奥运会圣火事件，他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 你可以说他们曾经有过错误，但是人生在世，那个政府没有犯过错误？那个人身上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勇于改正就值得赞扬。人是国家的一份子，随着大时代而行走生活。一个一心为国为民的政党，就算犯了错误，知错能改，人民就会支持。一对一心为家为子女的父母，就算曾经有过令子女伤心的时候，依然值得子女孝顺敬爱。否定了前三十年，就是否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的青春年华，但是我们父母的青春年华，热血激情是不能被否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都不愿意正面肯定他们的贡献，那就由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开始做吧。 如果有人因此就说为前三十年说好话，是想否定改革开放。有这种思维的家伙，只能是那些门框把脑袋夹扁了的家伙，只能是一群完全不顾及父母辛劳的家伙。 这里的文章，都是来自于民间的声音，表述的也都是个人观点，也由于本人经历有限，所以只是纯搜集了一些别人现成的文章，目的也只是为大家提供另一个对这个国家的解读视角基本功能。如果能因此引起你的思考，引起你对这个国家做更深入的了解和探讨，那么我会感到欣慰。 但无论官方怎么修史，民间一定要有人修史，要有民间的声音，与官方正史互为补充，希望有民间有志之士能完成民间史传的历史史命。曾经有小学生写出这样的诗：畏书如畏虎，秦皇烧不尽，留得后人苦。众儒烁金的焚书坑儒，千秋之后，还是会有人以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思想看待同一件事。 这里的一些文章，也算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对前三十年评价的统一声音当中迸发出来的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展现的另一个世界。 目 录 一、海外看中国 1. 《日本经济新闻》:建设七亿人民的国家----中国（1970） 2. 美国阿瑟•高尔斯顿：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19711972) 3. 美国《国会记录》：斯科特的访华报告 4. 瓦西里•利昂蒂夫眼中的中国(1972) 5. 香港松涛：从小事看中国大陆(1973) 6. 台湾黄鹄：中国大陆一月游（1973年） 7. 英国医生洪若诗：我在新中国的十五年 8. 英国作家格林在港谈访华观感和世局发展 9. 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 10. 听在美国的蒋介石高官女儿台湾老太太讲大陆和台湾 11. 莫里斯•邁斯納：毛泽东时代伟大的现代化 12. 参考消息：外电评论我国1976年前的建设成就 二：新中国建设 1. 【知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了新文明 2. 【知青】插队四十年所见农村之变迁 3. 【农村】一代翻身农民的楷模 4. 【农村】人民公社，农民真的不自由吗？ 5. 【医疗】“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 6. 【医疗】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7. 【科技】建国二十年的科技成就 8. 【科技】美籍华人气象学家畅谈中国气象技术 9. 【经济】（1966－1976年）我国经济大事记 10. 【基建】我国解放前、改革前、改革后铁路建设概况。 11. 【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12. 【水利】苏拉密：万流归海见桑田 13. 【民族】翻身农奴决不同意西藏天空再换颜色 14. 【民族】回忆感悟西藏／毛主席，藏民心中的佛 15. 【民主】状告老师不违法，我年轻时曾有过多次 16. 【民主】关于“鞍钢宪法” 17. 【交流】下乡知青和“亦工亦农”的双向交流 18. 【外交】1977年前新中国的外交成就 19. 【军事】中国的尊严是靠打出来的 20. 【军事】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提高了地位 21. 【教育】从数字看毛泽东时代的教育 22. 【文化】韩少功：漫长的假期 23. 【改革】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三：劳动者历史 1. 1976前的文化生活 2. 我感受的幸福生活——回忆录 3. 儿时的回忆 4. 毛泽东时代衣食住行实录 5. 老右派与毛泽东 6. 不同时代打工仔的命运，看中国整体发展趋势。 7. 孔庆东：我跟父亲蹲的“牛棚”是另一个样子 8. 今年寒假期间与母亲关于毛时代的对话 9. 一个高二学生对毛时代的调查 10. 我所经历的合作医疗，下放岁月 11. 姜万富：我就是一名普通医生 12. 上山下乡 青春无悔! 四：文化大革命 1. 美国新经济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2. 云门禅人：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浅思 3. 毛泽东晚年华章：点燃思想解放的星火 4. 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民主人权与自由! 5. 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 6. 文革没错，全世界都需要 7. 海外人士看‘文化大革命’ 8. 一段当年红卫兵长征的故事 9. 文革中的河南省看守所 10. 请辩证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行为 1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2. 【奇迹】海城大地震 13. 【特刊】真相失落之后没有真诚 五：关于毛主席 1. 关于毛泽东：与一个天主教徒的对话 2. 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3. 一位海外华人对毛泽东的认识 4. 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台湾人是如何看待毛泽东的 5. 风卷红旗过大江：毛公论 6. 一个女生：主席，若有来生，愿跟您横刀跃马 7. 东莞的土：认识毛泽东的过程 8. 毛泽东总是对年轻人满怀希望 9. 李敖：“我眼里的毛泽东” 10. 《学习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11. 普罗利塔利亚：他是个完美的人 第一部：海外看中国 日本经济新闻：建设七亿人民的国家----中国（一）(1970)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从八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九日连载了该报“亚洲问题研究会”的一篇题为《建设七亿人民的国家——中国》的文章。 该报在这篇文章前面所加的按语说：“中国的积极的外交活动，最近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再次派大使去各国赴任，外交阵势也正在稳步而顺利地展开。不论是呼吁亚洲、非洲地区结成‘反帝国际统一战线’也好，或是以中法关系的新局面为轴心的‘同西方世界共处的热情’也好，恐怕都是象征着中国从原则立场出发，谋求扩大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权的姿态。文化革命后，对外贸易也已经恢复，并且正在向扩大的基本方向前进。从‘外交是内政的延长’这个国策上来说，支撑这种对外姿态的内情怎么样呢？现在让我们从生活情况到工农业的现状来谈一谈中国的国民经济。”这篇文章全文共分五章，摘要连载如下： 教育改革：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文化生活教育运动 从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以来，中国就一直把充实和加强临战体制作为国家一切建设的基本任务。中国的方针是：“加强万无一失的体制，以便对付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指苏联）随时挑起的任何战争。”而且从一九六八年秋，直辖市、省、自治区等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在整个大陆上成立后不久，《人民日报》作为改革的方向，就下列题目在报纸上展开了讨论：（１）农村的生产大队接管公立小学；（２）关于农村的医疗卫生制度；（３）贫农、下中农是否可以管理农村的商业；（４）应该怎样办社会主义的大学；（５）应该怎么样办好干部学校。 这五个题目的着眼点是要通过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教育改革和干部的再教育来培养新的一代和利用现有的干部，并且以此为基础“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文化生活，这些方面都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作为“成名成家”的手段、成了“修正主义温床”的旧教育制度被打破之后，造就人材的道路现在正“从摸索向实行”的阶段过渡，如果从这种观点来看，就可以说文化革命尚在继续进行之中。 在“备战、备荒”这样的口号下，为什么造就人材的问题作为国策的核心而如此加以强调呢？现在又重新高喊：“给农村带来光明”，其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当年抗日战争中毛主席从延安发表了“政治动员令”，“号召动员一切力量！”。八路军的农村工作就是遵照这一指示进行的。 被排斥的农民 然而，建国后二十年，在中国还没有义务教育的制度。贫农的孩子们即使入了新办的公立学校，也会被知识分子出身的教师说成“教这些傻瓜，升学率低，妨碍自己出名”而被撵出来。农民们在《人民日报》上的讨论中，倾吐了“在刘邓路线下被排斥的怒火”说，过去在村里自己组织的曾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小学校里学点写写算算就已经是难得的了。 现在，造就人材是以“政治动员”作为目标。首先，在农村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小学和中学；在城市由工厂街道委员会管理，并且把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修业年限从六、三、三制缩短为五、二、二制。同时，在理工科方面，正在把从高中升入大学的路线变为高中——生产岗位——大学——生产岗位的路线。而且在农村，小学教育也渐渐地向一般农民开放了门户。“赤脚医生”也正在迅速地普及。它是消除农村缺医的办法，使农村的青年在短期内达到军队里卫生兵的水平，一个村庄至少要产生一个“赤脚医生”。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同样是通过《人民日报》的连续讨论要大体上固定下来。不容忽视的是，从去年八月医药品、医疗器械包括抗生素在内价格的大幅度降低，成了一种促进剂。 普及有线广播 作为“政治动员”的标志，文化革命期间在农村有线广播网明显地普及了。解放后，在农村无论哪一家都把暖水瓶作为“文明开化的标志”而普及了。假如说“暖水瓶文化”是标志从战乱和遭受国内外的掠夺下获得了解放、生活稳定的象征的话，那么现在的状况也许可以说“有线广播文化”给与了农民“参加政治的思想”。 农业：借丰收的机会进行贮备，为备战而厉行节约 加快建设仓库 国家收购夏收作物的工作，今年大体在七月底就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真是名副其实，“七十年代农业战线上第一仗取得了胜利”。 并且在“备战、备荒”这个建国的基本方针下，开始加快建设仓库。 真的，农村的气氛正在变化。一九五九年以后由于三年连续的自然灾害，当时那种愁眉莫展的样子已经在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扫清了，可是生活的稳定造成了“已经不需艰苦劳动”、安于现状的情绪，形成了作为“一驯服工具”的农民形象，这是不能否认的。因此也可以说当时是出现了忘记过去的苦，满足于丰收的农村风气。文化大革命制止了农村中的这种倾向。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9.25 《建设七亿人民的国家─中国》（二） 脸盆也当作测量仪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总路线，如果只从财政上的投资贷款作为重点办法的观点来看，只能看到矛盾重重。可是从根本上进行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投资，化学肥料、拖拉机、农药等农业资材和农民的生活物资都必须有工业的支援，因此，工业部门所需的建设资金和工业原料要依靠农业。这是从中国经济的现实出发的路线。 目前，工业部门的收入虽已占国家财政的过半，但是还看不到对农业的支出比重增大的趋向。可以说，目前正在努力勤俭贮蓄，目的是不把因丰收而增加的部分消费于大吃大喝，而是直接用以增加建国的资源，“‘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的比率”。 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被认为“自力更生的模范”也是应该肯定的。这个大队不向国库伸手，用几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建设梯田，实现了巩固生产力的基础。在华北太行山脉开凿的中国最长的公路隧道全长八百米，是农民用脸盆装水代替水平仪进行测量的，据说误差只有十九厘米。 但是中国农业落后的实际状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迅速改变的。七月九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要照顾在农村落户的青年时说，“这些青年才是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农村的宝贵力量”。这是指望“下放青年”发挥提高农村基础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认为这是中央领导对基本上还落后的贫穷的中国农村的现实的看法。 不改变现行制度 过去，中国是通过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然后是人民公社这样的制度改革而试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以后又以调整规模的方式缩小了当初的公社经营规模，普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层经营农业单位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的“三级所有制”。这种农村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是否会改变，是人们所注意的，但是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在改变包括自留地在内的农村所有制上必须慎重。这条路线通过今年第二期《红旗》文章《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一文已经固定下来。看来，在达到“全民所有制”的长期过渡时期中，暂时将按现行的“集体所有制”扎实地一步一步地坚持下去。 工业：以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发展工业模范的家庭妇女工厂 八月五日北京广播电台报道了在中国西北的兰州迅速发展小型工业的状况。作为一个实例，介绍了一家工具工厂。几位家庭妇女倾囊凑了五十元的“资本”，从家里拿来锤子和锉刀等，就象妇女会的工作教室一样开始了工作。现在据说着手制造几种汽车零件，迄今已经向国家上缴利润七万八千元，内部保留的公积金有十二万八千余元。兰州市革命委员会给这个工厂命名为“先进模范”厂。 报道钢铁、化学、石油、有色金属、煤炭、造船、交通运输等中国工业动态的消息最近增多了。同时，地方小型工业的诞生和成长的消息也不断从大陆各地传来。拥有最新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和因袭原来手工业方式的中小型企业并驾齐驱。总之，化学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政府直属的“中央的国营企业”和省、市、县等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地方国营企业”“‘两条腿走路的中国工业”已经开始名副其实地发展起来了。 相信“群众路线” “两条腿走路的路线”虽然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开始提倡的，但以后按照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主张，转变为“大企业优先路线”的方向。现在恢复这条路线，是因为要扶植地方工业，提高农村水平，在整个大陆上巩固备战体制。 到了今年才正式宣布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水平，使人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揭幕的一九六六年，工业生产达到建国以来，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水平这一事实。但这些消息的重点可以说是表明对重新改组和重建起来的行政组织，即对毛泽东、林彪体制的司令部和在这个司令部指导下走上轨道的“群众路线”的信心。 恢复工人的发言权 去年四月在“九大”发表的林彪报告提到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但是工业部门中的问题似乎在于管理制度。六一年九月根据“刘少奇路线”制定并公布了《国营企业工作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建立了独立核算制和经营管理权，实行定额制，企业内的一切权限集中于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厂长等，即“四师一长制”。 因此，工人在这样庞大而且官僚化的组织和机构中，失去了一切发言机会，他们对工作既不关心，也没有热情，只看着各种各样的奖金，变成了只考虑“自己眼前的小事，为吃饭而劳动”的小家庭主义者。从《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中也能看到这种倾向。 现在工业部门的管理制度通过群众讨论，分为应该保存的和应该废除的两类，在所有的产业部门中进行试验，积累经验，加以改革。中央领导人也避免发出统一的指示通知，而加强经验的交流，介绍典型，展开群众运动。 直接关系到加强农业 在“两条腿走路的经济”路线下，典型的就是新设小规模的化肥工厂和农村水力发电站。这都和加强农业生产力的基础有直接关系，这是不可忽视的动向。尤其是小规模化肥工厂，把重点放在生产碳酸氢铵，这种工业不需要高度技术和不锈钢的设备。这可以说是特点。 总之，在掀起红卫兵运动以前不久，毛主席发出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通过文化大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出现了“群众兴办工业”和“举办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这样的现状。目前介绍模范工厂的群众运动将推广和深入到什么程度，当然和制定新的法制的动向是分不开的，因此，如何纠正基础工业的钢铁部门中铣铁的生产和炼钢之间的不平衡，以及明年以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是值得注意的。 国防经济：把工业分散到全国，运用自给自足的经验贯穿着持久战的思想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一九三六年七月，毛泽东主席对访问中共根据地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说。 这番话是卢沟桥事件一年以前说的。以后日本军对大陆进行的全面侵略和战争的过程大体就是照着这一论断推进的。 在那以后经过了三十多年并开展了文化大革命的今天，中国建设七亿人口的国家的基本战略也完全贯穿着当年的“持久战论”。这样说也不为夸张。“要作好一切准备，以便在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苏联）任何时候采取任何形式挑起战争时，都能够对抗”。这种加强备战体制的政策看来就是这个战略思想的结晶。 中国在一九六五年还清了外债，又在六八年中还清了内债；在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厉行勤俭节约；按照“两条腿走路的经济路线”，正在设法疏散工业并扶植地方小型工业的发展；干部参加劳动已成为制度；城市的学生、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地区安家落户。 在这个时候，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从天空传来了《东方红》乐曲，显示了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础的雄厚。西方普遍推测中国在今年以内就将试射洲际导弹。 把这种动向和每一项政策互相联系起来看，其总的目标，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建设“顶得住封锁的强大经济”“经得起切断的强大经济”。 平原的铁路网 目前发电是以煤为中心的火力发电为主、水力发电为辅的，化学工业的主体与其说是石油化学不如说是煤炭化学，家庭燃料也是大部分靠煤炭。因此，作为动力资源的煤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煤也是铁路运输货物中的重点品种之一。既然如此，在苏联沿着包括蒙古在内的漫长的边界线集结兵力、进行军事部署的消息频传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要求对动力资源建立“万无一失的体制”，也是不足为奇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9.26 《建设七亿人民的国家----中国》（三） 也可以刺激建设 “建立纵深工业基地”的内容就是要进行合理的工业布局，同时加强相邻地区内工业部门的合作体制，把平时和战时、民用和军用结合起来，在每一地方建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怎样被切断或被封锁，每一个地区都能保持一个军民一致的工业体系。 这个以“军民混合经济”为核心的“纵深基地”，和过去的以延安为据点，从东北、华北到华中、华南，有大大小小十九个解放区，总计拥有一亿人口，都分别抵抗了日本军和国民党军重压的“地方自给经济”的想法是一脉相通的。中国的备战体制就是全力以赴，随时准备在国内迎击外敌的体制，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当然，“备战”的号令也含有推动经济建设的“刺激效果”，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用脸盆盛水来代替水平仪进行改造自然的测量，建设新农村，和扎实地有计划地发展核武器，这是“两条腿走路的建设路线”，也是同国防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这样的建国的全面情况，要用西方国民生产总值的尺度来衡量，恐怕就会看不到实质。从没有民间资本积累的、发展中的国家的一种“翻身”办法来说，中国当前的状况确实可以说是空前宏伟的试验。商品流通机构的改革：采纳消费者意见，排除官僚主义，谋求合理发展起因是农民的不满 中国开始正式动手改革商业部门，特别是改革城市和农村之间商品流通的渠道，是一九六四年前后。如果说这是改革商品流通的开端，那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目前状况不仅实现了流通机构的合理化，而且还为清除那种冷淡无情的官僚主义商业活动，建立从基层到上级组织“一脉相通”的流通渠道，跨出了第一步。同时，为了加强商品流通的“机动力”，也在大力建设铁路，制造卡车和货轮等等，开始了范围广阔的改革。 流通机构的改革是由于农民对切身的日常生活品供应不足而表示不满开始的。帆布鞋、搪瓷脸盆、尼龙提包、烟盒等等“城市里多得很的商品为什么不到农村来”？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当时的《大公报》从六四年秋到六五年夏一直全面地讲述流通问题，并登载农民座谈会记录等等反复展开了持久的群众运动，彻底地研究了问题的所在。 由于农民和报纸提出来了，所以各商业部门也派出调查组，调查农村的实际情况，结果，暴露出不少缺点。最根本的问题是“行政的框框”“划分势力范围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堵塞了商品流通的渠道。 削足适履 但是党中央和农民加以严厉批判的，是隐藏在各商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报纸还介绍了这样的实例：由于丰收，农民手中有富裕。负责销售的人看到这一点，就拿高价商品去卖，而农民需要的日用品等费事而钱数不多的小商品却不办，因此，要用一根针，在村里的商店买不到，必须越过几座山。 山东省乳山县负责销售的人还揭露了“削足适履”式的、不考虑消费者需要的经营态度，他说，“一位农民要买一双四十三号的雨鞋，而售货的干部说没有，把农民顶了回去”。改变服务网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回答当然说是“为人民”，现在从这个观点出发改变了经营方式，如在农村基层的供销合作社中，由贫农、中农选定进货品种等。想以这种方法确实了解农民真正需要什么，报告上级机关，上级机关不仅要根据报告制定农业机器、工具、农药、肥料和日用品的数量和运输等计划，而且要把它编到工业部门的生产计划中去。这是要从“基层”一步一步地做起，进行全面改革。总之，可以说重点是要把过去不管销售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发送商品的“定点供应方式”的基层流通网，改变为同农民血肉相连的服务网。 商品流通机构刚一开始改革，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商品流通机构改革，从广义来说也是与加强运输力量的运动有联系的。自从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以后，到六十年代中期，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向“经济主义”投降，官僚主义者的思想经常滋长。现在的改革显然是要制止这种官僚主义思想，同时寻找经济上的合理性。 农业生产稍稍提高，“七亿人的购买力”的总额和运输力的负担就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目前可以说是处于通过勤俭节约的办法加以抑制的阶段，但是怎样才能使群众要提高生活的热情和抑制这种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并加以引导呢？除调整和简化商品流通机构外，这似乎是影响改革商品流通成败的一个课题。（全文完，文内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9.27 阿瑟•高尔斯顿：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一） 【本刊讯】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曾两次访问中国，回美国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本刊选其中六篇，摘要刊载如下：通过大豆到中国去 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写的，甚至也不是一个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的作品。它只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幸运地获准进入中国的一个美国科学家的所见所闻和感受。 当时，许多在知识和经验方面比我强的人都曾设法要到中国去而没有成功。我是怎么去成的呢？答案是离奇的。事情从大豆开始。我在四十年代当生物学研究生的时候，曾发现喷射稀释的２，３－５三碘苯甲酸（ＴＩＢＡ）能使大豆多长十倍的花苞和豆荚，但浓度过高，则会引起豆棵掉叶、掉苞等畸形发育。我在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写上了这些发现，随后便在一九四三年入伍服役，最后到冲绳美国海军军政府中担任农业军官。几年以后，我才获悉我的研究引起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结果。 起初，美国中西部使用三碘苯甲酸来增加大豆产量；后来，设在马里兰州迪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实验室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军用的落叶剂。虽然军方没有直接使用过这种化学药品，但他们把和这种药品有关的２，４—Ｄ和２，４，５—Ｔ发展成有效的武器，并在印度支那广泛地使用。六十年代的十个年头，在六百万英亩的土地上撒下了一亿磅这种药品。这样大规模的化学战在历史上还没有前例，它在生态学上的后果以及对越南人民的影响，至今多半还无法知道。 美国科学家和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美国人，开始为时过迟地感到美国在越南干出的勾当的严重性。我本人特别感到不安的是我竟出乎意料地和一种武器的来源发生了关系，这种武器可能会造成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的生态灭绝。我和一些别的生物学家一起声明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并鼓吹美国应该批准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个国际条约规定所有签字国都应保证不使用化学武器。 到一九六九年，在老鼠身上进行的实验表明，２，４，５—Ｔ所含的一种成分能引起怀孕雌鼠腹中的胎儿畸形发育，这就引起了一种可怕的可能性：人的胎儿也可能已受同样的影响。我决心申请到越南去，在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在我休假期间亲自去看一看这场化学战造成的危害，并带回能够搜集得到的材料。一九七一年初，我得到通知，说我可能被批准作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到北越访问，但到最后安排完成时，代表团缩小到只有两个人——麻省理工学院的病毒专家伊桑•赛纳博士和我。按照计划，我们要四月中旬出发，作为期三周的旅行，其中大约一周是到北越去。 这时候，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去了。这是对全世界的信号：人民共和国准备向西方打开大门。对我们来说，这真是适时的巧合。这使我们想起了可以利用中国紧挨着北越的有利条件，申请到中国去。我们通过渥太华中国大使馆提出了申请后，就出发到河内去了。我们在越南实际上耽搁了十二天，走遍了各地。荣幸地会见了范文同总理和其他领导人。接着，相当突然地我们被中国大使馆召去，完全出乎意料地通知我们已经批准了我们的入境申请。 就这样，我和伊桑•赛纳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进入了人民共和国，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我们的主人中国科学院对我们的招待，从一开始就很热情，做了很周到的安排。 我们到达后不久，主人就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希望看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提出要看看大学、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公社，当然还有长城、故宫、十三陵等旅行者非看不可的地方。这些都安排了，另外又加上参观施用针刺麻醉的外科手术，参观工业和贸易展览会，晚上还有宴会、看戏、看电影等等，日程安排得很紧。不久以后，我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和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周总理说话坦率，简单明了，直截了当。他明确表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反对侵略的立场，尽管中国对美国过去的许多行为感到失望，但她还是真诚希望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他自豪地谈到了他的国家取得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的特殊贡献。他对我们本人和我们的科学工作很感兴趣，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很熟悉，这使我们感到惊奇而又高兴。 和这个杰出人物的谈话，使我们对中国的每一个印象都添上了绚烂的色彩。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以及学校和医院的访问，证实了他对中国越来越繁荣的信念是有根据的。 中国人在送别客人时总爱说：“希望你不久再来！”“希望你全家一起来！”想起我和伊桑一九七一年离开中国时听到的这些热情的话，同时感到虽然在中国看了许多东西，但还远远不够，我产生了再次访问中国的念头。 一九七二年六月到七月，我又一次到中国进行了访问。 这一次我真是全家一起去了。我和我的妻子戴尔以及女儿贝思谈起我一九七一年的中国之行时，她们的劲头起来了。我们又一次得到了入境签证，再次受欢迎到中国访问。一九七二年六月六日我们在上海机场降落，开始了比上一次长得多而且内容也很不相同的旅行。 我们全家都是从事学术工作的，对这次中国之行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特殊兴趣和期望。我的妻子曾经在幼儿园当过老师和园长，现在是一个街道诊疗所的儿童心理学家，她希望除了参观正式的教育过程外，也能看一看中国是如何教育那些特殊的孩子或有违法行为的孩子的。我的女儿是制陶工作者，她对中国艺术极感兴趣，特别想看看中国是怎么组织艺术创作和安排艺术家的创作环境。我自己是大学教授，希望增加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了解，更充分地了解中国是如何训练青年去承担他们在明天世界上的任务。要达到这么高的要求，需要有比我们的旅行所容许的更多的学习时间，但我们力求做到这一点，以促进我们去了解新中国的戏剧性地变化着的生活。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0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二） 这次旅行中，我们又看了不少我在一九七一年游览过的地方，但时间比上次充裕，看得更深了些。我们集中参观了托儿所、中小学、公共娱乐场所和工艺美术工厂。在这两次旅行中，我们共看了四所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北京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四个研究所（北京的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 虽然我们都很欣赏中国主人对我们的热情关怀和亲切招待，但我们不久就感觉到，每一个钟点都安排得满满的，使我们无法和其他中国人进行更直接的接触，无法从这种接触中取得那种较为淳朴和自在的乐趣。为了避免隔阂，我们提出不住豪华旅馆，不坐轿车或参观有很大的委员会的机构。对于这些要求，我们的主人大部分都欣然同意了。最重要的是，由于我一九七一年到马陆人民公社参观了一天，认识到中国的心脏是在农村，所以我们要求能多花一些时间参观一个公社。尽管我相信我们的主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存心想得到对他们国家的非正式的、率直的看法，他们终于懂得了它对我们的重要性。 要求的结果使我们简直没法更加满意了，或者说是更加吃惊了。主人为我们作出了安排，让我们到北京附近的芦沟桥人民公社参观几个星期。我们在这个公社里和一个叫史振玉的七十三岁的农民、他的老伴、孩子和孙子们住在一起，在他们生产小队的麦田、稻田和菜园里参加劳动。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学校、医疗站、商店和工厂。这次无与伦比的经历使我们对中国公开宣布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取得的进展，获得有血有肉的认识。此外，我们在这次参观中还结识了新朋友，并且对一种异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读者们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怀疑我们得到的认识是否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可以想象，中国只会给我们看他们办得最好的公社、效率最高的工厂、最现代化的实验室、最新的住宅和最好的商店。由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只懂很少一点中文，我们不得不通过译员来了解许多情况。尽管我敢肯定中国人没有带我们去看他们会感到惭愧的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总让我们去看他们最好的东西，但我敢同样地肯定我们不可能会完全上当。我们不但在城市里可以不带向导和译员，而且就我们所知，也可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到处蹓跶，还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用摄影机或笔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不仅如此，我们在这次访问中还因为有许多特殊情况而处于有利的地位，特别是我们可以和英语讲得很流利的中国朋友进行不受监视的交谈，他们对美国人提出的许多惹人恼火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作出很坦率的回答。所有这些，使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反应和从官方收集来的材料加以比较。我公平地核对了材料，作了比较，所以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印象正确地反映了当前的中国社会。下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如何跟大家分享这些印象。我们希望对有关中国的知识宝库做出贡献。由于缺乏这种知识，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相当长期地遭受阻碍，而这种了解却能够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 对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看法 在河内机场，伊桑•赛纳和我是仅有的旅行者，我们的飞机是唯一的飞机；没有出租汽车，没有行李或搬运夫，没有声音，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混乱。气氛是严肃的，完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战争之中很少旅游活动的样子。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准备访问中国——一个二十二年来很少美国人并且没有美国科学家到过的国家，我们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很担心。 从河内到中国南部的南宁的飞行用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八时左右到达，中国政府官方代表站在舷梯下面仰首向我们微笑。有两位地方官员，另外还有两位我们的向导，后者是那天早上特地从北京赶来迎接我们的。我们在中国的整个逗留期间，他们一直陪伴着。介绍之后，我们知道一位是翻译，叫刘子翰，另一位潘纯，是北京植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主任。 看来，在继续上路前，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决定，就是从南宁直飞北京，还是先飞广州。那时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在那儿举行。我们告诉东道主宁愿先到北京，他们表现出有点惊奇的样子，但没说什么，仅仅又给我们倒了一杯茶，继续谈话。但是不知不觉地我们感到如果先到广州对我们更有利，我们终于作出了这个决定。这是中国人以非凡的温和方式说服人的一个例子，我记不得我曾被说服或甚至被要求去改变我的主意，然而出现了一种使我们事实上改变了主意的气氛，并且后来我们很满意于这种改变。 这件事决定后，我们离开餐厅，径直走向飞机跑道，那儿有一架银白色飞机正等着我们。起先我们以为是一架为我们乘坐的专机，但等我们和潘、刘一起坐下后，其他乘客也都鱼贯而入。我们的主人以适当的礼遇接待了我们达数小时之久，他们一直在等着。突然我发现他们显然没有充分的休息和象我们那样地饱餐一顿，我们为如此特殊的待遇而感到不安。我们在中国的旅行中多次经受到这种体验。这是中国人讲究礼貌的本性，他们为了使客人舒适可以不吝惜一切。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1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三） 在广州，我们又受到群众代表和市革委会代表组成的接待委员会的正式欢迎。 广州是中国的第七大城市。我们预期的是访问一个工业城市中心，没想到我们从飞机场开车到东风宾馆时沿途看到的是热带棕榈树以及整洁而清静的街道。在这种气氛下又看到一座设计优美的现代化建筑，真是令人神往，尽管门口两旁贴着措词强烈的标语：“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英勇斗争”。但是当我们各被领进备有起坐间、卧室和盥洗间的房间时，我们感到主人的好客而忘却了进门时的心情。 我们在中国的第一个整天，是以早晨七时半在餐厅吃美国式早餐开始。这家旅馆和所有兴旺的国际旅馆一样，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除美国和俄国以外——的商人。没有中国客人。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占据了整个一座楼。这些客人来广州参加商品交易会，希望促进中国和他们本国的贸易。 广交会（自一九五七年以来每年举行两次，每次一个月）和其他中国展览会一样，是为了令人感动，也是为了使人受教育。 我们选择去农业馆、轻工业馆、服装和纺织馆以及鱼类馆。这是从展览会中选择的一小部分。要看全部展览得花很多天。在农业馆，有毛主席在麦地里和农民谈笑风生的巨幅彩色照片。展出的有荞麦、大豆、其他豆类、燕麦、蓖麻子、玉米、小麦和大米等等样品。有一句毛主席的口号：“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另外还有一句：“农业学大寨”。大寨的人们以特殊英勇的努力，部分成功地完成了在岩石山中开辟梯田的工作。显然，在农村，主要在公社居住的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在他们的勤奋劳动中首先强调的是谷物生产：南方生产大米，北方生产小麦。主要的农业出口是大米和肉类。 在农业馆的柜台里，还陈列着植林、垦荒（特别在戈壁沙漠）、治理洪水规划中有贡献的先锋队的照片和文字介绍。这一切都指明了自力更生是基础，英勇的忘我劳动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美国早期的情况。 轻工业馆也传播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这里的口号是“学大庆”。大庆是工业榜样，相当于农业中的大寨。在一切工业中强调尽可能利用副产品。例如，一个化工厂的展览品表明了甘蔗不仅能生产糖，还能生产酒精、纸浆以及纸。此外，以前当作废物的纸浆渣，现已被利用来作耕畜饲料的酵母，而经过化学分解以后喷在谷物上可以增加产量。 我们开始学习中国货币制度。最基本单位是元，即一百分。二元三角七分等于一美元（指美元贬值前——本刊注〕，但如按照购买力来说，没法相比：十八分（美元七分半）买一磅米，五分（美元二分）乘一次公共汽车，一百五十元（美元六十）买一辆自行车；房租每月三到五元（美元一元二角到一元六角），包括水电费。在观察中国的消费时，显然不仅要注意货币兑换率，也要注意不同的价格结构。 如果广交会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工业生产，那么必须指出：虽然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算不上工业化，但肯定也不是非工业化的，而更应当算作工业欠发达的。因为中国人显然具有发展工业的技术和能力，当他们决定去发展工业时，这些技术和能力将给他们带来很大好处。他们在生产石油和其他动力来源方面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学会了生产巨型发电机、压钻机、卡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各种交通用具、精密仪器、医药器械、电子装备、化学品以及半导体等。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传统工艺，如牙雕、玉雕、绘画、刺绣、漆器、木雕和景泰蓝。这些艺术品在展览会上都有展出。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个展览会中更令人感动的：没有一张广告，没有一点竞争的示意，没有商业气息；它提供的只是一个重要教训，即中国是稳定的，并能动员它的资源和人口去生产各种各样现代世界所有的商品。它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一个大的生产者以及一个和平交易的机会。没有一个外国旅行者不领会到这个信息。至于对我们为时一天的访问者来说，展览会和我们想象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则更为令人吃惊。 当我们离开展览会厅时，一群人嚷嚷着冲下楼梯，这阵突然的喧闹声在这个近乎寂静的正式的交易会上压倒了一切。当我们向我们的向导表示惊讶时，他们笑着说，世界乒乓球劲旅们正在参观这个交易会，激动的乒乓球迷们追逐着他们，要这些英雄在自己的球拍上签字。至少，英雄崇拜在世界各地是一样的。由于我们对此表示很大的兴趣，其结果是当局立即安排了一次和他们的会见。这些健将迅速地、神秘地从人群中被带出来送到一个小小的休息地点。他们都和蔼地同意让我们分享他们的休息时间。我们穿过围屏，经介绍后立刻和男、女乒乓球运动员握手。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2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四） 我们在广交会的访问最后以我们和陪同的官员一起吃茶点而告终。这是不可避免的程序。他们非常诚心地问我们对展览会的印象如何。他们说，他们将乐意听取我们的批评意见，以便日后改进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进入中国后的第三次被要求提意见了（我们在南宁机场和东风饭店遇到同样的请求）。我们开始了解这个政策的意义。我们访问过的每一个机构都是这么做的。不管我们对这门行业是多么生疏，不管我们对这种操作的了解又多么草率，他们慎重地要求我们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起初，我们婉谢说，我们确是对此项业务不太了解，我们相信他们已在条件许可之下尽着最大可能去做好工作了。不过，他们对这种说法总有些失望，似乎真正希望得到建设性的建议。后来，为了准备开讨论会，我们尽量注意寻求一、两个缺点。这样一来，我们的主人似乎就高兴了。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所产生的真正结果，但很显然，我们被看作有鉴赏能力的客人，他们期望我们在这点小礼仪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决定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到达那天下午的观光游览，对我们来说，是有些失望的，因而也使我们预见到在中国旅行将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向导领我们乘坐一辆黑色闪亮的、俄国制造的伏尔加牌小轿车，把我们开到了一个安静的、几乎是孤独的公园——“广州公社陵墓”。它是纪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起义，当时四千名革命者遭到屠杀。 我们了解他们为什么带我们到那儿去，因为这个公园真的在风景和纪念建筑方面都是引人入胜的。 这个公园保护得十分美好，部分出于学生的劳动。整个一个班每星期参加半天劳动——种树、修剪、除草、筑路和修小道以及其他改进公园的工作。我们遇到一群这样的学生，他们用耙子、铁锨等等正在清扫垃圾。他们似乎干得很欢，我们走近时，他们朝着我们微笑和招手。 那天晚些时候，在我们的请求下，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回到广州市的热闹区。我们逗留在珠江岸旁，这里江面宽约五百米，岸上商业街道和人行道成行，显然是广州居民喜爱的集合场所。过去这里杂乱无章地挤满了大平底船和舢板，居住着无家可归的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引为自豪的是她已经给这些人安排了永久性的住宅，他们并指给我们看了一些清洁的公寓楼房作为这些人现在居处的例子。横跨珠江的是一架漂亮的新桥。这条江似乎很干净、整齐、没有污染，来往的舢板和驳船仅用于商业上的运输。 我们在广州剩余的短暂逗留时间继续使我们预见到，作为新中国的旅行者，我们可以期望些什么。例如，最后一天早上，在我们去中山大学以前，他们通知我们把行李放在旅馆的过道里。我们突然觉察到在中国，负责管理私人财物的人得到公众的信任，没有失窃现象，肯定地说，外国人从未遭到过偷窃。做到这点并不需要给小费或有特殊安排。当我们在城市街道上行走时，也从未受到任何危险的警告。由于对革命前的中国的报道经常着重指出，偷窃和暗杀遍及大多数城市，因此我们十分诧异：这个国家怎么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二十几年内会如此有效地遵守法律和秩序。 我们再一次和刘、潘两位来到广州机场，准备乘飞机去北京。虽然在广州看起来天气还好，但据说将在中途遇到风暴。我们起飞了，但就在一小时之内即将完成从广州到北京的一千四百二十八英里的航程时，驾驶员宣布，由于强烈的风暴，我们将在河南省会郑州降落。刘和潘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安排。中国航空方面负责人绝对禁止在风暴中飞行。 我们在郑州机场呆了约两个小时，等待天气开晴。这时我们在郊外到处看看。突然上空飞来一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旧式双翼机，在机场数千英尺上空投下了朵朵彩云似的降落伞群。至少有二十几架飞机，我们想这一定是一次军事训练。跳伞员下来了，乘上卡车开到机场大楼。我们发现他们之中还有几位青年妇女，试想我们是多么惊奇！刘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工厂工人和公社社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的伞兵训练，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规划中的一部分。 最后有消息说天气很坏，我们的飞机在此停留过夜。潘和刘决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可以乘当夜十时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到达北京。在这中间，我们可以在当地宾馆休息，那里是中国来往旅客常到之处。这是一次很有兴趣的经历，因为它让我们可以评价没有预先为我们安排好的住宿，并看到一般中、小城市的情况。 从各个方面来说，这家旅馆都是令人满意的。它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旅馆小，但如果说它有比较漂亮和现代化的地方，那就是它建立在林荫大道旁的花园似的环境中，附近是精耕细作的稻田。我们在房间里洗了澡并休息了一会，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就启程到火车站。 火车本身令人惊叹不已，值得美国铁道仿效。它不仅准时开车，更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软席卧铺房间舒适而又清洁无比，服务员十分文雅和彬彬有礼，饭菜和我们在高级餐馆中吃的一样可口。我们房间的隔壁有一间干净的盥洗室。唯一可以改进的是厕所的蹲坑，我们西方人的大个儿得倍加小心。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3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五） 到了北京站，另一个大的欢迎代表团在等候我们。我们的行李象魔术一样地出现了。我们乘上闪亮的黑色上海牌轿车，快速驶向新侨饭店。我们舒适地安居下来，渡过我们在中国的头半个月剩下的数日。 这时我们对中国的印象确实是混乱的。中国人确是能够并善于做有效而殷勤的接待工作。我们住的饭店房间、吃的食物和得到的招待不仅都是有礼貌的、恰当的，甚至是过分奢侈的。我们可以到中国各种机构进行访问，有关它们的情况将源源不绝地送给我们；我们到各地的往来交通都将会很迅速地安排好；他们将毫不吝惜地给我们尽可能的舒适，尽管为我们安排这一切方便往往是困难的。这些细致的计划同时也意味着：由于我们乘坐喇叭声不停的快速轿车而造成的隔阂，由于居住在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宾馆而感到的孤独，以及意味着经常有大批革委会人员陪同，甚至膳食总是西餐，除非我们特别要求吃中国饭。这一切安排，仅仅是出于中国人的好客，还是我们的主人想阻止我们和人民有更多的接触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每天的例行公事总一成不变。同样使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中国城市里的人享受到我们这样的奢侈生活。除此以外，我们还未见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不管怎样，我们旋风似的旅行在继续着——继续使我们全神贯注其中，尽管我们持有疑虑。它包含游览很多北京的历史古迹和观赏文化宝物，也包括值得记忆的与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谈话。 农村的革命 约占近八亿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和工作在农村，主要是在六万个公社里。公社普遍成功地实行了全国性的、指导它们活动的经济计划，使中国从一个长期缺粮、经常有饥荒的国土转变为在很少或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能供养她的全体人民的国家。中国不再因旱灾而引起恐惧及普遍饥荒，不再因水灾的破坏而产生饥饿和疾病。中国的人民公社和苏联的集体农庄不一样：苏联的集体农庄在创办了甚至五十年以后，仍然很少能达到计划中的农业生产力，中国公社却立即兴旺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一九七一年，我在上海郊区的马陆人民公社所作的简短的访问，给我提供了部分回答，它说明了这些事业的一般背景和组织情况。一九七二年，我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人民公社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访问，使我对下放的决定权、个人奖励制度以及促进这些著名公社进步的崇高道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访问马陆公社时，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它的规模。这个公社耕种了约六千英亩土地——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土地种大米和棉花，其余大部分种大麦和油菜（茎、叶可作饲料，种子可榨食油）。在这个广阔的长江平原一带，气候和土壤条件都良好，一年能生长两季或三季作物。这个公社有一万六千六百多劳动力，他们来自二万七千五百人口——六千余户。根据生活和工作情况，划分成为十四个小单位，即大队；每个大队再划分成十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大约有五十户人家或二百人，包括大约一百二十个壮劳力。 对这个拥有二万七千五百人口的单位实施有效的管理，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在一个不发达的农村公社实现这一点，是具有内在的困难的。这提醒了我的另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干的？”。我的主人热心地叙述了他们的办法。在马陆，如同在其他公社（以及所有工厂、市行政当局、教育和其他机构）一样，一切组织性的职责都在革命委员会的手中。 公社计划根据地区总计划，地区总计划又是根据整个国家农业需要而制订的规划。公社的最高权力当局——公社革命委员会，根据地区计划，决定全面的生产计划和生产指标；然后给各大队分配定额。大队革命委员会把这些定额分配给他们管辖的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作为这个结构的基本单位，按照一个明确规定的任务去工作。 怎样去完成这个目标——在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种多少亩（一亩等于六分之一英亩），在种植、灌溉、栽培以及收获方面的个人职责是什么，怎样计划轮作？一切办法和措施都是由生产队自己决定的。他们必须精明而有远见地作出决定；每个社员必须积极执行他们的决议。社员的收入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质量以及总产量而定。 从继续革命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时期，在政治上，社会主义阶段的特征是从资产阶级领导变成工人阶级领导；在经济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为了执行这一方针，公社平日采用工分制：根据生产队的分配额，订出一个标准工作日的收入，以此来计算报酬。 在生产队内，每个劳动者根据劳动态度、技术以及劳动强度来评定工分。在社员大会上，把典型的个人或小组列为标准，其他的人依此来评定工分。这种评议会在空余时举行，根据生产队自己的计划，一月或半年举行一次。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4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六） 革命委员会是按相当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的，因之农民们更为满意。尽管共产党，特别是市革命委员会，在当地的各企业中具有决定权，可是每个人通过正规的选举程序，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个人作用。农民可以投票选举大队和公社革命委员会（而他们自己又执行生产队的决议）。首先，在群众会议上讨论适当的候选人，提名要按照这种精神：保证有男人和妇女的代表，老、中、青的代表，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争取做到的结果是，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受到大家的尊重。我们知道，选举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人，可以因政治上的不合适或品德上的缺点，被上级机构，例如市革命委员会撤职。至于作出决定的方式，我们不完全了解。尽管这样，和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表示相信革命委员会是他们组织机构的无可再好的领导了。 马陆公社的革命委员会是由二十五个人组成。同大多数公社一样，马陆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一位政治干部。是一位受到信任的、文化革命前就担当了这个职务的、任期很长的领导。在他下面有三位副主任：一位来自民兵，两位来自群众。 虽然那天我们在马陆公社所看到的公社组织似乎是坚固的，为它所服务的农民是满意的，它却只有很短的历史。我们记得，农村的生活象革命本身一样，是千变万化和不断发展的。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土地改革立即开始，没收了地主的大量土地和财产，每个农民分到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他自身能享受其劳动成果的保证。在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里，这也是一个最有效的步骤。几年以后，大多数农民因为不能在数以百万计的个体经营单位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生产，他们束手无策地和生活进行绝望的斗争。他们先是组成互助组，大家在一起劳动；后来组成各种体制的合作社，合伙在公共土地上劳动。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毛泽东首先建议成立公社组织时，他们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公社组织在一九五八年成为农业的经济基础。从此，他们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每年平均工资从三百元左右提高到五百元左右。我们的主人都认为，许多进步是由于新措施以及多种经营的结果，然而最大的收获当归功于文化革命所激起的新的政治觉悟。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化进程中最新的一步。 马陆公社各居户住在新建的、两层楼的水泥房屋里，居住面积很宽敞。它们按生产队划分，形成象村庄那样的住宅区。我们访问了一户四口之家的农民家庭，它是接连在一起的六个住宅之一，这些住房是由公社专职建造这些住宅的合作小组营造的。四间住房都占十六平方米左右；楼下包括泥土地的厨房、吃饭间，楼上两间住房是水泥地。他们建房用的土地是公社的，可是这些房屋是私有财产。这和城市里的住宅不一样。后者是国家所有，出租给工厂工人。这些住宅每户要花材料费约一千七百元，建筑队的劳动工资一百二十元。一个家庭可以在三年到七年中储存起这笔款子，这要看家中的劳动力情况而定。 具有典型性的是各户都有地方养鸡、鸭和一头猪，还在附近有一小块供他们自己种植蔬菜用的自留地。我们访问的那家饲养了六只鸡、两只鸭，因此他们有足够的蛋吃。他们还喂了一头猪。这头猪他们可以出售，也可以屠宰。此外，教育和医疗服务是广泛普及的，而且实际上都是免费。每个劳动者每年以五百元的薪金计算，一家有数个劳动力的就保证了足够的食品、衣着、住房以及安全，并可每年积余三百元钱。 中国公社的农民不象许多西方国家的农业人口那样，他们看上去不太想移居到其他地区或者城市里去。他们通常的愿望是在本村成长，结婚，建立家庭以及继续生活下去。一九七○年马陆公社的出生率使人口增长了约百分之二•二，或者说，新出生了将近五百到六百个婴儿。为了稳定人口，全国开展了节育运动；马陆公社的目标是每年增长百分之一•五。经过近年的教育，有生育能力的五千多名妇女中半数采取了某种方式的节育。大约七百名男人以及八百名妇女在完成了计划的生育后主动采取绝育措施。 这个公社的平均结婚年龄：男二十五岁，女二十四岁；每家平均有两到三个孩子。离婚的情况很少，近年来这个公社一次都没有过。如果一对夫妇决定离婚，公社通过革命委员会进行调查并给予劝告。有一股保持家庭完整的巨大压力。离婚被认为不仅是家庭，而且是社会集体（即所属的生产队）的一次失败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双重的劝导工作加强了渗透在全中国人民习俗中的、一般说来是清教徒的道德价值。 马陆公社的二万七千五百人除了农业以外，还经管了许多事业，例如有一家拖拉机维修厂，我们同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起参观了这家工厂。这家工厂给这个公社为数颇多的拖拉机进行维修。一台拖拉机每使用二千小时就得维修一次。有些是上海制造的三十五匹马力的标准平型拖拉机，其余的是“手扶”拖拉机。该厂的四十三位技术人员是从司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仅受过三个月的训练就成司机。随后兼当司机和技术人员的学习期限，则根据个人的才能和用功程度而定，在学习期间也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给他们讲课。 这个服务行业班子的负责人和他的同事们共同一起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到来时，急忙洗干净他的油手，热情地欢迎我们。他的眼睛焕发出为他的卓越工人和工厂而感到骄傲的神采。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5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七） 在一个引人注意的木工车间里，一组看上去是熟练的木工正在做木桶和小船。最近他们学会了制造价廉、轻巧的水泥船。这些船只对弯弯曲曲地贯通全公社的狭隘水道（长江的支流）很实用。据说，马陆公社使用了大约七百只这样的本船和水泥船。我们还看到了小型工具制造车间、机器制造和修理车间、以及一个同其他几个公社合办为制造肥料生产设备的大车间。每项工作都由一个生产队专门负责。 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反复循环使用者。他们成功地利用各种农业副产品的事例是很多的。我们观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如对白薯的处理：马陆公社把它加工制成中国烹饪中普遍使用的某种调味品；在这种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用于喂猪，而副产品的氨水则利用以肥田。另外，把一部分收成留作以化学方法提炼细胞核酸之用。把这些核酸分散到他们的组织单位，以这种混合物喷入蚕豆（类似我们的白色扁豆）及大豆中去以促进生长。这使我产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在美国使用的名叫Ｃｙｔｏｋｉｎｉｎｓ的化学促长剂同中国的这种实践十分相似，它似乎是根据农民的特殊学问而产生，并不是从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 我们去马陆公社访问的时候，经过一个开敞的大棚屋。农民们在这里腌制一种榨菜。在附近的一个棚屋里，正在用自种的竹子编织漂亮的篮子。在这个棚屋的旁边，有一个用篱笆围着的牧场，我们在那里看到一百二十五头荷兰种与中国种杂交的良种奶牛。牛奶及它的制成品，包括干酪，在中国的销售不是很普遍。牛比西方国家饲养得少得多；相反，到处都有猪。它由个人饲养，可以供农民自己食用，也可以由公社出售给城市。猪粪，作为副产品，是非常宝贵的。马陆牧场饲养了二百九十头漂亮的波兰—中国杂交种猪。 不断地机械化和逐步采用科学方法，同其他类似运动一样，在全国展开，使马陆逐年得到改进。我们听说这个公社现在有二十五个灌溉站，使用二十五、四十或一百匹马力的发动机。我们访问了一个装备四十匹马力发动机的灌溉站，它可以灌溉二百英亩土地。这和从前的手工操作设备相比，是个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这些水泵是在附近的上海制造。上海在生产上的进步将导致更广泛地普及现代化灌溉。这显然是中国粮食自给的主要手段之一。 采用了杀虫剂，特别是消灭菜地里蚜虫的药剂；农民们背着电动喷雾器在田间慢慢地走着。另一种战胜虫害的方法是把易受虫灾的植物，如棉花和薄荷，同象洋葱一类的植物种在一起，据说这样也能抗虫。我没看到也没听到有关这种做法的任何科学根据，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种做法似乎是得到人们广泛相信的。 中国人所喜爱的食油是菜子油、芝麻油、棉子油以及偶尔使用的豆油。油菜和大麦在这个公社里轮流种植，产量似乎很高。榨过油的菜子用来生产酒精；我们所见的小酒坊又为公社增加了收入。同酒坊相邻的是一个小的化学实验室，专门把碳酸钠和硫混合在一起成硫酸钠，作染料、防腐剂及食品用。这种操作过程中所需用的化学原料，是从上海的一个化工厂购买的；产品则由政府统购。 身为一个生物学家，我对一家生产促进植物生长的荷尔蒙激素的工厂特感兴趣。这里有一个科学家和农民组成的小组，把等量的麦麸和米糠同一些玉米面混合在一起，然后在这种混合物上盖上产生激素的霉菌芽胞。经过几星期的培育，看起来象是放在面包烤箱里一样，然后把一层霉菌除去；它的菌丝体在太阳下晒干，磨碎，加上水，并经过泥土过滤。当它喷在大麦和油菜上时，就能提高它们的产量；用在棉花上，可以防止棉桃脱落。这种发明对西方农业家是感到兴趣的。中国人推荐的新鲜事物，包括利用天然产品而不是结晶物质，多用于开花期而不是长苗期，在西方也是这样做的。科学家和农民小组还合作进行别的试验，其中之一就是把特别混合的废料，掺上固氮微生物，施用于土壤，以提高作物的产量。 在总结马陆公社生活时，谈谈它的学校和医院。学校都设在公社范围内，是公社自办的，因此孩子们可以在公社上学直到十六岁——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到初中。有些初中毕业生挑出来再读两年高中，还有更少一部分人，经过在工厂、公社或部队工作数年后进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多数回到公社，用他们的新知识“为人民服务”。 至于医疗设施，每个大队办有一个设备完善的门诊所；公社办有一所大的现代化医院。此外，每个生产队有自己的保健站，其中有“赤脚医生”及其他医务人员，如助产士、草药师以及针灸师，他们可以处理一般的医疗问题并进行预防医疗。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6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八）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特别当你对中国语言一窍不通时，评价中国人的娱乐及精神生活是很困难的。我们看见了一些舞台，据说在这里上演当地的曲艺和话剧，或由流动放映队放映电影。体育运动和体操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也是作为一项娱乐消遣。文学受到严格控制，扩音器时时刻刻广播新闻和音乐，绝少提供外部世界的知识。可是中国农民，至少在马陆公社的农民，似乎不因这些缺点而感到苦恼。他们正全神贯注于欣赏他们所取得的繁荣。 由于有了组织和有效的多种经营方式，每个农民都能参与这种美好的生活。他有权选举官员，帮助制订工作计划，在给他们自己或家庭的直接分配中看到收获的成果。因此，很容易了解农民对新的社会组织和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新事物的热情。在旧中国的制度下，一切土地和产品都归属于地主，农民家庭谈不上医疗和教育，个人尊严受到摧残。他们对这种旧制度仍然记忆犹新。农民们今天充分认识到他们所取得的飞跃发展，他们有理由感到骄傲；他们十分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物质生活将继续得到改善。 一九七一年某日我在马陆公社所见到及所观察到的，支配着我在新中国进行了解中所得到的其他一切印象。从那天起，更深入地去体验公社生活成为我在中国进一步访问的目标。 学究当了农民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时，戴尔、贝思和我出发到一个公社去住两个星期，并在那里参加劳动。我们都背了一个小包，里面放了一些必要的替换衣服和盥洗用具。对我们说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不仅到公社去住几天是我们这次旅行的中心目的，而且我们的主人同意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作了特大的让步。他们打破了正常接待规格，让我们作为劳动者，到芦沟桥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去。和我们同行的唯一伴侣是我们的朋友兼翻译李明德。我们对此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既热情又幽默，很容易相处。他总是按常理办事，因之我们的活动很顺利。 我们徒步走到一个无轨电车站，和大家一起排队等车。早上乘客很多，他们都好奇地望着我们。贝思和戴尔都穿着中国式服装。他们穿了有光泽的新布裤子，和直统统的毛式布制服，戴了农民戴的大草帽，这些都是她们前一天晚上在北京百货大楼买的。当时许多顾客看到西方人戴着这样的大草帽都发出了阵阵的笑声。我穿的是劳动布裤子，短袖衬衫，草帽背在背后，帽绳套在脖子上。 我们等了不到三分钟，就来了一辆无轨电车。我们顺序地上了车。车上很挤，可是很奇怪，有的位子空出来了。我们把行李堆得象个小金字塔似的，四个人就坐在行李周围的四个位子上。在乘客的谈话声中，我们开始感到比过去更接近中国人民了。有的人在我们微笑时也报以微笑。 我们这一行程大约有二十公里，是从北京往西南走，路上换了两次车。每次换车，情况都是一样的。我们感到惊奇，有的注视着我们，有的向我们微笑，有的对我们很客气，给我们让坐。当我们上了第三辆车时，已经进入了北京的平坦的郊区，车上的乘客也少多了。这时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窗外的景色。路上自行车络绎不绝，人们一本正经地、从容不迫地蹬着车，静悄悄地来来往往，只有偶尔听到几辆小汽车、卡车或公共汽车发出的喇叭声和引擎声。公路伸向远方，路的两旁都种了树。这是中国公路的特色。中国人大量植树，改变了农村的外貌。这些成行的杨树和樟树既可以防风，同时在炎热的仲夏也可以遮荫消暑。 汽车忽然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停了下来。人们告诉我们，到芦沟桥公社，汽车只能到此为止。我们还得走最后一公里。那天又热又闷，我们背着行李，又急于想到达目的地，这一段路走起来就觉得更长了。我们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擦汗和换手。虽然我们只提了一个不太重的轻便小包，可是我们的手指都发麻了。这时我们是沿着菜地走，地里种的主要是西红柿、茄子、黄瓜和扁豆。我们看见了远处的玉米地。后来我们听说这里还种了大量的水稻和麦子。这里的交通来往主要是靠步行。当我们走近一些农民、学生和带了孩子的妈妈时，他们都停下来，看着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的目光比城里的人更为坦率、友好。农民的善良的大脸庞上很容易露出微笑。这一定也和我们几个人的怪滑稽的形象有关。毫无疑问，这里从来没有来过象我们这个样子的人。 我们走了约二十多分钟，就看到两个小村子。李是生长在农村的。他有时停下来问路，起先他所得到的答复似乎有点含糊，可是越靠近我们要去的村子时，他得到的答复就越肯定了。不错，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是的，那里的人们已经听说我们要去了，他们在等着我们。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7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九） 最后，我们离开了公路转入一条尘土飞扬的红土路，路的一边是村子里一排房子的后墙，另一边是一片长得郁郁葱葱的西红柿园子。我们走了还不到两分钟，听到一个院子里传来一阵走动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位身材不高的、健壮的妇女赶出来迎接我们。她面带笑容地作了自我介绍。她叫张淑敏，穿了一条宽大的裤子、白衬衫，带了一顶草帽。她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和李说着话。她使劲地和我们握手，表示欢迎。接着，我们又提起行李，跟着她走进一条胡同，到达我们要住下的院子里。路上，另一位面带微笑的农民来欢迎我们。他叫张中，是小屯大队梅市口小队的队长。我们今后就在这个小队里劳动。 我们走进院子后，一大堆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都很兴奋，不停地说着话；他们显然很高兴，很感兴趣地看着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为我们准备下的住处，我们放下了随身行李。有人在院子里的一个手压抽水机上压出了冷水，倒在搪瓷脸盆里，又从水壶倒了一点热水掺在一起，端了进来；还给了我们洗脸手巾、肥皂和漱口水。我们把旅途中的大部分灰尘都洗掉之后，就回到院子里和我们的新朋友们在一起。我们坐在小凳上，人们一再向我们递茶递烟。虽然这一天是正常的劳动日，有的农民特意抽出时间来欢迎我们并和我们交谈。 我们的房东叫史振玉，他的老伴姓孙。史今年七十三岁，是一家之主。他举止庄严，身体高瘦，看来自奉很俭；他们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全都结婚了。他们有二十二个孙子和孙女。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公社，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北京当工人。在农村的这两个儿子，全都成了家。大儿子一家住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小儿子和他的媳妇张淑梅，还有四个孩子都住在我们院里。这个院子两面都有房子。他们占一面。我们院里的很多事都是张淑梅做的。平时她还抽一部份时间下地干活，但是我们去的这一年，因为她公公已经七十三岁了，中国人认为这个岁数对老人是一个关口，因此她就留在家里，代替老人做饭。史年纪大了，已不下地干活。但他决不是什么也不动手的人，他还管着院子里很多具体事情。当然，全院的事还是由他老伴操心。她不声不响，很有主意，办事很有效率。 张中和张淑敏虽然都姓张，但不是亲戚。他们俩都是我们小队的领导。张淑敏是队里的第二把手，兼管妇女工作。他们俩成了我们在芦沟桥时的师傅和好朋友。为了把这两个人区别开来，农民叫他们一个“老张”，一个“小张”。老张只有四十四岁，精力非常充沛，似乎和“老张”这称呼不大相称。但是这不是叫错了名，因为李向我们解释：用“老”字称呼人含有尊敬之意。所以后来当我们听到人们叫我“老高”（我们的中文译名第一个音是高），叫贝思“小高”时，我们很引以为荣——这是他们第一次把我们作为“自己人”那样和我们开玩笑。 我们在公社从一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想立即开始干活，但是我们的主人坚持必须逐步地干起来。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是多么正确，因为我们确实适应不了从早干到晚那样严格的工作时间，而这对他们说来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因此我们第一天就只辨认方向，在村子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人和地方。 我们生产队里所有人家都集中在一个旧的村址上（一般说来，生产单位的地点和人口都和原来的自然村是一致的）。我们队约有九十七户，四百五十人，耕地五百亩。三分之二的产品供北京市消费，其他三分之一是粮食，主要是麦子，还有少许水稻。全部住房都有院子，院子四周是围墙。各院整齐地互相挨着，连成一排；各排之间是小胡同或大街，都是土路。村中央有一个方形广场，是公共场所，有四个小商店，有打麦扬场用的场地。这个小集体的勤劳和自豪都集中地在这里表现出来。 芦沟桥的农民和马陆的居民不一样，这里的农民各自居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在家里吃饭，不在食堂吃饭。虽然大部分的房子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后盖的，但都是中国农村中传统式样的平房。史振玉家的大院长约九十英尺，宽约八十四英尺。他家的院子用一道砖和三合土墙隔成两个。从胡同进来，先进入外院，才能进入比较大的里院。院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也是我们这次绝无仅有的经历的活动中心。 记得第一天，我们一进门，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使我们感到这个院子里生气盎然。那口井是个中心，经常有人拿了水桶、盆或罐子来压水，拿回去洗衣、做饭或刷洗等用。院里每一个角落都在忙。张淑梅是主要的人物，事情都围着她转。她从早到晚兴致勃勃地从事各种活动。她做饭，侍候大家吃饭，洗衣服，洗碗，扫院子，用木盆给刚会走路的孩子洗澡。如果她还有点空，就从我们住的屋子里把一个脚蹬的缝纫机搬到院子里给小孩做衣服。爷爷对于养猪一事颇感自豪，他费很多时间给猪备食，剁、煮、发酵以及搅拌。他还有做不完的修补活——修理晾衣服绳子，修理工具棚、小推车等等。奶奶虽然活动少得多，但是她管家，算计家务。她特别会捉小鸡。小鸡需要放进一个大篮子里过夜。傍晚，孩子们在院里乱哄哄地捉小鸡，但总是捉不着。老奶奶不声不响地坐在屋前的台阶上瞧着，小鸡走过她面前时，她象猫一样地敏捷，一手就抓住一个。她还是编蒜头辫子的能手，一辫辫的大蒜挂在里院的树上或墙上晾着，象是一种装饰。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8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十） 孩子们下午放学回来，立刻各干各的活。对他们说来，干点零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孩子们把自留地里的蔬菜摘回家去。有一个小孙女经常从地里带菜帮子回来，放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剁碎了给小鸡吃。等小鸡啄过了，菜叶也干了，他就把它们堆成一堆，放进一个大铁锅里，再和别的废料掺在一起，煮熟了留待喂猪。另一个大孙子经常帮助爷爷把盛猪食的沉甸甸的铁锅搬到外院的猪圈里去。另一个在公社工厂工作（公社办了六个工厂）的孙子似乎专门负责管理压水机。我们在那里时，他曾进行过两次全面检修。他常忙于给几辆自行车上油，修理漏气的车胎，还打扫整理几个堆东西的窝棚。 在这么一个活跃的大家庭里，必须一顿接着一顿地做饭，全家人都得动手。经常有人在院里树底下的一张小矮桌上干活——洗，剁或搅拌。在这个融洽的家庭里，谁也不用告诉谁去干什么。我们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一开始就感到舒畅和满意。 院子里分西屋和北屋。北屋的西边一片和西屋都是砖房，瓦房顶，面积都是二十一英尺宽，四十英尺长，在院子的西北角形成Ｌ形。老俩口住北屋，我们住的是西屋，这里原来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史明、媳妇张淑梅和四个孩子住的。他们客气地搬了出去，腾出屋子给我们住，一家子挤到爷爷奶奶的屋子里去了。 虽然史的大儿子一家在附近有自己盖的住房，但他们还和老人以及老二一家一起吃饭。另外的三个孩子里有一个女儿是教员，在芦沟桥教书。我们在那儿时，她曾骑自行车回来过三次。两个孩子在北京当工人，显然回来的次数较少。 每排房子又根据长度隔成两个房间。我们住的西屋就隔成了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大的一间长约二十八英尺，小的一间长约十二英尺。 我们房间里的炕约六英尺宽，十八英尺长，够一家人睡（他们大概就是这样睡法）。贝思的小房间里也有同样的炕和灶，但小得多。两间房之间的隔墙下部分是砖砌的，上面是木格窗，窗上糊了宣纸。里、外屋的门上都挂了竹帘子。外屋门上还有一道木门，上半都安了玻璃。 我们的房东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厨房，面积约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房顶是瓦的，三合土的墙，四英尺高，墙头和房顶之间砌了空花砖。我们在那儿时厨房里几乎热得受不了。但据说那里冬天很暖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从外院柴草堆拿一把草点火，然后加引火柴，再加粗柴，最后加木炭。整天都有火，除了提供其他的方便之外，整天都可以用大水壶烧水，储存在保温的汤罐内。 南墙边有兔窝和帐篷似的鸡窝。鸡窝是用秫秸秆做的，顶端用叶子扎在一起，紧挨着地面安着一个铁格子门，系在一根立棍上。兔窝比较大，砖砌的，有铁门，门上有好多窟窿眼，不让兔子出来。兔吃的菜都放在窝里。母鸡和公鸡每天下午可以在院子里享受一两小时的自由，之后，孩子们就起劲地把它们赶进窝。那二十四只小鸡整天在院子里啄食，直到孩子们把它们围在一起，抓进草篮里过夜。捉小鸡时院子里总要乱一阵，孩子们叽叽喳喳笑个不停。 尽管院子里活动频繁，但始终保持整洁，而且确实很吸引人。每一个人不论做饭或是干了其他的活之后，都随手把地方打扫干净。院子里的一些小果树带来了淡淡的绿意和荫凉。门口和窗台上的蜀葵、菊花和天竺葵给这个忙碌之家增添了色彩。不管是最简单的或最费事的杂活，全家老幼都乐于去做，这充分说明了他们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生活。 院里的厨房和兔窝之间的墙上，开了一个口，通向外院。外院周围是很好的三合土的墙，内有一个猪圈。猪是把废物变成有用之物和食物的一座高功效的“工厂”。村里每户至少养一头猪。他们买了小猪回来后，几个月就把它养肥了，然后宰了全家吃，或者卖掉，把钱用来买其他食品。猪粪是浇菜地的好肥料。这样，不出院子，就完成了化无用为有用的全部循环过程。 我们住的这一家，从一九五四到一九六四年这十年间，积下了足够的钱，把他们的三排房子全部重建了。我们住的屋子是一九五四年盖的，还不显得很破旧。当然屋里的墙需要粉刷，三合土的地也有些裂缝。但是由于整个屋子的构造简单，横梁、墙和瓦顶都很坚固，维护得也很好，估计这房子还可以住上一百年或再久一些。我们受到这个家庭和他们的成员的欢迎，使我们在中国不再感到自己是外人了。 我们的来临打乱了史和他一家的生活，即使这样，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严格的生活规律。清晨不到五点，在公社大喇叭广播《东方红》的乐声中大家都起来了。继这歌曲之后是新闻广播。大家很快的梳洗，喝一杯茶后就下地。从五点半干到七点，然后回家吃早饭，还稍微休息一下。到八点或八点半左右又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只在十点左右休息约二十或三十分钟。十二点吃午饭，这是一天中主要的一顿。饭后休息时间较长，这时候最热，休息到两点或两点半。之后，再继续干到七点左右，当中休息一次或两次。有的农民晚上还到地里加班，特别是在农忙季节。加班是自愿的。遇到紧急的时候，如抗旱，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天天都加夜班。这些人一天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晚上也没有很充分的休息，很难想象他们怎样保持他们的体力和舒畅的心情，但是他们看来就是做到了。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3.29 美国《国会记录》刊载：斯科特的访华报告。 本刊讯】美国《国会记录》发表了五月十一日斯科特在参议院所作的访华报告。全文如下： 议长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杰出的多数党领袖，因为他发表了很好的热情的讲话。其次我要说，在我们历时十六天、旅程八千公里合五千英里的旅行过程中，一一切是比较愉快的和有乐趣的，没有同多数党领袖或者同我们一行的其他人发生丝毫的摩擦或不和；杰出的多数党领袖的脾气是这样好，单是同他呆在一起就是一件乐事；同他一起旅行并看到他的渊博的知识和他对整个亚洲地区的深切关心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认为，由于我是同杰出的多数党领袖一起旅行的，因而使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而且我相信，由于我们能够把这次访问放在两党一致的基础上来进行，从而不可能从这次访问中得到任何党派斗争方面的好处，因而我们两人都学到了更多的东西。由于这次访问是两党性质的，因此我们能够再一次使我们的东道主确信，美国两党都强烈希望同地球上的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加强联系，扩大关系。 由于对情况的了解是一片空白，而且几乎不会有人来反驳我们，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用粗线条来描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想当然地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而使人们钦佩我们聪明。幸而我们知道不久会有别人接着去中国，因而冲淡了情不自禁这样做的心情。同时，中国问题既深且广，因此我们在这十六天中没有了解它的全部情况也是会得到原谅的。 因此我们只想谈谈一些比较具体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根据个人的谈话、观察以及从实地看到的东西所作的推论得出的。简单地说，我们只想谈谈那些根据经验认为有理由相信的东西，我们认为根据这些东西可以有把握地作出判断并建议采取行动。 在十六天当中，我们旅行了五千多英里，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长沙和广州等六个城市。我们在这些城市坐汽车进行各种参观和游览活动，一共行驶了五百英里以上。我们在黄浦江和长江坐汽艇游览了整个上海港。因此我们至少秒稍看了中国乡村和城市的一个实在的横断面。 人们无法适当地说明浸沉在一个同我们隔绝了二十二年的国家里在风尚方面引起的震动。我们参议院中的大多数人在最近若干年很少能掌握一部分控制权。在这里，我们只能说出一些很初步的结论。通常的外交上的准备、磋商和细节安排有待关系正常化以后进行。到中国去旅行的人是没有人所熟悉的道路的。 我们四月十八日在上海受到的接待立即表现出热情、友好的礼貌，这是整个访问和在这次访问中遇到的每个人的特点。对于我们所有中国东道主的殷勤好客的完美程度，无论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他们显然是在不遗余力地保证我们的舒适、安全和愉快。同我们这一行接触的每个人都是他们国家的出色的大使。他们的整个表现突出地证明了他们的真诚态度和专业能力。我们曾经一再表示希望来美国访问的中国客人将受到同我们在他们国家所受到的一样出色的接待。在我们回来之后我们了解到中国的运动员确实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只有联系到促使中国采取行动的力量和采取这些行动的历史背景，人们才能理解中国并对它作出估价。这些力量不是仅仅在富有爱国色彩的节日里空想的抽象东西——而是日常行动的基础，是新中国赖以缔造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东西。 解放——一九四九年——是“重要的分界线”。解放后，成立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斗争实现的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前，经历了五十年的混乱、剥夺和入侵，而在那些年代以前又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国内剥削和国外压迫。 所有的生产和行动都是以它同“解放前”的关系来衡量的。 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总的成就建立了它在中国人民中间的信用以及它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而这同意识形态问题是完全无关的。一项成就就是建立了国家地位，使得中国自从十八世纪以来第一次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在不受外来干涉和没有国内混乱的情况下进行自己的活动。中国已成为完全在它的中央政时控制下的统一的国家。 解放后取得的第二个重大的成就是群众达到了他们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这就意味着群众有衣穿，有饭吃，有房子住，能享受医疗待遇，足以使他们在一个进行生产的社会里维持劳动能力，而不必为日常生活发愁。生存和生活是有差别的——尽管他们现时的生活标准还是很低的，这是他们自己坦率地承认的。基础是中国站立的土地和呼吸的空气。进行教育、指导、鼓舞和领导的是毛主席。形象特别高大、比任何其他人更接近于东方升起的红太阳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缔造了新中国，他并决定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有没有摆脱神和把一个人树立为神？ 我们向我们的东道主详细询问了毛主义中用来取代旧的已经消失的神的个人崇拜或献身精神方面。“毛因为他对人民所做的贡献而得到人民的钦佩和爱戴，——没有个人崇拜。”但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导师的作用是存在的，思想的纯洁在其它地方的较为不利的情况下产生了一些不够圆满的情况。中国人信仰什么？“正如毛主席所规定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毛的两个最值得美国人了解的思想是：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中国的“普通人”对我们的访问是抱着很大的好奇心的，特别是在西安和长沙，因为我们在那里是比较少见的人种。但是我们在各地都吸引着成群的友好和好奇的旁观者。儿童们往往鼓掌和挥手，我们用中国的方式予以回答。几群人在看到载着外国人的黑色红旗牌轿车时似乎条件反射地鼓起掌来，同时我们认为对我们的反应大部分是自发的。好笑的是，当我们经过北京的一条小路时，一位带着一队小学生的年青人突然带领他们唱起一首有名的学校歌曲：“阿尔巴尼亚”。我们认为，虽然我们可以明显地被认出是外国人，但是除去北京之外，在我们在各城市访问过的具体地方之外的人民群众，没有被告知关于我们或我们访问的特别情况。但是我们的东道主坚持说，有些其它城市的人从报纸上知道我们是美国的访问者的。 我可以再说一点，我们曾在北京的电视里出现过，我相信由于那个原因在街上人们认出了我们。 外国人是不常见的，因此，中国人觉得好奇是可以理解的。参加过竞选的人对此是一点也不会在意的。我在这里还要说，有意思的是，同我们一起去中国的记者曾报道中国人缺乏好奇心。我觉得也许是记者们缺乏研究；因为，我以前就知道中国人民，在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我一向知道他们对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非常好奇的。每当我们中的任何人站在街上看橱窗或者甚至穿过马路的时候，在你察觉之前，你身边已聚集了有四十人或四十人以上的人群，他们一声不吭，只是瞪着眼睛看着，凝视着西方人。 我们听说，中国人是不流露感情的，然而在一些公园里，和几乎在每个地方（除了在拥挤的市中心街道上以外），我们却博得人们的掌声。在农村，在公社，在博物馆里，以及在每个地方都有迹象表明人们愿意同西方人互致亲善的表示。 中国人是怎样介绍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产情况的呢？他们称它是“落后的”。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是“发展中的”或“新兴的”。非常明确地说，中国人在精力方面是不落后的。没有漠不关心的现象，不容忍事情恶化的任何趋向。 在工厂里、公社里和在街头，人们可以看到充满活力，生气和献身精神的景象。—种奋勇向前的斗争精神。但是毫无问题，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回答中国人的问题时，我们提到在美国粮食过剩，这时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们相信。现在，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已达到了稳定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约占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中国人。然而，今天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古代制度的完满的阶段——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现代农业部门。粪便在消毒以后仍然是基本的肥料。马、牛和水牛拖着犁耕地。种植是用手进行的。但是还有许多小型的多种用途的拖拉机，我认为这种拖拉机的使用将会变得更加普遍。中国人民认识到需要把他们的人口从农业生产转移到更大的工业生产方面去。他们由于缺乏研究，缺乏对农民的教育和没有物质条件来影响大约六亿四千万农民而受到阻碍。 但是，他们正在抱着决心前进。 在上海郊区我们访问了嘉定县的马陆人民公社。中国人对这个公社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这个公社里，我们访问了一个生产队——基层核算单位。除了种植稻子和其他粮食以外，这个生产队还饲养鸡、鸭、猪、羊和鱼。它有自己的小型修配厂和工具制造厂。简言之，它是一个平均水准以上的典型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尚未实行在较大的单位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该生产队的居民每人每年交纳医疗费八十六美分。每个家庭有一小块自留地种植蔬菜以供家用。去年每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三百六十一美元。盖一所四个房间的房子（没有自来水，厨房里烧煤），社员要花二百五十美元左右，我还可以补充说一点，如果一个社员很幸运的话，他可以花八百美元左右来盖房子，在这方面他可以得到伙伴们的帮助，也可以从当地的信用社借钱，以支付房屋的修建费。至于以后他是否能够随意支配这所房子，我们无法确定。有人告诉我们，社员可以这样作，但是从未有人告诉我们，他如何能够这样作。 我们还在杭州郊区访问了西湖人民公社十四个生产队中的一个。其中十个生产队专门生产茶叶，这个公社是比较富裕的，去年每家的收入为大约四百三十美元。 在西湖人民公社，象在手工业工厂和工艺品工厂里一样，我们发现，在集体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和符合革命精神的情况下是允许多样化的。并不是做任何事情的方法都千篇一律。工业部门的工资标准是全国划一的，分为八级，但我们发现，有迹象表明在其它部门也有实行计件工资的。在文化革命期间废除了金钱刺激。但是，个别工人可以得到假期到疗养地休养，以奖励他们的模范成就。在西湖，用大热锅烘制茶叶的制茶工人是记工分的，工分数根据一个作业班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定。四人作业班的产品及其等级情况每天在一块大黑板上公布。 我们参观了几个手工业工厂。在这些工厂里，工资根据技术水平和产量而各不相同——从每月十三美元到每月四十多美元不等，大多数人的工资是每月二十四美元左右，这个数字是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额。中国在继续生产高质量的手工艺品，这些产品大量使用手工劳动，同时尽可能地使用现代化的工具和装配线。保持传统的技术和工艺品是受到鼓励的。在中国这种世世代代对工人的尊重是符合党的路线的。 作为对中国文明的文化方面感兴趣的一个人，让我补充几句话：从技术角度来看，作品是好的，做得巧妙而完善的。但是它是合乎常规的，它是现代化的吗？它谨慎地尊重传统的作品。它不是大胆、不是创新，不是印象主义的，不是抽象的。人们觉得它最好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行的一些人参观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这是让我们参观的唯一现代化工厂。下面是中国人介绍的情况： 这个厂设在北京西南三十英里的蜿蜒的花岗岩山的山脚下，这是中国人实行的工业分散和地区自给自足的做法的一个重要例子。 这条总路线是作为一项基本的计划工作而在全国推行的。 对于一切资源的使用和关于各种生产的轻重缓急的安排都是由精心制订的五年计划加以规定并且由一年计划加以具体规定的。制订计划的程序是由国家到省、由省到县、由县到人民公社（城镇）这样层层布置下来。在每一级，下级计划委员会可能要同上级计划委员会进行讨论。指标是非常具体和详细的。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人在达到这些指标方面、特别是在扩展水利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一直是成功的。在这里我要插一句：在南方的广东省有许多人民公社能够每年收三次作物，他们告诉我们，大多数公社每年收获稻米或其他粮食作物两次。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6.05 教 育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文化革命中受到很大的破坏。直到现在才恢复稳定。在我们所访问的大学里，直到最近才招新生，正式开班。招收新生主要是根据一所大学、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干部或军队的推荐，而不是根据入学前的准备情况。合适的对象和领导人是从群众中挑选出来受高等训练的。学生们是专心和热情洋溢的。设备是足够的。课程是基本的和专门的，是着眼于尽早使学生参加生产。目前大学教育水平比不上西方大学的水平。在我看来，他们似乎还没有从一九六五年的事件和接着发生的事件的文化冲击中恢复过来。他们的研究工作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它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常地位。正在作出一切努力来防止出现同群众格格不入的受过教育的上层人物。这就拉平了而不是提高了整个进程。 中国人说小学教育是普及的，但是他们说城市街头的大量学龄儿童能够人学是由于采取了轮班上课的办法。有升中学资格的人当中升学的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但是我们听说，在目前进行更完全的教育是不符合于当前的发展阶段的，是超过他们在生活中所能分配到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教育的。真正的原因大概是缺少充分的设备。 医 疗 国会医生皮尔逊特别参观了从农场和工厂到大城市的医院和医学院的医疗设备，他的陪同、询问和结论对我们大家都是极有价值的。今天中国医疗事业的方针是向占它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医疗。直到几年前为止，这样一大部分人几乎享受不到医疗。 医学院现在收的学生只上过几年正规学校。他们已经把在校上课时间削减了一半，现在只上三年。他们把学生的数目增加了很多倍，以便为群众培养出更多的医生。去年复课的中山医学院每级有六百名学生，而在一九六六年关闭时每级约有一百名学生。他们训练的是“赤脚医生”，相当于我们的卫生员。这些医务工作者在公共卫生措施方面和在动员农民消灭钉螺（它能引起可怕的血吸虫病）和消灭苍蝇和蚊子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粪便（仍然占中国肥料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处理是医务工作者一个重大贡献——这是很多其它国家完全可以运用的一种重要的先进办法。 使人感兴趣的另外一件事是：儿童是那样一心一意地消灭苍蝇和昆虫，虽然我们在广州有时候是在九十和九十二度的温度下旅行，我的妻子和我除了看到一只孤零零地飞的苍蝇之外，再也没有看到过苍蝇——而这是共同的观察的结果。 各种医疗计划同工农业计划配合得非常好。 我们的医生和我们一行的其他人曾八次看到在中国运用了几千年的针刺治疗。它被用于治疗肠道疾病、头痛。牙痛、风湿和肺炎。它除去心理上的好处外，是否有实在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的估价。 针刺麻醉我们也看到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无疑是有效的。我们很多人曾看过一部十分有趣的纪录片，内容是介绍用针麻进行手术的情况。在我们参观的医院里，它被用于所实行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外科手术中。我们的代表团有些人看到了剖腹产手术、胃切除和甲状腺割除手术，都是在没有用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似乎有着明显的好处，美国和其他西方医务人员都正在很感兴趣地注意这件事。甚至中国的医生对针刺麻醉的作用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也不完全了解，对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迅速进行着；但是据认为，在脊髓或脑部对痛感产生某种抑制。 从中国的以前的水平看，它在医药方面的进展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各级医务人员的献身精神和热情、特别是为了继续得到改进而作的努力，是使人感到意外和耳目一新的。 文 化 革命的结构及其伸延已从上至下纳入这个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的干部引导群众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通过群众性的说服工作来进行教育。在村口张贴着榜文，工作好的会得到表扬，工作坏的受到批评。党员必须起模范作用，否则会被开除出党。报纸和电台赞扬优秀工作者，指责消极被动的人。良好的品质是得人心的。歌曲、戏剧、芭蕾舞、儿童游戏、诗歌、文学以及其他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都执行党的路线。不同意见只出现在描写痛悔过去的反对者的喜剧故事中，这些人改变了自己的主见，并通过自我教育和教育服从了党的路线，常常用说唱表现这种情节，这种形式用上很多身段动作，并配以适当的音乐。正当地表现自我以及表现献身革命以外的任何其他事物，都是不容许的。正如毛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中国人辛勤地修复、保护、粉刷和维护宫殿、公园以及中国的其他历史古迹。从这里，群众认识到他们作为有高度技能和成就的劳动者的光荣历史。他们还认识到皇帝以及统治阶级对他们的剥削。今天他们的工作量与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们能比过去更加充分地直接地享受工作的利益。 我不准备详细描写我们访问过的一些历史胜迹的瑰丽场面，我在附录中列举了这些地点以及中国人对这些地点的说明。 讨 论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十六天中，我们有机会同中国政府的主要官员们进行了坦率和有意义的讨论。我们花了将近五小时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进行讨论，另外用了五小时同周恩来总理进行讨论，再加上在总理为我们举行的宴会上进行了三小时的讨论。 这些讨论涉及许多问题，正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我一致同意这位总理提出的下述要求：因为所讨论的地区还涉及除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一些国家，所以我们将不公布我们的非正式讨论的比较机密的方面。 因此，我对这些讨论情况不能谈得太多，只能说，它们是坦率的有时是直率的讨论，双方无拘束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并寻求一致的方面。 讨论的同中国和美国人民有关的问题之一是交流和访问问题。 这位总理表示，他认为应该鼓励在各个领域里的交流，并告诉我大约三十名美国商人将要参加广州交易会，我后来参观这个交易会时确实看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总理还告诉我们众议院的领袖、众议员博格斯和福特将在六月份访华——我认为他说的是六月二十六日。我们是从这位中国总理那里第一次知道了这个访问日期的，我们发现他对美国事务消息特别灵通。他说，中国人还要考虑让其他一些国会议员访华。关于这个问题，正如尊敬的多数党领袖所指出的，提到了一些委员会的成员，还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了参议员和众议员普遍表示要访华的愿望，他们希望前去访问，也许要分成两人、三人或四人为一组分批前去，或许在明年晚些时候前去，或者单独前去，或者随着中国的设备扩大，也许每批有更多的人前去。 在接待访问者方面的困难是，缺乏容纳大批人的足够的旅馆设备，需要增加有训练的译员，和需要增加中国外交学会的人员。据我看，他们愿意接待访问者是很明显的，但是他们接待访问者的能力看来因他们的设备而受到限制。 总理对于总统和美国人民对最近访问美国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接待特别感到高兴。我们得知总统在玫瑰园接待乒乓球队的消息，也是从周恩来总理那儿获悉的，因为我们在北京期间的新闻来源——其他的新闻来源——是不十分充分的。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中国人非常希望两国之间增加交流，但是现在没有容纳大批来访者的设备。他们正在努力扩大他们接待来访者的设备和增加他们的旅游业人员，这样他们就能够接待越来越多的外国来访者。 在这方面，尊敬的多数党领袖和我也提到文化交流、互派记者和体育交流等。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对待这个意见表示出友好的态度。他们是完全不抱成见的。例如：他们提到那天晚上正在演出名为《白毛女》的芭蕾舞剧（我们看了这个剧）的上海芭蕾舞剧团，并表示可能有类似的芭蕾舞剧团访问美国。 要是我不说我曾主张让费城管弦乐队和匹兹堡的交响乐到中国去访问，那我就是对宾夕法尼亚州不忠实。尊敬的多数党领袖可以提出有关他自己喜爱的文化和体育团体的建议，我将不予以干预，但是，我认为政府对这些交流是不抱成见的。 我们确实也提出了某些问题，我不能详细地谈这些问题，但是已引起最高当局注意，人们将希望拘留在印度支那或中国某个地方的那些记者能够获释。我们相当详细但是又相当广泛地向有关的人谈过这个问题。 我提到全国广播公司的韦尔斯•汉根；一位自由记者肖思•弗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达纳•斯通和合众国际社的特里•雷诺兹。据我们了解，所有这些问题都在研究。 我们没有得到诺言，但是我们仍然抱着希望。我们希望，我们的调停会是有帮助的，只有时间会说明问题。 概 论 我们才开始对中国进行了解。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关于它的许多情况——或是简而言之——是什么东西在推动着它。解放以来在物质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中国今后往何处去呢？革命的动荡状态是否能保持下去而社会不发生灾难性的不稳局面呢？显而易见的热情和献身精神能保持下去吗？在毛百年以后会不会有能和他相比的领导？中国自称它的目标是非侵略性的，这种说法到底适用到什么程度呢？ 我必须补充说一下，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人民认为他们国内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因此，他们对领土的兴趣到目前为止仅仅限于中国领土——或者是中国人根据他们自己过去的记载而要求得到的领土。所以，关于他们是非侵略性的记载是良好的。 我要重复，这种说法到底适用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可以的话，让我来把一些判断和结论概述一下。 整个来说，中国有某种同我们的知识、经验和概念根本不同的东西。 中国是在军事、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经过十分慎重和精心计划之后行动的。中国在走向新中国的路上吸收其遗产中的有用部分而抛弃了其余部分。西方的文明简直就是凭它文化的力量和影响来瓦解不发达的社会。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强大力量的文化，这种文化决心走自己的道路，从西方吸取它需要的东西，而保留它自己的风格和方向。中国用它自己的话说，是一个面临着许多有待作出的决定和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针的发展中的国家。 重要的是我们将在最大的程度上使关系正常化。同时，我们必须对以下的事实保持戒心，即在我们对人类和社会的看法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哲学上的分歧。然而，在这一个范围内，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可能和平共处的。 我认为，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我的访问将大大增进我国对中国的了解。众议院杰出的领导人杰里•福特和黑尔•博格斯即将对中国的访问可以在总统所建立的善意的基础上更加稳妥地继续作出努力，我相信，我们的访问已经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善意。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将进行更多的和频繁的接触，其中包括我在参议院的同僚们的访问。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6.06 瓦西里•利昂蒂夫眼中的中国（1972年） 说明：这是一篇香港《大公报》1973年1月29日译载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瓦西里•利昂蒂夫一九七二年九月随美国经济学协会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后撰写的访华观感。 访华后的一个结论 社会主义在中国行得通，这是我此次访问中国回美后得到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经由我从所访五个大城市观察到充满人群的街道上表现出来的生气蓬勃精神后作出的，是从参观公社、工厂、学校和在火车上看到的无数田野美丽景象后作出的。种种现象显示，中国七亿——可能是七亿五千万，甚至是八亿人民，过着相当好的、有目的、有组织的生活，他们是在一个平均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和至少在目前呈现出的一个和平而和谐的社会中过日子。 上述的情形，同我经过香港时看到的当地情况，呈现一个强烈的对照，差别大到几乎使人难以相信的程度。香港看起来似乎拥有巨大财富和丰富的货物，但包不住它的极端贫穷和苦海无边的实情。 在火车上所见 　　从香港乘火车去广州，旅程分成两个地段：首先，火车从香港开到边境；过边境后，换乘火车到广州。整个旅程所见的大地轮廓，基本上是一样的：一座座的山，愈到远处愈大；一条条的大小河道、渠道、湖沼和池塘。地面上，蔬菜种类繁多，可以利用的地方都开辟成田畦了。但是一看到地面上的人，两个地段呈现的是怎样大不相同的景象啊！在前一段，沿路的村落宛如人们在印度或波多黎各看到的那种典型的破落的农舍，或者同作者家乡作一个对比，好像美国南部的贫穷落后地区。看，流经一簇簇屋舍的小河涌。简直是没有盖的水沟，河边布满各色各样的垃圾和废物；屋舍的后院，甚至在村路上，也是一堆堆的垃圾。可是在经过后一段时，看到的是成群的鹅和鸭子在池塘里游泳，河边和农舍的后院，收拾整齐，看不到垃圾的踪迹。 　　再乘火车前进，由广州到北京，由北京到南京、杭州最后到上海，在这长逾一千英里的路程上，农村、小镇和城市一一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但见田野上长着玉米、稻子，灌溉渠道、湖沼和池塘到处可见。人们在使劲地工作，他们在犁地，在割稻，在除草，在打场；男女小孩子在放牛，在放养一群群的鹅鸭，在看猪；捕鱼的人在河面上撒网；一队队工人在铺设路轨；各种车子在搬运石头、砖头、芦粟、甘蔗和其他农产品。到处有人们在砌墙，在挖河沟，在造桥，妇女们在河边洗衣或在后院做各种工作。无论什么地方，看不到闲着的人。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一般是老式的。有的地方可以看到在利用马达泵水。木制农具仍在各种场合上被使用着。 在人民公社所见 在参观人民公社时，人们当然看得到运货汽车、拖拉机、收割机、打谷机和使用化学肥料。这些东西正在迅速地应用在农业生产上，但显然还没有足够的数量来改变农耕的性质，来同古老的传统耕作方法作一次决战。虽然看到许多农村都有了电灯，虽然在广州的工业展览馆里陈列着电影放映机和医院的手术设备，但是在许多农村里，使用电力谅必还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定有的东西。 　　在参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的热闹街道后，更加坚定了我从参观农村时得到的认为中国人在过着忙碌的有目的的生活的印象。街道上到处是自行车（一如美国街道上充塞着汽车），有大型商店也有小型商店，有餐馆也有供应食物和饮料的小摊，它们都顾客如云。我并且看到服装整洁和笑声不绝的一群年轻女生在砌造一座低低的墙头，她们有的在拌和泥灰，有的在削去旧砖上的石灰，有的熟练地如同专业泥工那种敏捷的手法在使用泥刀砌砖——这种劳动在美国学童中间是少有的。我还看到一群肩上挂着背包，手牵着手，虽然音调未尽和谐但是热情地唱着革命歌曲的儿童，在马路的另一边列队行进。在运动场的一角，我看到十多岁的儿童们在打篮球。 　　新中国，最能显出平等精神的乃是人们的服装。不论男女老幼，不论在办公室、工厂和田头。人们穿的往往是清洁的、颜色不外是蓝、白或灰色。在街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回国观光的华侨，他们到处都有，人数多到使人惊异，身上穿着刻意打扮的各色服装，女的围上宽阔的腰带，一路上笑容满面，使看到的人也禁不住想分享他们那份欢笑。更加令人惊异的，乃是人们在今日中国的街道上，看不到在亚、非、拉美一些不发达地区常见的那种衣服破烂、面带病容的人。 　　在北京一食品商店所见 　　我们在北京曾经参观一家食品商店，那边的食物供应情况可以同纽约的大食品公司相比，甚至还要好一些。 这家商店分设乳品、杂品、肉类、鱼类、家禽类、水果、蔬菜等专柜。放在货柜里的蔬菜达十七种，鸡蛋按品质分成三级，鸭蛋也是这样。顾客买家禽时可以随便挑选，并且可以在十分钟后带着已经削好、拔光了毛的家禽回家。在这家公司，买东西用不到排成长队。这对于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看惯排队买物情形的旅客们，心里都发生惊异的感觉，此外我还看到售货员对待顾客并没有敌对的表现。 城乡之间差别正在缩小 由于中国汽车制造工业规模还不够大，所以各省正在发展自己的汽车生产。但是强调地方自给的政策，会不会促进一些具备土地肥沃、气候良好条件的地区，同没有这些条件地区之间，在生活水平上面的不平衡状态的永久化呢？我认为答案是的确存在着不平衡状态的，但另一个的确情况是，强调地方自给乃是促进地方努力和发扬地方创造精神的最有效的方法。 从长期发展看问题，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一方面由于目前还集中在大城市的工业，正在一步步地向农业地区发展，这会缩短城市物质生活同农村物质生活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采取其他措施，促使这个距离能够较快地缩短。 　　在这些措施中，首先要提到农业税。在中国，农产品是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农业税的绝对数字长期以来冻结在一定水平上，但是农业生产量在逐年稳定地增长着。这样一来，如用百分比来表示农业税税率，实际上是占公社农产品总额百分之十二，降低到百分之六了。同时，中国政府收购农产品所出的价格也在提高，而在国内向消费者出售这些农业品的价格则是稳定不变，一出一进之间的差额，是由政府从财政总收入项下拨款补偿的。至于政府财政的总收入，除了农业税之外，还有从提高工业品价格而得来的实际上含有购物税意义的款项，还有从国营生产性企业所提供的利润而得来的款项。这种实际上等于从购物税得来的款项，是普遍地出在消费者的身上。由于中国人民的收入比美国平均得多，中国的上述类乎征收购物税的措施，虽然在形式上同美国政府设计的货物增值税有其相似之处，但不象后者那样会产生在经济制度上后退的反应。此外，中国把奢侈品的价格比必需品要提高得多，例如从外国进口的手表，售价相当于进口价格的百分之四百。 　　假期•退休年龄 我在中国参观时，替我担任翻译的是一女一男，都是北京外语学校的，都结了婚，但尚未生育子女。他们的对象都有工作岗位，一个是飞机工厂的技术员，一个在小学里当教师，工作地点都在离他们学校很远的郊区。他们平时住在学校宿舍里，但一到轮休的日子，两对夫妇都回到市内自己家里住。北京的职工住宅，一般是每年缴纳房租人民币二十四元。 中国严格执行普遍的每星期工作六天。为了照顾有法律上最接近的亲属住在外地的人们，额外规定给予十四天的有薪探亲假。旅程不包括在十四天假期之内，旅费由所属单位给付。 　　中国规定女性五十五岁、男性六十岁，是他们退休的年龄——即可以不工作但并不是必须离开职位。所以规定较低的退休年龄限度，我想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工作方式一般地需要花去很大体力的缘故。参加工业劳动的工人，在退休后可以领取原工资百分之七十的年金。在我参观过的一个农业公社里，年老失去劳力的社员，生活是由他的孩子们供养的；要是没有子女，那末由公社负起养老责任：让他住在原来的家里，由另外的社员们轮流供应他吃饭。在中国，老人们是获得尊敬的，上述的养老办法，是合乎人道的，同时也是行得通的。公社不但使老有所养，还在老人们去世时，给他们安排合适的丧葬。传统的大家庭，今天在中国已经在消逝，而改由较小的家庭建成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 　　我在访问一家医院时，注意到前来照顾他的，既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儿。 　　推广较新的技术 　　在上海工业展览馆展出的各种十分现代化的工业设备，显出中国已经把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工农业方面。但在人们询问中国有什么东西可供出口时，中国提出的货物单，把丝绸、猪鬃、手工艺品和一些矿产品放在最前面。 　　看来，中国正把她的重点放在用进步的管理方法，并逐步推广较新的但经过试验的生产技术，来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效率。这些生产技术包括更广泛地在农业上施用化学肥料、电动抽水机和拖拉机，包括在铁路交通上用内燃机车代替蒸汽火车头。中国在以前是以经常发生饥荒著称于世的，但近年来已经不再发生了。这当然要归功于在农业上施用进步的生产方法，但更其重要的应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有了全面的合理的计划这一点。中国专家说：“我们估计到在五年中，要有两个丰收年，两个歉收年，一个失收年；这是我们预期到的，也是我们准备应付的。”换句话说，中国农业设计专家筹划的是积存充分的储备粮，来维持粮食的供应。中国古代皇帝也有类似的计划，但是它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而现在则是保证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稳定的粮食供应。 　　让人民能过好日子 　　国家不论贫富，它的政府总是说要让人民能过好日子。这一点，中国政府看来做得很成功。它不但向人民作了这样的保证，而且正在实践这项保证。中国政府已能使它的数以亿计的人民，在一个基本上平均的社会制度里，获得基本需要方面的满足。 　　今日世界的许多国家，包括先进的和正在发展中的，可以拿出它们具有较高的全国人民平均收入率和生产增长率而引以自豪。实际上，这些数字里面几乎全部都隐藏着国内长期存在着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其中在多数国家内，穷人占绝大多数；另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穷人看起来仅占少数，实际上则是一大群。如果不是按照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的数字，而是按照占人口中百分之五或十的最穷的一群人的每年平均收入来排列名次，中国无疑地可以排在距离最高点不远的位置上面。 　　至少就目前而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项杰出成就表现在已经有效地维持住这样的一种社会和经济秩序，即在这个国度里，人民每年的平均收入虽然还很低，但是赤贫的人实际上已经绝了迹。而且，即使人民的劳动报酬在物质上看来还不高，有劳动力的中国人，不论男女，却都能够全部就业参加生产。还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上面，表现出勤劳和愉快的精神。 　　中国的计划留有余地 　　计划要留有余地。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就是这样地做的。他们能够把答应做到的事情付诸实现，其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他们与多数的政客们不同，他们作出的许愿，不超过他们能够实际上做到的程度。 　　这样地达到的平衡，自然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在一个集体事业中，尽管参加者在事实上可以看到预期中的成果已经出现时还会有人自由行动的。针对这一现象，需要进行不间断的宣传运动，告诉人们要替公众多做好事，鼓动人们对工作的热忱。中国经济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得成功，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们自己不断地鼓足干劲，以求作出的诺言能够兑现。 　　维持物价稳定的问题 　　北京的经济专家们对于已经达到的平衡的敏感性质，是有充分的认识的。当我们提出中国的多数物价——除了若干季节性波动之外，为什么能够年复一年地维持稳定的问题时，他们承认严格执行的精神是一个防震器，它能使物价系统失去本身包含着的波动力，并且需要采取措施以减少物价由于供求关系而发生的矛盾；他们认为如果任由物价无规律地上下波动，是会使得消费者感到惊扰而莫知适从的。 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后，她的经济计划制订者相信中国已经具有满足全体人民在物质上的基本需要的能力；他们目前所作的许诺，不超过上述的范围。中国经济计划制订者的期望，已经合理而良好地实现了。由于有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的竭诚努力，在生产上互相配合，导致经济计划的实现，把允许的诺言变成了事实。“‘我为此行而高兴” 在我快要离开中国的前夕，我曾经步出自己在上海所住的旅馆，作一次散步。时间是在晚上，马路上已少行人，当我转人行人道的时候，看到路面上有一个废纸团。如果是在英国的剑桥或美国的纽约的话，我是不会注意到这团东西的。可是由于中国的街道清洁到如同网球场一样，我看到这团纸了，也让它留在原处了。但有一个人在路边树影下出现，正好同我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来，当他看到这个纸团时，他把它拣起来，把它放在白天里由做街道清洁的人扫集在一起的干叶堆里。这个人在维护环境清洁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其动机是为了集体的利益。他显然是有意地要这样做的，因为其他的中国人也在这样地做，因为中国的街道是没有瑕疵的清洁。 我的心顿时舒畅起来了，是替中国高兴，也为我此行而高兴。 松涛：从小事看中国大陆 松涛（香港留美物理学教授） 我于一九七三年七月初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至八月底离开。在国内逗留约两个月。曾经访问过大都市，也曾去过小地方；做过有接待人员陪同参观的“贵宾”，也曾与国内一般人民一样地住在自己家中，天天与邻居及朋友、同学聊天，到处闲逛。虽属走马看花，到底是亲身经历。所以把个人对国内的一般情形观察所得的印象写出来，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对中国的了解。 我所谈的都是我看到的小事，我希望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和政策的精神。当然，一个旅行者所能看到的事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因此虽然我十分忠实地写下我的所见所闻，但是对这些见闻的想法可能并不都正确，那只是我自己的推断力问题，无伤于我看到的事实。 一、地狱或天堂 许多年来，我所接触到的一般报章杂志总在强调国内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别人去解救。虽然近两年来已有亲身经历的报道，在海外流浪多年的人总难免心有所疑，我自己也是如此。在我两个月的国内旅程中，到过许多城市，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们。我觉得国内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只是另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类社会，人们有足够的衣食，大街上熙熙攘攘。如果一定要问与从前的旧社会或者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则最显著的就是既看不到纸醉金迷的销金窝，也看不到流离失所的流浪汉。人民在非常安定的环境中埋头工作，努力建设国家。 过去许多报道都说共产党当政以后，国内人民富的变穷了，穷的更穷了。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富与穷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从前所谓的穷是能不能活命的问题，即使没有被饿死也有被冻死的可能，现在很难使我想象还会有人被冻死或饿死了，因为我从未看到过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的人；至于说富人变穷了，我是相信的，因为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之一就是要铲除不劳而获的观念，使全国人民能平均分享全国财富。也许有人会以为这不过只是高调而已，多半是做不到的，事实上我相信任何到过国内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情形的确是如此。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从事何等工作，基本上生活水平是一致的。自然，中国这么大，要说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相同是绝不可能的。譬如说江南鱼米之乡，生活总要比西北或西南贫瘠地区舒服些，这在国内叫做地区差别。一定要消除这些地区差别，恐怕还得一段时间，除了全国性的交通运输问题外，还得有现代化的冷冻设备。不过比起维持八亿人口的温饱，这只不过是枝节问题，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然会逐步解决，不必要付很大代价去强求的。 二、社会与人情 在国外常常听说台湾、香港或海外华侨社会的人情味如何浓厚，言下之意外国人社会便缺乏人情味了。其实，打开窗子说亮话，人情味是否越浓厚越好也很难说。有道是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能够亲身领略到人情味浓厚的若不是“富贵中人”也一定是“有办法”的人，从未听说有达官贵人天天请穷途潦倒的人吃饭。倒不如外国人，除极少数外，一般人都是把个人困难隐藏起来，见人笑脸相迎，大家相处都淡如水，既没有所谓“浓厚”的人情味，自然也较少有世态炎凉之叹了。 国内的情形怎么样呢？没有回去过的人也许会以为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哪儿还有人情味可言。最近被招待回去参观过的人自然会觉得人情味极浓，我说说我个人经历。我是以私人身份申请回国探亲的，除了父母亲与弟妹外，在申请时我并未提到任何其他亲戚要看望。另一方面许多人都以为回国访问者一入国门便会有人陪着，无法自由活动。我在申请时既未说到我的职位，也没有提研究专业，一到广州，便大致由我个人行动。 先说入境检查，这是我二十六年来首次与国内官方人员接触。在罗湖下车，有人领着过了小木桥进入深圳国境，解放军同志看一看护照便通过了。到了海关被领进休息室，一杯清茶招待等候检查行李。几分钟后便有人来领我进入一小房间，全部行李都在，两位海关人员与我寒暄几句以后便开始工作。他们工作很仔细，差不多每件物品都看了一下，但他们的态度却是非常和善，和我问答时就象闲话家常。 从广州开始，我便是自己行动。火车售票员的态度并不可亲，但也不算不好。从株洲到杭州，车中与我同房的是解放军高级干部，他为人豪爽，和我很谈得来，我请他抽一支美国烟，他欣然接受，并以湖南特产的一种高级茶叶为我泡了一杯茶以为报。他告诉我在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中他当新四军的一个营长，我问他当初怎么打的，那么快就席卷全国。他微笑着说，在长江以北是打的，渡过长江以后就不打了，差不多半个中国都是靠两条腿跑来的。我问什么意思，他说国民党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跑，就这样从南京、上海一直跑到广州。言毕我们相对大笑。这一路火车上与他同住一晚不仅是一种享受，也很象是新生训练，他给我简略地介绍了解放后的社会，也使我熟悉了一些国内常用的字汇。 我问他政府对人民结婚与生育是否有所限制？他说有的，不过是完全站在防止人口过度膨胀的立场。规定是男女年龄之和满五十才可结婚。 生儿育女以两个小孩为准。组织上要运用各种方式劝导，国家并免费供应避孕丸。我不知道这些办法的执行情形如何，但很容易想象其困难的程度，因为中国农村人民的传统思想是多福多寿多子孙，再说若生了两个女儿总想有个儿子，或者生了两个儿子的总想有个女儿，所以配合国家政策而劝导人民节育的确是极端困难的思想工作。但是成果如何呢？据我所知中国目前每年人口增加率已在百分之二以下，这其中还包括了近年来人口死亡率的大幅降低。我想若没有物资供应的限制，显然是不容易成功的。 三、表面与实际 初入国境，第一站便是广州。我在广州独自逛了几条街，也坐了一段三轮车。广州市街给我的印象是清洁但陈旧，路面很好但建筑物看来象是几十年未经粉刷，霓虹灯彩可说是找不到了。街上行人面色红润但是衣着却很随便，可以说不论男女全部是白色衬衫深色长裤，而且几乎看不到有人穿的衣服是经过熨烫的。曾经有人根据国内都市的市面与人民的衣着判断国内人民生活单调而贫苦，经过了两个月的旅行以后，我觉得这种判断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不免失之肤浅。无可讳言，中国是比较穷的，但若是政府重视表面工作，只要把几个外国人来往较多的城市装饰一下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人民政府不这样做，因为表面工作对人民并无重大意义。我是第一次到广州，无法与从前比较，但是我曾经在许多地方读到过珠江上有许多水上人家，其生活环境恰如从前的上海苏州河或现在的香港仔。今日的珠江，宁静而清洁，政府开辟了几个新村供这些在河上生活的人们居住，并为他们安排工作。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类似的情形随处可见，任何对解放前的中国有点了解的人现在去看看，一定会同意中国政府至少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忽视表面工作而全力在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改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在我回到家乡后，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我的家乡是有四万人口的小县城，全城的面积扩大了许多。我的两个弟弟陪我在旧的城区几乎每一大街小巷走了一遍。许多小河被填成道路，使环境卫生条件改善了。从前全靠这些小河供水的，现在有了自来水了。想起从前从小河挑水来，还要在水缸中用明矾使其洁净，水缸底每天有几寸厚的污泥要倒掉。从前煮饭前要劈柴，或者烧干草，现在每家都烧煤球。要知道从前只有大都市或产煤地区才有煤球烧的。 医疗制度是另一较突出的例子，足以说明政府之重实际而不做表面工作。国内没有医药广告，没有医学博士，但是到处遍布医院与诊所，小县城中有几百张病床的大医院。从前生孩子时，穷人找邻居帮忙，高一等的可以请接生婆，再高一等的请现代化的助产士，最有钱的人才进医院。今日生孩子，都要在医院中住几天。我的一位邻居生孩子，我特地到医院中探望她，既没有人陪我去，也没有事先通知医院。那是一所有九十张病床的小医院，每一房间三、四张床不等。设备当然不算好，但重要的是其普遍性。小医院只能应付日常需要，若有特殊病症，无法应付，便转送大城市中的大医院。我在杭州华侨饭店遇到一位女同志，饭后闲聊，才知道她是一位医生，苏州人，二十年前，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便去新疆乌鲁木齐服务，这次到杭州就是护送一位病人来治疗的。 四、做与说 我们常常说有些人是只做不说的，有些是边说边做的，也有些是只说不做的。在回国以前，我从多种不同的传播媒介中看到过或听到过一些特殊建设，如大寨的农田开辟，红旗渠的修筑，大庆油田的开发，黄河淮河的治理及长江大桥的修建等；但是对于小地方的实际建设情形究竟如何毫无所知。这次在国内的旅行使我看到二十五年来国内确实是脚踏实地的在埋头建设。而尤其重要的是其普遍性。火车从广东过金鸡岭进入湖南，以后，我不时看到高架水泥钢筋建筑，既不是桥梁也不是高速公路。几经观察才知道是灌溉用的引水渠道。这种渠道可以说是高架河流，可见其规模之大。回想当年刚到美国加州看到农田果园中大规模由地下水管向上喷水灌溉，曾经大大地慨叹中国农民之辛劳，以为只有美国的工业基础才会有这种节省人力的设施。但是我却从未想到会在中国看到另一型式的大规模灌溉工程。当然这些建设都是万千人民劳动的成果，但是中外古今又有什么是不劳而获的？若是美国的先民也象现代美国人一样只愿意按一下电钮，怎会有今日的美国？ 一直到我回到家乡，沿途竟从未看到从前常见的木制水车人工踩水灌溉，我二弟在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做事，当我问起水车的事，他只是笑笑说现在我们用电泵抽水了。他虽然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使我吃惊的程度却不下于在湖南看到的架空天河，因为农村到处用电泵抽水表示电力供应面之广，我很自然地就问电力哪儿来的，原来国内除了有名的大型水坝外，小型水坝不计其数，到处都是小型发电厂，穷乡僻壤也不例外。就我记忆所及，几处有小瀑布的风景区都变成了小水坝，也许这是工业化的代价吧！ 我提到这些普遍性的建设，只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海外知道这种情形的人不多，而人民政府也没有把这些工作加以宣传，我想共产党政府虽然不算是只做不说的一类，至少他们做的远比说的要多。 五、政治与教育 大约二十年前，在台湾到处可以看到墙上贴着“公共场所不谈国事”。当时据说理由是保密防谍。时至今日，政治是开明了许多，这种标语在台湾是再也找不到了，但是流风所及，一般人民多多少少仍然避免讨论国家大事，为的是避免找麻烦。在我未回到国内以前，我以为这种情形在国内一定更为严重，岂料事实正好相反，国内人民不论男女老幼，也不必问他是做什么的，每个人都关心国事。 我与许多人谈到外交问题，中苏边界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国内生产建设，医疗制度，人口政策等问题，就没有遇到一位不愿或不能交谈的人。对我而言这是崭新的经验，想想从前除了所谓知识分子外，有几个关心国事的老百姓？说得不客气一点，就连在战场上打仗的兵士都闹不清究竟是为什么要打仗的。曾几何时，居然进步到不仅每个人都知道国家的政策而且每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语言表达他对问题的看法。听起来这现象好象是奇迹，说穿了其实只是教育的结果。这里所谓的教育不是狭义的学校教育。在国内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国家的政策与政令就是经由这些单位传达到每一人民。在国内一个常常听到的名词就是学习，这种学习是一种全面性的教育方式，它不仅使国家政令彻底下达，也使基层意见向上传递。 另一方面，这种全民教育的存在并不表示学校教育的不受重视。正好相反，国内普及教育相当于台湾的义务教育到初中毕业。全国学童入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学校的设立就变得十分普遍。我的故乡从前全县只有城区有一所中学，现在每一公社有一中学，可见其发展，而中国政府却从来也不曾为推行普及教育对外大事宣传。 说起公社，我想海外多数人都不清楚究竟什么叫人民公社。我到广州的第一天，就在与人闲聊时听到一个笑话：一位美国访客被领去参观人民公社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公社没有围墙，象我们从未到过国内的人觉得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可笑，但是国内的人便忍不住要笑了。原来人民公社只是一个行政单位，相当于从前的乡公所；公社下面有大队，相当于从前的保；大队下面还有生产队，便是从前的甲。所以每一乡都有一所中学。 六、国民收入与物资供应 任何在解放前的中国住过的人都记得抗战胜利以后通货膨胀的可怕情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到上海时以十七万元法币买了一本四用辞典，第二天到杭州吃一碗面要付二十万。这还是在金元券发行以前，至于金元券出现以后乃至后来的银元券，贬值之快已非现在所能想象。 今日国内物价之平稳，也不是不曾亲身经历的人所能想象的。据说基本上二十五年来物价从未改变，反之，工资却因为国家生产力增强而经过几次小幅调整。一般说来，国民收入足够维持生活。我见到许多幼年同学，他们从初小毕业到大学毕业都有，也有在大学教书的，经济情形最差的一位是专科毕业的同学，他的妻子半身不遂，卧病经年，但有两个孩子。以他一人的收入来支付四口之家包括一位病人，自然吃力，但也没有冻馁之虞。其他亲戚朋友每家至少都有两人工作，所以都有银行存款。一般说来国内人民的家庭经济情况完全由劳动力的多寡来决定，如果夫妇两人工作，生活已可有余，若有成年子女工作，则情形更好。我所认得的所有亲戚朋友，家家都有积蓄。现在的问题是存了钱做什么？在乡下，许多人在设法盖房子，在都市则大家都想买较贵重的东西，如手表、自行车、照相机等，这牵涉到物资供应的问题了。 国内一切物资几乎都由国家统筹分配，自由市场到处都有，但规模极小，可以不计。如所周知，国内棉织品与粮食是配给的，必须要有配给券才能买。我在北京友谊商店买了两双布鞋还问老同学要了几尺布票。但是丝织品、毛织品及其他人造纤维产品便可以随便买。只是供应量仍然有限。我在杭州花了十元人民币买了条的确凉（一种人造纤维品，穿起来其实很热）的裤子，在家乡花了二十四元人民币做了一件丝棉袄，料子与手工都属上乘。 我在华侨饭店或其他旅馆吃饭，自然不需要粮票，但我喜欢自己与朋友亲戚上馆子吃，所以就要了些粮票带着，上饭馆叫了菜以后还得告诉服务员要几两饭，原来一碗饭要二两粮票。 至于其他工业品如手表或自行车，就不是随时可以买到的了。其原因实在非常简单，供不应求而已。一方面国家的政策是自力更生，与民生没有直接关系的物品尽量少从国外进口，即使在国内生产的手表，质与量都在迅速提高，还是无法普遍供应。另一方面人人都希望有个手表而许多人都有钱等着买，所以一批手表分配到一个单位，随时就会被抢光。手表如此，其他工业品的情形也大同小异。说到非工业产品的供应，如蔬菜鱼肉等，据我的观察，虽然也不算富裕，却已足够维持全国人民的生活所需。对旧中国缺乏普遍了解的人，也许不容易明白这有什么了不起。不说从前全国有多少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单看今日中国人口超过七亿，而耕地面积增加得很有限，所以除了尽量利用科学方法增进单位面积产量外，还得有现代化的贮藏及运输设备。举个小例子，我的家乡每到夏季盛产海味，鱼虾满街，价格极廉，因为当天若卖不出去便成废物。至于渔民们靠这一短期的微薄收入如何能维持一年生计便没有人去管了。另一方面短短数天的渔获量供过于求，事实上造成不可避免的浪费。现在由国家统筹分配运销，渔民的收入有保障了，浪费物资的现象绝对杜绝了，更重要的是本来不产鱼的地方也可以有机会吃到鱼了。由于产品由国家分配供应全国，产地的供应量当然已不如从前充分，但是谁能说这是不合理的现象呢？其他如甚至木材、煤炭等的生产与供应，情形莫不与此类似。 一般说来，今日国内市场的物资供应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从前大致是集中生产地和几个大都市，而且还向国外大量进口日用品。现在则全国各地差距不大，象北京和上海可以看得出来比较容易买到东西，但仍然不象从前的上海，洋货充斥比起小地方的物资供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若有人在国内任何地方看到市场上物资不象从前充分，应该先想一想全国人口的分布及其所需再下结论。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四年十月号 台湾黄鹄：中国大陆一月游（1973年） 作者:美籍中国台湾省妇女黄鹄 我是一个美籍中国台湾省妇女，一向在美国默默无闻地操持家务和教养子女。阔别了我的故乡台湾省十多年，终于有了余力，可以带孩子回家探望。去年六月初回到台湾，发现久别了的故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北的确是“繁华”了：舞场、咖啡厅、纯吃茶、歌厅等，真是五花八门，年轻人的生活很萎靡。所谓“繁荣”，表面上确是存在，但仿佛充满了南宋末年的无望气氛。台湾，自号为保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圣宫”，其实只是欧美文化的一个裙角。我带孩子在婆家与娘家轮流住了两个月，颇有“物非人是”的感觉。亲情虽然温暖，但是这个社会却很陌生，贫富悬殊，官吏贪污，农村破产，工、渔、矿民的生活贫寒，这一切都令我失望。虽然物质享受方面，上层社会尽量仿效美国。这个社会的结构和文化仿佛是建立在沙堆上面。 八月初，告别台湾，经过香港时，临时起念，遂到香港中国旅行社询问申请进入中国大陆一游的可能性。我想，我虽然不是大陆人氏，但自小爱读游记文学，又酷爱山水旅游，要是可能，为什么不去观赏一下久已向往的西湖与北京，实地观察一下中国大陆人民的生活实况？我在中国旅行社填了简单的申请表，办了手续。那儿的办事员朴实，友善，热心而诚恳。五天之后（八月六日），我带着六岁的宁儿和四岁的馨儿，搭上了开往罗湖的火车。 解放军相待如兄弟姐妹 过了桥就是深圳。我行李轻简，海关的检查人员只是大略地翻了一下，他们对我的来自台湾，仿佛视若平常，没有特别的表示。倒是我，脑子里装满了台湾报纸的恐怖宣传，自己感到紧张。但是，那些年轻纯朴的解放军人员，逗着孩子玩，看他们画画，听他们唱歌，却好象是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由深圳登上赴广州的火车，一路上心潮起伏，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样子，那里的人对我这类“不中不西”台湾省人，将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当日（八月六日）下午到了广州，由华侨旅行社的接待人员接到华侨大厦。我的房间有两张床，厕所浴室的卫生设备，以及电话电扇等应有尽有，虽不豪华，但很实用而舒适。服务人员告诉我，如果我想调换更便宜的，次日可以更调。我在广州毫无特别事情，所以我只希望尽快北上杭州。在广州，华侨旅行社有接待的人员为我们解决问题。一位年轻的男子，态度友好，纯朴善良，一点也没有台湾一般青年的浮扬气息。他帮我购妥了八月八日清晨赴杭州的火车软席卧票。 烈士英魂有知当含笑 第二天（八月七日）清晨，给孩子洗澡，早餐后，我就带他们去等候机动三轮车，向广州动物园出发。机动三轮车的速度很快，但是马达声太大，谈起话来很不方便，我尽量逗着司机聊天，发现他非常友善亲切。二十多分钟就到了动物园。游客可真不少，动物园收拾得非常整洁，园的面积很大，动物种类多，风景秀丽，有湖，有亭。我和孩子在美国是动物园的常客，觉得这个动物园无论在动物内容上，还是在风景、布置和维护上，都远胜这美国华盛顿市的国家动物园。园中茶室不多，游客人多，为了喝红豆冰水及冻奶必须排队，我跟孩子也在中间挤了一阵。玩到中午，我们搭两站公共汽车，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脑中忽然忆起林觉民烈士给妻子的绝笔函，我想这些革命烈士英魂若是有知，一定为今天的中国而骄傲，当能含笑九泉之下。 据说黄花岗当秋天时一片黄花，此际却是一片苍绿。骄阳酷热，我们遂去等候公共汽车，发现车子太挤，常会过站不停。陆陆续续地候车的人加多了，很自然地开始闲聊。广州居民虽然自己彼此交谈时仍然用方言，但是却也能说令人解意的普通话，年轻人的普通话更是流利和标准。进食堂与老农民共话汽车来了，众女孩帮着我把孩子挤上车。一位可爱的女孩子指点着我该下车的地方，并且自己下车陪我走了一段路。回到旅馆，给孩子们洗浴后去吃一顿丰富的午餐，大家睡了个长长的午觉。四时多我们起身，准备带孩子到文化公园去玩玩。手拿地图，沿珠江而行，沿岸均是三三五五纳凉的人群，虽然看不见勾肩搭背的男女，但仍然可以依稀辨出情侣、夫妇、朋友或家人。纳凉者人手一扇，悠闲愉快，绝非我在美国所能每日享受得到的。我心中暗暗奇怪：这些人为什么没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大陆上的人们每天要无休无止地工作，不工作的时候就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如今眼见他们这样悠闲和愉快，真令我觉得惊奇。沿途上冰棒的供应很普遍，两个孩子不断地享用着。我则慢慢地走着，跟路人交换着眼光，他们盯着我们看，看我们的奇装异服，但他们的眼神是友善而好奇的。我也仔细地观察他们，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们比我更快乐，更健康。 肚子饿了，我想我一定不要到什么专门供应华侨和外宾的饭馆，我要试试一般老百姓去的餐馆。找到一条街，有五、六家餐馆，都是营业兴旺。附近一家电影院正好散场，人潮正向外涌。奇怪，看电影和在外面餐馆吃饭的人怎么这么多？终于走进一家大食堂，在一个大圆桌子上找到三个空位。同桌的一位老农民，敞着衣襟，盘着腿，扇着大扇子，把自己刚拿来的菜推到我面前说：“你饿了，就先吃吧！”我很感激，却不好意思接受。推让间，女服务员笑嘻嘻地来了说：“我们这是招待工农兵的饭馆，你实在应该到招待外宾和华侨的餐馆，那儿要漂亮舒服得多，也不会这么挤的。”我说：“不成啊！我们饿得很，也不知道哪些餐馆在哪里。”女服务员说：“那么你就坐着照顾小孩子，我去帮你把饭菜先拿来。”我谢了她的好意。没一会，我们也大嚼起来，菜里面有足够的肉，油水也比较多。这是劳动人民的食粮，当然不是精肴，但是质与量都很充分。虽然不很合我的胃口，但是我的情绪很高，跟同座的人聊天很是有趣。以出身小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他们，他们也许稍嫌“粗鲁”了一些，但是他们的朴实、坦率，却是充满了乡土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老农民的普通话不标准，是乡间某公社来城区采购东西的。他充满了自信，也很有幽默感。 带领孩子踏月而归 文化公园里到处都是人群，都是携家带小的广州市民。我们参观了水产展览，又去观赏当晚的儿童文艺表演。露天看台已经座无虚席，小孩子的歌舞真是迷人，我的两个孩子痴痴地看。我最感兴趣的却是观看别的游客。来来往往的人群，穿得虽不讲究，却很整齐，脸上露出自然的喜悦，享受着晚上一家团聚的欢乐。孩子们嚷着，笑着，这真是快快乐乐的平静生活。我想找一点台湾报纸所传的“恐怖”的感觉，却不知道从何处觅求。九时多，带着孩子踏月步行而归。 亲情感人 次日晨（八月八日），我们由华侨旅行社的人员送上火车，仍是那位穿布衣布鞋的年轻人，他一直把我们送上车厢，把行李摆好，闲谈了几句才告别而去。我喜欢他的朴实、认真和诚恳。象他那样的人，就是台湾蒋家小朝廷所称的“匪干”了。我倒真希望自己，我的孩子将来都能成为象他一样值得敬爱的“匪干”。他答应我们当我们再经过广州时，仍然来接待我们，并希望我跟孩子们能在中国大陆——我原来的祖国尽情地“玩”个痛快。 我们坐的是软席卧铺，同车厢的人不少，但侥幸的是孩子跟我独占了一间卧铺车厢，有四个床位，虽然我只买了两张卧铺票。半夜孩子睡熟时，我就老实不客气地爬上了高铺，多占了一个床位。我们这节车有两位服务员。一位是年过五十的湖南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另一位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我一有机会便找他们聊天，一路上学习认识高粱、玉米、麻等作物。他们都曾下乡劳动过，很自豪地显示出他们丰富的农业知识。那位年轻小伙子对我的无知和健忘，常常要轻哼几声，我也受之不忤。的确比起他们来，我在中学所读的博物、地理、生物等全是死而无用的东西。我分不清稻苗禾棘，我辨不出驴骡，也从未参加过农村的生产劳动。在认识上我比不上他们；在对国家的贡献上，我更是比不上他们。 锦绣河山 从广州到杭州，约二十多小时的火车路程，大多数的时间，我都是在倚窗远望或跟人聊天中度过。多少次孩子们跑到别人房间去玩，我一个人眺望火车驶过开阔的平原，止不住泪水直流。这是中国大陆的河山，我这个寄居异国的人，那年那月才能真的回到原来的祖国，为她尽一份棉薄的力量？在美国，我们有免费赠送的台湾《中央日报》。这家报纸经常说中国大陆灾荒饥馑。我一路上所看到的稻田是一片丰收的景象，人力可以胜天。中国大陆的山川面貌改变了不少，荒山变良田，河患治而水利兴，中国人民已不怕天灾，又怎会再受饥馑的威胁？我每过一站，都跑下去买点东西。没有看到半个挨饿乞讨的人。为什么台湾那一小撮人，一定要为自己的私欲而歪曲中国大陆的进步的事实？为什么要用欺骗、蒙蔽的愚民手段来制造我们居住外国的人与中国大陆人民隔阂？ 湖滨漫步 八月九日下午三时多抵杭州，住进滨湖路上的华侨饭店。房间宽敞，地板亮洁，又有阳台，冷热水二十四小时供应。我把东西安顿好，给孩子洗澡换衣，然后到楼下餐厅吃饭，饭菜的味道很好。饱餐以后，购得了市区游览图，我便带孩子沿湖漫步。湖边纳凉的人真是密密麻麻的，也有许多地方有人入水游泳。我们一路上不断地啃冰棍，有时也会被人包围着。有人骑车驰过时，甚至亲切地喊出：“喂！两个小华侨！”我也常常回喊道：“喂！小心点，别掉下车来！”我们在路上买了不少苹果、桃子和海棠果回旅馆。 心神交流 第二天（八月十日）清晨，吃过早饭，带孩子雇了一条小船去游湖。在船上操作的是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在别的机关工作，两人收入在百元以上，两个孩子都入学读书，婆婆在家管理，他们每月都可以储蓄一些钱。她已有了十年以上在西湖划船的经验。我向她讨教应该如何游览西湖的名胜，她不厌其详地告诉我。我跟孩子上岸游玩时，她就坐在船上织毛线。当我们泛舟湖中时，孩子们扒着玩水，我则真有“身在舟中便是仙”的感觉。多美啊，在湖上荡漾了两小时，我当时的确有满足至极的感觉。唯有在这美丽山河的怀抱里，在富于亲情的人群中，才有这种心神交流的快乐感觉。 巧遇画家 划船的那位妇女送我们到了中山公园，指点了我赴“楼外楼”吃饭的方向。这个饭馆虽然有名，但是仍然很朴实。方桌，圆凳，客人拥挤，几乎座无虚席。食客仍然是以国内人士占绝大多数。饱食一顿，剩下了不少，楼外楼的菜量很大，以后我跟孩子们吃饭，只要一菜一汤就已经太够了。 饭后，我们游中山公园。走到西冷桥，转到岳坟附近的一个小亭，亭中很多人闲坐。旁边有一个年轻男子，他穿着短裤，旁边放着一部脚踏车，正专心一意画水彩画。两个孩子立刻走到他旁边。我自己感到累，在餐馆跟人聊天太多，挑了个无人的长椅坐下来休息，并盘算着应该游到何处去：灵隐寺？玉泉？还是漫步“苏堤”？凉风拂面，几乎进入梦乡。猛然惊醒，发现孩子还在画家身侧，我怕他们扰乱了画家，喊了几声，“威令”不达，只好亲去管教。 孩子们嚷着要画画。画家拿出了纸，让出了画架和颜料，我力阻无效之下，只好痛苦地看着孩子把画家的水彩弄得一塌糊涂。我们站着闲聊，我告诉他我来自台湾，也告诉他台北生活的情况，我也发现他对台湾的地理并不陌生，不象在台湾的青年人仍然是读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地理。 我觉得天色渐晚，不如带孩子们走平湖秋月，沿白堤步行回旅馆，跟画家道再见，转身而去。 为什么忽然泪水盈眶？ 八月十二日清晨，在旅馆门口与画家夫妇会合，我跟画家夫妇搭公共汽车去游虎跑、石屋洞和六和塔。一路上，我们象多年老友似地谈大家的过去和感受。多少年来，我没能如此轻易地、坦诚地结交新朋友。有的朋友相处几十年，仍然有近在咫尺，如隔天涯之感。但这对夫妇，却立刻令我倾心相交，好象找到了一对兄姐一样。我们谈他们的大学生活，谈他们毕业后工作的情形，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他们工作，总是先问这个工作是否为人民服务，是否对国家有益；我则先问这份工作可以有多少个人的收入。他们毕业时，争取的是到边疆和艰苦的地区去工作，争取为国家为人民贡献的更大机会。我记得我们将要离开大学的最后一年，终日栖栖惶惶，充满了矛盾和忧虑，不敢恋爱，怕影响了“到美国留学和学习”的计划；我们每天研究留学考试，沿门奔走于教授的府上，请他们在自己写好的推荐信上签字。我们探听美国领事馆英语考试的情况，为申请进入美国大学，为办赴美手续而整日忧心忡忡，同学间的讨论与话题很少能脱离这个范围。到了美国，开始时为求学位，为谋生活立足点而尝尽辛酸，失尽个人尊严。以后站稳了，又变成了房子与生活的奴隶。不错，物质生活上，我们有许多现代工业的文明享受，但是精神上很多人是紧张的，徬徨的，更有不少人是完全堕落的。以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相比较，几乎没有一个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在生活上能比得上这对夫妇的充实、快乐和健康。在六和塔的最高层，我远眺钱塘大桥，看那一群群游水划艇的人，江河浩渺，聆听两位年龄相近的年轻人谈话，忽然泪水盈眶，我转过头，极力地压抑着。奇怪，十几年来未曾在美国轻掉一滴泪水的我，为什么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以后，竟然变得如此多感？我原以为十几年在美国的奋斗，我的心肠已磨得有如铁石一般。记得这次到台湾省探亲，来与去，均未曾流下半滴泪。但面对这原不熟悉的中国大陆山河，初次相识的充满亲情的人，竟然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直到现在，我仍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心里常常响起“归去吧”的强烈呼声。他乡虽好，终非吾土，若是有一天我也能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而尽一份棉薄，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流一点血汗，那么我这一生才不算是完全浪费。 两种医疗情况的比较 八月十三日一早，我们坐火车赴上海。离开杭州时，我没有通知华侨服务社替我拍电报通知上海，所以到了上海站，我确是有顾了孩子顾不了行李的狼狈，幸而火车上的服务员帮忙，才在火车再度开动之前下了车。惶惑时，迎接其他华侨的旅行社接待人员发现了我，便也顺便把我一起接走，送到华侨饭店。安顿好之后，我立即到民航局购妥了八月十五号晚上直飞北京的机票。然后带孩子去人民医院看病。小儿子的腿上长了许多过敏的红斑。医院的外表当然比不上美式医院的豪华，但是服务的态度和医疗的知识却是世界第一流。孩子看了医生，拿了内服、外用两种药，一共只花了人民币二角。在美国，只要踏进医师的诊所，只说一句话，最少也得付上十元美金。通常，孩子们发小烧、感冒或轻度的皮肤过敏，一般的中等家庭通常都是不看医生的。为了小病去看医生，那是有钱人的奢侈享受。 在上海两天，我们逛街，逛百货公司，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馆、少年宫等，又去看长沙马王堆女尸解剖的纪录片。华侨旅行社的接待人员很亲切地接待我们，他们谈吐真诚坦率，服务态度是劳而不怨，他们的见闻相当渊博，国外的大事了解很多，一点儿也不闭塞。 八月十五日夜里飞抵北京，当晚住入华侨大厦。身在这世界闻名的北京，我兴奋紧张之余，不免感到惶惑。徬徨中，发现旅馆里有华侨服务社主办的团体游览活动，可以报名参加，导游四日，每天供应三餐，可去参观长城、十三陵、出土文物、故宫、颐和园，以及工厂、公社和托儿所等，我立刻报名参加，随着这个临时凑成的旅游团玩了四天，来自各地的华侨由陌生而逐渐熟悉。游完中国大陆回去后四天快乐的观光很快结束了，北京的历史文物与风景，当然无需我这支笨拙的笔来介绍。我的游记只是我个人一些琐碎的经验和感慨。我在北京一共住了十二天，除了团体参观的四天以外，其余的时间我带孩子去游各个公园、动物园、天坛，闲逛大街小巷，看看古玩铺子，参观普通商店等。其间有两天，获得机会去参观闻名全国的沙石峪和穷棒子的建明公社。 九月一日回到了美国，继续收读每天来自台湾的《中央日报》，觉得这份报纸应该改名为“自欺欺人报”或是“痴人说梦报”，任何人只要亲身去过一次中国大陆，那么就会对《中央日报》的宣传和其所代表的政权产生终身的免疫性。在这里，我愿意奉劝台湾的当权人：“现在该是梦醒、恢复清明”的时刻了。香港《新晚报》1974年3月8日 英国医生洪若诗：我在新中国的十五年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一月七日刊登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港大医学会等单位演讲会上作的题为《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的演讲，摘要如下： 首先请原谅我不能用你们的语言讲话，因为我不大懂普通话（以上他是用普通话讲的，因而引起全场笑声）。今次我经港访华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希望到北京去探望我很久不见的同志们，其次，正如大会的主席先生说的那样，去了解一下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情况。 很久以前我到过这里，当我刚开始行医时，我在假期中曾在船上工作。这艘船来中国时，第一个停泊的港口就是香港。正是在香港，我开始认识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中国产生了感情。回顾我在一九三六年最初接触的中国（我是在一九六九年离开中国的），与我明天将要回到的中国对比起来，差别是巨大的。一九三六年我见到的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那是一个很贴切的名称，因为那时中国到处都是穷困、疾病、腐败，特别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的军舰停泊在中国的内河中，外国军队在街上昂首阔步，城市被分成这个那个租界，到处是武装警察，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家园里竟完全没有权利。每天早晨，尸体随地可见，这些人都是晚上因饥寒交迫而死的，到处都是妓女、乞丐，贫富的强烈对比是我从未见过的。当我离开中国时，我很幼稚，我觉得中国很需要来一个革命。其实我不知道当时已经有很多中国人在这样想并且在积极进行革命了，而且已经有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就。这就是我在一九三六年所看到的中国。 明天我要回到的中国是一个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的国家，这些问题不但多世纪来困扰着中国，也困扰着世界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已经解决了人民食粮的问题，当然中国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我不想给人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富有的、没有问题和困难的国家这样一个印象，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很多困难，还是一个比较贫穷和发展中的国家，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粮食、没有人受饥饿的威胁，没有人光着身体没有衣服穿，没有人缺乏居住的地方，没有人失业，所有儿童都可以进学，消除文盲。但是一九三六年我见到的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没有机会入学而成了文盲。 旧中国的经济问题要比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问题更为严重。我以前有一个年老的中国教师，他一辈子是教外国人学中文的，当时我能讲的中文不多，因为他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关于旧中国的东西。他曾对我说，以前他的薪金是在星期五晚上发的，钱是用一个大袋装满交给他的，这并不表示他的薪酬很高，其实他是很穷的，只不过当时的纸币不值钱。他收到薪金后便马上跳上脚踏车，尽快把钱拿去买东西，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钱留到星期一，纸币的价值便会下跌百分之五到十。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是这样厉害。 中国现在完全没有涨风，它的经济是全世界最稳定的。我在新中国十五年之久，必需品的价格没有上涨一分钱。有些是有变动的，不过是下降了。如手表、脚踏车、收音机、暖水壶等，价钱比以前更便宜了，更普遍了。 中国是一个没有负债的国家，人民没有负债，他们不用象我们那样以分期付款的方法，永远付不完。中国国家也没有负债，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对世界任何国家负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说自己是没有外债内债的。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进，我说中国是比较穷的，但值得注意的，她是向富的方向发展。中国是越来越好，每天每个方面都是越来越好。 我不准备花更多时间谈中国的成就了，因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是中国伟大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其实这里没有什么秘诀。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每一方面的成就都是因为有了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而取得的，这就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我认为每个国家总有一天会达到，可能有些易些，有些难些。然而这不是最困难的一部分，最难的还是紧接着夺取政权以后，怎样把这个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正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一项谁也不能预料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的工作，是今年呢？明年呢？十年呢？还是五十年呢？根据我在中国十五年，特别是最后的三年，即文化大革命时的经验，我完全相信，中国一定能达到它的目的——建成共产主义。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自私将成为历史的社会，每一个人不只在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在思想上、理想上、社会上都得到解放的社会必然来临，尽管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路程。 我今天准备跟大家谈的，是一些有关医疗方面的问题。从医疗制度，可以反映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医疗服务影响到每一个人，从生到死，医疗服务不可缺少。看中国的医疗制度，我们可以了解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也是我首先要谈的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并不是由中国发明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并不是由政客、天才、帝王将相所创造的，而是由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既然如此，那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对群众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 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去分析群众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制订的政策，再让人民群众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有很多的成就。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面对着庞大严重的医疗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医生的缺乏，当时大约有三万个西医，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解放时，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会对他们不利，跑了去台湾、香港、旧金山、伦敦、纽约、澳洲等地，当然亦有一些留下来，包括一些有高级医术的医生，但他们都在大城市里，并且收费有时很贵，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嗜财如命，但中国人民是如此的穷，连饭钱也不够，所以根本付不起医药费，况且，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居住在农村里，那里除了个别教会医院外，根本没有医疗人员。当然有一些中医，但一方面人数不多，二来他们所收的医药费又不是穷人可以付得起的，于是，五亿人就生活在一个医疗的真空里。解放后，走群众路线，这问题很快就逐步解决了。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里人口占全国大部分，而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所采用的方法，是依靠广大农民。具体地来说，训练农民作为医生。我可以就这方面谈谈自己的经验，虽然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片面和不完整的，但也值得拿来谈一谈。我当时在一间北京的现代化的城市医院工作，那是一个医治外科和儿科的专科医院。有一天，医院号召组织一个流动医疗队到农村去服务，很快，报名的人已超过需求的人数，医疗队什么人都有。他们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工作了一整年。他们有一项任务，便是训练赤脚医生。在十一月的一天，那时的天气比香港寒冷得多。第一批三十二个青年男女社员从各生产大队涌来，我们将一间仅可防风的简陋的屋子作医学院，大家一同度过四个月。春天来了，他们再回到生产队从事耕作。……四个月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们给他们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这些跟我在英国教书时给低班学生的授课一样。那一批学生，从前只念过几本书，当我比较两批学生的学习进度时，我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农民竟然学得比医科学生快得多呢？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不相信从整个种族与种族来看有智力上的差距，或是单单由于中国人是比较勤奋。原因主要还是他们被选出来的方法，他们是由各人民公社根据他们的政治水平作主要准绳而选出来的，政治水平不是指他们是否能够背熟马列或毛主席的著作，或他们的头街或领有勋章的多少，而是他日常的行为表现，是为集体，为社会主义，为祖国，还是为私利？是勤奋、积极、有进取心，还是相反？政治水平高，又加上自愿报名，便由群众推举去接受赤脚医生训练。他们之希望训练成为赤脚医生，不是希望脱离耕作，不是为一份舒服的整洁的工作，而是为人民服务，是这样，才会被群众推举选拔出来。当然也要考虑其他的条件，例如学历，但这不是决定性的。那些年轻的医生被选出来，他们是承担一个重大的使命，他们有决心，诚恳，努力不懈的学习，进度快是很容易理解的；加上师生之间也没有隔膜，我们一起工作，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衣服，没有什么隔膜，学习也搞得更好。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把各种因素融汇贯通而加以分析，而不是把各种因素硬崩崩分割开来。在西方，有种种的阶层分界，在医疗，有医学预科、医科毕业生、深造生、大学毕业生、研究院士等等。中国不相信这一套，中国基本是采取综合的教学法。例如有一位病人患上咳嗽，我们便一块儿诊断病情，又例如去杀一头猪或鸡，学习肺部的动作；把肺吹气，学肺部组织，各种肺部的疾病和医疗方法。故他们所学的都是有用的，生动的和可以实践的。过了四个月，他们便回农村。农民健康有问题，便去看这些赤脚医生。通常的毛病，赤脚医生都能处理，如果他们不能处理，赤脚医生可以这样对人说：“我不但可以打电话到就近的乡村，亦可以打电话到流动医疗队征求意见，讨论病情，如果需要的话亦可以把病人送到医院去，亦可以把医生叫来，医生时刻和我们在一起。” 每个星期，医疗队会到各村去，和那些受训的赤脚医生一起看病，传授知识，这样，在整整一个夏天和秋天这些赤脚医生不断地从实践中学习。第二年的冬天，他们又会接受第二阶段的训练。尽管他们得不到什么徽章、名誉、学位，事实上在中国不会有什么人会得到什么学位的。中国人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是不会把人分成什么博士、硕士、学士之类（笑声）的，是要把人们团结起来，就好象在人民军队里面一样，当然中国的军队是很强大的，但是他们是不必要有什么上校、中校，三划四划之类的东西（笑声）。他们有工作的分配，那位负责班的指挥工作的是班长同志，那位负责团指挥的，是团长同志，负责师指挥的，是师长同志，假如是个士兵，他就是位士兵同志。同样的这些赤脚医生不要什么名堂，什么学位，亦不要金钱，他们一切医疗服务都是不收费的，那是对人民的一种服务。他们和其他农民一样，依然在田里工作，所不同的是他们学了另一种技能，可以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保护着该区人民的健康。 这项政策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今天已经有大约一百万的受过训练的赤脚医生，他们不全是医生，其中有些是育婴员，有些是节育辅导员，有些是卫生员，照顾环境卫生，但他们都是医务工作人员。 一百万的医务人员大多数在农村。那就是说，每六百人中就有一位。那就是说，每一个人，大人或小孩，不论他们住在那里，他们都能够得到医疗服务。这是在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中的第一次，也是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事情，这不单是说在贫穷国家或地区，就算是在那些富有的国家，譬如美国吧，也没有的。美国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是得不到这样的医疗服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药费，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虽然，从西方的角度，有些人会这样说：“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们受过的训练太少了……”他们不知道，除了训练以外，一个好的医生，还需要些什么其他条件呢？怎样去分辨一个医生是好还是不好呢？是否只是知识、专长、技术、经验才重要呢？还是他对病人的态度、他的责任感，为人民服务的坚决意志更重要呢？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赤脚医生不但有“红”的品质，而且，亦肯定地有“专”的实质。当他们初建这样的学校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电力供应的，现在有了电力了，他们就可以有Ｘ光、有心电图机、脑电图机等各种各样的机械，他们亦开始在深造学习中学用这些仪器了。事实上，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就送出了第一批毕业的赤脚医生，到城市里去深造学习了。关于“专”的问题，事实上，并不一定需要到什么医科学院里去，接受五年多六年的训练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的。现在有好些医生，是没有接受过这种正规的训练的，但是他们都是很好很好的医生。这些年青的赤脚医生，将会产生和成为很多很好的专门人材，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会继续地留在农村里，把医疗服务送到中国每一个最偏僻的角落，这个光辉的成就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群众路线，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信任群众、依靠群众这条路线，是不可能达到的。 我想再多提一个例子，一个比较窄一点的例子，一个曾经公开发表过的例子。 在“大炼钢铁”时期，上海有一位工人被严重地烧伤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皮肤被烧伤了，他被送到医院去。面对着医院领导们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件事？一个是以西方的方式：看看统计数字，结论是致命烧伤，没有机会复原了，只要表扬一下这位工人，为他打强心针，尽尽人事，就交代过去了。 一种态度是：这是中国，并不是西方或美国。这是一九五八年，这一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完成了伟大的奇迹，他们做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事，克服了看来难以解决的困难。他们全体出动，充满信心，用尽他们可能想到的办法，去拯救这个病人的性命，最后，依靠他们的秘密武器——群众路线。他们就是采取这条群众路线，全国都参加了这场抢救工作，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每天每隔数小时就播送有关的消息，每人都关心这件事。在医院外，数以千计的人们随时在等待捐血、献皮。他们提出各种治疗意见，这些意见虽然并非出自专家之口，但往往比专家的意见更宝贵。同时，对院内的专家表示了鼓励和支持。 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上海去看一位病人，我当时想：“唔，我的工作至少是受到重视了。”所以我说：“好，我乐意去的。”他们用车送我到机场时，我看到在机场里已经有三四十位医务人员在等着了，他们都是去看同一位病人的。我想，这一定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我到上海后，看到的当然是位重要的人，他是位工人，在中国，工人是重要的。在上海，我遇到三四百名医务人员，他们包括怀有各种专长的人材，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出多少的贡献，虽然有些贡献得很少，但我们大家都可以学。病人由于疼痛、发烧等病情引起胃口不好，于是从饭店送来了高蛋白质食物；同时在各方面的帮助下，病人在政治意识上感觉到他必须康复起来，他有这样的责任。所以，他终于吃食物了，而病也逐渐好转起来了。现在，这病人已回到炼钢厂工作。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单在于这位炼钢工人获救了，更重要的是，群众参与了抢救工作。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上海，一个姓黄的工人，在工厂工作时手腕前截因意外事故被切断了，他被送到上海的一间医院接受治疗，缝好了伤口。与此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们拾起受伤工人的断手时，觉得它仍然柔软、温暖，指头还可以动，他们立即把断手包好，赶到医院去，向主管医生说：“这手看来很好，不好好地利用它真可惜，你可以把它接上吗？”这对医务人员来说，是一个挑战，但他并没有忽视这个要求。 工作接下来了，很多医务人员都来参加救治工作。还有很多人来学习，经过交流研究，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去，传授这些技术。在我离开中国之时，中国已经成功地接驳了二百多个四肢和手指，其中手指是比较困难的，目前世界上还只有中国是唯一可以做到的国家。 一九六五年，我在英国作了个断肢再植的讲座，同时放了一套电影，若果不是亲眼看到电影，我想他们不会相信。他们问，为什么中国人做到的，我们不能呢？是不是中国人的眼力好，有耐性，或是其他原因？我想正确的答案是：因为有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听来不容易明白，但它是真实的。一个接驳手指的手术，需十七个小时的一个极度集中而细致的集体工作，若其中一条静脉或者动脉阻塞了，就要再多花七个小时，把它重新驳通，这样就总共要花二十四小时了。究竟这种忘我精神是从那里来的？他们不是为名，又不是为更高的薪酬，他们为的是什么？他们的努力，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了新中国的未来而作出的。这种目标又从何而来呢？——是从毛泽东思想来的。在中国，很多很多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真正的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而努力工作。而这件接驳手指的手术不过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例子！ 我想讲一点有关文革的意义和发展。正如我上面谈到，夺取政权不是最困难的，苏联有过，其他国家也有过，中国也有过，最困难的是如何使这个社会主义的革命进行到底。在苏联这个革命慢慢地停下来，而且发展到了它的反面。谁能保证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在中国发生呢？中国人民，尤其是领导人都很关心，因为他们重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着意反修防修。 我明天要到中国去的另一个目的是想了解目前中国的状况，我不想耽误大家太多宝贵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讨论。谢谢。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1.18、1974.11.19 英国作家格林在港谈访华观感和世局发展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　六月八日　、九日和十日连载一篇专访，题目是《访格林谈中国》，摘转如下： 　　（《文汇报》编者按：英国作家兼记者、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费利克斯•格林，日前前往我国访问。在前往罗湖的火车上，格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畅谈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对世界局势的发展提出他的一些见解。） 　　问：你可否谈谈西方社会人士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 　　答：我记得，一九五七年我首次访华返美后（当时我旅居美国），我所说的关于中国的每句话，都受到右派政客和对新中国存有偏见的人士的攻击，希望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不再采取鸵鸟政策的人非常少，而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则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杜鲁门当时已卸任总统职务，但他在民主党的影响还很大。他写了一张字条给我，字条写着：“我听说你曾到过中国，若你路过堪萨斯州时（杜鲁门当时住在那里），请你顺道来探访我。”当我路经那里时，我真的去探访他。见面时，他第一句话便问：“告诉我，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是否真的如鸵鸟那样埋首沙堆？”我答道：“是的，先生，而且埋得非常深！”他立即说：“告诉我关于中国的实况吧！”结果，在以后的一个小时内，我讲述了我在中国的见闻。后来，他对我说：“你的见闻非常有趣，我希望你能写一个详细的报告给我。”我回答说：“可以，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认真阅读它，我不希望花整个月的时间来预备这份报告，而最后你却看也不看的便放在资料柜中。”他允诺道：“我不单会详细阅读，我还会把它分发到民主党的外交事务谘询委员会去。”后来，我写了一份报告给杜鲁门。他真的把它印发到有关人士中去。 　　在六十年代里，我曾多次访华。六十年代初期，我拍摄了第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片名就叫《中国》。那时，美国的政客和资本家还是非常敌视新中国。我记得我曾在纽约一间试映室放给二十名电影发行商看，但电影还未放完，大部分人已陆续离去，最后只剩下两人。他们向我说：“格　林　先生，你真是何等幼稚！你以为美国会有人去看你这部中国纪录片吗？！”但我对美国人民很有信心，我觉得他们虽长期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但他们始终希望了解新中国实况的。于是，虽然我没有钱，但我在纽约租了一间戏院，租期一连十四个星期，每天放映七场，结果场场座无虚设，而且每天还出现轮候购票的人龙。很多美国华侨也来观看，很多人边看边感动得流下泪来。他们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祖国的真实面貌，我们的新中国真可爱！”随着时间的迁移，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国际威望日渐提高，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正朝着一个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途径快速发展。特别是西方的年青人，他们对新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成就越来越感兴趣，对新中国的仰慕和尊敬也与日俱增。 　　当然，西方人士对中国的理解，还未很完善。要正确认识和了解中国目前政治与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比较困难的。现在，西方对中国在物质上的成就，比较熟识。他们都称赞中国成功解决八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称赞中国工业发展的飞跃速度。我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访华回来，我告诉人们中国已能自制打字机，人们很惊讶的说：“噢，她知道怎样制造打字机，这是一项巨大的发展！”现在，中国更能制造电子计算机、人造卫星和先进的科技产品。人们知道和接受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但是，对于这些物质成就如何得来，对于带来这些成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哲学，许多人还未了解。 　　问：目前，世界都在谈论中国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你对这场斗争有什么看法？ 　　答：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的政治斗争往往很难理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曾掌握国家部分权力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会“一夜之间”变成斗争的对象。这是因为西方人士不理解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政治思想和动力，也不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理想。 　　中国人民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到达共产主义。要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反对和批判修正主义，因为修正主义放弃阶级斗争，否定走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变修的经验便是一个反面的教材。中国领导人和人民都确认，苏联的统治阶层已变为官僚垄断阶层。这个阶层对外推行的是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它的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分别，所不同的是：在苏联，控制整个社会和挥霍社会财富的，是穿上共产党员外衣的官僚统治阶层；而在西方，则是赤裸裸地进行压迫剥削的大财阀。 　　苏联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是因为，列宁死后，苏联的领导人以为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结构了，便忽视了阶级斗争和改变人们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工作。结果，被一些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国家的政权。中国若不吸取苏联变修的经验教训，也会重蹈苏联的覆辙。在中国也会出现一些想把中国带往修正主义的人。故此，中国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将会继续。西方人士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当中国出现一次新的阶级斗争时，他们便不理解。其实，天安门广场的斗争，反映了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非常强大，任何试图使中国走回头路的鼓吹者必遭失败。目前中国人民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他们高度的政治觉悟、朝气蓬勃和热爱自己正在建设的理想社会的表现，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表现。当然，新的一次斗争的出现，显示了存在着分歧。但这并不是西方所说的“四分五裂”，而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群众和一小撮要搞修正主义的人的分歧。这次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不过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今后将有更多类似的斗争。 　　问：你可否谈谈你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答：在我看来，中国的革命，对人类的前途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如果没有中国的革命，我将对世界的前景感到悲观。 　　西方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到达不能再延续下去的地步。人们对前途普遍地感到沮丧和失望，看不到将来整个西方社会的前景将会怎样。所有这些现象，显示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已走向一个死胡同，找不到任何出路。可幸，新中国向西方社会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她的发展经验是一个学习的榜样。当然，我不是说在中国发生的东西可以直接应用于西方的先进工业社会。中国的情况与西方非常不同，但中国的情况给西方显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若果人们改变目前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取得决定自己和命运的权力，而不是由一种僵化不变的力量来控制他们，西方社会将能找寻到新的出路，和产生根本的、巨大的变化。 　　对第三世界来说，中国也提供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去发展经济的经验。而且，中国坚决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起，进行反对导致压迫和剥削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作斗争。同时，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也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怎样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验。例如，中国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唤起人民群众向党内及国家机构内的走资派夺权，荡涤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这些都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问：现在，西方社会对“缓和”又有什么看法呢？ 　　答：西方国家目前对所谓“缓和”已感到失望，不少欧洲国家已从美苏两国不断加紧扩军，以及从苏联过去一年的加剧军事冒险和扩张势力范围，看清所谓“缓和”的实质，而对“缓和”加强了警惕和戒备。 　　事实表明，在“缓和”的背后，双方正在所有范围内进行非常剧烈的争夺，特别是苏联，在过去一年内疯狂扩军，她已把海军势力伸进印度洋、大西洋和地中海，更以所谓“支援世界革命”的借口，把黑手伸进安哥拉，以便把安哥拉作为她渗透非洲的一个据点。 　　自越战后，美国已在退却和逐渐处于劣势，她的军事实力已受到苏联的挑战。美国与苏联军事上的竞争，已处于被动的地位。 　　美苏之间的激烈争夺，最终将导致双方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 　　虽然美苏在“缓和”的烟幕后，争夺势力范围，企图称霸世界，但她们却低估了第三世界的力量。第三世界日渐壮大，将不会继续被两个超级大国牵着鼻子走。石油出口国家联合起来斗争而取得胜利，便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中国说全世界人民最后一定胜利，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我记得，越战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倾泻大量最新式的武器进入小小的越南，每天进行三至四百次的空袭，炸毁所有桥梁、道路和除河内及海防以外的所有城市。当初，我以为越南人民将无法继续抗击下去。但一位中国领导人却很有信心地向我说，越南人民将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当时的情况来说，他的话好象是废话，但是历史证明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6.16】 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 【内容提要】 1971年，威廉•韩丁又来到了张庄，这个他在土改时曾住过数月的中国农村，也是他在翻身中所记录和反映的地方。《翻身》一书在美国出版发行，在急于知晓中国革命的美国人中引起了轰动，不管是敌视中国共产党的人，还是向往中国革命的人。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了这本在美国和中国都有争议的巨著。1971年，出于中美关系重大变化时期，周恩来总理再次邀请韩丁来到中国，帮助他重返思念的长治张庄。他与20多年前曾一起生活过的张庄农民交谈，来了解昔日的梦是否已经变成了现实。此后，他回到北京，周恩来与韩丁全家长谈，他回到美国写出了《深翻》。凭借对中国一些地区的调查，通过与相识已久的人们推心置腹的交谈，韩丁的《深翻》既给我们展示了中国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又告诉了我们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深翻》的价值更在于它没有从国家和地方领导或以后的报道中寻得现成的材料，而主要靠韩丁对当时中国细心的观察和客观绰约的认识。 《深翻》意味着深深地刨，把地再翻一遍，到地球的深处去翻出更肥沃、更能丰产的土来。这便是韩丁这本书最准确的主题。 这是以山西长治市张庄为范例的文字，丰含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有深刻的学术价值。本书与著名的《翻身》一起，构成了中国农村30年变迁的巨幅史画。到它问世37年之后，仍不失为新中国的干部、农民回顾研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农村变革过程中的典型纪实性读物，也是今天关心农村问题、社会文化的中青年朋友、了解过去中国农村的最好读物。 回首农业合作社——《深翻》中文版序 威廉•韩丁(美) 我非常高兴《深翻》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特别高兴的是《深翻》中文版是山西人翻译的。最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张庄村的干部和乡亲们对于本书的出版和所给予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深翻》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因此，它的出版对他们来说意义最重大。一个作者很难想到像他作品的主题和故事的主人翁反过来又一次激发了他的创作更令人满意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重新创造的文化正是本书原本形成的源泉。如果《深翻》的出版不能做别的什么，我希望它能刺激山西人民，特别是太行山的人民拿起笔、录音机或电脑，开始为后代记录他们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的历史。告诉他们的后代，那些丰富的、鼓舞人心的、使人震惊的、令人捧腹的、友好的、活跃的、无法预言的，但却是值得记忆的复杂的故事。 山西人民，你们的生活跨越了当代历史中最关键的，最富有生气的阶段，在你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整个世界去学习的地方，你们不去记录、捕猎你们的过去，还有谁能作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从字面上讲，“深翻”的意思是深深的翻土。但我用这个词去象征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建设者们对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伟大和深刻的成就。 今天，把这场运动否定为“过失、极左、历史性的错误”的说法是很时髦的。中国现今的土地所有制理论家们甚至提出一种理论。他们说“从本质上讲，农业搞集体组织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说，播种与收获间隔的时间太长，以致于在合作制下，农民很难想象出他们个人的努力与未来几个月后分享的报酬有什么关系，因此起不了物质刺激的作用。由于缺乏物质刺激，从而导致工作质量不高，对庄稼漠不关心，低产量、低报酬。因此，合作社的结果便是“吃大锅饭”——也就是说，这是分享贫穷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这些理论家更说，因为分配额小，每个人得到同等的报酬，因此是均贫。到今天，这种理论似乎已成了“真理”。现在无论任何人只要说到“农业合作化”都会说“那是一口大锅饭”。 现今还有一种时髦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是长官通过武力，或者是通过命令把合作化强加给了全中国的农民。他们还说，从互助组开始，到低级社再到高级合作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最后又合并为公社的集体化运动的发展是教条主义者梦想来出来，再强加给农民来满足某种理论的专横武断的作法，而不是对生活的需要和愿望的任何反映。 我认为，通过阅读《深翻》会彻底推翻以上两种说法。 《深翻》描术张庄村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集体农业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个人的利益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是整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 实际上，这样等价交换有时是会有困难的。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例如斗)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也难免有些主观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在一个小组里面的组员们都能克服这些困难能收到互相帮助的效果，会使所有组员都感到公平满意。当耕畜、车甚至小农具不足时，分工合作的优点更明显了。 后来，进入初级社阶段，农民们合并了土地、耕畜和大农具，他们收入的分配是按照工分，这是一种按工作效果、技术和贡献来分配的制度。这不是“吃大锅饭而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分配原则，张庄使用的主要办法是，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工作确立定额标准。自从村里实行了小(生产)队核算开始，每个小队由50—60农户组成，队里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的工能锄多少亩地、能拉多少车fen、能犁多少地、能种多少玉米。这样，一天完成满工作量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定算工分，这样情况下，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来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生产队的会计有帐，等到分配所得时，每个社员根据所挣工分分配粮食和现金。但在个人所得分配前，要从全队的总收入先交税金，再扣留公基金和公益金。公基金用来投资在生产工具的购买，公益金用来作教育、医疗保健和对病、老成员的补助。 这样，虽然像张庄这样的村对村集体收入所制定的基本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但在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分配上却应用一种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补充原则“按需分配”。在这一范围内，核算单位中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不分年龄、性别、健康水平和能力，对集体资产有同等的所有权，而且在教育、医疗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对病人和老人都给予帮助。 正是“按需分配”这条补充原则导致了那些管理不当、领导不力的大队有时会犯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毛病。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刚够吃自己吃的粮食。这时，往往口粮(按人口分配的粮食)和福利就要用掉队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没有剩余可以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在这样情况下，会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勤劳工作，但收入并不高于不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但会引起士气下降，连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就会越来越糟。 但是，因为一些陷入了仅有口粮水平的搞得很糟的集体，因此，就指控整个体制是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就整个国家来说，这些贫穷的集体只是少数，贫穷并不是解散它们的很好理由。集体化体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它是有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在全国，它应用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给几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因此，应该把那些搞得不好的队，重新组织起来，走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带头走的路。陈所做的是发动群众在每个村选出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献身精神，能先公后私的有能力的男女，由于他们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能够团结和组织起全村的人，集体改造自然和集体建设，搞好副业和工业，陈把这样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他们先改变了家乡继而改变全县的面貌。 张庄虽然离大寨很远，但也受到了大寨的影响。七十年代初，在不同领导干部的领导下，社员们的庄稼收成很少。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在春天就到河南去买红薯干，但经过挫折和失败，这里最终产生了有觉悟和献身精神领导班子。这个以党支书王金红为首的领导班子一上任就发挥村里所蕴藏的智力和能力，把张庄由一个“老、大、难”村变成了一个工业和农业都出色的先进村。由于有十几个繁荣的工业企业和在山西水平较高的农业机械，张庄变成了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模范村。 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社是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是吃大锅饭”的说法。70年代末期，中央农业政策调研组的多方面研究，总结道：30%的大队搞得好，40%虽然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还有30%搞得很差，不能轻易地重新组织起来。如果这些数字准确，那就与我在我最了解的几个地方的有限的观察结果相吻合了。这样，就有二亿四千万农民在集体化生活得很富裕，另外三亿两千万农民起码能顾住自己。有据可查的这么大的数字很难证明“农业生产从其本质上就不适合集体所有制形式”这样说法的正确性。如果还有搞得不好，很明显的，原因不出在集体化，而是领导不好，训练失误和政策贯彻不力--过早地迈向更高一级、隔阶跳跃、命令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和其它官僚主义现象。仔细阅读《深翻》，这一点就会得到证实。 仔细阅读《深翻》还会帮助反驳第二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合作化运动在各个阶段的前进，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又到高级合作社直到公社是被那些革命的教条主义者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武断专横的理论公式，根本不根据农民实际经验，而强加在农民身上。 从互助组开始，真实的生活告诉我们的是，每一种形式的组织，在其发展中都存在着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矛盾中有一部分是较严重的，解决这样的矛盾最有效的办法是或采取更高一级的集体化，向更完整的集体形式迈进，或干脆放弃集体生产。如果当时选择了一条道路，发展个体经济，相似的矛盾终究会以更严重的、对抗性的和不可解决的形式产生出来，难道不是吗？否则，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又是什么？ 如同毛泽东所预料的，集体化道路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梯子，一套连续的台阶或阶段，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各个方面都处于危急中，靠老天支配、受波动的市场支配、受个人年老体弱支配的个体生产者，到全国性的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的集体网络，在这个范围内，生产力达到了充分的解放，个人安全由于整个团体的力量得到了保证。 毛泽东的见解是辩证的，他描述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各个不同水平的集体都以它们自己力所能及的、和它们自己内部的潜力所决定的速度，朝著更高的多方位的合作生产前进。陈永贵十分清楚地理解了这个见解。在《深翻》题为“肥田沃土”一章中，他指出了大寨及周围村庄，在一旦达到了平均水平的兴旺后如何希望前进到全公社核算，最终发展到全县核算。到那个阶段，最大的集体、在更高水平上、具有相等繁荣程度的公社就和国家合成一体了，这样，集体的财产就变成了全民所有，而县作为一个整体则转为一个大的农业单位。陈说“这个成为事实后，我就可以领导整个县那么大的农场进行生产了。” 然而，在此我要强调的不是长期以业还没有人能够实现的集体化的伟在的未来(当然在个体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而是把集体生产从一个水平推动到另一个水平的内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不是主观理想主义的法令的结果，而是由它们的成功而产生的和遇到的矛盾的结果。 互助组，这个合作化的最简单的形式很好的阐述了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fen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有车，有车却没有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另外，为了容易贯彻这个原则，互助组不宜过大。这些原则虽然易制定、易理解，却难以切实贯彻，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 各家各户一旦开始在一起劳动，在决定上就发生困难。辟如说，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家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的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 如果决定合并土地，我们就解决了以上许多问题，但一连串的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般地讲，虽然我们都是些相对贫穷的劳动农民。但我们所拥有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的量却各不相同。如果我拥有的多，合并的多，我就应该得到的多，等到分红时我就要求为我入社的财产分配一份额，而不只是按劳分配。 如果社员们能在按劳和按财产的分配比例上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个比例常常是一半对一半)，那么以上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时间一长，小组里的生产关系(谁投入了多少)就一定会变化。如果集体领导得好，大家都辛勤耕作，毛收入就会增加，剩余额自然也以积累资金的形式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进行新的投资。这个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不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比。到后来，由活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越来越多，社员们就会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这并非任何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现实形势的必然结果，是村里劳动与资本之间比例产生变化的结果。当劳动创造的新财富超过了合作开始时所依赖的旧财富时，如果还根据旧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会把财富从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甚至这些人已经不再劳动了)这样，就成了剥削。 反对新剥削的社员们会站在耕畜集体化的一边。在互助组阶段，农民们开始合并土地和财产时，对耕畜的集体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某些领导干部的要求，而是在实际经验中，生产过程中牲畜私有这个关键性的环节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土改以后，互助组中的一员借给另一个农民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在张庄，李胖子有一头驴、一头骡子，农忙季节把他们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分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稳蔽的剥削。最后，村委会按公道的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毛的集体化“阶梯”描述了从小到中到大的核算单位，最后又与国家的最底一级的单位联合起来不断进步，给了农民们一个像国家工厂的工人们一样的后盾和安全。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容易被意外的天灾虫灾打碎的泥碗，而是一个由整个国民经济保障的铁饭碗。80年代的改革开始时，集体所有制还没能达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当然更没能达到建立公社核算(登上集体化“阶梯”重要的一步，但离全民所有制还相距甚远)改革摧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既使是大寨这个社会主义的典范村也只能达到大队核算。这是因为大寨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总共90户，只有大多数地区一个小队的规模。别的地方更糟的经历说明，在小队变成大队或村级核算之前，他们必须是同等富裕起来，它们的劳动日的现金标准不得相差太大，否则，硬把他们扯在一起核算就是平调(一平二调)——一个集体将另一个集体的财产进行非补偿性调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成了众所周知的“共产风”，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它通过命令让人们平等，而不是帮助村里的所有小队克服生产上的问题，达到生产队之间收入上的真正的平等，以便为公社作为核算单位创造条件。 然而，如果合作化运动继续搞下去的话，随着生产的发展，合作的问题就会像合作社的兴起、土地合并、取消土地股份和合并牲畜一样很自然地被列入议事日程。陈永贵相信，一旦当地公社各大队的劳动日报酬都达到了1.5元，(为了不与他们相差太远，大寨当时执行的就是这个标准)他们就可过渡到公社核算。 陈说：“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新的土地，我们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齐来管好所有的事情。如果有人说这样错了，应该重新分开，那就让他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怕合并财产，我们有很多财富，应该共同享受，这和平分穷困不一样。” 陈永贵所描述的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发展，一种成功的土地建设，它在朝着毛泽东为社会主义道路所描绘的所有制阶梯上更上了一层，爬上这个阶梯不是乌托邦，不是唯意志论，不是教条主义，这是一个为中国农民描绘的，只要中国农民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实现的未来。 那么，在为支撑更大的组织而逐步扩大集体化规模的同时，农民们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呢？规模经营、生产力发展、投资积累、机械化、多种经营、专业化、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妇幼保健、医疗服务、照顾老弱病人，对各个年龄层次的所有人的各种水平的教育。从长远来看，这就意味着最终消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短期来讲，将意味着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为当地的发展而奋斗。 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一直被嘲笑为片面的，并因诸如砍伐果树、森林种粮食等行为而受到指责。但“以粮为纲”只不过是下面这一段话中的一句：“以粮为纲，为发掘农村的潜力发展农、林、牧、副、渔业。” 毛的观点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全面而有综合性，具有远见的，它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在那些集体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大队)只有那些特殊优惠的地区--像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东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东北地区，搞起了一些多种经营，当然主要是搞了与所属地区的城市中心有联系的工业活动。其余的地方，绝大多数都停滞不前。尽管粮食价格和主要农产品的价值升高了，尽管化肥、农药和良种的投入增多了，但由于投资缺乏(例如在搞个体生产或大队不再积累的村庄)，又分开了耕地而使得有效的机械化实际上不可能了，而地势偏僻和交通通讯状况差，导致必要的农业投入和他们的产出之间不合理的价格比例，使他们受到了制约。主要地，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 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得更糟，两极分化只会加剧，经济萧条只会加深，“像面条一样的细长的农田”不可能发展，只是死路一条。 我认为《深翻》，写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本质和这个运动的正确性，它澄清了当前歪曲合作化运动的愚民宣传。但在本书涉及到的大的政治问题上，在毛泽东和刘少奇间的政策分岐的性质上，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革命的性质上，《深翻》做的不好。书中提出了许多恰当的问题，但却很少给出清晰的答案。 我在书的163页写道：这两种具有强烈分岐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的。“它们只是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最好的意见上的不同？ 我接着写道“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否是号召搞资本主义”。 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后，问题就清楚得多了。我现在认为毛是对的，像我在165页上解释的那样，不但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在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道，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这个阶级斗争又不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阶级斗争一样，有一个明确的工人阶级存在，在中国，决定性战役是在共产党内部展开的。在党内展开的原因是，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是那样的全面，它的威望是那样的高，权力是那样的大，以致它成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竞技场，同时，党内本身就有像党外一样多的派别，这样，各种各样的团体在党内共存是因为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就把包括民主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是由不同阶级建立起来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因为几十年来不同阶级在政治和军事的战斗里有联合的必要。但这样的联合是暂时的。各个阶级对未来的社会有不同的目标。因此就分裂了。只是在毛活着的时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中心，并通过反对所有对它的攻击来保护着它、动员人民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社会，并在运动的过程中教育人民、教育党，提高领导和被领导者觉悟，不断的寻求新的途径来为改造社会更进一步。 然而，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反对和抗拒，这反对和抗拒主要来自中央围绕在刘少奇旁边的一群较保守的人，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在一切之上，他们认为党应该不受外部监督，只要党内自我整风就好，不必把党深入到人民的群众运动中。这些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等级制度和一人专政。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基本的工作。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执行和结果上，两条路线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的争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级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所进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从下而上整顿党的，属于党外人民的群众运动。 毛当时得到的结论，即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抗性矛盾就在党内，是令人吃惊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发动全体人民，更是令人吃惊的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大胆而不可预知、充满困难且不能保证成功的计划。很少人--甚至在毛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中--真正理解这个计划。当然，我也不太明白。在张庄较有政治觉悟的，像党支部的干部们也不明白，他们后来告诉我“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谈过、说明过、解释过，可我们还是不明白，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只有现在，改革以后，实行了责任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承包给个人去谋利之后，我们才有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的经历，才明白了一点儿”。 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在美国长大，我至少有许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也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个部门都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样，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要探索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他们也不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学到什么，他们尝试这个或反对那个，也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摸石过河”(一种非政治的概念，因为它不告诉你他们要过哪条河)相反地，它是一套有意识的、逐步去执行的、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地拆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石。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掩盖和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的联系。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的拴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看着这番话，我觉得心好惊，该说韩丁说得太极端吗？） 如果我现在能重写《深翻》，有了从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我就会非常不同地，更具有批判性地去评价解放后关于巩固新民主义体制的矛盾。我也会批判我以前所认为的，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的错误看法，我会对毛在庐山会议的斗争，对毛与批评毛的人之间的冲突，作出更加积极的评价。毛抓住了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的图画。这幅图画告诉我们那些大肆声张的批评出自何处，告诉了我们批评的阶级所带的偏见，他坚决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坚决推动大跃进。如果我有今天的认识，我会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评价，我会更正面地对毛的一生的工作做出评价，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作出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辩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我们这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毛领导的都已在混乱中结束，至少暂时已结束。但是尽管毛的伟大战略计划——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但他的分析却揭示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并给未来的革命提供了沉痛的教训，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它们一定会再完整地出现。毛的远见和他的勇气揭露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共产党内一直都在进行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他坚持，只有通过动员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来掌管和纠正党，才能挽救革命。毛坚持说：“党本身只是继续革命的辩证过程中的一种工具，它不是统治者……。党不能站在革命运动的外边去预见发展的规律，为了让人民了解这些规律，他们必须深入到运动中去。先锋队也不能例外，它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规律。”(见毛泽东，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Monthiy Review Press，1977，第二十页) 我多么希望当初我写《深翻》时，已经能对这些观点做出很有说服力的说明，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它对那些在下一个世纪必须改造世界的人将是一本有用的书。然而，现在重写它是不可能的了。在张庄三部曲的第三部中我还有机会把这些谈清楚。这第三部叫《分山》(我改变以前名命为《立春》的决定)，《分山》将告诉你一个小村庄集体农业解散，采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故事。威廉.韩丁1993年六月 听在美国的蒋介石高官女儿台湾老太太讲大陆和台湾 作者: 闹钟 R , Jul 16,2008,11:31 去美国中部出差。 朋友委托，去探望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孤身一人住在诺大的豪宅里，和一只狗相依为伴。老人很健谈，遂在老人家里渡过了一个周末，听老太太讲了一个周末的故事，从她的幼年到老年。 “我是47年就到台湾。大陆沦陷之前两年”，老人说。 “是跟着国民党撤退？不是49年吗？” 我问。 “蒋介石早就开始做准备了。我爸爸是47年，可能还要早点，就接受任务，把中央国库往台湾搬。我爸爸他们就是做这些事，很早就过去（台湾）了。” “老蒋不是49年运的国库？” “哪里？！ 哪里来得及？老蒋早有准备，最少提前两年。我爸爸那时候就很少回家，运国库不是容易的。” “这么说，我们从共产党那里听说的是对的。老蒋从开始就没有诚意跟共产党合谈。”我说。 老人似乎没听见我说什么。绕过话题。 “中央国库运的时候，我家也开始运。” 老人说。 “您家财产也跟着国库一起运吗？” 我问。 “差不多那个时候。” 老人说。 “是不是当时有钱人都这样？” 我问。 “应该是。我家是，不过我家没有全部运走。只运了一部分，北平那些运走了。知道我家多有钱吗？光是北平财产，就搬了3天。” 老人说。 “您家到了台湾之后呢？”我问。 “国民党刚到台湾很乱。我家钱，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爸爸是一分钱都没要。我家一直很清贫。” “您爸爸不错。” “我爸爸就是这样啊。他很清廉，他很容易搞钱，他没有，他跟共产党一样，很清廉。” “49年共产党上台，还派人联络我爸爸让他回去。我爸爸也犹豫了好久，他是想回去。”老人说。 “为什么没回去呢？” “大陆那时候刚沦陷，消息很乱。后来我爷爷给我爸爸写了封信，让他不要回去，接到我爷爷的信，我爸爸才决定暂时不回去了。” “那时候还能这样通信吗？您爷爷呢？” 我问。 “有哇，那时候两边都有联络。我爷爷后来是没事情。我爸爸的哥哥就被枪毙了。” “为什么您爷爷没事？” “我爷爷也做过贡献的。” “抗日的时候？” “应该是。” 老人说。 “您爸爸的哥哥为什么被枪毙？” “不晓得。就是这样了。” “恨共产党吗？”我问。 “我是没有”，老人说，“过去的事情不能纠结。政权不是和平交接就是这样啊。不能这样去纠缠恩怨，对不对？” “您这么想很了不起。” 我说。 老人接着说“95年我回大陆，省委都来人看我。我想共产党也会反省。” 老人这句话让我听着还是有点不舒服。 “您期待共产党反省对您家的‘斗争’吗？” 我问。 “这倒没有。很多事情，不能现在去说过去怎么样。” 老人说。 “是啊，其实想想，事情发生总有前因后果。全中国都像您家一样富，也不会有人跟着共产党造反了。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老蒋把钱都弄去台湾了，他这样做，还不是为了让共产党为难？其实是让老百姓受苦。”我说。 “想想是这样”，老人接着说，“不过土改的时候，我家有人被斗的很惨。台湾一直说共产党很残暴。” “你们是不是都信？” “过去互相不了解，这样说就有人信啊。” “我一个加拿大朋友说他们小时候都做演习，跟苏联打起来了，搞得他从小一直很怕共产主义，以为共产党都是绿头发的恶魔。长大才发现不是。”我说。 “台湾宣传的也差不多。共产党把你家的东西要拿走就拿走，这个人哦，想抓起来杀就抓起来杀。” “您是不是以为是真的？你们家有人被镇压过，田也被分了，财产也没收了。” “是啊，我们刚开始也很怕。不过后来也慢慢知道，一家很富其他家很穷肯定是不对的，共产党不革命，也会有其他事情发生。我后来是能理解。全中国都那么穷，我家好多地，别人家没有地，不土地改革也没办法。那时候人很穷，国家又穷又乱我们都看到过。” “您心胸很宽。” “人应该这样啊。只要这个国家好。以前中国有多惨你们不知道。我们都是经历过的。” 老人说。 “您家地分给更多穷人了，您家地少了，让更多人可以生存了，也是做了好事。” 我说。 “是啊。我家人其实没有不理解。包括我爸爸的哥哥被枪毙，那时候就这样啊。老蒋到了台湾不也是一样杀人？ ” 老人说。 “老蒋还是不一样。老蒋杀人是不容共产党。共产党做事情是为了国家。我是这么认为。” “95年那次，我跟省委来人也讲，过去都过去了，只要国家好就好，很多都可以放下。” 老人说。 “我觉着您的思想境界像共产党员。” 老人呵呵笑了，“真的啊？” “不过，共产党执政后，大陆人过得也很苦。”老人说。 “开始就很苦啊，我想并没有变得更糟糕，而是变得越来越好。”我说。 “农民分到土地也没有过上好日子。” 老人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解释”。 “听您在大陆亲戚说的” “我家亲戚没有说。我家亲戚还都过的可以。后来也有在政府里做官的。” “有了土地的农民比没有土地的时候过的还惨，有保障的生活比没保障的生活更糟，您觉着合逻辑吗？” “国家不是把地都收走了？” “大陆刚开始土改是每个农民都分了土地，后来出现一些问题，国家就把土地集中起来让农民种。台湾怎么说的？” “台湾没讲那么多。我们只有宣传大陆每天吃草根树皮。我们那时候就这样讲，让我们记住大陆人民生活得很悲惨。” 老人说。 “台湾那时候生活什么样？已经很好了吗？” 我问。 “也没有。我们那时候也很苦，”老人说，“国民党刚到台湾那些年很穷，有段很苦很乱的日子，你都想象不到日子多难，也有人挨饿。我家还好，我爸爸一直都有工作，我家还不至于挨饿，不过我也跟我妈去挖过野菜。我家孩子多，我们小时候，很多年都穿不到新衣服，我上面有姐姐，我都是穿她的旧衣。” “台湾也挨过饿？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是不是宣传大陆很苦，也是为了稳定人心？或者‘反攻大陆’？” 我问。 “不过后来人心，尤其那些老兵，是慢慢安定下来了。 刚到台湾也比较乱，老兵都是大陆来的，想家啊，有闹事的。台湾本土的也欺负我们，叫我们外省猪。我在学校都是受过欺负的。我们这代人，吃过很多苦，”老人说。 “怎么会那么困难？老蒋不是带出去很多钱吗？” “我们也得不到什么。我们就是靠我爸就是那点薪水，他又不懂去贪污。我家运到台湾的钱，不晓得发生了什么，我家什么都没得到。” 老人说。 “您爸爸倒是像个共产党员。会不会是卧底？” “不会。不过清匪谍那时候也很紧张，也杀了好多人。 我爸爸把我爷爷的信全部都烧，后来就一直小心翼翼过日子。” “台湾什么时候日子好起来？” “７０年代后期，80年代吧？感觉台湾经济慢慢好起来了。不过美国也帮助台湾很多。没有美国，台湾也比较难。台湾人也很努力。我是69年来美国，那时候还很穷，我爸爸什么都没有给我。供我先生读书，我都去餐馆打工，很苦。哪里像现在？现在台湾的年轻人没吃过苦，根本什么都不懂。” “跟大陆差不多。大陆最苦的也是５，６十年代。我很佩服尊敬大陆吃苦的那代。” “应该哦。” 老人说。 “大陆是不是真的有吃草根树皮？”老人问。 “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应该是有的，局部，很短时间吧。” “苦日子都过过，台湾也这样，” 老人说。 “我想大陆比台湾要难很多，吃得苦更多点，发展差不多是从零开始，钱都被老蒋搬到台湾了，撤退前能毁的都毁了。大陆刚建国，一边建设，还要一边打仗。” 我说。 “真的。 我们后来回来看，共产党也真是不容易。国家那么大，又很穷，一步一步建起来真的不容易。” “是，那代人付出的太多。您能这样看共产党，很难得。您很伟大。” 我说。 “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好了不起，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又这么穷，５０几年就建成这样，真得好了不起。国家好了，我们也好高兴。中国人在外面受欺负，我们都是过来的，体会太深了。不要看他们对你笑眯眯的，那种歧视哦，都会有。” “我对美国看透了，看够了。”　老人说。 “台湾就是拷贝美国啊，”我说。 “别看台湾拷贝美国，我觉着台湾比美国好。”老人说。 “哪方面呢？” “台湾比美国其实更自由。税没有这么高。你看我们，一辈子努力都给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设了很多规矩，都很严，你必须按照它这个去做，没有其他选择。你进去了，就出不来了，跟着它转一辈子。看明白了也老了，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你们哦，趁着年轻多在这里挣些钱，将来还是回中国。中国人在这里没意思。” “中国现在也在拷贝美国。可能看台湾拷贝还算成功吧？”　我说。 “台湾小，小船好转。大陆太大，不好办。 台湾有些是拷贝美国，但路还是要自己走啊。” “您说的很符合毛泽东思想。”　我说。 “中国人还是要自己强才可以。” 老人说。 “你知道吗，我最初发现共产党不错，就是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身上看到的。”老人说，“以前台湾宣传的是大陆很惨。后来大陆开始有留学生出来，我那时候还在大学工作，我一接触，很震惊，大陆学生的学识和水平，台湾学生是没办法比的。我那时候就知道未来一定是大陆的。” “刚出来那批应该是80年代？” “对。看了大陆出来的学生，共产党培养的学生好。” “哪方面呢？” “谈吐，也能吃苦。看事情哦，非常有水平。” “可能是毛泽东时代，让大家都参与政治的结果。” “应该的。国家发展，不懂政治不可以。你看美国，搞来搞去，不是都被政治操纵？” 老人说。 “我有朋友说，大陆现在很多人都看不起病，是不是真的？”老人问。 “是有看不起病的。我们本来是都可以看的起病的，后来发展没协调好，把医疗什么的都取消了。会改回来吧。” 我说。 “那还是改回来好”，老人说。 “不过，好像我们在向美国方向改，” 我说。 “美国的医疗保障有很多问题，大陆不可以学美国，国家大，人多，没有办法象美国这样。”老人接着问“听说共产党现在很腐败，是不是真的？” 老人问。 “是真的”我回答。“国民党有没有腐败？”我问。 “我爸那时候有贪的，也有象我爸这样的，真的很清廉，像清廉的共产党。现在国民党普遍也没有那么老实做事的了，抓权抓钱，斗来斗去。 不过台湾有舆论监督好很多，贪也小心很多。” “你们也知道共产党清廉？”我问。 “我们知道老的那些共产党很清廉。 现在听说共产党也腐败了，好可惜。国民党腐败一直有，我知道我爸那时候，我爸不懂贪，有的就很贪啊，过得很好。” “民进党呢？”我问。 “陈水扁还不是一样（贪）？” 老人回答。 “选举有帮助吗？” “怎么讲？台湾选陈水扁上来也没有做什么，也贪，后来又选下去了是不错，国民党底子打得好，要不也说不好会怎么样”，老人接着说“国民党做的真的很好。大选失败了政权就这样交出去，然后凭自己的努力又把政权争取回来。不过国民党哦，真的把台湾建得不错，贪污腐败啊问题是有，不过搞得是很好。” “要是大陆共产党也象国民党这样想，就麻烦了。也可以说‘是啊，我贪，可我也为国家发展做事情了’。共产党还是要想办法治腐败” 我说。“您觉着大陆也象台湾这样选举，会不会好些？”我问。 “要小心。那要很多年。大陆现在不可以这样。”老人说 我很感兴趣的问“为什么？” 老人说“国家太大，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教育程度没到那个水平，差很远。不可以像台湾一样搞选举。” “您觉着民主取决于教育程度？”我问。 “一定是”，老人说“大陆还有好多年好多路要走。要你们这样人回去才可以。台湾就是这样啊。”老人说。 “我到觉着不能靠我们这样人。还是要靠老百姓觉醒才对，民主不是靠精英。” 我说。 “还是要教育（上去）”，老人说。 “我有朋友在上海定居了。”老人说。 “您有没有打算去大陆定居呢？”我问。 “大陆，喜欢还是喜欢，毕竟自己的国家，生活还是台湾熟悉些。我想我会回台湾，我是被这条狗拴住了。等这条狗没有了，我就把这栋房子卖了，回台湾。 大陆哦，很多我不适应。大陆比较脏，我去大陆都要掂着脚走路，还有人就随地吐痰。 ” 老人很坦率的说。 “这种情况会有。大陆也有很多干净的城市。如果台湾独立了还回台湾吗？” “我们很难选，在台湾长大，对台湾感情很深。我们这一代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现在年轻的，根本什么都不懂。他们不像我们吃过很多苦。像我们这些人，从小在外面受到的歧视很多，自己国家强大了我们都好高兴。所以你们哦，要回去。” “等机会吧。我现在回去也没什么可做的” 我说。 “你能在美国做这么好，怎么会回国没有事情做？” 老人问。 “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 反正都是给资本家工作，还是外面呆着吧，也别回去抢饭碗了。” “听说大陆就业也难了？台湾现在就业也不好。我朋友儿子大学毕业好几年都不找工作，台湾有‘啃老族’。” “大陆也有。”我说。 “我们那时候父母也根本养不起。台湾现在年轻一代花父母钱都不觉着怎么样，不想想老一代吃了多少苦。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老人感叹。 “大陆好像也这样。” “大陆年轻人，真的好，你们对老人都很好，你可以坐在这里听我老太婆唠叨。 台湾年轻人，都顾自己了。” 老人说。 “都一样吧。大陆现在也有很多只顾自己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其实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好喜欢大陆的学生，你们都好优秀，大陆一定要好好努力。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很苦，歧视很严重，我都会被气哭。现在美国人是不敢公开了。我那时候受了委屈，我先生就跟我讲‘我们一定要骄傲啊，我们是伟大的中国人。中国人多么聪明，创造了这么多文明。’ 不管共产党对我家怎样，我回大陆看到国家建设的很好，都很感动。你们年轻，要回去，回国给自己国家做贡献。” 老人停顿片刻，对我说“你要是回大陆了，一定告诉我，我去找你，好不好？” 毛泽东时代伟大的现代化！ 作者：莫里斯•迈斯纳（耶鲁大学教授）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设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 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 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 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 　　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 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 　　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 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 　　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 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 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参考消息：外电评论我国1976年前的建设成就 五十年代初的人，应该记得曾经经历的历史事件，如:从农科所建立到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小麦高产、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针刺麻醉手术、针刺治愈聋哑人、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大型喷气客机、内燃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包括廾十万吨集装箱轮）、微电子、卫星回收、计算机、直升飞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CPU（我们还出口到日本）、（现已经起步的歼十、神5载人宇宙飞船还是70年代的技术）、反导系统，蚕式导弹等世界闻名，建成下水的高科技"向阳红"，"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高度至今难以逾越，导弹驱逐舰（下水真正时间是1969年。1970年部队时已传达）各个领域创造了无数第一，是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第十八科技强国。那时的报纸经常报道国家创造发明和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也和美苏水平进行对比，有些技术是超美苏的。下面转载老《参考消息》上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报道；（均为原文原始材料） 《参考消息》1973．09．21报道：近几年来访问过中国的许多美国科学家都赞扬中国研究机关的工作质量。例如，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正在发展一种以莱塞射线为基础的新的大萤屏彩色电视。（下马后至今还沒有出世） 美国访问者还证实，中国大学和工学院在使用最现代化的方法制造微型摄影集成电路。-----可以说，在其他许多科学技术领域里，都有同样的情况。在革命胜利后仅仅二十三年里，中国科技人员在很多领域里就达到了西方同行类似的水平，如无线电天文学、光学天文学、核聚合、超导体、比重测定、基本粒子、生理学、数学、化学工程学、流体力学、电子计算机、航空、人造卫星、晶体学、地震预测、声学、原子物理、人造钻石生产、合成化学和其他许多方面。不论是研究单位，还是在上海工业展览会上，都可以看到大量最现代化的技术、工业和科学设备，这些设备几乎全部是中国设计和制造的，可以和西方生产的最好的设备相媲美。尽管数量有限，但是中国现在能生产检波器、分光镜和分光仪、无线传真机、天文望远镜、微波仪和一大批各种各样的产品。可以说，中国在科学、技术或工业仪器和设备方面已经自给自足。实际上它能够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事实上十多年来就是这样做的。 这里又列举以下1976年以前外国对中国发展的报道： 日本《潮》杂志五月号刊载军事评论家林克也写的一篇评论，应该研究一下，中国的原子弹工厂是什么样的，中国的热核工业具有怎样的内容呢？重要的事实是：第一，在那样落后的中国革命创业仅仅只有十五年之中；第二，在以美国为主力的西方各国的军事体系包围之中；第三，在中苏对立以及苏联制造的一切障碍之中；第四，在几千年来少有的自然大灾害之中；以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热核工业体系的原因和条件到底是怎样的呢？要是运用一个集中的表达方法，就是要揭开这样一个谜：现代中国在上述四大困难之中，怎样以自力完成了现代最高的综合的生产体系呢？现在，世界上能够制造铀二三五的国家，除了美英苏三国之外，只有中国。法国从一九六七年开始生产，这以前只是处于试车阶段。不只是核武器，整个的核工业，依靠具有大规模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和高度科学技术水平。当代中国的现代工业联合企业是数也数不清的。 【共同社东京十二日电】政府十二日上午召集厚生、运输、自治、农林、防卫、科学技术等有关省厅的阁员和事务次官，就中国核试验的放射能，讨论当前的对策。 日本科学技术厅承认：我核爆炸强大粒子比美苏氢弹试验时多。在这一天的会议上，科学技术厅提醒注意说，这次试验的特点是："强大粒子"在试验后很短期间就散落到日本；比起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美苏两国的氢弹试验，数目较多。 【法新社巴黎二十七日电】中国的第四次核爆炸证明人民中国不仅在原子方面，而且一般地说在尖端工业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事实上，制造和设计原子弹和导弹的要求的材料（裂变原料、特种合金、耐火器材等）、工业生产过程、电子仪器，都是只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才能实现的。法《新观察家》周刊十一月二日刊载马克希伯尔写的文章，事实上，从上星期五以来，中国在一个基本的方面，在一个对原子能的民用和军事用途都很重要的方面：即在裂变物质的生产方面，中国比其他一切国家都先进，包括美国在内。《参考消息》，1966.11.06 英国库尔特门德尔森博士谈访华观感：中国工业发展速度惊人，中国如能保持目前的科学和工业发展速度，就将能在本世纪末使世界其他国家相形失色。中国工业产品在质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是很突出的。他们已经有远洋大型轮船、有空气调节设备的内燃机火车、小汽车、公共汽车、燃气轮机和发电机--全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更加使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非常先进的产品，如电子显微镜、精密天平、照相机、计算机和各种电子、光学和医学设备。事实上，现在中国不能制造的东西极少，而且它正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生产。在科学院的实验室里，给我看了许多非常先进的设备--例如，在液体氦中使用的超导性磁线圈。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新政府掌握的重工业几乎等于零，技术力量也接近空白。毛主席把这种状态叫做"一穷二白。《参考消息》1967.03.07 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一九四五年爆炸的；相隔七年，即在一九五二年，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苏联从爆炸原子弹到爆炸氢弹只用了四年时间，即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英国是比较晚的，但是从爆炸原子弹到爆炸氢弹用了五年时间，即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而法国第一颗原子装置是在一九六零年爆炸的，但是它的氢弹至今还没有爆炸。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在罗布泊试验场进行第一次试验到目前爆炸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半时间。可以绝对地说，中国第六次核爆炸，也就是这一次爆炸，是首创纪录。当时第一次试验采用的是铀而不是钚，正像《新世界》已经报道过那样，从第一次试验后两周时间--这在技术上几乎难以令人置信--就证明了，中国能够跃过试验的第一个阶段，即钚弹阶段；同时又证明，在发展氢弹过程中，中国比法国更先进。氢弹只有通过铀的导火线才能爆炸。很明显，以此短暂的时间的设想，简直像神话一样。美国自制成原子弹到拥有氢弹费时八年。英国费时五年，苏联四年，法国已经用了十年功夫，至今仍未能实验和制造氢弹。但是，新中国却仅用两年八个月的短时间制成了原子弹和氢弹。 美联社报道：------由此，美国把马利亚纳群岛列为基地后撤的第一候补地点，其理由是该群岛距中国本土三千二百公里，除洲际导弹外，所有其他导弹的射程均不能达到。美国准备在三年至五年内将基地后移----。自从一九一二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孙中山、蒋介石和目前中共的统治。数十年来只有毛泽东才实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有效的国家，确立了新的秩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有乞丐的国家。文化大革命也并未影响其经济，更没有妨碍其核子的发展。《参考消息》， 1967.08.31 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大国，它的工业的发展的重大意义，表现在科技发展与工业生产全面增长同时并举。在其杰出的科技成就中，人造蛋白质结晶胰岛素的合成成功，对人类探讨生命的奥秘作出重大的贡献。这方面中国从比较薄弱的基础出发，从一纸空白到合成结晶胰岛素成功，只不过六年九个月。这是大跃进的一九五九年以来中国科学家才开始研究的一个项目，它的发展过程确是神速。 中国还在去年首创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除中国外，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制出这类先进的发电机。 著名的大庆油田开发成功，打破了长期来西方科学家认定中国是贫油国的说法。中国自力更生开发石油，而且使其石油工业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几年前中国青年医生接合断手成功，微细的血管和纤细的神经和断手一起再植并使机能恢复，这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杰出成就。按照世界医学文献记载，断肢在六小时以后就不可能再植成功，但是中国的外科医生却把断肢达十二小时、十八小时重新接合。这类手术不仅上海、北京的医院能做，现在连地方医院也能做了。 中国的炼钢厂现在正开发出外国钢铁厂认为是独占的各种合金钢和尖端品种。世界上第一个合成苯车间，中国第一次制成的纯氧顶吹转炉车间，和大庆油田不断创造的钻井世界纪录，再次说明中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走自己的道路，是取得科技如许成就的基本原因。 一九六六年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年，这一年中国钢铁的主要产品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一九六六年试作出许多种新产品，创造了许多新纪录。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展尖端工业项目中不可少的合金钢不仅炼制成功而且大量增产。上海钢铁第一厂去年的平炉生产指标超额百分之十二完成，比一九六五年增产百分之三十二，与此同时，还用四种新型平炉炼出高级合金钢。 在鞍钢，大量生产了新产品之一的长轨，每段长二十五公尺，对铁路现代化作出了贡献。新的锻造压延设备的急速增加，满足了中国汽车、拖拉机、石油化学、飞机制造和原子能等工业的要求。中国钢铁工业还着重发展从采矿、精炼、炼钢和压延等全部工程设备，并且已在这方面的技术有着急速的进展。-----从中国仅用十个月的时间就从设计到制成三十吨大型纯氧顶吹转炉车间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国能在很短时间内突击完成某一项先进产品。大小化肥工厂星罗棋布 。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中国才着手发展化肥工业，到现在已建成许多大型肥料厂，几乎在全国各地方市县都设置有数以百计的中小型化肥厂。去年中国进行了七十项有关化肥技术的试验，务使设备更简化，生产速度更高和更适合于各地资源以生产更多的化肥。南京化肥公司为提高合成氨产量，改善煤气炉的构造，该厂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一举使炉的生产能力提高百分之三十，同时又制成了新的触媒剂，创造了新的生产工序，使合成氨产量大大提高。 新型化肥工厂之一--设在江苏丹阳的合成氨厂，系在一九六○年建成，当时年产合成氨二千吨，经过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改善技术设备，现在年产合成氨八千吨而生产成本减了一半。小型、技术现代化而成本最轻的化肥厂，以新疆乌鲁木齐的合成氨厂为典型，这个厂建厂期间仅费时七个月，每年却能生产高级化肥合成氨三千吨。现在，建设一座中型化肥厂，六个月内就能完成，而且无须中央投资，无须中央调拨设备，由地方工业部门便能建造完成。（本刊注：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参考消息》，1967.11.03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在亚洲例如印度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这种贫困达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而且使中国的技术、工业和经济发展达到了拥有好几个世纪工业历史的国家的高度。 中国人民没有剥削任何人，基本上是自力更生地获得这种惊人的发展的。一九四九年前，中国实际上只拥有自己工人农民的劳动力，只拥有几乎建立在手工业水平上的工业，只拥有听任旱涝为害的原始农业，而今天在食品和工业品方面已自给自足。 中国现在依靠技术上先进的、能够抵抗自然灾害的农业，已有能力生产人民所需要的食品。它的工业生产着铁路设备、卡车和其他运输工具，整套水电站设备，石油开采和精炼设备，精密电子仪器，各种自动控制仪器，原子弹和氢弹，导弹。许多产品的质量以及它们的科学技术质量，都赶上了并在许多情况下超过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参考消息》1968.11.17 香港《大公报》二十四日摘要译载日本《国际贸易》月刊发表武吉次郎的一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访问中国的日本技术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对中国技术水平的飞跃发展和中国工人认真的工作态度感到惊异，对于新中国从此有了新的认识。 例如百余年来各国炼钢的不易法则，是从高炉、平炉或转炉冶炼普通钢，再冶炼成各种合金钢，但是中国的钢铁工人却打破这个法则，在十年前就从铁矿中直接冶炼成耐腐性极高的普通低合金钢。过去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认为这样作法是荒谬的，他们一直采取压制的态度。到一九六五年，只炼成不过几种普通合金钢。但是文化大革命起来后，钢铁工人遵照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教导，敢于大胆创造，在两年之内将低合金钢的新品种增加了十倍以上，产量增加了二十倍，品质也在提高。用普通低合金钢制造的"解放牌"大卡车，在载重量和车身自重的比例上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用于制造大型氨肥厂设备，总重量减少到三分之一。中国现在已将各种普通低合金钢用于制造远洋货轮、铁道车辆、南京长江大桥和高压容器等许多重要工业方面。 中国强调"自力更生"，并非排除一切外国的东西，更不是"自我关门"，而是反对完全模仿外国，强调根据本国条件大胆创造。去年国庆节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全长六七○○米，比武汉大桥长四倍。在建桥技术上中国就大胆创新地应用了外国建桥资料中从未有过的技术。这些新技术许多都是普通工人、技术员、年青工程师共同创造的。 又如北京第三轧钢厂的工人，为了试轧一种尖端产品--极薄的带钢，曾经遭受厂内走资派的多方压制，但是年青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利用厂内原有的压延机等设备，改进了轧钢机的油压装置，不仅轧制成功了极薄的带钢，而且在某些性能方面，超过了世界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一位日商说，他曾多次参加广州交易会，在本届交易会中，看到中国工农业产品、品种一届比一届丰富，产量一届比一届增加，质量一届比一届提高。各种商品的价格也定得十分合理。他说，他们看到石油、冶金、机床、塑料、电子工业在本届交易会中都有崭新的产品，其中不少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工人自己制造出的每秒钟运算程度达十万次的新型电子计算机，工作过程非常方便、快捷、效果良好的新闻传真机和高精密度的天平等。他们又看到中国的纺织品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美不胜数。他相信由于中国的纺织机械工业的大发展和纺织品原料的生产增加，因此各种纺织品的产量大大地增加了。 一位日商赞扬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走上彻底为工农兵、劳动人民服务道路，非常正确。他说，科学进步，医药方面的新发明，虽然各国都有，但是医疗卫生普及人民，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防病治病工作，恐怕只有中国做得最彻底了。他说，中国医务人员能切除重达十一斤的头部大肿瘤，新针疗法能使盲者复明，聋者复聪，哑者能言，小儿麻痹后遗症能治，这是对世界医学科学的重大贡献。----《参考消息》1969.10.31 当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时候，西方的老爷们曾经"预言"中国人民将没有办法管理好国家的财政经济。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事实证明了西方老爷们的"预言"完全破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强盛的国家，......成为太平洋区最强大的力量"（加拿大《太阳报》语）。今天，连美国的"分析家"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经济飞跃发展，今后发展速度可能更快"（路透社华盛顿电讯）。 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奋斗，已经把旧中国农业生产极端落后的面貌彻底改变过来。美国农业部的高级官员拉森不得不承认，"今年中国农业产量将继续增加"。日本外务省八月间发表的一份报告，也承认中国粮食增产，今年来许多地区的粮食储备都有所增加。对于今年中国农业生产的情况，西方报刊和通讯社近来报道颇多。美联社最近发表的电讯，估计今年中国粮食产量将比去年增加，"有些省份的早稻收成达到空前纪录"。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特派记者秋冈家荣报道："继前年中国农业获得了历史上空前大丰收之后，去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的情况也是好的。人民公社近年实施的基本建设和灌溉系统、水利事业大大奏效，已能防止某些天灾的影响。"该报早些时候的另一篇报道，还特别提到中国过去"南粮北调"的情况，现在已经改观。日本《每日新闻》也说，由于人民公社具有更大的自力更生的能力，因而中国农业连年丰收。工业大幅度增产对于中国的工业生产，日本外务省的报告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主要地区的工业生产，已经有大幅度的增长。"英国《远东贸易与发展》月刊说，中国钢铁产量已经超过英国。该月刊还说："随着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发展，中国现在已能够生产各种特殊钢，供应它的工业需要"。"中国不仅棉布产量增加，质量也有显著提高。"英国的《采矿年报》报道中国的煤炭生产情况时说："中国许多煤炭月产量不断增长。中国各地煤矿的基本建设续有进展，近年建成了不少新矿井。" 美国《亚洲调查》月刊承认："中国石油工业显然已取得巨大的发展。"该月刊还谈到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了克拉玛依、大庆等现代化油田。科技成就非凡，中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西方人士感到震惊。美国国会议员赛克斯惊呼："中国人发展核能力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快。"英国宇宙空间科学研究会主席哈曼斯也承认："中国核子科学研究成就非凡，已受到全世界科学界人士的重视。"对于去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英国《远东贸易与发展》月刊称之为"世界现代先进技术的典范"。 不少西方人士承认，中国科学技术的成就，是中国人民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英国《远东贸易与发展》月刊评论这个问题说："中国普遍推广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独创了许多西方所难以想像的新的生产方法，取得很多新的成果。中国工人走自己的道路，抛弃不符合本国实际的洋教条，使中国......工业得到许多新发展。" 中国科技发展与社会思想的关系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增进全国人民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时利用克服自然界的功效，促进人民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幸福，使国家强大，并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了达到这目标，中国决不把科技发展作为国家称霸或穷兵黩武的工具，也不要为了发展工农业，破坏自然界环境，或者为了增加西方人以浮华为繁荣的"国民生产总值"浪费全世界极其宝贵的资源，使将来人类走到绝路上面。 中国设立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农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现在单说"中国科学院"，里面有直属的大约二十多个研究所（天文、数学、物理、高能物理、力学、电子物理、半导体物理、地球物理、大气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生物物理、生理、分子生物、动物、植物、遗传学、地质、计算机等）。中国科学院之外，还有大约二百多个研究所，散布在全国各地，费用大致由科学院支出，但行政方面，大都由省市地方自决。这些研究所的工作对象，在目前情形下，大都致力于研究国家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但也有一小部分接近基本研究。我个人预料，将来国家紧急需要可由生产部门直接供应时，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工作，可能大部分转移到基本研究方面。 为了农业建设，现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人民公社，每个公社独立生产，注重农业科学化、水利化及在可能范围下的机械化。 为了工业建设，现在全国设有很多轻重工业场所，其中有许多大规模机床工厂，专门制造精密的磨、钻、铣、镗等车床。中国现在可以自制各种机器，以及机器的母机，绝不象在解放前整个依赖舶来货。东北为中国重工业根据地，其中工厂林立，如沈阳重型机器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大庆油田等。大庆油田为全国工业模范（"工业学大庆"），鞍山钢铁厂为"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上海及其他城市区域的轻重工业，在全国占有很重要地位，形成全国工业均匀发展的局势。现在举一个近代工业发展的例子，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电子工业尤其发达，能够制造电子计算机、各种半导体机件、高能率激光仪，及全国需要的科技仪器。 总结说来，中国在解放后仅仅二十多年，科技的发展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又用与资本主义不同目标的方针，设法迎头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一直到现今为止，中国科技还说不上有什么突破性的巨大创造。但在过去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好些很值得赞美的成绩，也真是难能可贵。现在列举个人所见所闻的一些事实以供参考。 Ⅰ、关于科学发展 一） 考古学--多项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都在解放以后做出来的。例如，蓝田人标本为六十万年前，北京人标本为五十万年前（开始研究在解放以前，原来标本遗失，现在继续掘出标本，接着研究），半坡遗址为六千年前，车马坑原址为三千年前，马王堆女尸为二千一百年前。 二）射电天文学--射电天文台设在东北密云、北京附近的沙河、上海的奈蛇山、昆明附近等处。 （三）数学--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对证明二百多年前德人戈德巴赫的一项推测（一个够大的偶数为两个素数之和），有很大贡献。另一项贡献，就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优选学"及"统筹学"。 （四）物理学--云南东川宇宙线观察台发现一种十倍于质子的质量的粒子。科学院研究所有粒子内"层累子"结构的研究。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何祚庥与黄涛用复合场和场论倡立赝矢流的近似守恒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做成"托卡马克型"等离子区原子核熔解仪器。 （五）生物化学--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胰岛素分子的合成与研究，世界闻名。核酸Ｍ-ＲＮＡ由细胞质到细胞核的传播效应，是科学院生物学家童弟周与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研究成功的。 六） 地震预报--中国地震学家在辽宁省南部大规模测量，曾预报地震可能在海城、营口一带随时爆发。后来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果然发生强烈地震，因预报后有防备，减少很多损失。 七） 石油油藏勘探--根据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首倡"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的理论，地质工作者钻了几千口井，最后找到油田。现在中国有大庆、大港、胜利等处很丰富的油田。Ⅱ、关于技术发展 八） （Ａ）医学一、针灸的近代应用：脑的生理、痛觉神经的研究。二、断肢连接的手术。三、草药功效及药草培植。四、马王堆二千一百年前女尸的生理及分子生物的研究。五、消灭血吸虫方法（用断水办法，使田螺缺水，死在泥中）。 九） （Ｂ）农学一、利用以虫攻虫的原则：中山大学教授蒲蛰龙用小蜜蜂攻杀荔枝害虫。联合国环境研究室主任莫理斯斯特朗报告中国以"红眼蜂"攻杀稻害虫。二、改良各种农产品种：稻、麦、蔬菜、水果、桑树、蚕、鱼、家畜等。三、大规模森林绿化技术。 十） （Ｃ）工学一、高压电线上直接修理。二、双水内冷却大型汽轮电机。三、各种精密手工艺品的艺术复兴。制造各种"争气牌"工业产品的新技术。四、含锰钢的制造。五、美术细陶器制造中用结晶釉的技术。原载《参考消息》，1975.09.08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国今年工交科技战线若干捷报》为题刊登一篇资料，转载如下：下面是一九七五年中国工交科技战线上的若干捷报，是极不完全的记录： 1.大庆至秦皇岛和秦皇岛至北京输油管建成。 2.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炼油厂建成投产。 3.上海市金山县兴建石油化工总厂。 4.中国第一套原油外输计量装置在上海建成。陕西宝鸡制成新型石油钻井工具。深海勘探船在黄海试钻油井成功。大连一年内建成两艘二万四千吨油轮--"大庆六十二号"、"大庆六十三号"和两艘一万五千吨油轮。 5."长虹号"、"徐州号"等七艘万吨巨轮在上海建成下水 6. 广州建成二万吨级远洋货轮"信阳号"。 7.杭州湾建成二万五千吨级原油码头 8.广东湛江建成两座万吨级码头。 9.天津新港建成十个万吨码头及货箱码头。 10.广东石龙港工程完成。浙江省兰江大桥建成通车。 11.山西省建成柔性墩桥。昆明到拉萨的滇藏公路建成通车。 12.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完成。 13.横贯冀东平原的通古铁路（从通县直到古冶）建成。 14.河北沧州制成载重四百吨的公路平板车。 15.兰州至拉萨航空线通航。北京市纺织工业系统制成无锭纺机。 16.上海制成抗癌新药"消瘤芥"。 17.上海制成切除耳鼻喉肿瘤的激光"笔"。北京制成太阳能加热箱，武汉制成预报地震新仪器激光测距仪。 18.我国研制成功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 19.青海制成卫星云图接受设备。 20.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原子频率标准研究小组和上海国营灯具厂工人相结合，制成铷钟。 21.十月二十七日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第一次在一九六九年）。 22.七月二十六日成功地发射第三颗人造卫星（第一颗是在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日发射）。 23.十一月二十六日又成功地发射第四颗人造卫星，而且可以回收。 24.十二月十六日成功发射第五颗人造卫星。 25.柳州建成万吨冷藏库。 26.东北齿轮厂在长春建成。 27.福建古田溪水电站建成。 28.三门峡大型水利枢纽改建完成。 29.陕西引渭灌溉工程建成。 30.山西引黄灌溉工程--芮城电灌站枢纽工程首期完成。 31.我国最大输电工程刘天关输电工程建成。 32.甘肃景泰川电力灌溉工程建成。 33.我国东北某地新建成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炼钢厂。 34.辽宁省研究成功"泡沫塑料快速密闭"和"干粉灭火"两项井下灭火新技术。 35.贵州建成一座年产九十万吨的大型煤矿。 36.珠江河畔的黄埔新港二十六日举行简易投产大会。《参考消息》， 1976.01.01 新加坡《经济时报》：赞扬我国六十年代取得辉煌成就 二十年前，中国的人民点的是洋烛，用的是洋钉，坐的是洋车，烧的是洋油。中国的辽阔天空任凭外国飞机飞来飞去，中国的无数内河任凭外国军舰驶来驶去，中国的地下资源任凭外国资本随意掘走。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 外国阻挠中国发展工业，这个反动势力被中国人民驱走了，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又用了另一套手法阻挠中国发展中国工业，他们在五十年代末期撤退了专家，拿走了蓝图，但这也难不倒七亿中国人民。大庆油田的石油是中国人民自己勘查、自己钻探、自己开采、自己炼制出来的，而且所有的石油工业系统设备都是中国人民自己制造出来的。中国不仅有了足够数量的石油，而且有了足够质量及品种的石油产品。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步核试验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的大官和"大科学家"断言，中国要到一九七五年才可能有洲际飞弹。后来，中国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装上核弹头的飞弹，使这些洋大人显得十分狼狈，他们又改了口气，不说一九七五年，而说一九七三年中国"会有洲际飞弹"。今年二月间，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自作聪明地预言："中国要在一九七三年才能发展洲际飞弹。"话说了不到三个月，中国把一颗一百七十三公斤多的人造卫星送上天，证实了中国有洲际飞弹，重重地打了这位国防部长的嘴巴。 在一九五八年中国大跃进时期，曾提出了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从一九五八年到现在不过十二年，但是，以国际地位来说，英国老早已经在中国之下了，英国已沦落为西方人眼中的次等国家，挤不进"超级大国"行列。中国素来不以"超级大国"自居，然而，它的地位在英国之上，在政治声望方面也在美苏之上，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也在许多方面赶上和超过了英国，特别是在尖端科学技术上，中国在多方面已超越了英国。何以见得呢？我们根据一些科学杂志及文献资料，扼要地叙述如下：一、中国已经试验成功了氢弹，拥有了导弹核武器，英国还没有。二、中国已经有了洲际导弹，英国还没有。三、中国已经发射了人造卫星，英国还没有。四、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人工方法成功地合成人造胰岛素的国家。美、英、苏等国至今还办不到。五、在化学工业领域，中国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合安苯车间（苯是极重要的化工原料）。不仅在这方面压倒英国，也压倒了所有西方大国。六、中国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并用本国材料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也是世界第一，欧美各国难有其背项。七、中国创造了石油发酵脱蜡最新技术，大大地超过了美国和英国，达到了同类科学技术的最高座。八、英国在一八八○年开始制造汽轮发电机，到一九五六年才制造单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相隔七十二年。中国于一九五四年才开始制造汽轮发电机，四年之后，中国制出了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这是一种能发电一百万（千瓦）的特大发电机，大大地超过了英国。九、中国近十年所制造成功的万吨水压机、二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周波钟、人造小太阳（高压长弧氙灯）、静电加速器、电子计数仪、闪烁谱仪、高精密度的小模数齿轮磨床、高精度半自动、自动万能外圆磨床等等，都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不仅能同美英苏日等国家相媲美，在质量上有的还超过这些国家的产品。曾几何时，被辱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现在变成了世界巨人！当年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八国联军"，现在怎么样了呢？大家有目共睹。从科学研究意义上看，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是中国发展空间技术的良好开端。中国发展空间技术，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国防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动科学的前进和发展，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这次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使那些认为"文革已使中国经济与科学倒退"的人狼狈不堪，目瞪口呆。他们完全料想不到这时会发生这件大事。不过，从很多由西方观察家（特别是官方的）的预言不准的事例，我们倒可以摸熟一条规律：西方大国对中国总是估计过低，当他们说"中国可能有"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有了"。当他们说"中国要在多少年后才有某某武器仪器"的时候，中国已经在生产这些东西了。记得在中国文革期间，美国一家报刊曾哀叹："西方对中国的事态及时做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会有的。"这句话，可说是在拆西方所谓"观察家"的台，而且也可说是够坦白和老实的。《参考消息》1970.05.05 杨振宁博士谈中国之行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连载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中国科学前途无限……在已经取得的成果中，有足够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成果”——以“李杨理论”（即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而在一九五七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博士（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基本粒子论的最高权威、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与旧友同学、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进行了两小时的对谈，讨论中国科学的现状和展望。杨博士为了参加二十三日到二十七日在东京举行的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而来日本，他刚刚会见过毛主席，去年也曾会见周总理，是中国甚为重视的美籍中国学者。 　　中村：与毛主席的会见，情况如何？ 　　杨：精神非常之好，跟我谈了上下古今极有意义的话，甚至有幽默的话。 　　中村：主席有没有提到对中国科学的指导概念呢？ 　　杨：主席没有提到这一点，不过对于科学非常注意。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当然是如此的，不过，其中也有个人的关心。我临离开向毛主席告别的时候，毛主席说他很高兴我在科学方面对世界有些贡献。然后他又说，他自己也很希望能够给世界有一些贡献，不过他未能做到这一点。 　　中村：科学文献等等，主席也过目吗？ 　　杨：造诣非常之深。对于我在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还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问题，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性。 　　中村：那不是学者之间最新讨论要解决的问题吗？ 　　杨：可不是！如果可分，可分之后又有什么变化，这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难题。 　　中村：简单来说，主席对于中国科学的想法是怎样的？ 　　杨：我只能凭印象来说。总而言之，主席对于在中国出生的我，能对世界物理学作出贡献，很是高兴。而且，在主席的影响之下，中国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科学，希望它的成果能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常有人说，“中国科学比西方大约落后十年”，博士对于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呢？ 　　杨：过去两年间，我曾四次、一共十四个星期访问中国，遍访了各地大学和研究所，这还是比较短的时间，谈不上正确评价。我如果把当场所得的印象提出来，可以这样说，总的来讲，的确是比美英法等国落后。例如，缺乏近代科学的传统，进行实验的工业技术基础还不充足。但是，分别说起来，则各部门之间，有些部门有了显著进展。简言之，这是一个彼此牵连的问题。在所有部门之间，要有一个全面的迅速跃进，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困难的条件之下，个别部门取得了辉煌成就，着实令人吃惊。例如，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世界第一个。 　　中村：中国在核火箭以外的各部门，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也都有不同的成就。 　　杨：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中国三个研究所合作成功的。我访问了其中一个——上海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人工合成胰岛素也是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乱搞”，后来，在大跃进运动里，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比美国国立布鲁克赫文研究所的成品时间早，纯度高，数量多。Ｘ光回折的研究也很有进展。我听英国牛津大学的多萝西•霍奇金女士（一九六四年用Ｘ光回折法决定生物化学物质的分子构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说，她在一九七二年访问中国时，把照片作了比较，最初完全不符合。但是，把上下倒转过来以后，再重叠在一起，竟是几乎完全符合。多少有一些出入，那是由于在电算机上运算难免的事，可以说是在正常误差之内的完全一致的结果。听说日本在这方面也在进行研究，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 　　中村：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电算机有了相当进展的证据。 　　杨：因为时间不够，我没有看到实物，但是事情的确是如此的。简单说来，中国在目前阶段，不得不选定最优先的部门，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在这些方面。 　　中村：在其他部门，例如高能物理学，怎样呢？ 　　杨：还落后。现在的情形是没有超大型加速器，虽然有专家，也远没有日本这么多。我也曾经被征求意见，有没有造超大型加速器的必要？如果造的话，应该造哪一类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目前，中国有一个十三人高能物理学专家调查团自六月访美，我在访华期间同调查团的人见面谈过，高能物理学已经被重视为物理学最尖端的部门，可是实验方面，很费钱的。 　　中村：从现在来总结，文化大革命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价呢？ 　　杨：我认为好坏两方面的影响都有。首先谈坏的方面，例如清华大学现在的学生只有定额的四分之三。由于文革的关系，新生入学中断了，直到一九七○年才告恢复。也就是说，这几年来空白的影响，会在将来显出来。科学技术文献的发行也中断了几年。反过来说，好的影响则是文革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朝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在理想主义的原理下出现的真正的中国而贡献一切。我所会到的中国科学界的人士，每一个都说，“文革是必要的”。 　　中村：访问中国的美国科学家之间，也有这样看法的人。 　　杨：不错，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里，遇见美国的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等七位教授。阿尔瓦雷斯教授说：“我本来以为文革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个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文革的看法，全部改变了。” 　　中村：中国专攻科学的学生，质量如何？ 　　杨：学习要求特别强烈。比美国和文革前的学生，年纪稍微大一些，但是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比较成熟。而且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中村：听说科学家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实行得很彻底。 　　杨：在访问长沙铁道工业大学时，听一位教授说，在农村收获时，全家人都到农村去住，帮助收获。与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的旧中国比起来，新中国有了很大变化。而且理论与实践并重，大家都在仔细考虑，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对于中国以至对于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中国科学今后展望如何？会不会有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世界上第一次合成胰岛素等等，就已经是很好的奖金候选人了。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科学的前途是很光明的。国家很大，人才众多。上了工业化的轨道之后，科学的才能会逐渐开花结果的。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03 第二部：中国建设 【知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了新文明! 作者：郭春孚 否定过去的错误是正确的，否定过去的正确是错误的。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要否定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正确的呢？ 一、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一点，恐怕除了个别地主和资本家都是同意的。既然如此，农民祖祖辈辈在农村劳动生活，市民为什么就不能去农村劳动生活？市民中的知识份子就不能去农村劳动生活？我看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农民是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珠摔八瓣”……其辛苦尽人皆知。正是由于农民的辛勤劳作，我们才有粮、肉、蛋、禽、奶、油和蔬菜吃，否则城里人吃什么？而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去农村劳动锻炼三年五载，体验一回“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应该的？ 有些知识份子真的连韭菜、小麦、青草都分不清，只知道贪图享乐，让他们到农村劳动生活，不仅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养成勤劳节俭的习惯有好处，而且对他们的一生都大有益处。这就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没有错，是正确的。而且当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知青就是培养的对象之一，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如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看这还是一个问题。 二、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说到底还得依靠知识，依靠科学技术。可是由于我国的国力较弱、城乡发展不平衡、传统思维习惯和历史上不重视农村教育等多种因素，造成农村学校少、上学读书的人少，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农民则更少。这一点，恐怕左派、右派和中派，中国人、外国人以及崇洋媚外的人都没有不同的看法。 我国人口从刚解放时的4万万5千万，增加到现在的13亿多，20世纪70年代大约是8亿，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即使农村受教育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仍然是极少数。就拿现在来说，七八亿农村人口，有多少上过中学、大学？而且上过中专、大学的，大部分都留在城里了，有几个回农村劳动生活呢？据我所知，中学毕业生在农村劳动生活的也不多，大部分当了小学老师、进了乡镇县城谋生，或者外出打工去了。 要想在短期内改变农村人口的知识结构是不可能办到的，而农村发展又需要知识，需要科学技术，但有知识懂技术的人都不愿意在农村劳动生活，这怎么办呢？建设新农村靠谁呢？ 都说农村落后，又都不愿为农村建设出力，这个现象是很不正常的。需要决定出路。农村需要知识份子，动员知识份子上山下乡显然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农村需要人才，而城市人才闲置，那就应该让人才到农村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的意见是，不仅知识青年应该到农村去，与社会科学沾边的、涉农的领导、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员等更应该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听一听农民的心声，看一看农村的现实，找一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搞清楚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回到城里认真研究一些日子，然后再发表自己的“对策”。虽然这样做费劲一点，但也更慎重一点，更接近于真理一点。坐在大楼里，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造不出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民心的车来。也许你造出来的车很现代，但在城里跑堵车，在农村跑颠簸，总之是跑不快，还容易将车碰坏或翻车。等发生了事故再来追究责任，不仅也很麻烦，而且也晚了，造成的损失难以挽回了。到农村去劳动生活、调查研究，知识青年可以带个头，给那些领导、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员等带个头。因为明天是属于年轻人的。 三、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农村是比较封闭落后的，有一些习惯很不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给农村带来了新文明，形成了新风气。过去，农村很少有像样的厕所，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建议村里修了公用厕所；过去，农民是不刷牙的，个别爱干净的女孩子最多也就是隔几天用盐水、茶水漱漱口，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一些青年人跟着他们学，纷纷买来牙膏、牙刷开始刷牙了；过去，农民是不经常洗澡的，甚至头脏了也不洗，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一些青年人跟着他们学，从经常洗头做起，越来越爱干净、越来越讲卫生了。 最重要的是，知识青年充满青春的活力，活泼、爱动、大胆，经常唱歌、弹吉他，把一部分喜欢吹拉弹唱的农民带动起来了，经常聚在一起搞文艺活动。我读书的小学，受其影响，每学期都举行文艺表演。个别知识青年还与村里的姑娘、小伙子谈恋爱、结婚，在城乡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密切了城乡关系，建立了鱼水深情。 就我的亲身体验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是农村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粮食连年丰收，社会新风蒸蒸日上。村里的很多知青是我家的常客，还有一个知青就住在我家，我们像亲兄弟、亲姐妹。有很多农户过节日或平时做好吃的，都要请知青来家一起吃。 既然知识青年为农村发展发挥了“知识”的作用，起到了“文明”的表率，特别是为缩小城乡差距，消除两极分化，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发挥了积极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作用，那么就是正确的，而且对后世具有许多值得总结、值得借鉴的经验。总之，知识青年对农村的文明启蒙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四、知识青年在农村锻炼成长，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一些知识青年不怕吃苦，脏活、重活、累活抢着干，与农村的小伙子、“铁姑娘”开展劳动竞赛，从不示弱，成为当地的楷模。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入团、入党、提干。我认识的一个上海知青，从公社副书记破格提拔为县委副书记；还有一个天津知青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不到三年，就被提拔为公社副书记。那个时期，从政治上来说，知识青年是有出路的、有前途的，而且不用请客、送礼、行贿，只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我感到，那个时候提干，的确是靠自己的真本事，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不像现在这样明码标价地公开买官卖官。 当然，体力劳动是要流汗的，是很艰苦的，但付出总会有回报，而且这个回报是基本平等的。 既然农村为知识份子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舞台，创造了条件，而且对那些成绩突出的知识份子给予重用，没有浪费人才，没有埋没人才，说明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政策是没有错误的。 还须说明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的确是有安置费的，大部分是二三百元，有的是四五百元。当时，国家拿出几百元就相当于今天的几千元，单身一人在农村安家，有这么多钱是花不了的。我们村还专门给知识青年修建了一排“知青宿舍”，配备了专门的炊事员。 1977年恢复高考，小队、大队、公社都为愿意报名参加考试的知青提供方便条件，让他们回家复习备考。在知青大返城时期，有个别知青不愿意走，还想留在农村继续干，真有扎根农村的想法，村干部、村民们还劝他们回城。 我大胆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不能否定。中国在2020年前后，会出现第二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中国将真正走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 【知青】插队四十年所见农村之变迁！ 作者：林熊熊 1968年后，笔者曾在“北大荒”某人民公社下乡种地11年，与那里的知青、贫下中农一起，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　　 刚下乡时，正值被称为“十年动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初；返城时，“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返城后，怀着对同志、朋友，对山清水秀的北大荒的眷恋，曾多次重返“第二故乡”。现在，不但许多当年的同龄人已经故去，那里的山清水秀也早已荡然无存。　　 四十年的变迁，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劳动；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单干。　　 （一）人民公社阶段　　 1969年，天灾，笔者所在的生产大队，知青插队的日子相对艰难，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但以后的10年中，大家团结一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渐渐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农民已经持续了数千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方式。　　 当年，我们的“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同时牵引三联播种机时，每天可播种小麦1，000多亩；挂液压悬挂七铧犁时，每天可播种黄豆300亩。而联合收割机的工作效率与镰刀割地、牛马运输、人工打场、扬场相比，更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10年中，村里的“机耕队”，已经从最初的4人发展到28人。这28人，不但负责村里大部分土地的耕作（9，000亩小麦、3，000亩大豆），还担负着村里的发电、机修、碾米、磨面、电影放映、广播等任务。为了更长远的发展，村里还另外培训了20名左右的机务后备人员。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解放了大批的劳动力。　　 那时，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在那个半农半牧的丘陵地区，生产队有的是马、牛、羊。最初的机械化是靠卖牛、马的钱搞起来的。机械化的发展，使村民们彻底告别了靠牛马种地（6牛或6马，拉一副犁杖，靠人扶犁、点种），吃粮靠推碾子、拉磨的时代。　　 笔者当年所在的生产队，克山病、大骨节病高发。1958年，克山病大爆发，妇女死得不剩多少，许多鳏夫不得不逃往“下荒”，1968年以后，病死率仍然很高；而大骨节病使村里的青年瘸瘸拐拐，没有一个能够服兵役。这里的北京知青，经调研发现，可能是饮用水有问题，并立刻开始着手改水。1970年秋，黑龙江省水文地质队为村里免费打下了两眼深井，村里集资购买了井管、井泵、电机、柴油发电机组及其它配套设施。深井水，彻底消灭了地方病；合作医疗，使村民们具有比现在优越得多的医疗条件。　　 集体经济的发展，使村里有了第一所砖瓦结构的学校。为满足发展的需要，及满足未成年孩子对知识的渴求，小学、初中不出村可以连读。许多知青在学校任教，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经过十年的努力，村里平均每个劳动力的年收入，由原来的200元左右，达到1，000元左右。要知道，当时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在转正定级后也不过每月56元呀！　　 十年中，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们开始搞科学种田，使主要农作物小麦的平均亩产从原来的150斤左右增加到250斤以上，并继续采取措施提高平均产量（理论上，小麦亩产应能达到1，000斤以上；大豆亩产应能达到600斤以上）。　　 那时，我们有着较好的经济效益（当时政府收购价：小麦每斤0.14元、大豆每斤0.24元），每亩投入10元，能收获30元以上。但我们并不满意，还在为实现每10元投入，收入60元的新目标继续努力。（附近的国营农场，当时能实现的最高指标是：每亩投入30元，收获60元）　　 那时，当地的农民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他们享受着大自然的种种恩赐。夏天，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山下是鲜花遍野的草甸子；沟塘中流水潺潺，玉带河从村前向东缓缓流过，清澈见底，每隔不远就穿过一个泡子（小湖），像一串“糖葫芦”。水中游鱼如穿梭，林中鸟语兽鸣。冬天，虽说是“猫冬”，但除正月外，仍很忙碌。少数民族喜好狩猎，但汉族只是偶尔捕鱼。渔猎活动从来不会空手而归，如若半天打不到20斤鱼的话，就没人会去打鱼，认为不合算。同样，如若搞副业，平均每人每天挣不到6元的活，就不会有人同意干。那是计划经济时期，百姓心中的账算得倍儿清。　　 唯有每年春、秋两季的护林防火是不计成本的纯义务劳动。一旦发生荒火，周围的村民会在第一时间奔赴火场，并同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那里，最近的村子相聚约　5公里　，远的有　10公里　左右，村中不通电话，通讯极不方便，又几乎年年都有山火发生，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像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那样的损失。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逐步改善，党中央多次派代表团访美。项南访美归来，带回了美国的农业“大片”。村里播放了这部影片，使大家了解到美国农业高度机械化带来的高效益。美国的农民每年干不到3个月的农活，生活却过得很好，村民们非常羡慕。因为我们当时每年的农闲加“雨休”总共也不过3个月多点。尽管中美国情不同，无法完全仿效，可新的耕作技术的确让方圆数十里的人们大开眼界。　　 有人曾经对“要想发财需要多少年”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结论是“10年”。笔者的经历，验证了这个问题。　　 　 　 （二）单干的前奏 1978年以后，上面刮来一股风。 首先是政府宣布解散了文革期间村一级建立的初中和乡一级建立的高中。很多知青不得不离开了曾经热爱的“教书匠”岗位。 接着是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离开了他们一直辛勤耕耘的土地，许多国营农场当年便撂荒了许多耕地。 1980年，笔者为了求学，也暂时地离开了自己相交多年的朋友和心爱的一切；但无时无刻都在怀念着这块曾经抚育过许许多多插队知青的土地。多次返乡，使笔者对那里的变化多有了解。 1981年，上面刮来了单干风，可村民们坚决不干，顶了一年；而附近的少数民族村更是反对，顶了二年。 （三）单干阶段 胳膊终归拧不过大腿，1983年，那里的单干改革已经完成，原来的“人民公社”被改为“乡”。这是大势所趋，人们无力与强权对抗。　　 单干的结果是：拖拉机、康拜因、发电机组，及其它配套农机具被卖了废铁；电力电缆被分割，编了蒸馒头用的栊屉；成群的牛、马被分到各家各户；漫山遍野是撂荒的土地。人们重新过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点柴油灯的日子。　　 这年，笔者已读完大学，不愿回村单干，在城里找了工作。村民们也不得不开始攒钱，准备买“小四轮”拖拉机，并在以后的几年内，把撂荒地重新种了起来。1985年以后，少数人家再次对大型农机具感兴趣起来。　　 1985～1996年期间，大型农机具的使用，以及奔美好生活的愿望，驱使人们肆无忌惮地开荒，周围数县的森林、草场被大量破坏。当地领导坚持认为：“树林子不能变钱，开了地就能够收到农业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竭泽而渔的手段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赞许与支持。　　 1996年夏天，乡里的朋友听说我要回去，想为我打只狍子，外出半月，无功而返。那时，村南的山上还可看到已被推倒，但尚未运走的死树。方圆数百里的林木都是如此命运。这年，是那里的最后一个丰收年，并从此进入了“五年四不收”的历史新阶段。　　 想当年，那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飞禽、走兽应有尽有。记得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富饶美丽的大兴安岭”，文中有这样的描写：“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一点不假。书中描述的美景，现在只能梦中见了。　　 大面积的植被破坏，导致了区域性气候异常。其最终恶果及影响范围，远比庄稼的“五年四不收”更为严重。1998年夏季的大兴安岭雨水，直淹齐齐哈尔、哈尔滨（那年长江也因同样原因发了大水），中央政府不得不斥资数十亿修建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想起那次发水，可谓百年不遇的奇观，从齐齐哈尔向北，火车就在一望无际的水中开行，铁路两侧能见的只有打渔的小船（以后，因大水持续不退，铁路被迫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　　 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截断了嫩江。现在的嫩江在水库坝下断流。坝下水底露出的沙滩，已被绿色的植被覆盖；水中的脏物也清晰可见。自从水库完工，就连年缺雨，水库的库容一直无法达到预期数量。水库上游，残存的松林周围，许多林木在枯死，就连数百年的老树也难以幸免。　　 从1996～2006年，那里的百姓只有2次像样的收成，算算总账，还是“五年四不收”。　　 去年大旱，大豆亩产最高只有130～150斤。　　 今年是另一个10年的第二年，虽因春旱，庄稼晚种一个月，但霜也晚来了一个月，加上后期的雨水调和，还是有了较好的收成。气候的变化显然不是好事，今年的丰收可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28年前，那里的无霜期约100天，但现在的无霜期比120天还要多些。当年，那里冬季气温最低零下40多度，现在不到零下30度。原来的山清水秀，变成了现在的秃山臭水（用小河水浇园抗旱曾导致绝产，是因为农药化肥滥用导致的水污染）。　　 但比气候的变化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市场经济导致的市场粮价波动，严重地影响着村民们的收入。以这两年的情况为例：　　 去年收获的大豆，价格从原来的每斤1元左右，涨到今年夏季的最高3.1元。同样种地，同样的大豆，有人每斤卖到1.7元，有人卖到2.8元。收入差距是如此之大！　　 因为粮食贩子在收秋后，立刻压价收购，那些靠贷款种地的农民不得不以低价出售，抵还贷款。否则，下年种地就得不到贷款。而那些略有富余的人家，可以囤粮到第二年春节以后，待粮价被憋高后再卖。那里的贫富差距也因此越来越大。　　 单干以后，合作医疗没有了，贫富两极分化在不断加剧。但富人总是一小撮，大部分村民在生死线上挣扎。有病没钱医，不得不卖地治病，也仍然逃不过死神的阴影。笔者的同龄人，现在幸存的已经不多。虽然政府近年来开始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但附加了许多条件，远水解不了近渴。　　 村里的学校现在彻底没有了。孩子们上学，必须到其它地方，代价高昂。虽然这些年附近村庄有少许孩子能够在高中毕业后继续深造，但也只限条件好些的家庭。　　 即使是条件好的家庭，也难免要卖地为亲人治病。彻底失地的农民有些外出打工，有些租地生活，但千万不能生病。　　 笔者的一位朋友英年早逝，他儿子要为母亲做心脏搭桥手术，几十万元的手术费难以筹够，不得不卖掉了200亩左右的耕地。过去大多数人卖地的价格约200元一亩，因为急等钱用（如果出租土地，每亩每年是100元左右）。　　 现在，每亩地的价格不但已经超过了1，500元，而且还在继续上涨。卖地的人往往是因各种各样的临时困难，为解燃眉之急。买地的却大多不是为了耕种，而是看到土地的不断“升值”，买去炒作。在许多村子，前些年卖出的地，现在已经被转卖了4次以上，名义上大多是无限期的“长期租用”。　　 大约70%以上的村民都有多少不等的债务。即使条件好的家庭，有时也难以避免。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地增加着种地的成本，粮贩子的压价收购，总是使大部分村民入不敷出。缺钱人家，不得不以低价卖粮，抵还外债。　　 因今春种地成本大幅增加，许多人家种不起地，纷纷借贷。有人为种1，500亩小麦，外加600亩大豆，贷款30万元；不料一场急雨，小麦全部倒伏，本应亩产500～600斤的小麦，每亩只收到260斤（每斤约0.7～0.8元）；可喜的是，今年大豆亩产达到了300斤（现价每斤1.7～1.8元，到明年春节后可能还会涨价）。这样的产量，在那里可算是相当高了。由于今春的化肥农药涨价约一倍，种地成本每亩200元左右，赔本的风险还是很大的。笔者曾向一名粮贩子进行过咨询，他说：“因为明春的生产资料还要涨价，今年的大豆若不能卖到2.45元一斤，种地的就赔了！”　　 在上述情况下，许多农民宁可把土地出租，也不愿自己去种。今年地主们自己种地，是因为春旱时间太长，以前的租户怕冒风险，不敢再租他地的缘故。　 　 　 （四）单干前后生产关系的比较　　 单干前： 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是集体劳动，集体核算，年终分红。一个生产队只要有几个能人，大家就都能过上好日子。个别人口多的家庭，能够得到困难补助，孤寡人家被称为五保户，保证不会挨饿；合作医疗基本免费，生产队的医疗费用提留，可为少数病困者去病消灾。　　 《农村工作60条》的贯彻，使生产队的社员享受着平等的权力。少数以权谋私的村干部，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清除出干部队伍。百姓中的大多数人以自私自利为耻，方圆百里可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海之内皆兄弟”。　　 那时的共产党员是老百姓学习的榜样。　　　 单干后：　　 少数能人过上了较好的生活，大多数人穷困潦倒。据某县某乡的“乡志”记载：1982年，全乡平均粮食亩产155斤。而该乡的某村，从1982～1997年的粮食平均亩产，没有一年是超过100斤的。　　 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连年干旱。原来整片的耕地已被瓜分为若干小块，归属于不同的农户，想要打井抗旱，想要调茬改种别种作物都已经很难。　　 不少人家因病致穷，最终全家死光。地多的人家还能卖地治病，地少的人家，卖光了地还治不好病，只能等死。农村的医疗保险是近年开始推出的，已经有了病的人是不给上保险的，因为保险公司要赚钱。笔者的一位朋友，在瘫痪无奈的情况下，自缢身亡。　　 单干以后，“私”字发扬光大。那里盗贼遍地，什么都丢，什么都卖。养狗都须铁链拴，即使铁链拴住，也难免被他人偷吃的命运。那里的农民，对解放前的曾存在的“卖大炕”很是反感；但前些年，东北的国有工厂大批倒闭，许多城里的妇女下乡卖淫，村中百姓深表同情，还说“齐齐哈尔的小姐干净”。　　 种地不能发财，但当官可以。据说：要想当个村官，可以花50元买一张选票，一旦当选，可从村中回收成本。鱼肉村民2～3年，可“捞”10万元以上。10万元可以买个乡党委书记，可以在乡的范围内“捞”，2～3年即可捞到100万元以上。100万元可以买个县委书记……。以此类推。都想照此办理，就产生出“狗咬狗”的问题了。　　 比如：某村党支部书记把村中仅剩的1，000亩公地卖掉了，可村长没有占到便宜，就鼓励一伙村民，把卖出的地抢种了；卖地人当然不干，打起了官司，现在事情尚未了结。　　 实际上，到了县委书记这一层，就不必自己花钱买官了。因为，这个官位有人会替他买，县官们表面上是很廉洁的。只要当官后，对朋友够意思就行了。县里的工程自然要承包给帮助自己买官的朋友了。可是大家都想承包到工程，也不能都便宜了一家呀！分赃不均，自然还要“狗咬狗”。　　 老百姓苦不堪言，必然有人上访告状，但各处路口都有把关，消息难得透出。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农业税、小额征费、各种摊派、买官卖官、行贿受贿，不断地增加着农民的负担。虽然，目前已经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种地还能得到补贴，但补贴能到农民手中的数目终归有限。 前些年，当中央政府还没有取消农业税时，地方各级政府纷纷瞒报土地面积，以截留税收（当地农民基本如数缴纳），挪作他用，被截留数目达到大约总数的50％。因此，当中央不再征收这笔税费，并按原来地方上报的土地面积为农民下拨种地补贴时，农民就无法得到应得的钱数了。　　 几年前，笔者返乡，听到的是老百姓（其中，有些人自己还是共产党员）骂“共产党”。今年不骂共产党了，改骂那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骂单干政策。因为，胡锦涛、温家宝也是共产党员，以他们为首的党中央，几年来为农民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目前，许多村子在筹建新型联合体，并试图合伙收回已经卖出的耕地，以实行土地重新连片以及统一的退耕还林，恢复被破坏掉的自然环境。 【农村】一代翻身农民的楷模 ——全国劳模毕承松的38年 全国著名植棉劳动模范毕承松，1913年5 月出生于澧县邓滩区永固乡赵家村（今澧县澧澹乡拥宪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互助组长，初、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拥宪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书记等职，是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湖南省第六届人大常务委员。　　 遭受了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和小农经济桎梏的中国农民，一旦获得解放，便顽强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毕承松就是这样一代翻身农民的楷模。新中国成立38年来，他沿着中国农村曲折的发展轨迹，带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作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贡献。　　 组织起来的领路人 1949年7月23日，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古老的澧州终见光明。1951年1月，赵家村开始了土地改革。11岁起给地主帮工放牛的毕承松，投入了这一场历史的巨变。五口人仅有八分地的毕家，在土改中又分得了7.2亩地。父亲不用再去收破烂，弟兄们不用再去做帮工，全家不用再去种“课田”（即佃田），一家人是何等高兴啊！　　 然而，生产手段极其简陋低下的个体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却难以抵御自然和社会的风浪。毕承松尽管兄弟三人，劳齐力壮，但仅凭一头耕牛和一架破风车去耕种八亩地，不是缺东缺西，就是误这误那。邻居黄承俭，土改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三亩地，打了一把锄头，每天起早贪黑只挖了两分地，还累得手起血泡背脱皮。没有土地盼土地，有了土地愁土地，有人简直有点叶公好龙了。桩桩事实，阵阵议论，针一样刺着毕承松的心。不，土地来之不易，一定要把它种好！他暗暗下着决心，苦苦思索着办法，可是却不得其解。　　 当时，在长江以北已经完成土改的老区，根据“趁热打铁”的方针，正在广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从有文化的青年黄大元那里，毕承松得知了这一消息，了解到李顺达开展互助合作的经验，顿时豁然开朗。他和黄大元一起，邀集了邻近7户贫苦农民，每天晚上学习讨论，一致同意开展互助合作。这一自发的想法，立即得到了村、乡、区、县及省农业厅滨湖植棉指导所的支持。1951年四、五月间，土改刚刚结束，澧县最早的互助合作组织之一，毕承松临时互助组宣告成立。在维护土地个体所有的前提下，组员们之间开展了季节性临时劳畜换工，互助互济，单家独户的劳畜不足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同时在滨湖植棉指导所的指导下，全组开展了爱国植棉竞赛活动，改良棉花品种和播种方法，生产水平也有所提高。当年，全组家家户户都获得了超历史的好收成，大家坐在一起庆贺丰收，纷纷把第一杯香茶献给毕承松。群众出自内心的拥戴，使他吸取了更大的力量，想得更深更远。　　 1951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年底，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开始试行。毕承松的思想和视野更加开阔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已不是少数几个农户劳畜工具不足的问题，而是一代初获解放的农民在经济上彻底翻身的问题。他要把赵家村的全体父老乡亲经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带入一个理想境界。　　 1951年冬，经过充分酝酿，在临时互助组的基础上，毕承松常年互助组成立了。全组增加到了10户、37人，36.5亩耕地。主要生产工具有耕牛2头，犁、耙、风车各4张。适合常年互助组的需要，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互助组摸索制定了一套评工记分、多进少出、定期结算、现金找补的换工方法。热情高涨的人们，并不介意它的不周，不论帮人为己，都舍得拿出十分的力气。通过一年奋战，1952年，全组棉花又获得了大丰收，亩产量比单干户高出一倍多。他们还组织起来，开展副业生产，增加了不少收入。11月，毕承松互助组和毕本人，分别被评为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出席了全省互助合作先进表彰大会。省人民政府授予毕承松互助组一面“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大奖旗，并奖给了一头大牯牛。高产、增收、荣誉，令附近群众馋了眼，纷纷要求组织起来。1953年，赵家村的互助组一下发展到13个，89户，322人。毕承松互助组则更来了神，1953年又夺得了农业生产的更大丰收。毕承松首次上北京，参加了全国棉花生产座谈会。　　 这时，就全国而言，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已进入组织初级社的阶段。1953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12月，澧县县委试办了六个初级社。这对毕承松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认为他的互助组经过三年的发展巩固，已经具备了建社的条件。他的想法与组员们一拍即合。1954年春，在中共邓滩区委和区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以毕承松互助组为核心，联合其他两个互助组，共24户，办起了赵家初级农业合作社，毕承松被推选为社长。9月，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颁布，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赵家社更名为拥宪社。1962年10月，周恩来总理向毕承松问明了“拥宪”的来历后，曾称赞这个名字好，嘱咐今后不要变动。　　 1954年，澧县遭受了历史罕见特大水灾。全县43个垸子有6个先后溃决，淹没农田4万余亩；其它各垸也先后五次被渍，渍灾面积达55万余亩。紧临澧水大堤的拥宪社首当其冲。但他们在毕承松的带领下，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一连防汛70余天，保住了堤垸安全；同时积极抗灾生产，及时排渍播种和培管，当年棉花仍然获得了较好收成。新生的拥宪社经受了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终于站稳了脚跟，以铁的事实充分展示了合作经济的巨大优越性，使十年九旱的赵家村人，终于看清了他们的根本出路所在。年底，全村又有十个互助组联合组建了两个初级社，不少单干户也被吸收到互助组中来了。1955年，全村一扫旧社会灾后十室九空的局面，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群众生产生活很快得以恢复。拥宪社更是有了新的发展，年终分红，按劳分配部分的工日值达到1.51元，这不仅在当时大米担价只有6.45元时是很高的，而且在往后20多年的澧县集体经济中也是少见的。拥宪社因此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赵家村的其他初级社、互助组和少数单干户，纷纷主动参加到拥宪社组织的学习活动中来，学文化，学技术。　　 1955年7月党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的报告后，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伐大大加快。1955年冬，邓滩区、永固乡的党政组织和毕承松本人都认为赵家村具备了高级社的建社条件。经过一番酝酿筹备，赵家村三个初级社很快联合起来，成立了拥宪高级社，毕承松任社长。高级社的性质变了，规模大了，管理工作量相应增加。毕承松把主要精力放在劳动管理上，同社员反复商量，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定额计酬办法和劳动考勤制度。定额计酬办法对农副业生产的73个工种、144个细目的数量、质量和计分标准都作了详尽、具体的规定。在拥宪社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劳动管理，全社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　　 毕承松和他的伙伴们由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每走一步都留下了一个坚实的脚印，都是自己意愿和自愿的真正体现。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如果给初级社一个充分完成自己使命的过程，或者让高级社在群众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发展，则中国农村的发展，可能远非今天可比。可惜的是，1956年以后的形势，已经不完全或完全不由毕承松和他的伙伴们作主了。　　 由于拥宪社是由三个初级社合并组建的，经济和思想基础悬殊较大，加上建社仓促，一哄而起，部分群众是被潮流裹挟进社的，因此到1956年秋，便闹起了一股退社风。有人把入社的农具重新搬了回去，有的入了社的土地仍不许集体耕种。高级社尚未彻底巩固，1958年9月，拥宪社一夜之间又成了有5万多人口的澧东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毕承松也离开了拥宪，去为领导办放棉花“卫星”的样板。随之而来的“五风”，使拥宪的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一个个棉花包掉在河里随波逐流也无人去捞起来。毕承松十分伤心，却无能为力。 1961年冬和1962年春，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在拥宪大队党支部和社员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毕承松重新回到了拥宪，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他回来后的第一手，就是彻底清退了“五风”中的平调款；第二手就是坚决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认真落实了“五定大包干”的责任制；第三手就全面恢复了评工记分、定额计酬的劳动管理办法。从而把遭到极大挫伤的群众积极性再度调动起来，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起来了。1962年，全大队1250亩棉花，亩产皮棉达到150斤，比全县平均亩产61斤高146%。毕承松的5亩试验地，亩产达185斤，其中3亩地亩产突破了200斤。10月，毕承松被评为全国植棉劳模，在全国劳模大会上介绍了经验，并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科学种棉的带头人 澧县是湖南省的主产棉县，澧澹是澧县集中的产棉乡，拥宪又是澧澹的纯产棉村。拥宪人的衣食住行主要来源于棉花。棉花产量的高低，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自从有了自己的土地，毕承就与棉花结下了不解之缘，把科学种棉视为己任。1951年，当他刚刚步入互助合作道路的时候，就革除了历史上因习沿用的土棉花，引进了良种“德字351”，打响了澧县改良棉花品种的第一炮。1952年，常年互助组一建立，他首先提出的是“冬比肥堆，秋比棉堆”，带领组员们“向澧水进军”，挖沙罱泥，改良土壤，提高地力。1954年，在特大水灾面前，他开始办起了自己的棉花试验地，采取开深沟抗“鼓”（洪水季节从外河经地下卵石层渗入垸内的水，当地群众称为“鼓水”，对农作物危害很大）排涝获得成功。然而，毕承松在科学种棉方面的最大功绩，是在往后的岁月中，适应洞庭湖区棉区两熟栽培的特点，在各级党政部门和科技人员的大力支持下，摸索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耕作栽培制度。　　 一、建立麦、豆、油轮流换茬耕作制度。拥宪由于是个纯棉区，群众口粮不能自给。为弥补口粮不足，历史上前作物多以麦类等粮食作物为主，耗肥量大，容易瘦地。而种蚕豆、油菜，则有利于养地。通过长期摸索，毕承松建立了一套麦、豆、油轮流换茬耕作制度。头年种麦类的棉地，次年种蚕豆、油菜，一年一轮。这样充分利用了蚕豆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和油菜饼肥还田，把用地和养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棉区两熟作物都持续高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套制度于七十年代基本定型，并在澧县和澧水流域得到了普遍推广。 二、引进和繁育高产配套良种。不断更新作物品种，是毕承松科学种棉的一大突出特点。从六十年代起，他便以拥宪为良种繁育基地，建立了三年三圃的良种繁育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良种引进试种和繁育推广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中，他一共引进了棉花良种10个，小麦良种8个，大麦良种5个，油菜良种10个。其中在本地试种成功并繁育推广的棉花良种5个，小麦良种3个，大麦良种2个，蚕豆良种2个，油菜良种3个。曾经在澧县粮棉油生产上的不同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许多良种，如棉花良种岱字棉、洞庭1号、岱红岱、豫86-1，大小麦良种矮粒多、扬麦3号、繁六、友谊、荆州1号、早熟3号，蚕豆良种浙白、启豆，油菜良种胜利、川油2号等等，很多都是经过毕承松引进试种，从拥宪繁育起来，推广开来的。六十年代初，省棉花试验站专家唐迪培育出了岱红岱棉花新品种，毕承松闻讯后，立即请求让他试种。唐迪把已经播下的种子从地里抠出100粒送给他繁育，终于在拥宪形成了规模生产，使拥宪成为全县重要的岱红岱供应基地。至今，这一品种在一些无病棉区仍然久种不衰。七十年代后期，被称为棉花“癌症”的枯黄萎病困扰着澧县大部棉区，岱红岱因抗性差已不适于在病区种植。在有关领导和科研单位支持下，毕承松又引进和繁育了高抗品种豫86-1，为把病区棉花从“癌症”中挽救出来作出了贡献。　　 三、试验和推广棉花育苗移栽。在澧县棉区实行粮棉、油棉两熟栽培，前后作物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季节冲突。春粮春油要在5月上中旬才能收割，而棉花却要在4月中下旬播种，中间有近一个月的“争夺区”。随着粮油高产迟熟品种的推广，这个矛盾显得愈加突出。过去解决这个矛盾，采取在麦林、豆林、油林中点播棉花，或在前作物中预先留下棉花播幅的方法，这对两季夺高产都很不利。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1958年，毕承松开始试验棉花营养缽育苗移栽。即按照棉花的正常播种期，首先在棉地外制营养缽育苗，待春收作物收割后移栽下大田。棉花营养缽育苗移栽，是澧县植棉史上破天荒的事，思想阻力大，技术难度大。有人嘲笑说：“红杆黄叶，要死不活，一把扯起，打得过河”。但毕承松全然不顾这些，通过多年反复试验，终于攻克了配料、制缽、移栽、培管等一系列技术难关。特别是通过对棉花群体结构的研究，提出了适合不同土壤特点的种植密度和“密”、“矮”、“早”的栽培措施。1962年获得试验地亩产200斤，大面积亩产150斤的巨大成就，从而在全县得以逐年推开，今天已成为主产棉区棉农的一种栽培习惯。　　 四、摸索棉花高产的培育管理措施。毕承松常说：“三分种，七分管，十分收成才保险。”如何搞好棉花的培育管理？他根据对棉花全生育期的长期观察、试验和研究，依据“促—控—促”原理，对棉花各个生育阶段的肥水施用、中耕松土、整枝打芽、防治病虫以及微量元素和生物调节素的使用等，都提出了系统的技术措施。在防止蕾铃脱落问题上，也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他特别反对棉花营养生长期施肥过多过猛，认为这是蕾铃脱落的一个重要原因，结果只能是“叶子包得盐，杆子撑得船”，而有效蕾铃不多，导致减产。　　 放牛娃出身的毕承松，解放前目不识丁。在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长期实践中，他刻苦学习文化，学习植棉科学技术，不仅有丰富的棉花生产实践经验，而且有一定的棉花理论修养；不仅能身做口传，而且能著书立说。其主要著作有《棉花育苗移栽好处多》（上海出版社1974年出版）、《谈谈棉花密植问题》（载1974年《棉花》第5期）。　　 毕承松科学种棉的经验，对提高拥宪村、澧县乃至整个洞庭湖地区的棉花产量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全国各地到拥宪学习取经的人不下50万人次。1979年，他再度荣获全国植棉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即使到了今天，他所提出的许多重要原理，所探索的许多重大技术，所繁育的许多优良品种，仍在广大的范围内应用着。现在，澧县棉花平均亩产已达到157斤，春粮平均亩产已达到340斤，油菜籽平均亩产已达到228斤，不能说没有毕承松的一份重要功劳。　　 1983年，毕承松因年事已高，被儿子接进县城安度晚年。但他始终忘不了与他建立了深厚感情的棉花。进城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院子里种了12株棉花，代表一年12个月，继续进行防止蕾铃脱落的观察研究。1987年搬上了二楼居住，为了不打断研究，仍然在阳台上盆栽了一株棉花。　　 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作为一位普通的农民和共产党员，毕承松不仅同棉花感情深厚，同群众更是鱼水难分。1951年棉花培管的紧急关头，毕承松临时互助组的生产搞得热气腾腾，而邻居孤寡老人赵老头地里的草比棉花还高，毕承松带领组员们不声不响地为他把草锄得干干净净。1954年整治洞庭湖，一支300多人的山区民工队伍因不会驾船，在赶赴工地的途中隔河受阻，萍水相逢的毕承松挺身而出，操舵掌桨，全部把他们渡过河去。如果说当时还是出于某种同情恻隐和仗义行好，那么在他往后带领拥宪群众改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则更多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他在拥宪的“执政”期内，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群众办了四件大好事。　　 一、挖岗填洼，平整土地。解放前的拥宪村，有“三岗”、“四洼”。一遇干旱，“三岗”一片焦土，朵瓣难收；一到汛期，“四洼”堤外涨水，堤内撑船。“三岗”“四洼”是拥宪群众祖祖辈辈的一块心病。1957年，高级社经过一年多的发展，为在全村范围内大规模平整土地提供了条件。毕承松因势利导，组织群众开始了挖岗填洼的巨大工程。但是，由于随后而到的一系列折腾，使这项工程一度搁浅。宏愿未酬，像石头一样在毕承松心中磨了十多年。七十年代学大寨治山治水，他立即抓住战机，再度上马。1977年，终于搬掉了“三岗”，填平了“四洼”。全村1400亩土地，平整得坦荡无垠。　　 二、建设电力排灌系统。拥宪村人多地少，几乎没有蓄水能力。平整土地只是给自流灌溉提供了条件，没有配套的排灌系统，天旱水涝，仍然只能望洋兴叹。1971年3月，毕承松在北京参加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向华国锋专门汇报了情况，华国锋指示湖南省委帮助解决。在湖南省委的直接支持下，建成了55千瓦的电力排灌站，群众照明打米也用上了电，全村人无不欢欣鼓舞。毕承松趁热打铁，又带领群众投入了渠道配套工程。拥宪的土质是冲击沙土，修建地上土渠和排灌分开，既易垮易渗，又占用大量耕地。于是他决心修建排灌合一的地下石暗渠，利用自然落差排渍，利用微压灌溉。远离山区的拥宪没有石头，修石渠谈何时容易？不为困难所屈的拥宪群众，没有石头进山自己开，没有砂卵石自己下河采，没有运输工具自己肩挑手推。当年毕承松已高龄66岁，还身先士卒往返90里到县水泥厂运水泥。从1973年到1976年，四年奋战，两易其工，建成了9700米地下石暗渠，千百年来的渍涝干旱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　　 三、修筑公路。拥宪村离公路较远，虽然靠近澧水，享有舟辑之利，但物资进出，仍需翻越十多米高的大堤手提肩扛。1970年，毕承松带领群众修建了一条3000米长的公路，将拥宪与县城和临近的津市直接沟通。加上后来修成的渠道和建成的居民新村，全村形成了户户通汽车的公路网，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进出十分方便。对今天拥宪发展商品经济，更是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改善居住和饮水条件。患有“恐水”心理的拥宪群众，历来筑台构屋，草舍茅庵，拥挤肮脏不堪。饮水要么翻越大堤，往返数里去河里挑，要么数百人共用一个小水坑，又脏又臭。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垸区安全系数的提高，他们迫切要求改善居住和饮水条件。1974年，毕承松和大队党支部统一规划，自力更生，烧制砖瓦，建成了4万平方米的居民新村，全村1900人全部住进了明亮舒适的红砖瓦房。1983年，毕承松已经年达古稀，还了却了他的最后一桩心愿，就是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器材，建成了自来水塔和5000米主输水管，使户户用上了自来水。　　 毕承松在带领拥宪群众改变生产生活条件的过程中，也有过一些失误。如超过群众承受能力的积累，核算单位之间的平调，一律化、一刀切的工作方法，都曾在拥宪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这是不能完全由毕承松自主的，今天更不能去苛求一个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　　 进城以后，毕承松始终不忘拥宪群众，不忘与他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战友，一有空暇就要回拥宪去看看他们，叙旧话新，并询问他们的乐与忧，了解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及时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反映，忠实地履行一个人民代表的职责。 【农村】人民公社，农民真的不自由吗？ 作者：春天的惊雷 河北周家庄乡“人民公社”群众感受的自由与不自由，让人明白“世上无绝对的自由”的道理。 我出身于农村，可惜因自幼离家读书，对农村情况了解并不多，但对农村的感情是深厚的。我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始于上世纪70年末的全国性按劳分配讨论会、以及接着的全国性的理论务虚会。我当时的信念是明确的：历史无顺直发展，一切都将出现反复；一切将在反复比较中让人们最终懂得“一切”。 农村、农业，后来成了改革的发端，大包干风行全国，改革者的理由是“大锅饭、平均主义、不自由，群众没积极性……”。说实话，我是在等待着实践的反向展开，以提供给出──不同于人民公社的──相反材料。我总认为，一旦两种相反情况充分展现，人们就会比较、反思，到那时，你要人们不去反思也是不可能了。 后来的情况人们是清楚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虽然有人想对集体经济一风吹，但“烈火”终于未烧“尽”。尽管后来在全国的农村都“包”了，但好多乡村不久便出现了集体经济的复归，如南街、南岭、华西、刘庄等数千个（有说8000个）村庄……甚至还有象河北周家庄，一直依“公社”如故，土地、劳力依旧坚持着集体所有制的。 这就又给人们提供一个研究问题的新窗口。“历史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马克思说得太对了！ 周家庄的“公社”情况，网民述说已多，本网民这里不再一一了。本篇只写一下我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公社条件下，农民真的不自由吗！ ──不少农民认为，集体经济发展了，农民福利有保证，无三农问题。比起受三农问题困扰的全国各地的农村，我们是“自由的”“幸福的”。 在全国包产到户的时候，周家庄的集体经济却更快地发展起来，集体富裕了，在为公为民（不是“谁包谁关心”，不是“各顾各”）的导向下，群众的福利也多了，并可靠了。直至今天，周家庄已坚持搞了20多年的农民福利。如今在周家庄的社员可享受免费用水等10项农民福 社员们说：即使到现在，还是有不少人觉得集体经济给人们带来安全感。安全了，算不算最重要的自由！ 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如今这些福利政策还在执行。”社员梁民志说，他10岁的儿子现在上学还是免费的。“生活中很多事不用操心。” “将来老了，每月还会有30元的生活补助。”梁民志觉得，这些好处如果分了地可能就享受不到。 ──有文化的农民也讲辩证法：我们现在是既自由又不自由；世上不应有绝对的自由。 过去，一些改革者总说，集体限制了个人的自由，自己的劳动要听命于别人。而今天周家庄的公社人是怎么认识这一问题的呢？ 社员张顺说，队长让平整菜地，就不能到旁边的辣椒地摘辣椒，否则就要扣工分。 张顺说，队长叫你平整菜地，你就不能到旁边的辣椒地摘辣椒，否则就要扣工分，他说，这也习惯了。“不过，就是个人种田，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也有社员认为，即使劳动上的不自由，集体化也还有不少省心的地方。“在这里只管干活就行了，干什么都是队里统一安排。”梁民志说：“种子、化肥、农药也是统一采购，不用自己花费。” 社员们说：周边分了地的村庄，农民还需要自己购置农机具，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跑。这可既浪费财力、劳力，又不自由啊！ 提起周家庄，与该乡相邻的马于镇东四村的杜秋荣说：“他们那边在一起少费不少心，哪像我们什么都要自己做，一年还挣不了多少钱。”“我家四口人，有近5亩地，一年可以种一季小麦，再种一季玉米。一年的收入也就三四千。”“但每亩的投入却不少，种子、化肥、农药、浇水、租机器耕地、粉碎秸杆，每亩的开支在220元左右，5亩就是1100元，杜秋荣一年的净利润也就是1000多元。虽然比周家庄自由，但却赚不了什么钱。” ──集体，便于进行和实现宏观规划，能尽可能做到科学发展。 社员们还看到，一切由集体宏观规划，没有“那些分产的村庄“的土地、水源等各种矛盾，也容易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这也许是个“大大的自由”。 周家庄的村镇建设还有一个统一的20年规划，从1982年到2002年，全乡的房屋全部改造完毕，每户的宅基地都是0.298亩，一厘不差，建筑整齐划一。免了不少矛盾，也利于土地资源及其它各项资源的利用。 考虑到有些农民家中困难，即使只购买材料也会吃力，乡合作社便从公共积累资金中每年拿出50万元提供无息借贷。社员只把建筑材料买了回去，乡合作社的建筑队就给予免费施工如此等等。 令人欣喜的是，迄今，周家庄公社的整个发展、经济状况，同全国所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一样，是良好的，也决无“三农”问题。2005年的财政数字显示，周家乡的人民公社表现出某些活力，其人均财政贡献名列全市第一。该乡农民人均纯收入是5018元，高出了晋州市的农民人均收入。 公社党委书记雷宗奎告诉人们：我们还在寻找壮大集体经济的办法。在他看来，集体经济还是有生命力的，“关键是要尽一切可能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我们热切希望，周家庄在提高社员积极性上，努力探索，并有重大突破。我们可以想像，周家庄的突破，将区别于眼下其他地方的“知人有私而用‘私’制导”的路线。因为这一“循私”路线的终端及弊病，已由全国大多数农村实践出来了。 【医疗】“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 2008年10月23日凌晨2时50分，在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发源地——长阳榔坪镇乐园村，“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突发心脏病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6岁。 他是一位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毛泽东3次接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赤脚”登临世界卫生组织论坛；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从农民到厅长破格提拔；前程如日中天之时断然辞官还乡；“厅长夫人”至今仍是农民。 39年前，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赤脚医生”覃祥官，首创了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该制度在全国普遍推广，惠及亿万农民。其创始人覃祥官也被破格提拔为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正值前程如日中天之时，他却激流勇退辞官还乡了。 此后20多年，人们对他的印象逐渐淡忘。如今，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推广，人们尘封的记忆又慢慢开启，并渴望知道这位“历史功臣”的过去和现在。5月6日，笔者驱车前往距长阳县城150公里之外的乐园杜家村，专访了这位73岁、被誉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的土家族传奇人物。 “赤脚医生”情系农民，乐园诞生合作医疗。 1964年春天，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公社党委把只读过3年私塾的覃祥官送到县中医进修班学习。一年后，覃祥官学成归来，担任了乐园公社卫生所医生。 在与病人的广泛接触中，他深切感受到农民无钱治病的痛苦。好多人“小病拖大，大病拖垮”，更不用说无病早防了。出生贫困的覃祥官，对农民的病痛寄于深深的同情。 深夜出诊回家，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潮难平：“过去，我们组织起来办信用社，农民摆脱了高利贷的剥削；组织起来办供销合作社，摆脱了奸商的剥削……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医疗，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呢？”他的这种想法，很快得到乐园公社党委的高度重视，并赢得杜家村大队党支部的支持。 没过多久，他就通过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并拿出了《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 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了。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 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同时，覃祥官还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在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栽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 由于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寨，大病不出队”的好处，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杜家村大队创办合作医疗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十里八乡的群众都盛赞它的种种好处。乐园公社党委向县卫生局局长梅宏毅汇报后，又迅速在全公社6个大队推广。为总结合作医疗经验，县卫生局随即安排人深入乐园公社，进行实地调查。 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人民日报重头报道。 1968年下半年，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几经辗转送进了北京中南海，立即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同年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泽东主席写报告说，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一篇报道，经核实后，又拿到北京效区开了两次座谈会，也整理了一个材料。“可否过两天将按语、报道及座谈会情况同时见报，展开讨论，请主席批示”。 毛主席看了这份报告后兴奋不已，连声称赞，当即在上面亲笔写下了：“此件照办” 几天之后的12月5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段语录作报眼，头版头条转发了这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称合作医疗是一件新事物，称赞共产党员、杜家村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此后，全国95%以上的农村都陆续推行了合作医疗。人们在享受免费治病的同时，没有忘记合作医疗的创始人覃祥官。全国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派代表来杜家村大队参观学习，人数达5万多人。 1974年9月29日至10月6日，覃祥官以“中国合作医疗创始人”和“全国赤脚医生代表”的身份，随同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参加中日通航首航纪念活动，并在回国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覃祥官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毛主席听过卫生部领导的介绍后，微笑着点头赞许。他操着一口湖南乡音慢慢对覃祥官说：“你搞的那个合作医疗，很好嘛！它使贫下中农的健康有了保障，人民群众欢迎啊！”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就受到如此高的评价，覃祥官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告诉主席，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今后一定在提高医疗水平上加倍努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听后频频点头。 那一晚，他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此后不久，他又作为全国“赤脚医生”代表，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 1975年元月，覃祥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前夕，他第3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乐园公社开展合作医疗的有关情况。 “赤脚医生”破格提拔，“农民厅长”辞官还乡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会上，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 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对覃祥官说：“你们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啊!” 1976年国庆节以后，43岁的覃祥官刚从菲律宾开会归来，中共湖北省委就破格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 就这样，覃祥官成了一名吃农村口粮，拿村里工分的副厅级干部，人们习惯称之为“农民厅长”。直到如今，他那位贤惠善良的“厅长夫人”，仍然是生活在土家山寨的普通农民。 此时，卫生部一位副部长曾私下告诉覃祥官说：“中央有领导很赏识你，你有可能上调北京工作，前途无量啊！”。覃祥官听后微微一笑，他平静地告诉对方，自己“不是当官的料”。 6个多月后，覃祥官终于作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辞官还乡”抓合作医疗。他以“先回去看看”为由，给厅长打了声招呼，就自个搭班车回到了长阳土家山寨。 从此，他一去不复返，再未回到厅里上过班。但副厅长的职务，省里却一直为他保留着。 辞官还乡的覃祥官继续重操旧业。他一边在乐园公社卫生院为群众防病治病，指导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一边参加大队的农业生产劳动。 此后不久，覃祥官被选为县委常委、宜昌地委委员。 昔日厅长打水扫地，合作医疗潮落潮起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的命运连在一起。覃祥官和他创立的合作医疗制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潮起潮落。上个世纪70年代末，湖北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乐园公社集体的500亩药田也分到了户。 就这样，合作医疗制度因“一刀切”而陷入低谷。覃祥官精心饲养的5头梅花鹿跑了，20多只獐子也逃了。他为此急得唉声叹气，茶饭不思，一连在家躺了好几天。 合作医疗是这种景况，覃祥官的命运可想而知。省卫生厅副厅长的职务被免，地委委员、县委常委职务也不复存在。他惟一保留的职务是乐园公社卫生院党支部书记，据说这还是县里点名让“照顾”的。 从炙手可热的省卫生副厅长，到够不上任何级别的党支部书记，覃祥官的人生从顶峰跌入低谷。 没有什么会要他开了，也没有人找他商量工作了。卫生院考虑到他是“当过厅长的人”，更不便安排他参加医生值班。他在卫生院似乎成了一个闲人。实在没什么事可做，他就主动替病人打打水，帮院里扫扫地干干杂活。为此有人传出话来说：“覃祥官被贬到卫生院做清洁工了。” 还有一个县领导上乐园检查工作时，曾当面嘲讽他说：“老覃呀，我看你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个极左的东西，要批判。”覃祥官愤怒地说：“要坐牢，我一个人坐。”一气之下，他独自跑回杜家村去了。 那是覃祥官最苦闷的一段日子。有人问他过得怎样，他回答道：“工资照发，馒头照拿；喂猪带打杂，忙的没得法。” 合作医疗经过几年的冷落之后，老百姓又想起了覃祥官。现在医药费上涨，看病吃药是越来越困难了，“还是合作医疗好啊！” 之后，湖北、山东、江苏、湖南、四川等10多个省市又悄然兴起了合作医疗。 乐园的山路上又有了参观者，各级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纷纷赶来。人们发现，覃祥官在杜家村的那段日子，并没有像他自己说的“喂猪带打杂”，他同村卫生室的几名医生一起，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把这个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坚持下来了。1978年2月，覃祥官连任成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那些被刨光的药园又重新恢复，栽上了几十种药材。由于采取了“以药补医”等措施，村卫生室除了保证村民防病治病以外，年底还节余1000多元。几级党报相继报道了覃祥官坚持办合作医疗的事迹，新华社记者还以《“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覃祥官》为题，写文章发表在《半月谈》内部版上。他长期忧郁的脸上，终于又有了笑容。 1980年12月，覃祥官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3月，他又被卫生部聘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农民厅长”归隐大山，“历史功臣”人民不忘 1993年，覃祥官按副县级干部待遇退休，每月有1000多元的工资。办了退休手续的覃祥官, 依然忘不了昔日诞生“合作医疗”的那方故土。他婉言谢绝了县卫生局留其在县城居住的好意，坚持回到海拔1500多米的乐园杜家村，与至今仍是农民的“厅长夫人”相濡以沫，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 回到故乡的覃祥官，依然深得乡亲们的敬重。但他还是不愿歇下来，总爱使些小单方，为邻里村民们无偿服务，医治一些小病小恙；或偶尔到乐园卫生院走一走，与旧时的老同事聊聊天；或应邀走出土家山寨，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 农民健康的“历史功臣”虽已归隐大山，但人民怎么也不会忘记他。1999年6月24日，曾任湖北宜昌地委书记的王群同志专程从武汉赶到长阳看望覃祥官。他对覃祥官说：“我在内蒙古当区委书记时，只要一提起合作医疗，好多人都还记得你的名字。这说明一个对国家和人民作过贡献的人，不管他在不在位，退不退休，有没有级别，人民都是不会忘记的！” 湖北省档案局还将覃祥官纳入《20世纪湖北名人档案》系列，与饶兴礼、马学礼、吴天祥等英模人物齐名，并为他建立了个人档案。 老人乐呵呵地告诉笔者，没想到自己在古稀之年，又碰到合作医疗再度红火起来。人逢喜事精神爽，覃老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覃祥官曾经深情地说，他一生大起大落，尤其是告老还乡成为平民之后，依然还有这么多人记得他，使他感到十分欣慰。他说，对于当初辞官还乡的选择，他至今无怨无悔。 后记：“历史功臣”留给我们的思考 归隐大山的“农民厅长”覃祥官，既有人生中高官厚禄的荣耀，也有毅然辞官还乡的壮烈，更有一个作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救死扶伤的胸怀。 通过覃祥官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也能读到时代的变迁，覃老的人生传奇，让人顿生许多感慨。 我们可把他看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也可以看作一个可敬的功臣：毕竟，他的创举惠及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联系当今社会那些泛滥的天价行医的黑心医院，再回过头来看看覃祥官首创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对比，似乎让我们思考的东西太多太多…… 【医疗】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作者陈美霞简介：从1996至今是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是该所创所所长；1986至1996年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卫生行政研究中心暨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教授及副教授；1981至1986年间则是美国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助理教授。 作者谈论：这篇论文是笔者2001年应美国社会学学者威廉。科克蓝（William C. Cockerham）之邀而写的英文论文，发表在一本由科克蓝主编、跨国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大学及研究所层次的医疗社会学教科书上（英文书名：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此教科书共二十六章，其中有九章讨论医疗社会学理论，另外十七章则从社会学观点分析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与亚洲地区十七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各章由已经累积相当研究经验的社会学者执笔，其中有关中国大陆之一章即本文由笔者负责。此书2004年再版。 笔者90年代初期在芝加哥大学教学作研究时开始研究中国大陆的医疗卫生，当时，西方学者早已陆续指出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一些问题。在芝加哥、或在中国大陆，我每当与大陆的学者或学生谈论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都会谈起这些问题，我最常说的是，「中国大陆即使要走市场改革或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见得必须把医疗卫生体系市场化、商品化，如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却拥有非市场化、非商品化的公医制。」然而，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市场化的路就这样义无反顾的、快速的走下去。 1996年，我回到台湾，在成功大学医学院任教，仍继续我对中国大陆医疗卫生的研究。同时，我观察台湾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现它也跟中国大陆一样，急剧的往市场化、商品化的路滑下去。2001年，藉科克蓝邀请的机会，我较系统的将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问题以改革前後历史比较的观点分析，写出这篇「大逆转」的论文。同时，我把写成的论文给了中国大陆的学者，建议他们将它翻译出来在大陆发表，或许有针砭的作用。但是，此事石沉大海，我也因全副精力投入批判台湾医疗市场化、商品化的工作，而无暇追踪了。 2005年夏天，我正在芝加哥大学短期研究，在芝大图书馆上网，赫然看到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研究报告及大量的相关报导，批判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的错误，我当时感慨万千：这不就是我2001年论文提出来批判的吗？当年八月，我去北京作研究，因缘际会认识了清华大学求是学会的同学，谈起医疗卫生改革的问题，有共同的愤慨与忧心。我提起这篇「大逆转」的论文，他们热情的表达愿意帮忙翻译。本篇是近五年前写的，部分资料需要更新（如，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但是，因为论文是以历史的角度分析的，仍有它以古鉴今的意义，而且文中所指出的问题至今犹在，是以请清华同学翻译发表。 论文摘要：在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发展出一个以预防为主、十分革新性的医疗卫生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使用赤脚医生；通过群众运动执行全民保健计划；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注重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然而，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改革中，中国将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改变得面目全非。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预防为主转变为医疗为主；合作医疗体系大部分解体；赤脚医生不复存在，绝大部分转为专业化的乡村医生，很多人转而从事更赚钱的工作；官方不再注重群众动员，反而重新强调医疗技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取向变为更依赖西医；医疗资源日益从农村转向城市地区。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戏剧性的变化，的确说明毛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生了「大逆转」。 关键词：改革，医疗卫生，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中西医结合 。 前 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毛领导下的中国建立了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着重在发展国营经济，重视公共福利事业，强调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集体主义以及社会平等精神，而在各种服务以及产品的分配上则刻意降低市场的角色。但是，1978年邓小平掌握中国领导权後，却将中国带上了另外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戏剧性地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将原来的公有部门、企业和机构私有化，解散农村公社，强调个人责任制，容忍社会不平等的增长（Hinton 1990; Leung 1994; Wong 1994; Weil 1996; MacFarquhar 1997; Meisner 1999）。这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被一部经典作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1966）的作者韩丁（Hinton）描绘为「大逆转」（1990）。 在毛时代，中国以成功发展革新性的医疗体制和强调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体系给世界以深刻印象。这一体系包括：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使用赤脚医生；通过群众运动执行全民保健计划；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注重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然而，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改革中，中国将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改变得面目全非。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预防为主转变为医疗为主；合作医疗体系大部分解体；赤脚医生不复存在，绝大部分转为专业化的乡村医生，很多人转而从事更赚钱的工作；官方不再注重群众动员，反而重新强调医学技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取向变为更依赖西医；医疗资源日益从农村转向城市地区。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戏剧性的变化，的确说明毛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生了「大逆转」。在这一篇论文中，我们将（1）讨论在市场改革以前医疗卫生体系的主要组成，及其对全民健康状况的影响；（2）分析市场化改革以後医疗卫生体系的变化，及其对人民健康和医疗状况的影响；（3）讨论医疗卫生事业的大逆转对中国和世界的启示。 市场化改革以前的医疗卫生状况：解放前的一个世纪中，中国饱受内战和反帝战争的蹂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烂摊子经济萧条、社会危机重重、民众中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疾病肆虐（Sidel and Sidel 1973）。在战後初期，平均寿命不到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50%（Jamison et al. 1984）。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总数少的可怜，无力解决当时人民群众大量的健康问题。从事医疗服务的主体是传统中医和草药医生，许多都缺乏必要的培训和锻炼，无法应对和处理流行疾病和疫情（Sidel and Sidel 1973; Sidel and Sidel 1982）。当时，全国性的预防计划和体系是不存在的（Sidel and Sidel 1973）。 面对这些状况，新中国必须发展医疗卫生体系，以有效解决人民当前迫在眉睫的健康问题。当时，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最常用的解决途径是采取西方模式或修正的西方模式。这种模式主要的特点包括：（1）严重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术的专科医生；（2）非常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3）治疗为主的导向；（4）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Li and Wang 1995; Wilenski 1976）。这种模式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许适合，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人口死亡率随人民生活和医疗水准的提高、卫生设施的改善而下降。然而，对於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不恰当的。有限的国家资源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培训足够数量的高技能的西医医疗人员，以完成当时大量的、紧迫的医疗任务。而且，一旦这些医疗人员从学校毕业了，大部分都会呆在城市里，农村居民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医疗；昂贵的医疗技术，多半也只有城市居民才能负担得起；以极少数高技能的医疗人员提供个人医疗以及个人卫生服务的方式，无法有效解决在农村贫困人口中传染性疾病蔓延和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的问题（Wilenski 1976）。 新中国是少数几个选择异於西方医疗模式的国家之一，它发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主要依靠经过很短时间就可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医护工作者；发展了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Rifkin 1972; Rifkin 1973; Wilenski 1976; Maru 1977; Wilenski 1977; Blendon 1979; Sidel and Sidel 1982）。 革命後很短的时间内，新中国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四项指导方针（Wilenski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3）。这些指导方针确定了接下来30年时间内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框架。这四项指导方针是： 1. 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 2. 预防为主； 3. 中西医相结合； 4.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面向工农兵与预防为主：建国前，农民和工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於最弱势，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性疾病在工农群体中肆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中国把工人、农民、士兵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注一），这一点也反映在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方向上（Sidel 1975; Wu 1975）。同时还强调预防为主，而不是治疗为主。在建国後的叁十年时间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新中国实际上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预防而不是医疗部门（Jamison et al. 1984）。 为了改善环境卫生状况，新中国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消灭了「四害」老鼠、苍蝇、蚊子、臭虫（注二）；消灭了性病；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病等主要地方病的传染源；给民众注射多种预防传染性疾病的疫苗，使人们免受天花、白喉、肺结核等疾病侵害（Heller 1973; Sidel and Sidel 1973; Wilenski 1976; Jamison et al. 1984;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New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991，应为「《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译者注）。为了保证这些运动能取得成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以预防为主的基层组织。许多公共卫生工作者受到培训，传染病预防中心或防疫站也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地区建立起来，并配置了必要的卫生设施（注叁） （Heller 1973; Rifkin 1973; Sidel 1975）。 这些防疫站同生产队卫生站、公社卫生院以及其他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相互紧密配合，成功的执行了公共卫生计划，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Rifkin 1972; Heller 1973）。这些运动最为显着的特徵就是，通过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来完成。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是公共卫生运动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後面的章节将专门讨论这一议题。 合作医疗体系：合作医疗体系是中国农村为公社的农民提供预防性的服务、基础医疗和疾病治疗服务的筹措资金和支付系统。在1949年，大约85％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地区（Sidel 1975; Hu 1976）。在合作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农民看病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疗费用（Feng et al. 1995）。然而在农业合作化之後，这种个体支付方法同集体经济之间越来越不协调（Zhang 1960）。结果在50年代中期，当时正值农业合作化高潮，很多合作社开始实验性的、为解决农民医疗保健而建立起合作筹措资金及支付体系（Zhang 1992; Feng et al. 1995）。由於合作医疗制度在执行疾病预防计画方面非常有效，可以保证病人在早期就得到诊断、治疗，并且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基层卫生组织，因此，党和政府大力鼓励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并为之创造便利条件（Zhang 1959）。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革运动期间，合作医疗制度取得长足发展，相继在很多人民公社建立起来。到1976年为止，大约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Zhang 1985; Feng et al. 1995; Carrin et al. 1999）。 公社福利基金和公社成员缴费是合作医疗体系的两大资金来源。在不同的人民公社当中，集体基金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从30％到90％不等，平均水准大约为50％。每年公社成员从自己的收入中提取0.5％～2％，缴纳给合作医疗体系（Carrin et al. 1999）。公社成员缴费标准，以上一年合作医疗支出情况为依据进行计算，经过一段时间标准就会发生变化（注四）。在大多数人民公社里，如果农民患严重一些的疾病，合作医疗体系因为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设备条件，而需要转到县医院进行治疗时，农民必须支付基本的挂号费和部分医疗费用。合作医疗体系提供卫生教育、家庭生育计划、预防注射、传染病监测及报告和其他预防性的服务，同时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物（Zhang 1966; Zhu 1989）。合作医疗体系的管理由大队干部、赤脚医生和农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Zhang 1966; Zhu 1989）。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体系的核心卫生工作者。 由於公社是合作医疗体系的资金来源（主要就是公社合作基金和成员缴费），公社具有非常强烈的动机降低合作医疗体系的开销（Wen and Hays 1976）。这种降低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公社确保成功执行「预防为主」政策和开展公共卫生运动，以便减少公社中疾病和疫情的发生，自然而然合作医疗体系的医疗费用就减少了；其次，在病情加重以前，合作医疗体系努力为病人提供预防性的和基本的医疗服务，并提醒农民一旦病情恶化，治疗费用会更高，督促农民采取预防措施；再次，为了减少药物的花费，合作医疗体系尽量避免过度使用或滥用药物，公社种植、采集、加工、使用具有广阔前景的当地药草、药材，而减少使用昂贵的西医药物；第四，合作医疗体系限制送到县医院去的病人的推荐数量，因为县医院比农村合作医疗诊所的费用高昂得多。赤脚医生充当这些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送县医院（Zhang 1965a; Zhang 1965b; Kwangchow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1978，应为「广州省妇幼健康照护所（1978）」，译者注; Hu 1981; Zhu et al. 1989）。 不论农民们的经济地位怎样贫困，合作医疗体系都提供给他们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也为农民节省了不少时间，在之前，农民为了取得医疗，他们必需要花很多时间走远路；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里，合作医疗体系使赤脚医生和其他医护工作者很容易取得初级医疗服务技术，使医疗服务在空间上同农民生活融为一体。此外，合作医疗体系还加强了公社卫生所的地位，通过公社基金确保卫生所人员获得必要的培训（Zhang 1965a; Feng et al. 1995）。 在城市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医疗资金筹措和支付体系，分别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建立於1951年，由政府承担经费来源，主要面向国家干部和学生提供医疗服务，这部分受益群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劳保医疗也建立於1951年，主要由国营企业提供资金，为工厂中的工人和职员承担全额的医疗花费，并为职工的家庭成员承担50％的医疗花费（Hu 1976）。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注五）的词语原是50年代末上海郊区农民对身边半农半医的同伴的亲切□称（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from Shanghai 1968）。在1958年大跃进的开始阶段（注六）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高潮时期（Zhu et al. 1989; Meisner 1999）大量的上海医师组织起来奔赴农村，办短期培训班，将大量农民培养成卫生工作者。主要的想法是，这些受培训的农民医护人员，会以不脱产的方式为当地的农民提供卫生与医疗的服务（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from Shanghai 1968; Peking Review 1974; Peking Review 1975）。在文革期间，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人民公社中迅速发展，赤脚医生数量引人注目的大幅增加（Zhu et al. 1989）。到1978年，中国农村大约活跃着180万赤脚医生（Chen et al. 1993），平均在每个生产大队中有3个赤脚医生（Wang 1975）。 每个生产队都会选拔他们自己的赤脚医生。最重要的标准是被选拔的人大公无私，愿意「为人民服务」。其他标准，比如教育程度、年龄和个人兴趣是比较次要的（Sidel 1972a; Ronaghy and Solter 1974; Huang 1988）。在各个公社之间,培养赤脚医生的方式各不相同。然而，所有的公社都强调预防和治疗常见疾病，培训期也都在3～6个月之间（Wang 1975）。培训计划大多在县医院执行，有的时候也在公社卫生所或生产大队由城里来的流动医疗队进行培训（Lyle 1980）。合作医疗体系十分注重在职经验的监督和指导以及在职继续教育（注七），也承担这些活动所需的费用（Wang 1975; Lyle 1980）。 赤脚医生的工作内容因不同的公社或生产大队而有所不同（Sidel 1972a）。但是，他们通常有共同的工作任务，包括预性的工作，例如健康教育、卫生防疫、环境卫生、急救、公共卫生运动，以及为一般病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等（Sidel 1972b; Hu 1976）。因为赤脚医生需负责完成合作医疗体系的工作，上面这些职责也是合作医疗体系的主要工作内容。赤脚医生的收入计算方式跟其他农民差不多。公社成员的收入取决於所在公社的总收入和个人的「工分」数量。赤脚医生的医疗卫生的工作也被视为农业劳动的一部分，以「工分」方式计算（Sidel and Sidel 1983; White 1998）。 同西方医疗模式相比，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系统有几个鲜明的特徵。首先，赤脚医生为数众多，经过短期培训可以满足农村地区紧迫的卫生医疗事业需要。其次，赤脚医生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谁患有什麽病症、什麽季节会复发了若指掌，比从城市来的西医更了解实际情况。再次，作为农民，赤脚医生同他的病人有同样的阶级地位，比那些来自其他地方技术高超的医师有更强烈的为本阶级成员奉献一生的愿望。此外，半农半医的工作方式缩小了医护工作中的脑体差距，阻止了脱离群众的精英医师的出现，而在西方模式中，这种精英医师大量存在，社会地位都是明显高人一等的（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from Shanghai 1968; Wei 1975; Miao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3）。第四，赤脚医生的推行不仅仅让医疗服务普及化，也让卫生知识普及化，使医疗工作不再成为专职医疗工作者的特权（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1974; Chu and Tien 1974; Wang 1975）。 最後，赤脚医生的推行促进医疗服务人员的去专业化，对传统的西方医疗教育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注八）。西方医护专业通常排斥培训那些较低技能的医疗人员从事简单医疗工作、治疗常见疾病，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降低他们的专业水准（Kao 1974; Wilenski 1976）。赤脚医生的推行打破了这种专业排斥行为，为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创造出一种新的角色。总体上讲，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使其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最大化，而使其对昂贵的医疗高科技或高技能医疗人员的依赖最小化。这一政策的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Wang 1975; Wilenskil 1976）。 医疗卫生工作中的群众运动：对於共产党来说，革命战争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进行下去并取得胜利（Mao 1934; Xu 1960; Wilenski 1976）。这种认识的基础在於他们深信普通群众只要被赋予正确的认识，适当的动机和权力，就可以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群众路线」同样被应用到卫生事业中，因为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要迅速地改变中国大多数人的卫生面貌，没有群众的全力参与是不可能的。在全民参与卫生运动的过程中，人们增加了卫生知识，更清楚他们自己的健康问题，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他们更倾向於改变平时的不卫生的习惯。在毛领导下，「自力更生」是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显着主题。在卫生方面的群众路线，同样被贯彻了中国式的「自力更生」政策，群众被动员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卫生问题。 群众广泛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这些卫生战役通常都是全国范围的。尽管卫生运动每年会有四到五次，最深入的运动通常是在工农业生产间隙期间展开。在中央、各省市、县区、公社、以及小队层次，都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运动的执行（贵州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区史编辑委员会1993；广州地方史编辑委员会1995）。农村小队的委员会通常由赤脚医生来领导（Jamison et al 1984）。在运动期间，各种资讯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壁报，漫画，讲演，小组讨论，戏剧，街道宣传，展览等等）都用来鼓动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从清扫街道到灭杀钉螺（Wilenski 1976; Sandbach 1977; Schwartz 1977; Sidel and Sidel 1982）。卫生运动的重点在於预防疾病，包括预防注射，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 中国传统医学与西医的结合：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医是最古老的关於医学知识和实践的学问。在四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中医对於保持中国人民健康以及保证中华民族的生存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随着19世纪末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医的功效和中医大夫们受到严重的挑战。受到西方科学思想和西方显着的先进技术的强烈影响，许多中国人更乐於用西医药，而置传统中医於不顾。西医大夫们、还有社会中其他一些人士批评中医「不科学」，「迷信」，「不可靠」（Croizier 1968; Lee 1981）。同样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医学也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很少有国家，在发展全国卫生保健系统中，能够维持传统医学工作者的待遇和地位，或把这些大夫成功有效的整合到正式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中（Wilenski 1976）。在中国也是，新政权承继下来的卫生保健系统是以西医为基础的，中医受到非常厉害的压迫（Chen 1947; Wilenski 1976）。 新中国建立之初，只有少量受到西方医学训练的人才，而大多数又都在城市。然而，还有数量在十倍以上的中医大夫们活跃於乡村与城市中（Sidel and Sidel 1973; Wilenski 1976）。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必须要依靠他们的参与。结果，新中国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就宣布了中西医结合作为新中国卫生医疗系统组织的四大基础指导方针之一（Wilenski 1976; Sidel and Sidel 1982; Guangzhou Local History Editorial Committee 1995）。中医的深入研究，包括针灸和草药治疗方法，得到加强，人们不断发现新的治疗方法。 乡村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新中国的许多公共卫生计画，如爱国卫生运动，在国家建立之初就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行。尽管如此，针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国家政策直到1965才算真正建立起来（Hu 1976; Wilenski 1977）。在50年代培养的公共卫生工作者都集中的城市里面，兴建的医疗卫生设施也集中在市区中（Heller 1973），同时国家卫生部的资源也大部分用到城市里面（Lyle 1980）。这种情况引起那些关注农村人民需要的国家领导者的不满。到1955年，毛已经开始批评国家卫生部只关注城市医疗，而不管农村的医疗需要（Lampton 1977）。实际上，到60年代中期，还只有20-40%的医生呆在农村，而农村人口当时占到总人口的85%（Hu 1976）。毛的著名的1965年「6．26」指示开始严厉的批评卫生部的城市偏向，并指出了新的以农村为主体的指导方针。毛的指示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的指示也激发了大量的城市医疗卫生工作者在「下乡」的运动中到乡村去（Qien 1965;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of the Peking Tuberculosis Research Institute 1975; Yuan 1975）。据估计，在一些城市医院，多达1/3的医务人员到农村工作锻炼。这些医务人员通常是在流动医疗小组中花费半年到一年时间在农村。他们下乡过程中，提供医疗和疾病预防服务，训练赤脚医生，加强农村的卫生组织，提高其教育程度，同时也在学习农民健康问题过程中接受「再教育」（Sidel 1972b）。这些来自城市的医疗卫生工作者中大约有10万定居在农村（Maddin 1974；Wu 1975）。毛的指示发出之後，国家开始更加关注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例如，中央政府在文革之後有60%的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这与1965年之前的20-30%形成鲜明对比（Hu 1980）。 医疗卫生体系的影响：上文中提及的市场化改革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虽然在很多的方面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依然存在着问题。比如，即使在毛泽东对偏向城市的公共卫生部门进行批评近十年之後，城市医疗仍然更方便，医疗技术品质水准也更高（Sidel and Sidel 1983）。合作医疗体系财政上的自给自足在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上，给予了公社完全的控制自由，但这样也导致了公社之间水准的不一致。富有的公社一般会得到比较充分的医疗卫生保障，而穷困的公社则条件相对不足（Huang 1988）。同时由於赤脚医生的训练由各地方决定，他们的水准也因此良莠不齐。一些赤脚医生有时会因为尝试超出他们能力的治疗而遭到批评（Hsu 1974; Sidel and Sidel 1983）。另外，在较穷的公社里，由於收入较低，工作又重，赤脚医生的流失率比较高。此外，虽然国家提倡中西医结合，传统医学从业者地位依然低於西医。 然而，正如Sidel and Sidel（1983）指出的一样，相对於中国发展出这样一套国际公认、成功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成就，上面提到的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的。它丢弃传统的西方模式，而发展出一套有创意、适应中国建国後叁十年内的实际情况的体制。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有感於这样伟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开的、着名的阿马阿塔（Alma Ata）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画的模范（Jamision et al. 1984; Yang et al. 1991; Chen et al. 1993; White 1998）。此外，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的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多多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Jamison et al. 1984）。 1949年之後中国人民在健康状况方面的改善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平均寿命从1949年左右的35岁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也从1950年估计的约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於千分之五十。198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高於很多收入水准比中国高的国家。1960到1980年人民平均寿命的增长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他国家（注九）。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对於中国卫生部分的讨论直接称呼中国的成功为「中国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Jamison et al. 1984）」。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成功并不是人民健康状况快速改善的唯一原因。教育水准增加，食品供应充足及平均分配，供水和卫生设施的改善都对此作出了贡献（Jamison et al. 1984）。的确，中国在卫生与医疗方面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的其中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部分。 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都是由其政治及经济制度所决定的（Hsu 1977;Albrecht and Tang 1990）。正如很多学者（如，Liang et al. 1973; Vogel 1973; Hsu 1977; Bledon 1979; Parmelee et al. 1982; Sidel and Sidel 1982）指出的，中国在建国後叁十馀年时间内发展的这种特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基础所决定的。然而，由邓小平领导和决策的市场经济改革彻底的动摇了这些基础，并会随之引发扎根於这一基础上的医疗卫生体制的瓦解。反过来，改革後的医疗卫生体制将会体现出邓小平和其他市场经济改革者所创建的新型社会体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特徵。 市场改革下的医疗卫生系统：70年代末，当邓和他的政权开始市场改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条件远比1949年好。不过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民依然为许多新老疾病所苦。寄生虫和传染性疾病依然在中国一些地方流行，尤其在乡下。此外，那时中国正经历一个疾病形态的变化时期，诸如癌症、心脏病、中风等等慢性病正取代传染病和地方病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Jamison et al. 1984; Burngarner 1990; Zhang and Chen 1996; Ministry of Health 1997）。 然而，中国的改革者从毛时代继承了优良的医疗卫生体系，因此这个疾病形态的变化虽然严重但其实不难应付。这个优良体系包括（1）组织良好的医疗卫生体系，实践也证明它对增进人民健康很有效果；（2）比49年之後的一、二十年还要更充足的医疗卫生人力（注十）。因此似乎理所当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利用已经建成的医疗卫生体系来继续先前的努力，以根除在乡下流行的传染病和地方病。为预防、控制和治疗新出现的慢性病，卫生部门自然应当一方面继续采用已有的方案（例如「预防为主」和群众动员），同时提高医务卫生工作者的水准并发展新的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方案。但是中国的改革者没有沿着这条路走。 市场改革的结果是农村公社制度在80年代早期解体，农业生产被去集体化，而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注十一）。市场改革和责任制同样席卷城市。中国将经济决策转交给了个体企业和组织，遵循追逐利润的原则（Meisner 1999）。城乡的市场改革破坏了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政治、财政、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从而破坏了这个体系。此外，改革者中许多人在文革中受害（最典型的就是邓，他在1966－1976两度被驱逐出权力中心）把文革中发展壮大或普及的所有政策废除，包括医疗卫生保健的创建（Zhu et al. 1989; Chen et al. 1993）。因而改革後，上节所述毛时代的卫生政策和方案迅速被抛弃。改革者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改向，变成个人保健导向的、高科技导向的、医院导向的、资本密集的、商品化的、和偏向城市的西方模式。而这正是建国当初所抛弃的模式（Yang et al. 1991; Smith 1993; Henderson et al. 1994）。 轻忽公共卫生和偏重医疗服务：与市场改革一致的，政府规定医疗保健财政必须基於自负盈亏的原则（World Bank 1992）。全中国市场改革产生的经济环境已经不适合於公共卫生的目标了。卫生防疫站不再能从政府获得充足的资金（注十二）进行普遍的监测、建立公共卫生设施、控制疫病或预防注射计画。自负盈亏的一个结果是，卫生防疫站提供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卫生价值低的服务（注十叁），而不再提供没有利润的基本预防服务或公共卫生计画（注十四）（World Bank 1992）。防疫站甚至对预防注射这样的预防性服务和治疗肺结核这样的传染病的服务收费。结果穷人接受这类服务的机会被缩小了（Hsiao 1984; World Bank 1992, 1997; Tang and Gu 1996）。由於每个医疗机构都是财政独立的，卫生防疫站不再有能力请求其他医疗机构的协作（注十五）（World Bank 1992）。 许多其他的医疗机构也已经是偏向医疗服务的提供而轻忽公共卫生的预防计画了，因为前者更有利可图（Wegman 1982; World Bank 1992; Cheung 1995; Bloom 1998; Cai et al. 1998; Henderson and Stroup 1998）。卫生部门也增加对医院和治疗的投入，而减少对预防计画的投入。越来越多的卫生经费被用於购买先进的医疗技术，而疾病预防的经费增长却停滞不前（Henderson et al. 1988）。简单说，预防在卫生预算内的优先顺序非常低（Hu 1987; World Bank 1992）。 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合作医疗体系与集体化密切相关（White 1998）。「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中国前卫生部长钱信忠坦率地指出（Qien 1993）。伴随农村公社的消失和集体化的瓦解，国家对合作医疗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以及财政上的支持也腐蚀了（Young 1986; Zhu et al. 1989; Chen et al. 1993; Liu et al. 1995）。不顾农民对合作医疗的强烈支持，合作医疗被完全拆除。事实上，一些村庄想维持他们的合作医疗，但却被阻止（Chen et al. 1993）。结果有合作医疗的村庄比例从1976年的超过90%减少到1986年的4.8％（Feng et al. 1995）。在90年代，即使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的鼓励，这个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长到7%（Tang 1997）。 随着合作医疗的瓦解，多数村庄付不起他们的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因而这些医疗工作者只好改行。许多乡村的生产队卫生站卖给个体医生或承包给他们，市场改革前所有的诊所都是集体所有的，但到1990年这个比例就降到只有47％（Feng et al. 1995），乡村的初级医疗保健已经大部分落在私人控制之下（Aldis 1989; Hillier and Zhang 1990）。到90年代末，已经大约有90％的农民自费看病（Aldis 1989; World Bank 1997），在贫困农村医疗和医疗保险的缺乏显得尤为严重（Handerson and Cohan 1982;Gu et al. 1993）。私营者追逐利润，从而忽视预防服务，偏重医疗服务的提供，因为後者更有利可图。农民甚至要为预防注射和妇幼健康等预防性服务付钱（Aldis 1989; Zhu et al. 1989; Chan et al. 1993; Feng et al. 1995）。 中国政府警觉到农村□□尤其贫困地区□□医疗的严重财政问题，开始推行农村医疗预付方案□□类似美国的健康维护组织（HMO,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Cretin et al. 1990; Ho 1995; Tang 1997; Bloom and Tang 1999）。然而这个方案是自愿参加的，研究显现，很少有农民为保险方案的价值所动，因而很多人不愿意参加这些风险分担的方案。事实上，一些被推出来的这样的计画已经破产（Tang 1997; Bloom and Tang 1999; Cartin et al. 1999）。这个保险计画在有高利润率的成功企业的乡村或许能实现（Khan et al. 1996），但在贫困地区很难（Gu et al. 1993; Tang 1997）。 市场改革对城市的医疗保健也有重大冲击。两个保险系统□□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已发生深刻变化。两个保险系统的费用随着改革越来越高，其中因素有通货膨胀、人口老化、医疗高科技的飞速扩张、昂贵药品的滥用等（Liu and Hsiao 1995）。例如，1952-78, 1978-85和1985-97各个时段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1％，8.2％和24.4％（Liu and Hsiao 1995）。成本的增加以及国家向医保系统投入充足资金能力的减弱致使国家采取合理化措施来维持这个系统，包括建立全国性的部分负担政策以及把财政负担分散到城市和企业身上（Bo and Dong 1993; Gu and Liang 1993; Ding 1994; Cai 1995; Grogan 1995; Zhou 1995）。 因此，公务员、事业机构职工和国营企业工人不再享有免费医疗服务。还有，上述合理化措施造成城市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医疗可获性的极不平等；贫困城市的公务员及国家职工和低利润或无利润企业的职工需要付出更高比例的部分负担、而却享有较少有给付的医疗项目。更甚的是，当移居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同时合资、集体和私营企业（政府没有要求他们提供医保）的数量也在增长时，城市里没有任何形式医保的人群越来越庞大（Grogan 1995）。 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改革前，公社的工分制度和合作医疗的集体基金支持赤脚医生们完成工作（Cheung 1995）。毫不奇怪的，当公社和合作医疗瓦解後，赤脚医生的数量从1975年的180万降到1982年的140万再到1984年的120万（注十六）（Sidel and Sidel 1983; Zhu et al. 1989; Smith 199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使得1978年後农业劳动更加有利可图。因此，许多赤脚医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干农活而不是卫生工作上，并且好多人到乡镇企业找工作、或忙於经商或者搬到城里找更高收入的工作（Zhu et al. 1989）。 邓的改革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重视「专」（专业技能）甚於「红」（政治态度）（Meisner 1999）。改革中，赤脚医生被规定要参加测试，通过鉴定的就成为「乡村医生」。培训时间比改革前更长了。六个月或更多（Zhu et al. 1989）。提升赤脚医生的技术确实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对更高品质医疗服务的要求增强，而盛行的慢性病的治疗也比较复杂。然而现在的训练更多集中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上，更多在临床和治疗上而非预防上（Sidel and Sidel 1982; Koplan et al. 1985）。许多赤脚医生希望通过鉴定，因为这意味着可以提升名声、带来更高的收入、因而成为国家职工、得到升等或更多的津贴（Chen et al. 1993; Smith 1993; White 1998）。许多乡村医生私营开业，因此是利润导向的。很多报导指出这些现象的存在：开大处方、打不必要的注射剂以及人为的创造医疗需求。结果从业者忽视例如提供预防服务这样的、获利少的工作（Young 1989）。总之，使赤脚医生转变成乡村医生的专业化，以及後来的医疗保健的私有化，已经使赤脚医生制度原有的创新的精髓丢失。事实上它就是为满足农民的需求而设计的一个去专业化的、草根阶层的医疗保健系统。医疗保健重新被专业医疗工作者所控制。 群众运动退出医疗卫生工作：卫生事业与群众运动结合的政策已经很明显的从国家卫生工作方针中去除了（请见，如，World Bank 1992; Xu 1995）。在毛时代，公社会通过工分制对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农民予以补贴。现在取消了这种制度，参与卫生运动的农民从数量和参与时间上都明显地下降了（Sleigh et al. 1998）。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都缺乏号召工人农民参与卫生运动的威信。这问题部分源於资金的短缺以及村、镇、县各级卫生单位的不配合。改革之前帮助进行卫生动员的群众组织，包括妇女联合会和共青团，政府都不再支持他们开展卫生运动（Cheung 1995）。多数组织在市场改革後都缩编了，结果他们参与卫生群众运动的能力下降了（注十七）。通过合作提高公共卫生水准的鼓舞人心的氛围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是毛时代群众卫生运动成功的一个组成因素，而这些在改革开放後被竞争观念和「致富光荣」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了（Sidel 1993;Cheung 1995）。 从中西医结合到以西医为主：支持传统中医仍然是中国国家卫生方针的一个重要面向（World Bank 1992; Xu 1995）。但相比改革前，很清楚，中医的作用已经不那麽显着了，医疗越来越依赖於西医（Zhang 1981; New 1982; Sidel and Sidel 1982; New and Cheung 1984; Zhu et al. 1989）。由於改革的影响，草药种植园现在不如以前普遍了（New 1982）。许多草药店铺关闭了。有关中草药的研究在地方政府的卫生规划里是十分次要的（Zhang 1981）。由於公社的解体，不再有集体基金支援组织群众采集、种植、生产中草药。以云南省西南部的农村为例，在改革开放前，这些农村所用的药品有40％到80％是中药；但是90年代後，80％的药品依赖西药（White 1998）。外国制药公司与当地医院勾结，向中国医药市场出售大量西药。中药的生产相比之下没有竞争力，逐渐失掉他们的市场份额（China Times 1998）。 重点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在毛泽东时代，城乡之间在医疗资源和卫生设施方面的不平等下降了，特别是在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指示发表之後。然而，这个趋势在邓的市场改革之後被逆转了（Henderson 1999）。改革之後，国家医疗卫生预算对城市的投入相比对农村的投入大大提高了（Smith 1993; Liu et al. 1995; Hillier and Shen 1996; Bloom 1998）。政府的医疗卫生资源多被用於培训高技能的医疗工作者、建设资本密集型的医疗设备和医院以及购买高价仪器，所有这些都倾向集中於城市地区（Young 1989; Hsiao 1995; Bloom 1998; Liu et al. 1999）。结果，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投入的资源一直在减缩中。城乡人均医疗费用的差距从1981年的3倍扩大到90年代的5倍（Hillier and Shen 1996）。农村卫生站也经历了技术人员的严重短缺。甚至，他们几乎没有人指导也没有在职培训（Young 1989; Shi 1993; Liu et al. 1995）。 尽管「为工农兵服务」仍然是政府宣传的一部分，但农民、工人不再是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主要考虑的对象。农民必须自己支付绝大部分的健康维护与促进费用。「铁饭碗」政策曾经保障了工人的免费医疗和其他福利，现在则被完全废除了（Leung, 1994; Wong, 1994）。大多数工人不得不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许多人根本没有保险。而且，由於中央和地方政府奉行利润至上的政策，毛时代一直认真保障的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也恶化了（Chen and Chan, 1999）。既然医疗和福利有显着下滑，那麽许多农民和工人感到被政府出卖和抛弃就不奇怪了（Weil, 1996; Hinton, 1990）。 市场改革对医疗保健投入及其状况的影响：1978年之後的市场改革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巨大发展。GDP从改革伊始就以高达9％的速度增长（Liu et al. 1999），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调整通货膨胀之後也每年增长6.1％，这个速度至少是美国的叁倍（Hsiao and Liu 1996）。然而，经济的增长没有给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和健康状况以相应的改善。尽管共和国医疗支出在1978到1993年间每年以10.9％的速度猛增，这样的投入却并未给大多数人的医疗保健带来改善。全国人口中未加入保险的比例从1981年的29％增加到1993年的79％（World Bank 1997）。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大多数居住在农村。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把卫生资源从农村移到城市的举动更激化了这个矛盾。 结果，在医疗的可获性和健康状况方面，城乡间的差距逐渐拉大（Shi 1993; Liu et al. 1995; Bloom 1998）。而且，两大健康保险系统公保和劳保，虽然仅仅覆盖了中国人口的15％，他们却占了医疗卫生经费的2/3（World Bank 1997）。城乡间的医疗卫生投入的差距愈演愈烈。在最近一次关於贫困县的调查中，发现30％的村子没有医生；28％的农民因为付不起钱不去看病；25％不得不借钱，6％不得不卖掉财产以支付就医费用（Hsiao and Liu 1996）。另一项在1994年进行的调查表明59％的农村病人拒绝住院，因为他们没有支付能力，而城市病人则有40％是这样（Liu et al. 1999）。另外，约30－50％的贫困农民是因为看病花钱而致贫（Hsiao 1995; Liu et al. 1999）。农村和城市里面不同阶层之间的医疗可获性的差距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了（World Bank 1992; Grogan 1995; Hsiao 1995; Bloom 1998; Liu et al. 1999）。 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後健康状况的变化比较复杂。总体的健康状况是提高了，但是步伐比毛时代大大减缓了。传染病的发生率减低了，而慢性病发生率则增高了（Liu et al. 1999）。最近的一个研究调查表明，从1975到1992年，2到5岁的儿童身高增长了，但是身高的增长在城乡之间并不相等（Shen et al. 1996）。其他健康状况指标事实上是令人担忧的。尽管经济增速很快，婴儿死亡率在80年代早期就停止下降了（World Bank 1997; Liu et al. 1999）。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一个表徵国家健康状况的可靠指标的下降在1980年代中期就停滞了。这让人忧虑，因为在相似经济增速的国家他们的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不会像中国这样停滞的。一些地区曾出现过意想不到的传染病爆发（Zhang 1985; Zhu et al. 1989; Liu et al. 1995; Hillier and Shen 1996; World Bank 1997）。平均寿命几乎没有改变，从1982年的68岁到1993年的69岁（Hsiao and Liu 1996）。 在几乎每个健康指标上，城市人口都比农村要好，而且差距显着增大了（Bloom 1998; Liu et al. 1999）。举例来说，城市婴儿死亡率自从1980年代早期一直稳步下降，而农村则在90年代婴儿死亡率却增加了。事实上，对中国的30个贫困县的一个调查发现令人难过的倾向：婴儿死亡率从70年代的50‰上升到80年代末的72‰（Liu et al. 1999）。当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在扩大时（Hinton 1999; Weil 1996; Meisner 1999），两个地区内部的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健康差距也恶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寓意：市场改革前後中国医疗卫生系统的大逆转，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表明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大变迁对医疗卫生系统的影响有多重大。大多数有关中国医疗卫生系统及其改革的研究，都赞扬改革前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计画的设计和有效执行以及当时中国人民健康的改善，而对这样的体系在改革开放後遭到瓦解感到遗憾。一些研究者警告中国选择西方医疗模式所潜在的问题，那就是，发展医疗和第叁级保健而牺牲公共卫生以及初级和次级保健；把重点放在城市医疗却牺牲乡村卫生保健；不断增加的城乡之间以及不同收入族群之间的健康不平等；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还有像那些按照市场模式、采用西方模式运行医疗卫生系统的工业化国家所面临的其他种种问题，等等。世界银行关於中国卫生保健的叁个主要研究报告的作者（Jamison et al. 1984; World Bank 1992; World Bank 1997）就是这种既赞赏中国之前的卫生保健成就又对卫生保健改革发出警告的典型（注十八）。这些作者告诫中国不要追随西方的、主要依赖医疗与高科技的医学模式（注十九），不要让市场的力量控制卫生保健的供给（注二十）。确实，可能是因了世界银行的建议，或者害怕因为卫生保健的恶化使自己失掉统治的合法性，真正原因还有待考察，从1994年起，中国政府重新发动并鼓励农村合作医疗系统的建设（Bloom and Tang 1999; Carrin et al. 1999）。 中国重建在改革之前发展出来的成功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否可能呢？不太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在市场改革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大逆转，如前面述及的，破坏了先前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基础。第二，中国得以建立自己的独特的医疗卫生系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毛的独立自主的政策所产生的强烈的民族自信。它渗入到人们的意识中，使他们认为中国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铸造一个独特的未来。然而，对比鲜明的是，改革之後，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再次抬头，因而削弱了民族自信心（Meisner 1999）。在卫生保健系统，中国终结了严格的独立自主的科技政策，改革刚开始不久就从西方引进医疗技术。此外，在医务工作者间和政府部门里弥漫着对西方医疗模式的崇拜（Blendon 1981; Sidel and Sidel 1983）。而且，中国将很快加入世贸组织（译者注：已在2003年加入），因而更紧密地纳入世界体系中去，这使得中国更加容易受西方影响的冲击。第叁，「为人民服务」和为集体利益努力是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准则，而市场的竞争价值观却主导了改革後的社会。第四，改革後的卫生保健系统已经在不同地域和阶层间制造了巨大的差异，产生了国内外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并且还不断的从改革後的新体制中榨取利润。基於上面四大因素的分析，这篇论文不得不引出一个悲观的结论：没有另一场社会革命，重建先前毛时代发展出来的医疗卫生体系是不可能的。因此，现有的改革了的、西方模式导向的道路会继续下去，并决定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 致 谢：我要感谢芝加哥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给予我研究员的资格使我能够利用学校的图书馆资源，还要感谢韩丁给我提出有益的评论意见，以及斯特芬．丹尼尔．罗森柏格为我提供的编辑帮助和我的研究助理郑萍萍提供的杂务方面的帮助。 贴几个注释，其他的注释就不贴了： 注十八：世界银行报告的作者们呈现显着的例子，特别是因其在关於中国卫生保健的叁篇报告中警告中国私有化、市场化会给卫生保健带来的难题。世界银行的这个立场是不寻常的，因为这与世界银行长期以来在拉美和其他国家推进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系统的私有化的立场是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关於世界银行推进私有化的情况可参考Danaher （1994）Paul and Paul（1995））。 注十九：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西方医疗模式偏重治疗（而不是预防）、对慢性病依赖高科技手段，效率低下。 注二十：世界银行的报告（World Bank，1992）警告说，如果中国继续现行的论量计酬医疗系统，并让市场主导医疗系统，那麽医疗费用无法控制的飞涨、医疗保健极端不平等这样的灾难性的状况很有可能发生。 【科技】建国二十年的科技成就 【编者按】这篇文章原载河南省工代会政宣组主办第四十四期《工运通讯》杂志上，主要选录了新中国成立到一九六九年的一些科技成就，虽然此时未进入七十年代科技迅猛发展时期，但通过本文所辑录的各项成果的大事记完全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领域的辉煌。（在这篇文章当中两次提到破除迷信,不禁想,这里所说的迷信,不是指封建迷信,而是那种’样样不如外国人’的迷思。） 正 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社会主义的中国，“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二十年，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年，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二十年。二十年来，我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让我们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为了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现选录二十年来我国科学技术上的辉煌成就如下： 一九五四年 九月二十九日，我国自制飞机成功。 十一月十四日，我国第一个制造精密工具的工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建成。 一九五五年 十二月十三日，我国第一座新型工作母机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开工生产。 一九五六年 七月十三日，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 九月八日，我国试制成功新型喷气式飞机。 一九五七年 十月二十五日，我国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国制成各种用途的“安2”型飞机。 一九五八年 四月十三日，我国第一野生纤维工厂建成。 五月二十七日，我国第一架万能投影显微镜制成。 六月二十八日，我国第一台电气机车制成。 八月十七日，我国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制成。 一九五九年 五月十七日，为新安江水电站制造的我国第一套七万二千五百瓩水利发电设备全部完成。 九月十四日，我国第一架电子数字计数机制成。 九月二十三日，我国第一台电脉冲成型冲孔机床制成。 九月二十四日，我国第一台二千五百吨纯水式水压机制成。 九月二十六日，我国第一台五万瓩用氢气冷却的汽轮发电机制成。 九月二十七日，我国制成第一台自动化分析仪。 九月二十八日，我国第一台高温高压双抽气2500瓩气轮机制成。 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台装有废气涡轮增压器的二千马力低速重型船用柴油机在上海制成。 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台百万分之一高精度微量分析天平在上海天平仪器厂诞生。 十月二十一日，我国第二座长江大桥——重庆白沙陀大桥建成。 十月二十五日，我国自制成第一种直升飞机开始成批生产。 十一月一日，我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举行落成典礼。 十一月八日，我国第一座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炼油厂——兰州炼油厂正式投入生产。 一九六〇年 一月三日，我国第一座利用地下水发电的云南六郎洞电站建成。 二月四日，我国第一条架设在武汉跨越长江的高压输电线架通。 矗立在长江南北两岸的主竿塔高一百四十六点五米，相当于四十多层楼房的高度，重达七十五点八二吨，直径一寸多粗的钢线，横跨一千七百米宽的长江。 三月二十三日，我国科学家王淦昌等人发现了一种超型基本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 四月十八日，我国郑州黄河大桥建成，二十一日通车。 四月二十三日，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胜利下水。 六月，我国第一台自动等离子弧切割机制成。 一九六〇年国庆前夕新安江水电站建成。 这座总容量为六十五万瓩的大型水电站的设计、施工和安装，完全依靠我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建成，全套发电及附属设备均由我国自制。它为上海、南京、杭州等工业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农田排灌提供了强大动力。 一九六〇年石拱跨度最大（主拱跨径五十米）、桥身最长（三百六十米）的浙江白沙桥建成。 一九六二年 四月一日，我国建成一批玻璃纤维工厂。 十二月九日，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大型氮肥厂——上海吴泾化工厂试制出首批硫酸铵。 一九六二年，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一万二千吨锻压水压机制成。 这是我国工人阶级、青年技术人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矛盾论》、《实践论》为武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现在世界上连我国在内的只有五个国家能制造这种机械，而且一共只生产了十二台。 一九六三年 一月九日，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大型氮肥厂（年产十万吨硫酸铵）吴泾化工厂建成并投产。 七月二日，上海第六医院完成断手再植。 断手再植手术近年来在人体上施行成功，国外仅有几例。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广大革命职工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成功地接活了工人王存柏完全轧断的手，使我国断手再植技术跃到世界先进水平。此后不久，吉林九台县医院坚持政治挂帅，大大发挥人的积极因素，又成功地为农民杜宝恩接活了四个完全断离的手指，完成了技术上更为复杂的断肢再植手术。这些新成就，标志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一九六四年 四月六日，我国第一台电子血球计数仪制造成功。 五月二十九日，我国试制成功第一个人工喉。 八月二十九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接活一只断臂。 十月十日，我国第一个火车箍轮厂建成。 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不到十年时间，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预见实现了。这是我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自己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帝、修妄图垄断核武器的美梦，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 十二月十四日，宣武医院成功切除脑干两侧听神经瘤。 十二月十日，我国第一台一千五百瓩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在南京制成。 一九六四年，大庆油田建成。 我国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终于战胜了种种困难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成了质量高、油量大的大庆油田。 一九六五年 一月十一日，我国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两颗彗星。 五月十四日，第二颗原子弹在我国西部上空爆炸成功。 五月二十八日，我国制成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 六月五日，我国制成大马力内燃机车，并成批生产。 六月十三日，我国第一个现代化高压阀门厂建厂，并投入生产。 六月十四日，我国制成并生产“改性聚苯乙烯”塑料。 六月十五日，我国第一个压延玻璃车间建成，投入生产。 六月二十五日，我国制成“塑料王”——聚四氟乙烯。 六月二十七日，我国制成高效能分离物质的新材料——各种类型的分子筛。 七月九日，我国第一台一级24阶中型电子模拟计算机制成。 八月二日，我国第一台一级大型显微镜制成。 这台电子显微镜的最大倍数为二十万倍，分辨本领达到七埃（A0）。这是我国工人和科技人员自行设计、制造的、全部采用国产材料制成。 八月十五日，我国第一台高精度半自动万能外圆磨床制成。 八月三十一日，我国自己设计，自己设备和自己施工的第一座尼伦工厂投入生产。 九月二十三日我国第一台电弧高离体射流喷枪研究成功。 九月二十八日，我国自己设计、制造、安装的第一套尿素设备在上海投入生产。 九月，人造心脏瓣膜制造成功。 这种人造心脏瓣膜的制成和临床应用在我国是第一次，目前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制造施行此种手术。 十月，精密微量天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十一月八日，我国第一台八八二零马力重型低速柴油机制成。 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国试制成功新型柴油机心脏“复合”燃烧室。 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国第一台五位数数字电压表制成。 十二月，第一台六千瓩燃气轮机制成。 十二月，第一台反射天文望远镜制成。 一九六六年 一月，新型电光源研制成功并投产。 上海复旦大学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和他领导的小组，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大胆进行科学实验，终于制成氢灯、氪灯等数十种电光源。从此，我国的一个空白的电光源领域，一跃成为领先世界的电光源领域。它再次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威力无比，任何困难无阻挡，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 出来。 一月，上海制成新型高增压柴油机。 五月二十九日，我国第一台周波钟制成。 十月八日，我国制成第一批十万瓩水轮机发电机组。 十月十六日，世界上第一座合成苯车间建成。 上海工人阶级和科技人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敢闯外国人百年来未过的难关，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和科学的求实精神，百折不挠，反复实验，终于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合成苯车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十月二十三日，我国首创自有发酵脱脂技术。 十月二十七日，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成功。 我国成功发射了导弹核武器，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空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作出了一次重大贡献。 十月，上海医务人员又创断指再植的新奇迹（成功地运用小血管缝合方法接活完全脱离的手指）。 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国制成第一台一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 十二月三日，我国第一辆十吨双向行驶自卸汽车制成。 十二月，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 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这一杰出的科学成就，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奥秘的历程中又迈进了一步，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时代已经开始。 一九六六年，大庆油田两个钻井队齐破十万米，创造世界钻井技术最新水平。 大庆油田工人，有雄心壮志，有能力，敢于攀登世界高峰，1202和1205钻井队，双破十万米，超过苏联的四万零八百一十六米和美国的九万零三百二十五米，成为世界最高纪录。 一九六七年 一月十二日，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万吨巨轮“朝阳号”胜利下水。 一月二十一日，我国第一台重型挂车（车身长十五米，能载到一百五十吨）在上海制成。 三月六日，鞍钢生产出我国第一批二十五米　长钢轨。 六月十八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我国从一九六四年十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起，到这次成功的氢弹试验，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而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氢弹的爆炸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胜利。 七月，高精度万能外圆磨床试制成功。 十月六日，我国研究试验成功最新型晶体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 十月十三日，我国煤矿单基长距离通风技术跃入世界先进行列，效果大大超过美、苏国家。 十月十四日，我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创制成功。 十月二十日，我国最大工频热处理设备诞生。 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我国科技人员完成了对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大规模的全面系统的综合科学考察任务，最高到达七千多米。 毛泽东思想指引革命科学工作者攀登高峰。对世界第一高峰考察的圆满成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人类科学史上空前的伟大创举。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的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二十三个单位，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和解放军科研系统，有近三十个学科的一百多名科学工作者组成大规模的科学考察队，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工人和藏族劳动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实行多兵种联合作战，在方圆五万多平方公里、海拔最高达七千多米的珠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综合学科考察。考察的内容包括：地层、古生物、岩石、构造地质、第四组地质与地貌、地球物理、自然物理等二十多种项目。 一九六八年 三月——五月，三零一六部队卫生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打开了聋哑“禁区”用针灸疗法治好大批聋哑病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革命的医务工作者，遵照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深入农村，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遗产，经过反复实践，终于用针灸的方法成功地医治好了聋哑病，打开聋哑“禁区”，这是毛主席医疗卫生工作路线的伟大胜利。 五月二十四日，北京部队某部卫生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成功地切除了女社员张秋菊腹中九十斤的大肿瘤。 十一月七日，我国第一座胡麻纤维纺织厂——张家口市七一化学纤维纺织厂建成投产。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国万吨级远洋巨轮“高阳号”胜利下水。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国第一台深井石油钻井机制造和试钻成功。 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在文化大革命夺取伟大胜利的进军声中，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鼓舞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国在西部上空，又爆炸了一颗氢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热核试验。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工人、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在研制和试验过程中，他们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贯彻执行科技人员与工人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群策群力，自力更生，大胆革新，保证了这次氢弹试验的圆满成功。我国这次新的氢弹试验成功，又一次沉重打击美帝、苏修的核讹诈政策，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国第三座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通车。 南京长江大桥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桥梁。这是全部依靠中国工人阶级建造起来的一座大桥。正桥两侧悬挂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每个字八米见方，五吨重，表现了建桥工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这座大桥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下层为双线铁路，上层公路可以并排四辆汽车通过，两侧并设有两米宽的人行道。铁路部分全长6773米，其中江中正桥长1574米，南岸引桥长1634米，北岸引桥长3565米，公路全长3829米，其中除江中正桥部分为1574米外，南岸引桥长1144米，北岸引桥长1111米，铁路和公路相加总长为10602米。江中正桥共计九墩十孔，每孔之间的跨度，除北岸第一孔为128米外，其余九孔跨度均为160米。公路引桥部分还建有二十二孔具有民主风格的“双曲拱桥”。桥高从岩石基础到公路面超过110米，相当于一幢十七层楼房的高度。其工程宏伟，技术复杂，是世界空前的奇迹。 一九六九年 一月六日，我国最大的一座水泥厂——邯郸现代化大型水泥厂建成。 一月六日，河北建成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氮肥厂。 一月二十一日，第一工程局铺路架桥工程队制造出钢筋混凝土轨枕铺轨机。 一月二十三日，我国大规模日全食综合观察取得辉煌成果，使我国日全食研究工作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一月三十一日，我国又一座现代化的大型轧钢厂——包钢轨梁厂建成。 一月三十一日，我国用塑料板印刷代替铅板印刷成功。 二月二十一日，鞍钢大型轨钢厂轧制造成功二十五米长的钢轨。 四月十三日，我国第一艘巨型油轮“大庆二十七号”胜利下水。 四月十三日，我国又一座现代化大高炉在武钢建成。 由红旗造船厂的广大革命工人遵照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教导，用我国自制钢材、高速度、高质量建造成一万五千吨的“大庆二十七号”巨型油轮，创造了我国造船史上的新纪录。 四月十四日，我国第一台新式大型液氨罐车制造成功。 四月二十四日，我国第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韶山型大功率半导体干线电力机车制造成功。 新试制的这种客、货两用的电力机车，是用硅半导体整流，全部配件、材料都是我国自己生产。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取得的辉煌成就。 六月二日，天津新港工人自力更生制成一艘百吨浮吊。 六月二十二日，我国最大的两台农用水泵试制成功。 六月二十二日，我国独创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柴油机——筒式二九〇柴油机成批生产。 八月十三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世界上第一台十二万五千瓩双火内冷气轮发电机组，已经胜利安装正式进行试运转。 九月十一日，我国第一台“六九四一”型被单自动印花机由河南省新乡市棉织厂的革命工人自行设计、自行制造成功。 九月十五日，我国第一批矿用十五吨自卸载重汽车在上海货车制造厂胜利诞生。九月十五日，上钢三厂制成我国第一台大张塑料复合钢板机组。 九月十五日，上海江宁机床厂制造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精密车床。 九月十八日，上海工人阶级自行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台矿用三十二吨自卸载重汽车。这台重型自卸载重汽车有三米半宽，七米半长，有将近两个人那么高，自重二十多吨。这是毛主席“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九月二十日，吉林化肥厂广大工人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型粉煤气化熔渣炉。 九月二十三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九月二十四日，北京邮电局邮政机械修配厂的工人自己设计和制造成功我国第一台包裹自动收寄机。 九月二十六日，我国独创的首台电子式中文电报快速收报机诞生，这种收报机能自动译电自动印字，每分钟翻译、印刷一千五百个中文字，相当于人工译电效率的七十五倍，使电报通信的速度和质量达到世界水平。 九月二十六日，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单节四千马力电传动内燃机在大连机车车辆厂试制成功。 九月二十七日，我国自制的又一艘大型油轮“大庆二十八号”在红旗造船厂胜利下水。 九月二十九日，在我国西部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爆炸。 九月二十九日，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万吨级耙吸式挖泥船——“劲松号”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胜利下水。它的建造成功，对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原载河南工代会《工运通讯》 第四十四期（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 【科技】美籍华人气象学家张捷迁畅谈中国科学技术 这次我到北京作短期科研工作，感受很深刻：新中国好比春光明媚的白日，旧中国好比暮气消沉的黑夜，无法相比。最要紧的是中国共产党能用很短的时间，改造了旧中国，脱胎成了新中国。不论政治、经济，还是教育、文化、思想，都在继续进行改革。这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这次五个月的工夫，得在中国深入基层工作学习，十分荣幸。 　　我在北京做短期科学上的学习和研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两个研究所工作，一个是大气物理研究所，是关于西藏高原影响大气环流和长江流域的大涝及洪水问题，和台风的模拟试验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力学研究所，是研究高分子综合物对流体减阻上的应用。 　　大气物理研究所在我未去前，他们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十多位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都在那里日夜加工，赶着完成转盘试验。有许多材料都是别的工作单位，为着研究所的工作而让给我们的。参加这些工作的技术人员，都由所里各部门挑选出来，适合于做这种研究的。 　　我们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西藏高原地形，如何影响大气环流和中国的气候。这个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人研究过，虽然转盘试验在国外已经做了将近二十年。 　　我们大家互相学习、研究，每隔几天就总结一次经验，我们是开门研究，不光是几个身为领导的人知道怎样做，而是使得全体工作人员都知道我们是怎样做的。这跟国外进行这种研究的情形完全不同。在国外进行这种研究，只是少数人知道在做什么，其他人则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得到许多初步的结果，发现了许多新的规律，对于西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影响，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相信在最近的将来，这些同志和我个人，继续努力，会对这些掌握到的规律，作进一步的了解。 　　在进行这种试验时，发现了夏日加热的西藏高原，不能产生所谓西南低空漩涡。这平常是在四川产生的，有的时候这种漩涡会成串，三、五个地沿着长江的“梅雨”带而流到下游，使得长江一带，特别是武汉，大雨大水。　 　　发现这个问题是我们到了那里两个月以后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整个中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所以我们要着重结合实际，想法把科学理论跟实际结合起来，我们想法努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研究，同时愿意了解实地的情况。　　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两个同志和我，到武汉、南京、上海、西安、沿海一带访问气象界的实际工作者，跟他们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又从四川、兰州和西北高原研究所请来几位同志，跟我们研究这类问题。 　　我们发现西南低涡、急流、切变线这三者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在实验室里，大家想办法产生这三种重要单位。 　　因为不能用流体力学的方法直接产生，所以我们用机械方法产生。我们花了许多工夫，费了许多心血，许多同志在那里日夜赶工加工。研究道路是曲折的，困难是很多的，我们都逐步克服了，最终达到对这三种的关系的初步了解。在试验中，在模型里看到一串的涡，象长江下游的情形。 　　这不过是初步的结果，我们正在继续改善中。相信这两个研究问题都会对西藏高原影响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气候有关。 　　我们这种工作都是初步的，仍然需要许多努力，才能作出更准确的结论。据中国人士的估计，以现有的实验设备来说，至少也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完成，但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设备，而且得到一些初步试验结果，这是值得庆幸的事，证明中国气象学者是非常有根基，而且十分努力。 　　我可以举个例子：在工作紧张的夜里，不光是技术人员、工人，连干部也在动手。可是，在这次工作中，看到干部跟工人、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实在是处在一个协调的地位，指导工作的方向正确，同时，使技术人员减少了许多行政上的责任。 　　我们在力学所的研究工作，跟大气物理所稍有不同。在力学所对综合物减阻问题，原准备在一九七四年上马，因为我加入那里，把计划提前了。　 　　我们做了三种试验：　 　　第一种试验是在国外常用的，仍然要继续用下去，是对综合物性能作比较的一种方法，我们得到的结果跟海外是一致的，相合的。 　　第二种试验是用激光来测流场。这种试验近五、六年在中国发展得很快，我们进行的试验在很短期间内，跟清华大学工作者合作，逐步赶上国外工作。　　 　　第三种试验是个新的，在国外也刚刚萌芽，我们已经达到关键的部分，仍然有些小问题要解决。相信在最近的将来，可以用这三种试验方法来研究，确定综合物的性能。 　　我愿意借这一个机会说一说，综合物减阻对工业有很大的重要性。　 　　第一，象由大庆到大连的大油管，需要用很大马力，才能使原油从大庆输送到大连，可是加上减阻机以后，可能减少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马力。这对于节省能量有很大的作用。又例如救火机达不到高楼的楼顶上，就不能救到那里的火，若加上了减阻机能使水喷得高得多，可以达到更高的地方去。　 　　现在钻油、钻井，加减阻机可以减少钻头的摩擦，增加打矿井、水井的速度。这是对工业的一些好处，至于其他方面，我暂时就不提了。这不过是工作中的初步，将来再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跟科学实验结合起来。 我觉得最大的体会是离开中国太久了，对中国的一一切问题都十分的生疏，这次得到学习的机会，更深切地了解了情况。 　　中国现在是科学化的国家，例如科学种田，科学应用到政治、经济、管理等方面，比科学先进的西方国家还要重视科学，所以中国的前途是无限量的。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一九七二年虽然大旱，但是，仍能维持足衣足食，粮食从来没涨价。在旧中国，这一定有无数人逃到东北去讨饭吃，就象我幼年看到的情形一样。 　　第二件：一九七三年的世界性油荒，举世经济、交通、生活大恐慌，唯有中国不受影响，反有力量支援近邻国家的原油。　 　　第三点有关人民币：现在一般公认人民币是世界最可靠的货币之一，从未贬值。　 　　第二个观感，中国现在到处都讲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勤俭地向前求进步，这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情形。我认为在任何其他地方也没有这种情形。 　　五个月来，我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好，非常安适，同时国家对我们的生活照顾，非常亲切。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到北京以后一个星期多一点，得了一点小病，这个消息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中国的科技人员是非常认真的，开门研究的，所以大家象一家人一样，每隔一些时候，大家总是聚在一起，做工作上的总结讨论，应该在哪方面努力，哪方面缺欠。这是我在国外研究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的情形，所以我个人感到十分激动。 　　中国在气象工作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村广大的国家，人们仍然想知道有多少雨下在本地区的田里，希望知道在什么时候会下雨，刮什么风，他们好作准备，所以对气象的变化比任何国家都更有切身之感，气象技术人员的合作也很重要。所以在西北，当夏天雹灾很严重时，技术人员便下乡去，指导预防雹灾，用土炮也好，高射炮也好，不光是农民，解放军也全体动员。　 　　在上海建造一个大的建筑物，当上顶盖的时候，需要派气象局的人来预告指导，以免大雨大风对他们的工作产生阻碍。 　　在中国，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人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为人民服务。在我这次未回去前，以为中国的人造卫星气象是很落后的，可是，我到了不久之后，就发现并不太落后，而我们的国家对人造卫星的应用，对国外人造卫星的应用，已经发展得非常之快。全国在各省市区各重要单位都有接收人造卫星气象的设备，而且都能应用得很好。 　　最近在武汉开了一次讨论会，有一个星期的工夫，宣读了八十多篇报告，提出许多问题，都想得非常周详。同时利用人造卫星两次相连轨道所收到的材料，能帮助天气预报，这也是很重要的发现。　 　　中国气象工作的发展，受到很大的支持。在各省、区、市都有许多气象哨，是由公社自动组织起来的，国家在仪器方面给予支援。这些气象哨对于公社有切实的贡献，帮助他们预告天气的改变，这也是独创的，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还没有由人民自动来预报天气，而为当地人民谋福利。这是中国的创举。 　　最令我惊奇的是，中国的气象材料并不落后，同时也能达到遥远的边疆地方，天气测量站的设备都是很完整的，这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香港《新晚报》1974年1月6日 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关于张捷迁的记录 1972年7月中旬，美籍中国学者张捷迁教授来大气所访问，做了两次台风和龙卷风模拟试验研究的报告。 1973年，大气所建立模拟实验室与美籍中国学者张捷迁教授合作进行台风模拟试验研究。 1979年，张捷迁教授再次来所工作约10个月。 【科技】（1966－1976年）我国经济大事记 １９６６年 　　１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 　　 同日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２月１９日主席指出，用２５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界定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 　　 ３月４日贵昆铁路比原计划提前９个月接轨。 　　 ５月３日我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１０月８日我国制成第一批１０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１０月１５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１２月２３日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１９６７年 　　１月５日我国石油产品品种和数量自给自足，勘、采、炼技术登上世界高峰。 　　 １月１６日我国第一台载重１５０吨中型平板车造成。 　　 ４月１５日春季广交会开幕。 　　 ６月１７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７月１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７月７日全国夏粮丰收，比去年增长一成。 　　 ７月２６日我国第一台１００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９月５日中国援助赞比亚政府１０一无息贷款修建坦赞铁路。 　　 １０月５日我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１０月１５日我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１１月１５日广交会开幕。 　　 １１月２９日我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１９６８年 　　１月８日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 　　 １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发表《“自由市场”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刀》 　　 ２月２３日我国特大型轴承制成。 　　 ４月１５日根治淮北平原涝灾的大型水利工程——新汴河工程开工。 　　 ６月２０日我国夏粮丰收。 　　 ８月１８日我国早稻丰收。 　　 ９月３日我国研制成第一批液压传动内燃机车。 　　 １１月２０日万吨远洋巨轮“高阳”号下水。 　　 １２月２５日富春江大型水电站建成发电。 　　 １２月２８日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１２月２９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１９６９年 　　１月３１日塑料板印刷代替铅板印刷获得成功。 　　 ２月２１日《人民日报》宣布，截止到１９６８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４月２日第一艘万吨油轮“大庆２７号”下水。 　　 ５月５日我国研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庆大霉素”。 　　 ６月１３日决定在上海、天津、大连６个船厂新建８个万吨级船台。 　　 ６月３０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麦类作物丰收。 　　 ７月８日渠长700公里，宽8米，深4.3米的红旗渠建成。 　　 ９月１３日丹江变电工程提前完成。 　　 ９月２３日把长江、淮河、大运河和里下河连结起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建成。 　　 ９月２５日药品大幅度降价，比年初降低３７％，比１９５０年降低８０％。 　　 ９月２６日无偿援助越南５．５６亿元。 　　 ９月３０日北京燕山炼油厂全部建成投产。 　　 ９月３０日我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建成，标志我国电机制造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１０月３日我国第一台５０００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 　　 １０月４日我国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投入生产。 　　 １０月２８日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 　　 １１月１４日加速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 　　 １１月１６日我国农业丰收。 　　１９７０年 　　４月２６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６月１日各地新建一大批化肥厂。 　　 ７月１７日农村中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相当于过去的２０年的两倍。 　　 １０月１６日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新疆哈密矿务局露天煤矿投产。 　　 １０月１７日中国全民援助朝鲜１３．１４亿。 　　 １２月２５日葛洲坝一期工程开工。 　　１９７１年 　　１月２日我国轻工业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１月１１日都江堰的改造工程完工。 　　 ３月３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５月１５日开展工业学大庆。 　　 ６月２７日第一艘两万吨货轮“长风”号下水。 　　 ７月８日转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工作报告。 　　 ９月２７日中国无偿援助越南３６．１４亿元。外援金额７０亿，建国来最多的一年。 　　 １０月２日追加基本建设投资５１亿。 　　 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１１月１８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建成１８００多座小水泥厂。 　　 １１月１８日西部地区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１１月３０日调资２８％。 　　 １２月７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年度水利建设５０亿立方米，增加农田３０００万亩。 　　１９７２年 　　１月１３日从国外引进化肥、化纤成套设备８套，以后又提出引进４３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 　　 １月２８日解放军落实五七指示，发展农副业生产，许多部队做到肉菜自给。 　　 ２月２１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双方同意互相发展贸易。 　　 ５月１３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子工业进一步发展，１９７１年收音机产量相当于１９６５年的４倍。 　　 ８月２１日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一米七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另有设备在北京、上海、四川、唐山。 　　 ９月１０日４０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 　　 １０月１３日连接中南和西南地区的重要干线湘黔铁路通车。 　　 １１月２６日月援助越南抗美２６．５７亿元。 　　 １２月２日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每秒钟运算11万次。 　　 １２月２６日我国第一辆载重３００吨的大平板车问世。 　　１９７３年 　　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献词，农业夺取好收成，工业生产上升。 　　 １月２日国家计委提出进口４３亿美元国外设备的方案。 　　 ２月１３日新华社报道，１９７２年是解放以来电力发电站装机最多的一年。 　　 ３月７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发展组合机床取得显著成就。 　　 ３月２０日部分企业和县社试办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出口农副土特产生产基地。 　　 ４月１０日决定建设邯邢钢铁、煤炭基地。 　　 ４月１５日春季广交会开幕，与我国发展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１４０多个。 　　 ５月４日中国日本共同投资施工建设中日海底电缆。 　　 ６月１８日国际大米价格上升，中国增加出口１００万吨大米换回小麦。 　　 ６月２８日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７月１６日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８月１日新华社报道，夏粮丰收，这是建国以来第二个大丰收年。 　　 ８月５日全国环保会议召开，制定《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８月１６日新华社报道，我国水田农业机械化取得新进展。 　　 ８月２６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子工业迅速发展。 　　 ８月２７日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９月３日我国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研制成功。 　　 ９月12日新华社报道全国钻井进尺和建设投产的油井生产能力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９月２６日国务院重申对外贸易的重要原则。 　　 ９月３０日新华社消息，我国化肥产量比１９６５年增加一倍以上。 　　 １０月１５日秋季广交会开幕，与世界１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往来。 　　 １０月２５日西藏发现几十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 　　 １１月１日新华社报道，几十座大中型水电站建成投产，小型水电站５万多个，遍及全国。 　　 １１月８日西藏军区在海拔３８００米高寒地区大规模种植冬小麦丰收。这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重要变革。 　　 １１月１３日国务院转批环境保护若干规定。 　　 １２月２０日新华社报道，中国航空线８０多条，连接全国７０多个城市，于１００多个外国航空公司建立业务往来。 　　 １２月２２日新华社报道，５年来，８００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１２月２６日新华社报道，同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１５０多个，其中５０多个国家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协议。 　　１９７４年 １月１２日为在本世纪内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用几个五年计划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战略思想，国家计委提出《关于拟定长远计划的报告》。 　　 １月２１日国务院要求跟抓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严格控制粮食销量等四点要求。 　　 １月２２日国务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从国外进口一批大型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和连续式钢板轧机等设备。 　　 １月３０日国务院批示防止沿海水水域污染。 　　 ２月１７日新华社报道，胜利油田去年创年钻井进尺１５０１０５米的全国石油钻井最高纪录。 　　 ２月１９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掀起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 　　 ２月２４日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 　　 ３月２３日我国西南交通干线成昆铁路建成。 　　 ３月３０日地热发电站在河北怀涞建成。 　　 ４月２日我国第一艘二万五千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建成。 　　 ４月１５日第三十五届广交会开幕，规模为历届之最。 　　 ４月３１日我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 　　 ５月１５日华北滨海地区又建立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７月１７日我国冬小麦产区推广优良品种，占全国小麦播种面积的８０％以上。 　　 ８月９日伞式太阳炉研制成功。 　　 ９月１２日国家计委提出增加石油、棉花、部分钢材、化肥进口。 　　 ９月１２日我国第一个５万吨级码头建成。 　　 ９月１５日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 　　 ９月３０日新华社报道，大型油田——胜利油田建成。 　　 １０月３日我国最大竖井钻井研制成功。 　　 １０月２３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地方小煤矿去年产量比１９６５年增长两倍多，占全年２８％。 　　 １０月２６日无偿援助越南１１．１７亿元物资。 　　 １２月１９日三门峡水电站建成。 　　 １２月２７日新华社报道，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 　　 １２月３１日中央要求切实实行计划生育工作。 １９７５年 　　１月１３日周恩来提出，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１月１４日新华社报道，四川省开发天然气取得新成就。 　　 １月１５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红麻、黄麻实现自给自足。 　　 １月２５日降低半导体收音机零售价格。 　　 ２月３日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控制１０万千瓦燃煤气轮发电机组成功。 　　 ２月４日我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 　　 ３月２９日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５月３０日我国第一次发现古生界地层油田。 　　 ５月３１日国务院界定出口黄金，引进铜、铝、橡胶、涤纶等原料。 　　 ７月５日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７月８日秦皇岛至北京输油管道建成。 　　 ７月１９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化肥产量显著提高，上半年增产的化肥可增产粮食１００多亿斤或３０００多万担棉花。 　　 ７月２８日新华社报道，全国铁路上半年货运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８月８日河南地区特大暴雨，国家拨７亿元救灾费。 　　 ８月１９日国务院决定２亿美元进口。 　　 ８月１９日无偿援助柬埔寨６亿元物资。 　　 ８月３０日新华社报道，最近三、四年来，每年有一大批电站建成投入生产。 　　 ９月１日新华社报道，我国今年早稻丰收，单产、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９月３日新华社报道，截止到１９７４年底，我国小水电发电量占总量的三分之一。 　　 ９月１４日新华社报道，一亿只广播喇叭连接千村万户。 　　 １０月７日水稻培育出新品种，亩产达千斤左右。 　　 １０月２７日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核试验。 　　 １１月１７日我国原盐丰收，创历史最好水平。 　　 １１月２６日我国成功发射回收式地球卫星。——注意：此即为宇宙飞船首次成功。 　　 １２月２４日焦枝铁路通车。 　　 １２月３９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连续１３年全面丰收。 　　１９７６年 　　１月２１日又一艘万吨级浮船坞“华山号”研制成功。 　　 ３月１３日大型火力发电厂——莱芜电厂投入生产。 　　 ３月２２日邮电部门发展传真通讯技术。 　　 ４月１５日广交会开幕 　　 ４月２１日京沪杭载波电缆投产。 　　 ４月２４日６０１１米超深井打成。 　　 ５月１日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人数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７．５倍，调查工作发展到黄海、东海和南海。 　　 ５月１２日有点职工建成全国微波通信干线。 　　 ６月６日第一座现代化１０万吨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 　　 ６月２９日上海黄浦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双层铁轨建成通车。 　　 ７月６日人工培植的小黑麦在我国西南、西北、华北推广。 　　 ７月６日滇藏公路建成通车。 　　 ７月２２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创历史新水平。 　　 ７月２３日沿海铁路干线津沪复线工程提前接轨。 　　 ７月２８日唐山地震。 　　 ８月７日北京至山海关铁路修复。 　　 ８月２３日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在大连下水。 　　 ９月９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 　　 １０月５日现代化化纤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建成。 　　 １１月１６日新华社报道，全国８０％以上的县建立水泥厂，产量比１９６５年增长４．１倍。 　　 １２月１０日江南９省已探明的煤炭储量比文革前增长了２倍。 　　 １２月１１日高速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基建】我国解放前、改革前、改革后铁路建设概况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均，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铁路长期以来在中国交通运输体系中一直起着骨干作用，而且由于铁路的技术经济特性，铁路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晚清时期的铁路建设 中国第一条铁路是1876年英商在上海至吴淞间修建的，较之世界上第一条正式营业的铁路落后了51年。1881年清政府准许修建一条自唐山矿区至胥各庄10公里铁路，掀开了中国铁路建设的序幕。 1876年至1911年，清政府时期总共建成铁路9100公里。其中，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第一条由中国人主持修建的铁路干线。 　　1876——1911年35年间，新增铁路91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铁路260公里。 二、民国时期的铁路建设 　 从1911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共建成铁路17100公里，连同清政府时期，中国大陆共有铁路26200公里。但由于战争破坏或其它原因被拆去3600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仅留下铁路22600公里。 　　旧中国的铁路，很多是由外国势力为略夺中国资源而修建的，不仅数量少、质量低，而且布局不合理，大部分在沿海地区，西南西北地区几乎没有铁路。由于各条铁路在管理上各自为政，限制了铁路运输能力的发挥。 　 1911——1949年3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135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355.3公里。 三、新中国的铁路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府成立了铁道部，统一管理全国铁路，组织了桥梁和线路恢复工程，并大力修建新铁路，以保证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 　 （一）、1949——1978年的铁路建设 1、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相继完成了成渝、天兰铁路的铺轨通车任务。接着又动工新建兰新、宝成、丰沙。至1958年，恢复旧有铁路1994公里，新建及修复第二线铁路共1337公里，14个铁路枢纽得到改善和加强。由于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北京至广州铁路全线贯通，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不含地方铁路及企业专用线）增加到26708公里。此一时期主要是我国铁路建设的规划期。 1949——1958年9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4108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56.4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及企业专用线）。 　 2、从1958年至1965年，新建铁路干线有包兰、兰新、兰青、干武、黔桂铁路都匀至贵阳段、京承、太焦、外福、肖甬铁路等。建成第一条宝成铁路宝鸡至凤州段91公里的电气化铁路区段。至1976年，建成铁路干线有贵昆、成昆、湘黔、京原、焦枝等铁路；还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和枝城长江大桥。1976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为46262公里，其中复线率为15.7%。 1958——197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19554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086.3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 1949——1976年27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3662公里，平均每年增加876.4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 　 （二）、1978——1996年的铁路建设 1、在此期间，先后建成了京秦、大秦、兖石、新菏、皖赣、青藏铁路哈格段、南疆铁路吐库段等铁路新线。增建胶济、同蒲、石德、陇海东段、京广南段、沪宁等铁路第二线，对丰沙大、石太、太焦、成渝、贵昆等铁路进行了电气化改造。到1990年末，铁路营业里程达到53378公里。其中复线13024公里，电气化里程6941公里。地方铁路达到4424公里（此处数字含混不清，国家统计局另一种报道是铁路营业里程1978年为5.17万公里，1989年增加到5.69万公里）。 　 按后一组数据： 　 1958——1978年20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4992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249.6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 　 1978——1989年11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52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72.7公里（包含地方铁路）。 　 按前一组数据： 1976——1990年14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6816公里，平均每年增加508.3公里（含1976前已开工建设的铁路、地方铁路）。 2、从1990年至1996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增加了7129公里，达到6.49万公里，其中包括合资铁路3043公里，地方铁路5210公里，国家铁路复线为18423公里，电气化铁路为10082公里。京九、宝中、兰新复线、浙赣复线、大秦线1亿吨配套工程、侯月线、广深准高速铁路、北京西站等相继建成投产。 1990——1996年6年间，新增铁路营业里程7129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188公里(包括合资铁路、地方铁路)。 　 （三）、按照三大段划分： 1、1949——1958年9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4108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56.4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及企业专用线。此一时期主要是铁路建设的恢复期和规划期)。 2、1958——1978年20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4992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249.6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 　 3-1、1978——199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4947公里，平均每年增加274.8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合资铁路。含1978年前开建的铁路）。 3-2、1978——199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799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43.9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含合资铁路3043公里、1978年前开建的铁路）。 3-3、1978——199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132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733.3公里（含地方铁路5210公里、合资铁路3043公里、1978年前开建的铁路)。 参考资料:① 《 国家统计局报告: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②《中国铁路发展概况》 【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搜集者：愚笨到底。 在新中国28年中，在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通过江河治理和修建水库，实现放洪排涝，抵御旱灾，灌溉农田 的最基本的保障。 解放前我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小型水库1200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 大中小水库1223（1222）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1949—1976年，全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大中小水库84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有水库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 大型水库建设年代表（1949—1976） 建 设 大型水库 中型水库 小型水库 大中小合计 年 代 （座） （座） （座） （座） 1949年前 6 17 1200 1223 1949－1957年 19 60 1000 1079 1958－1965年 210 1200 44000 45410 1966－1976年 73 850 37000 37923 总 计 308 2127 83200 85635 附：新中国水利大事记（1949—1976）另外要说一下，傅作义曾担任过水利部长。 1949年 •全国发生大面积水灾，20多个省的354个县市、4450万人受灾。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西江灾情最为严重，长江中下游干支流普遍大水，810万人受灾，5.7万人死亡。珠江流域广东、广西两省370万人受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把“兴修水利，防洪抗旱”写进《共同纲领》。 •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水利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在北京成立。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成立。1953年转建为中央气象局，1982年改名为国家气象局。 •“导沂整沭”和“导沭整沂”工程开工，开挖了新沂河和新沭河。新沂河自老沂河华沂开始，过骆马湖，切开嶂山岭，向东会合老沭河，至灌河口入海，打通沂河入海出路；1958年对堤防进行复堤加固，1964年续建，80年代中期进行了除险加固。新沭河从山东大官庄经大兴镇、沙河、至临洪河口入海，把沭河洪水分入沙河经江苏直接入海。1971年新沭河按50年一遇防洪标准扩大治理。 1950年 •中国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淮河洪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就大江大河治理作出的第一个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 •中国全面整修江河堤防。 •毛泽东对淮河治理先后作出四次批示，指出淮河治理要长远规划、科学治理。 •周恩来主持治淮会议，提出“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汇报，同意荆江分洪工程兴建方案。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成立。1971年更名为中央防汛抗旱总指挥部，1985年恢复原名，1987年更名为国家防汛总指挥部，1992年更名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第一次全国防汛会议召开。 •对京杭运河进行恢复和扩建工作。1957~1961年重点扩建了徐州至长江的河段，70年代又不断增建。 •湖南大通湖蓄洪垦殖工程开工并完建，是长江流域第一个蓄洪垦殖区。 •《人民水利》杂志创刊。1956年更名为《中国水利》，1958年与《人民电业》、《水利电力工人报》合并为《水利与电力》（半月刊），“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1981年复刊，再次更名为《中国水利》，改为月刊。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成立。 1951年 •辽河洪水，干支流决口419处，受灾农田37.6万hm2，受灾人口87.6万，死亡3100人，沈山、长大铁路中断行车40余天。 •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淮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治理的大河。 •中国开始布测全国天文大地网。 •编制完成了《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 •根治淮河一期工程完成。 •对洪泽湖大堤进行修复。1979年对其进行抗震加固，三河闸、高良涧进水闸先后进行加固整修。洪泽湖大堤逐渐将直墙改为斜坡和平台防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座新建的水电站——福建古田溪一级水电站开工。 •北京水利学校成立。1958年与其他学校联合成立北京水利水电学院。1969年该校由北京迁往河北岳城水库，后改名为河北水利水电学院。1976年迁往邯郸市。1978年改名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1987年迁往郑州。 •江苏苏北灌溉总渠开工，1952年建成。全长168km，引水过流量800m3/s。 •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全面动工，以后多次进行整治和修复。 1952年 •毛泽东视察黄河，号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指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这是中国领导人针对中国北方缺水问题第一次提出的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荆江分洪工程开工并完建，设计分洪流量8000m3/s。 •引黄灌溉济卫第一期工程竣工，改名为“人民胜利渠”，1951年开工，1953年建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引黄灌溉工程，有效灌溉面积达4万hm2。 •中国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在新疆轮台县依拉河口筑坝，使塔里木河下游河道与孔雀河分开，塔里木河南流入故道。 1953年 •辽河洪水，27个县市受灾，167人死亡，沈山、长大铁路中断59天。 •由13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水利援藏干部工作组开赴昌都，成为首批援藏工作者与西藏现代水利的开拓者。 •在江苏洪泽县建成洪泽湖三河闸，设计过闸流量1.2万m3/s。 •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海客货轮在上海下水。 1954年 •长江洪水。宜昌站洪峰流量6.68万m3/s,长江流域农田受淹317万hm2，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京广铁路中断100天。抗洪中先后三次启用荆江分洪区。 •淮河洪水。淮河大堤在禹山坝和毛滩分别决口，受灾农田408hm2，受灾人口2000多万。 •中国第一部流域综合利用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编制完成。 •中国紫金山天文台编算、出版《航海天文历》。 •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总库容22.7亿m3，是全国第一座大型土坝水库，也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工程于1951年开工建设。 •长江上游狮子滩水电站开工，是中国最早实现梯级开发的河流——龙溪河上兴建的第一级重点梯级电站。总库容10.28亿m3,坝高51m，是中国第一座堆石坝。 •在安徽霍山县建成佛子岭水库，坝高75.9 m，总库容5.01亿m3，电站装机21.7万kW,是中国第一座混凝土连拱坝，发电厂安装了中国首次设计制造的水轮发电机组。该工程于1952年开工，1984年大坝加高1.5m。 •武汉水利学院成立，其前身是武汉大学水利学院，1959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93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 1955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水利部制定和实施水库、水闸的等级标准。 •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956年 •中国采用第一个全国性国家高程系统——1956年黄海高程系。 •中国编制第一个海洋科学远景发展规划。 •组织进行第一次全国水文站网规划，1959年基本实现。 •编制完成《淮河流域规划》，70年代进行修订。20~30年代曾制定《导淮工程计划》，但实施的工程极少。 •水利部建立水利科学研究院，1958年与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燃料工业部水电科学研究院合并成立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1994年更名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在安徽金寨县建成梅山水库混凝土连拱坝，坝高88.24m,为中国最高的混凝土连拱坝，也是当时世界最高拦洪坝。 •汉水杜家台分洪工程建成，设计分洪流量4000 m3/s，该工程于1955年开工。 1957年 •松花江洪水，哈尔滨市水位超过1932年受淹水位0.58m，全流域受淹农田93万hm2,受灾人口370万人。 •党中央、国务院对水利建设提出“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并提出“还必须注意掌握巩固与发展并重，兴建和管理并重，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 •开始进行全国范围的历史暴雨洪水调查。 •编制完成了《海河流域规划》，1986年进行修订。 •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水土保持委员会。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兴建，1960年蓄水，1962年发电，成为黄河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由于泥沙淤积，从1964年开始多次改建或增建泄洪设施，改变运用方式。 •浙江新安江水电站开工，1965年建成，坝高105m，装机容量66.25万kW,为中国首次采用宽缝重力坝和溢流式厂房，也是中国第一座自己勘测、设计、施工和制造设备的大型水电站。 •武汉建成中国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长江桥，全长1670 m。 1958年 •“大跃进”时期（至1960年），全国兴起大办水利的建设运动。《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水利工程“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主”建设方针，建设了900多座大中型水库，对当时防洪、抗旱、排涝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规模过大，质量较差，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社论。 •黄河洪水，花园口站洪峰流量达2.23万m3/s。京广铁路交通中断14天。经全力防守，在不分洪的情况下，黄河大堤未发生决口。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明确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开发长江的关键工程。该报告1990年修订，成为长江流域综合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活动的基本依据。 •中国开展全国海洋调查，1960年结束。 •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 •分淮入沂工程动工开挖，1972年基本完成。全长98km，后逐年进行续建和加固。 •在安徽霍山县磨子潭水库建成中国第一座大头坝，坝高82m。 •在广东流溪河水电站建成中国第一座混凝土双曲拱坝，坝高78m。 •北京十三陵水库举行落成典礼。 •丹江口水利枢纽正式开工,是治理开发汉水的关键性工程，也是实现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的重要枢纽。1968年首台机组发电，1974年按初期规模建成，总库容209亿m3，装机容量90万 kW 。 •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正式开工，1967年建成，为中国首次采用闸墩式电站。总库容7.35亿m3，装机容量27.2万kW。 •刘家峡水利枢纽开工建设，1961年停建，1964年复工，1974年建成，坝高147m，装机容量122.5万kW，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建设的第一座100万kW以上的大型水电站。 •安徽淠史杭灌区开工修建，渠系还具有通航、发电、供水等综合效益，总控制面积1.31万km2,设计灌溉面积68.4万hm2。1959年开始灌溉农田，以后逐年续建配套。 •新丰江水电站开工兴建，是珠江流域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总库容139亿m3,电站装机容量29.25万kW，坝高105m。1962年水库发生6.1级地震,是中国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水库诱发地震。 •北京密云水库开工建设，1960年建成，总库容43.75亿m3,逐渐演变为向北京供水的主要水源。 •大连造船厂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 •中国创制出蛙式夯土机。 1959年 •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开始对中国沙漠和戈壁进行考察研究。 •中国在新疆乌鲁木齐河源建立中国第一个高山冰川研究试验站。 •中国提出农业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 •新疆玛纳斯河灌区骨干工程建成，具有引、蓄、灌、排和水力发电等多种功能，设计灌溉面积21万hm2。后几经扩建，总干渠全长18 km。 1959~1961年 •发生连年干旱，灾害影响到1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平均受灾面积3659万hm2,成灾1533万hm2。全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农业严重歉收，出现国民经济严峻困难局面。 1960年 •河南林县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动工兴建，1965年建成人造天河——红旗渠。总干渠长70km。 •珠江流域南盘江支流上的六郎洞水电站开工，成为中国第一座利用地下水发电的中型水电站。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了下荆江系统裁弯工程规划。经过比较选择后，一部分工程相继实施，其中中洲子裁弯工程1966年开工；上车湾裁弯工程1968年开工；沙滩子裁弯工程未及实施，1972年自然裁弯。 •在黑龙江省兴凯湖附近新开流建成中国第一座鱼道，总长70m，宽11m。 •广东省乳源南水堆石坝采用定向爆破筑坝技术，坝高81.3m,长215m。 •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和建造的万吨远洋货船“东风号”下水。 •南京长江大桥动工兴建，1968年建成通车。大桥正桥长1576米，为公路、铁路两用桥。 1961年 •江西上犹江建成中国第一座空腹重力坝、坝内厂房，坝高67.5m。 •江苏江都排灌站动工建设，1977年建成，装机容量4.98万kW，最大提水流量为470m3/s，是中国最大的电力排灌站，也是连接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大型工程。 •内蒙古河套灌区总干渠建成，改多口引水为一口引水，后来相继开挖排水总干渠，并进行了渠系配套工程建设。 1962年 •中国首次采用碾压混凝土修建的防渗心墙在台湾省塞门坝建成。 •中国完成第一次全国性森林资源调查。 1963年 •海河洪水，受灾农田440万hm2，冲毁铁路75km，受灾人口2200万,死亡5600余人。 •广东、广西、海南及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自治区）发生严重干旱，以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受灾最重，全国受旱面积1686万hm2，成灾面积902万hm2。 •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国务院作出《关于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决定》。 •《中国水文图集》出版。 •湖南双牌船闸（两级）建成，提升高度达43 m，为当时中国提升高度最大的多级船闸。 1964年 •国家海洋局成立。 •美籍华人周文德编著的《应用水文学》问世，受到国际水利学界的重视。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开工，1965年正式向香港供水。1978年完成一期扩建工程，1987年完成二期扩建工程，1994年完成三期扩建工程。向香港年供水能力达11亿m3，向深圳年供水能力达4.93亿m3。 •1.2万吨压力巨型水压机宣布建成。 1965年 •中国开始数值天气预报业务。 •全面总结了“四重四轻”（重建轻管、重大轻小、重骨干轻配套、重工程轻实效）的水利建设特点，制定了“大、小、全、管、好”（发扬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工作方针。 •国务院批准《水利工程税费征收使用和管理试行办法》，这是第一个全国统一的水费制度。 •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出版。 196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至1976年），全国展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群众性水利建设得到发展。[本人69年时，曾经去过一个中型水库建设工地，那里工地上的建设热火朝天，有非常明确的水利工程指挥部的存在。当时曾经进过机器轰鸣的掘进隧洞。也是在那个时候，参考消息上有一条消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死了（死亡日期1969年11月12日）。] •淮河新汴河开工，1970年完成，全长128km，是一条横贯豫、皖、苏三省的综合性利用的大型人工河道。 •海河子牙新河开工，1967年全部建成，全长144km。 •在海河流域首先采用升卧闸门。 1967年 •鸭绿江云峰水电站建成，1958年动工建设，是中国和朝鲜共同建设的，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100MW水轮发电机组安装在此。 1968年 •中国第一台抽水蓄能机组在河北岗南水电站投产，机组装机容量1.1万kW。 1969年 •中国第一座充气橡胶坝在广东省流溪河水电站建成。 •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一期工程开工建设，1974年竣工。二期工程1984年开工建设，1994年建成，1999年竣工验收。该工程是一项高扬程、大流量、多梯级的电力提水灌溉工程，设计提水流量28.6m3/s,装机容量24.8万kW。 1970年 •毛泽东批准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成为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水利枢纽工程。1972年停工，1974年复工，1981年首台机组投产发电，1988年竣工，设3座船闸，水电站和船闸的规模是当时国内最大的。 •开挖永定新河，1971年完成，全长61.9km，设计流量1400m3/s，按5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计。 •大型人工河——湖北汉北河竣工。 •上海用盾构法凿成黄浦江打浦路隧道，全长2761m，为中国第一条水底公路隧道。 1971年 •周恩来连续三次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的汇报，指出“长江出了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事，是要载入党史的问题”。 •治淮骨干工程茨淮新河开工，1991年完工，总土方2.1亿m3,总投资5.44亿元。 •中国在映秀湾水电站首次将沉井用于水利工程。 •在河南焦作建成群英坝，高100.5m,为世界最高的浆砌石重力拱坝。 •上海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两万吨级货轮“长风号”下水。 1972年 •北方大旱，以京、津、晋、冀、陕北、辽西、鲁西北为主，是1949年以来黄河和海河流域一次大范围的严重干旱，受旱面积3070万hm2,成灾面积1360hm2,受灾人口达1539万。 •黄河下游河道第一次发生明显断流。到20世纪末有22年黄河下游出现断流，累计断流86次，共1084天，其中1991~1999年连年断流。 •国务院决定从河南省人民胜利渠引黄河水支援天津，解决天津水源危机。 •治淮骨干工程淮洪新河开工，1979年停缓建，1991年复工续建。 •湖南青山水轮泵站竣工，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轮泵站。 •白山水电站开工兴建，1991年竣工，总装机容量150万kW，坝高149.5m,是中国第一座三心重力拱坝。 •《人民日报》发表专文《探索江河规律，当好水利尖兵》。 1973年 •中国大坝委员会在北京成立，1974年中国成为国际大坝委员会（ICOLD）成员国。 •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 •召开北方17省（自治区、直辖市）抗旱会议，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抗旱打井建设，至1998年，全国配套打井达372万眼。 •台湾省曾文坝竣工，坝高133m,为当时中国最高的土石坝。 •在晋西和陕北利用水力冲填法筑坝，又称水坠坝。 •在甘肃省兰州建成黄河西津电灌站，装机11440 kW，10级总扬程684m，为中国扬程最高的电灌站。 •浙江余姚市在河姆渡建造防洪排涝工程时，发现了7000年前的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974年 •云南省东川蒋家沟发生一次极粘稠泥石流，含水量仅11%。 •国际水文计划(IHP)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台湾省德基坝建成,坝高181m，为当时中国最高坝。 •中国建成25000吨级的“黄山”号浮船坞。 1975年 •淮河洪水，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垮坝失事，全流域受灾面积184.5万hm2，2.6万人死亡，京广铁路中断18天，造成毁灭性灾害。两座水库的复建分别于1993年和1997年完成。 •开始引进和研制水文遥测系统，并建设水利系统防汛通信网。 1976年 •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死伤40多万人，城市遭毁灭性破坏。地震波及京津地区。 •编制完成了《南水北调近期工程规划报告》，选定东线工程作为南水北调近期工程。 •甘肃省引大入秦调水工程正式开工。由于资金和技术问题两次停工，1994年总干渠全线通水,是一项跨流域调水自流灌溉工程，设计引水流量32m3/s,总干线全长87km，隧道33条，总长75.1km，其中的盘道岭隧道长15.7km。 •中国最大的牧区水利枢纽工程——内蒙古海日苏水利枢纽动工，1978年建成。 •黄河龙羊峡水电站开工,1987年发电，1989年建成，坝高178m，总库容247亿m3，装机容量128万kW。 •开展应用计算机进行水情电报翻译的研究，计算机应用与水利通信网建设开始起步。 444座大型水库建成时间 全年报送水库蓄水量的444座大型水库库名表 单 位 /座数 /水 库 名 单 长 委 3 丹江口59(67)(73)(74)、陆水67、三峡06 黄 委 4 三门峡60、故县58(92)(94)、万家寨99、小浪底01 松辽委 1 察尔森89 海 委 3 潘家口79、大黑汀79、岳城70 北 京 4 海子60、密云60、怀柔58、官厅54 天 津 2 于桥60、北大港80 河 北 18 庙宫60、洋河59（61）、陡河56、邱庄60、云州72、友谊、安各庄、西大洋60、王快58、龙门、口头、横山岭、岗南62、黄壁庄60(64)(68)、东武仕、朱庄76(85)、临城58(90)、桃林口97 山 西 6 册田58、漳泽60、后湾60、关河60、汾河60(61)、文峪河61(66) 内 蒙 8 打虎石76、红山60(65)、孟家段（上）、孟家段（下）、莫力庙59、舍力虎、土尔基山59、他拉干 辽 宁 28 桓仁68(72)(75)、回龙山、铁甲65、南城子65、清河59(60)(66)、柴河74、榛子岭76、闹德海42、大伙房58、参窝74、汤河69、土门子77、转角楼69、朱家隈子58(60)(65)(68)、碧流河86、刘大71、松树71、石门岭71、宫山嘴62(77)、佛寺71(84)、乌金塘73、大风口(74)、龙屯76、观音阁94、东风96、水丰43(58)(88)、太平哨、太平湾87 吉 林 12 月亮泡71(75)、向海、亮甲山、白山74、海龙65、丰满37(53)(59)、石头口门65、星星哨、新立城60、太平池、二龙山59、红石 黑龙江 19 蛤蟆通、青年、太平湖、音河、龙凤山68、泥河、东方红、镜泊湖、桦树川、向阳山、桃山93、团结、库尔滨、双阳河、西泉眼、西沟、龙头桥水库、莲花电站、山口电站 江 苏 8 洪泽湖1578、石梁河、小塔山、安峰山、骆马湖、沙河73、大溪、横山69 浙 江 23 青山、对河口、老石坎、赋石80、富春江、长诏、乌溪江、铜山源、横锦、新安江60(65)、陈蔡、南山、四明湖、亭下83、皎口75、里石门、长潭、紧水滩、横山、南江、牛头山96、石壁、黄坛口 安 徽 12 梅山56(57)、响洪甸、磨子潭58、佛子岭(56)、花凉亭、陈村、龙河口、董铺58（81）、黄栗树、沙河集、大房郢、港口湾 福 建 17 古田56、安砂、山美72、东张58、东圳60、惠女63、池潭(60)、水口、山仔、峰头、南一、东溪、沙溪口、水东、万安、棉花滩、芹山 江 西 25 上犹江57(61)、团结、油罗口、长冈、白云山、社上、老营盘、江口、紫云山、飞剑潭、上游、潘桥、共产主义、七一、滨田、军民、柘林、洪门、万安、大段、龙潭、东津、南车、廖坊、大坳 附件7（续） 全年报送水库蓄水量的444座大型水库库名表 单 位/ 座数 /水库名单 山 东 34 太河（01）、卧虎山60、雪野、光明、田庄、跋山、岸堤、唐村、许家崖、沙沟、青峰岭、小仕阳、陡山、日照、尼山（58）、西苇、马河60、岩马60、会宝岭南、会宝岭北、冶源、墙夼东、墙夼西、峡山、高崖、牟山、白浪河、产芝、尹府、沐浴60、王屋59、门楼58、米山60、龙角山60 河 南 19 窄口、陆浑、南湾(56)、石山口、泼河、五岳、宿鸭湖、薄山(56)、鲇鱼山、昭平台、白黾山、孤石滩、白沙53(56)、鸭河口、宋家场69、板桥52(56)(93)、石漫滩(56)(97)、南海、赵湾 湖 北 55 张家嘴、梅店、南川、王英、青山、温峡口、巩河、大洪山、漳河(李家洲)、烟灯内、石门(64)、惠亭山、高关、三湖连江、富水、吴山、黑屋湾58、封江口、先觉庙、徐家河、天河口、郑家河、花山、观音岩、夏家寺60、金沙河、道观河、浮桥河、三河口、明山、尾斗山、牛车河、白莲河、大同、花园坳、龙坪58、天堂、危水70、黄龙滩、华阳河、熊河、云台山、孟桥川、西排子河、三道河、石门集、红水河、英河一库、隔河岩、太湖港、霍河、黄坡、西北口、水布垭、高坝洲 湖 南 22 凤滩80、黄石68、王家厂、涔天河、双牌、欧阳海、东江、酒埠江、水府庙、官庄、黄材、铁山、青山垅、柘溪、五强溪、株树桥、六都寨、竹园、江垭、白云、三江口、艳州 广 东 30 流溪河58、锦江72、大沙河61、镇海62、大隆洞59、南水60（71）、潭岭66、长湖73、小坑、新丰江60(62)（76）、显岗、枫树坝75、白盆珠(87)、汤溪60、龙颈60、石榴潭59、公平60、龙潭61、合水57(64)、益塘74、高州良德60、高州石骨60、罗坑60、东湖61(74)、鹤地59、长青59、大水桥57(64)(76)、长潭、天堂山、飞来峡 广 西 28 大化、麻石、拉浪、洛东、青狮潭、大龙洞、澄碧河61、仙湖、那板、客兰59、凤亭河、大王滩、屯六、西津、平龙、武思江、达开、六陈、龟石、合面狮、小江、旺盛江、洪潮江、灵东、老虎头、岩滩、爽岛、左江 海 南 6 万宁68、长茅64、松涛70、石碌63(76)、牛路岭、大广坝 重 庆 4 大洪河、狮子滩、大河口、石板水 四 川 10 黑龙滩72、龚嘴、三岔、鲁班83、升钟、铜街子、宝珠寺、二滩99、大桥、江口 贵 州 8 红枫、百花、乌江渡83、观音岩、天生桥(一)、红家渡、东风、普定93 云 南 7 毛家村、独木58、松华坝、鲁布革91、漫湾、渔洞、清水海 陕 西 9 王瑶72(79)、冯家山、羊毛湾73、石头河、石泉、石门、安康、金盆、喜河 甘 肃 5 双塔堡、鸳鸯池、刘家峡、巴家嘴、碧口 青 海 2 龙羊峡(89)、温泉 新 疆 4 福海、西克尔、唐巴湖、克孜尔 兵 团 7 跃进、磨菇湖、柳沟、小海子、上游、大西海子、胜利、 宁 夏 1 青铜峡67 【水利】苏拉密：万流归海见桑田 一、道别高粱话沧桑 是的，在华北，在东北，在西北，大片的高粱地已经消失，高粱作为我国曾经被广泛种植的传统粮食作物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高粱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呢？'草桥关民'发表的《高粱地基本消失是农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一文， 把高粱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归结于“包产到户、人们追求‘精致生活’，于是高粱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它实质是“政治万能论”的翻版---只要坚持正确的私有化方向，高举个性解放的光辉旗帜,什么高粱谷子大白菜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进一步溯源，还会发现这个观点渊源高贵，直接传承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学说。 历史是怎样的真相呢？本文就以'草桥关民'所津津乐道的“高粱”为脉络，通过对华夏6000年农耕文明生态演变的描述，作出尽可能系统、完整、准确的回答。 据考古发现的炭化高粱种子和公元3世纪编著的《博物志》对高粱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大面积种植高粱的历史上溯至西周早期，延续止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是什么原因让红高粱的“飒飒英姿”在中国的农耕文明史上占据了长达3000年的时间？而偏偏就是我们这一代有幸和它道别？ 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高粱的产量并不象‘草桥关民’想象的那样，“个子高，产量就高”；与原产于中国的水稻、谷子，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相比；原产于非洲的高粱在粮食作物中是除粟（谷子）以外单产潜力最低的作物。人们种植高粱绝不是“为了追求产量”。1985年，全世界种植高粱面积5019.1万公顷，总收获7745.2万吨，折算单产仅为不足103公斤/中国亩。中国的情况好于世界，1986年，中国共种植高粱187.55万公顷，总收获为538.4万吨，折算单产为191公斤/亩。而在此前一年的1985年，按照同样算法（略），中国的水稻为356.5公斤/亩，小麦为198公斤/亩、玉米为236.4公斤/亩，谷子为101公斤/亩。 除了产量，高粱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难吃！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把它列为饲料用粮，这到不是因为高粱所含营养低，它的营养成分和玉米相近。原因是高粱种皮里含有大量的单宁，含量高达整个种子重量的1.5%。单宁就是生柿子所含的那种东西，它导致高粱味苦涩。单宁的另一个作用是易于和蛋白质结合，生成胶体，胶体极不易消化；这就是吃了高粱面窝头肚子容易发胀的原因。现在虽不吃高粱了，但很多的《生活小常识》之类的小册子都劝戒人们：不要吃生柿子，容易诱发胆结石。由于胶体沉淀，喝高粱面糊糊是不能动筷子的，稍有搅动面糊就会“泻”---胶体和水分分离；有经验的食客都是不停地转动饭碗，直接用嘴“呼噜呼噜”地喝。 高粱难吃还在于它和玉米、谷子相比，缺乏必要的谷氨酸、赖氨酸、蛋氨酸等氨基酸。“谷氨酸”顾名思义就是“谷子里的氨基酸”。这些谷氨酸有什么作用呢？味精的学名就叫“谷氨酸钠”。缺乏氨基酸的高粱丝毫没有玉米、小米的香适味觉。 关于高粱的难吃，我们甚至还可以引用东北、北京一带流传的一句“俏皮话”作为佐证：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有办法了。 就是这样一种既产量低又质量差的粮食在中国的农耕、餐桌、灶头活跃了3000多年。我们不禁要再一次追问：是什么原因支持它从非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是什么原因迫使它依依不舍地离去？ 从先民的聚落和“洼地”说起。 “走过一洼又一洼,洼洼地里好庄稼” 这是反映农村巨变、歌颂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秀现实主义剧作---《李双双》中丈夫孙喜旺的一句唱词，非常脍炙人口，中原一带家喻户晓。 我们注意到的是：这句唱词中连用了四个“洼”字。如果你对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北部等诸多省份的中国北方农村有稍微的了解，你就会发现这个“洼”字的使用是极为广泛的，它渗透在农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洼地”，有些超过2000人的较大村庄，甚至有“东洼”、“西洼”、“南洼”、“北洼”的情况。 村民们相互打招呼： “去哪里？ “南洼割麦子” 显然，这里的“洼”是指某些特定的田地。 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来了一个人问路： “去七里营怎么走？ “一路向东， “有多远？ “两洼地” 这里的“洼”又演变成了距离的度量单位。据笔者的经验和调查，1洼的距离约等于1公里。 能够演变成度量衡单位的事物，必定是与人们最为密切相关和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比如英尺foot（复数形式feet）就是一个男人脚丫子的长度；中国的“丈”原义就是一个男人身高的长度，故有“丈夫”之说；据说当时是按大禹的身高为标准确定的。当然，随着历史变迁，中国的“尺”发生了变化，使得10尺（1丈）的长度到今天和一个男人的身高已经大不相符了，但还是留下了“丈夫”这样的词汇。 可见，中国北方农民与“洼”的关系和对“洼”的认识程度，相当于英国女士和“男人脚丫子”的关系，那是“每天晚上都要碰一碰的”。 “洼”的度量衡化反映了“洼”普遍性，度量单位的大小反映了“洼”的规模----是以公里作为尺度的。 “洼”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我给出“洼”的定义：“洼”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连片、季节性湿地。“洼”与聚落地、旱地、水源、气候等要素一起构成了传统中国农业的生态元。这种生态元亘贯了中国6000年农耕文明史，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被新的生态元取代。所谓“生态元”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构成大生态的基本单元”。 河南古称“豫”，“豫”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揭示，在华夏祖先即将进入农耕文明的前夜，即7000---8000年以前左右，中原大地是一派水草丰沛、林木茂盛的景象；现活动于热带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带尚有出没，其生态景观介于现在的东北丹顶鹤栖息地湿地与西双版纳雨林之间。 后来,由于气候的变迁,林木渐渐稀疏,湿地逐步演变为“季节性湿地”；所谓“季节性湿地”就是在降雨量大的季节或年份表面积水，在降雨量小的季节或年份积水退去，露出地面。就是在这个时期，华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急剧繁衍起来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一个个农耕聚落出现在辽阔的东亚内陆。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变迁，相对于人类文明史来说是极其缓慢的，这就意味着在以千年为度量的时间段里，华夏的农耕文明必须与“季节性湿地”所构成的“生态元”结伴而行，若没有强大的力量介入，这种状态就依然缓缓延续。“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是《诗经.卫风.氓》所描绘的、今京广铁路新乡---安阳沿线的大平原3000多年前的生态景观；这个“隰（xi）”就是低洼积水地。直到距今800年，京城汴梁虽早已不见了大象的踪影，但在京畿大型鳄鱼还时有活动（何新考）。可见前、后生态之稳定性。 聚落的基本形式是村子。北方先民们是怎样选择、安排他们的聚落呢？首先必须面对人类不是“两栖”动物的现实，选择能常年露出水面的高台地带作为聚落地；其次周围还要有相当面积的常年旱地用于耕种，用于种谷子。这部分旱地史称“桑田”、“桑榆之地”或“永业田”---这些都是从西周就有的称谓。 何谓“桑田”？棉花引入中国很晚，古称“木棉”。直到唐宋能够拥有一件出产于印度的“木棉袈裟”都是很不容易的，围绕着这种宝贝，经常有很多血雨腥风的传奇发生。中国古代的纺织品主要依赖于丝、麻，在村边旱地的田边地头栽种桑树是西周就已经非常普及了的传统和习惯。据说，这是轩辕黄帝的老婆---嫘祖，在此2000年前亲自倡导的。 何谓“永业”？故名思义，就是不动产。在征服或开发而形成一个聚落的早期，这种田地往往是参加战争和开发的聚落成员按人头可以分得的，并可以传之后代。这些田地官府造册登记、岁亩征赋。为了宣誓产权，居民常会在 田地之间埋下石头或石灰坑作为界标；20世纪曾经活跃于中国政坛的“蒋中正介石”，其名、字皆源于此。 “榆”即榆树。榆树耐旱不耐涝，虽成材周期长，但主干发达，材质坚实，是典型的栋梁之才。在聚落附近栽种榆树表达了先民们对占有这份不动产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有所设想。 关于洼地在北方平原是不是大规模存在，我可以说一说北京，因为大家对北京相对了解的多一些，我单说我这里大家不知道。北京亚运村附近有一个地名叫“马甸”，首钢的新厂址叫“曹妃甸”，北京的经纬度是北纬40度/东经116度(N40/E116)，正好处于这个整经纬度坐标点上的村子叫“下苇甸”，北京大年正月初一的老庙会叫“厂甸庙会”... ...以“甸”为后缀的地名，用北京话讲，那是“多了去了”。 这个“甸”就是大片的洼地。《礼记.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四丘为甸”，意思是：由四个高地围起来的那片洼地就是一甸。经史学家郑玄进一步注释为：“甸方八里”，意思是：一甸是八里见方。可见“甸”的度量比中原一带的“洼”要大。清代的北京地区仍沿用“甸”作为地名，反映了北京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农业开发程度相比中原要低，人口密度小，聚落间距大的历史状况。50岁的老北京人都还记得海淀（也作海甸）区西北郊区大片的低洼积水。上面说到的“厂甸庙会”就有《竹枝词.厂甸正月》云:“雪晴满路是泥塘”；“下苇甸”之“芦苇”也是和低洼积水有明显联系的。 二、续道别高粱话沧桑 从洼地积水和“盐碱化”说起 ： 和“桑田”相对，距离聚落较远的就是“洼地”，那里是不适合人类栖息的地方。由于地势低洼，往往秋季积水，在降雨量大的年份，甚至全年积水不退。如果有读者要把这些和“水草涟漪”“地球之肺”等浪漫的词汇连接起来，实际的情况一定会让你大失所望。和恒久湿地的生机昂然不同，与“季节性湿地”带来的是“盐碱化”，古文献称之为“斥卤”。 洼地“盐碱化”的生成机理: 秋季，雨水从天而降，溶解了地表的可溶性盐分，从四面的台地涌来，将所有的可溶性盐分搬运到洼地，在洼地形成齐腰深的积水，水面上漂浮着从聚落冲来的生活垃圾死鸡烂鸭；由于没有河道排出，积水只能有两条出路：下渗和蒸发。蒸发的过程就是盐分的富积过程，下渗的过程就是盐分的储存过程；年复一年，洼地的浅层水盐分逐步累积。我们把以上的溶解---搬运---富积---储存---累积的过程称之为盐碱生成的“宏观机理”。 除了宏观机理，盐碱化的过程还有一个“微观机理”：初冬，来自西伯利亚的干燥风吹过洼地，在阳光辐射的帮助下，将表层土壤的水份带走，本来含盐量已经很大的地表水进一步浓缩，盐的白色晶体终于析出了。要命的是随着水分的蒸发，土壤打开它们的毛细管，源源不断地地将含盐浅层水“泵”到土壤表层进行补充；继续重复蒸发脱水、析出晶体、再次补充的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把晶体盐累积在土壤表层。整个洼地，在冰封来临之前完全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晒盐场”。盐层的堆积厚度可达10cm以上。 洼地、盐碱地的耕作价值与“桑田”不可同日而语: 极度或高度盐碱化的土地，基本不适宜农业耕种，始终处于荒芜状态。那里通常只有很少量的几种杂草可以生存，最常见的是“莎草”（音“蓑草”）。对人类文明史有过一些了解的网友，往往会联想起茂盛的“尼罗河莎草”，古埃及人用它加工出了人类最早的植物书写材料---“莎草纸”（顺便说明：“莎草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蔡伦纸”，它的性质和桦树皮经过柔化加工可以作为书写材料相同）。尼罗河莎草高达1米至数米、亭亭玉立，在中国是可以当做“观赏植物”的，中国北方的莎草就没有这个幸运。在土壤、水源条件良好的环境下它可以长到30cm高，在高度盐碱化的土壤中，它的高度不超过10cm。其根茎可入药，药名“香附子”。 “呼啸的西北风掠过旷野洼地，稀疏低矮的莎草枯萎凋零，残败的枝叶被白色的盐层覆盖”---这就是初冬洼地的一派萧杀景象。 “春夏似火炕，秋季水汪汪，冬来白茫茫”，农民对洼地与盐碱化做出了最洗练的描述。 盐碱的肆虐虽严重制约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进程，却在另一个方面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惊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和被称为“第五大发明”的豆腐，都直接起源于对盐碱的认识和利用。把土壤泛起的盐层用水溶解，过滤出清洁的液体，然后加温蒸发，不久就会析出晶体，这就是硝酸钾（俗称火硝），是配制火药的主要原料。剩余的液体称作卤水（以氯化钙为主的二价盐）是制作豆腐的沉淀剂。火药、豆腐在中国盐碱分布最广的黄河、淮河流域首先被发明出来，也许是上天为了怜悯华夏子孙们抗争盐碱的一次次失败所给予的安慰与补偿吧。（注：豆腐的发明者汉.淮南王刘安主要活动在淮河流域；火药配方的最早记录者唐.孙思邈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 洼地里几乎不存在轻度的盐碱化，洼地的可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可耕”也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即便是“勉强”也必须找到一种顽强的作物。 谷子是华夏先民最早驯化的农业作物，它的野生种即使是在现在的大都市都随处可见---就是“狗尾巴草”。据说炎帝神农氏当时找来了很多种“狗尾巴草”试种，从中选拔出了谷子。在小麦、高粱、玉米传入中国之前，谷子和稷子全面承担着养育华夏北方子孙的任务，即使是后来它们也非常活跃，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还依然被作为主粮种植。但谷子的特点是“耐干旱瘠薄，不耐水涝”。它适应于山区坡地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条件，平原只能种植在“桑田”旱地，洼地不可种植。 于是，高粱走进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视野。 从高粱的植物学、农学属性说起： 高粱，原产于非洲，虽然中国也有野生高粱发现，但正统的农业史观点依然认为高粱是公元前10世纪（西周）以前通过埃及---印度的途径传入中国的。华夏先民为什么看中了高粱呢？这是由高粱的生物学、农学和洼地的土壤学属性决定的。 高粱非常耐干旱。 这对于适应中国北方夏季的高温干旱是必要的。为了说明高粱的耐旱，这里我们引入一个简单的农学专用名词：蒸腾系数(transpiration coefficient)。 蒸腾系数亦称需水量。高粱的蒸腾系数是320，也就是说高粱每生成1克干物质须消耗水分320克；谷子为250，而玉米为370，小麦为520，水稻为680。 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期和不同的水、气环境中，植物的蒸腾系数会随之改变，因涉及过于专业的知识，不宜深入讨论。 除了蒸腾系数，“植物形态学”也能说明高粱非常耐旱：高粱的地下根系极为发达，有利于吸收深层水分，在秋季狂风暴雨后常常会看到玉米倒伏，这种现象在高粱就很少见，这就是庞大根系的锚固作用。高粱的茎、叶光滑坚实，表层充满蜡质，有利于保护水分（高粱茎干光滑坚实的这个特点，使它担当了竹子、苇子、藤类的部分功能，成为“泛编织”材料。另外，高粱穗冠分枝很长，使它广泛被用于扎制扫帚、炊帚等。这些就是‘草桥关民’“精致生活选择论”的全部理论依据）。在干旱过度的情况下，高粱的叶片可以纵向向内卷曲，尽力减少暴露面积；如果干旱进一步扩大，高粱敏感的气孔会即时调节整个株体进入休眠状况，一旦遇水立即恢复生长发育。关于叶子卷曲，有很多网友通过电视报道，看到了重庆大旱玉米叶卷曲的景象，高粱的整片叶子可以比玉米叶卷得更结实。 高粱极耐水涝。 特别是接近成熟期的高粱，由于气空发育完整，即使被水长期浸泡也不影响正常生长，而玉米当土壤水份超过85%时就不能正常生长，一旦被明水浸泡，玉米就会死亡。高粱、玉米的成熟期恰好就是洼地的积水期。“漂着盆子收高粱”是北方农村的一大景观。 这里我有一个家族故事讲给大家：这是我奶奶讲的。据说民国31年（1942年）秋天大雨不止。我奶奶的一个妯娌，就是我的一个本家奶奶，家里断粮已经多日。这一家春天刚丧了男人，留下20多岁的寡妇带着一个刚刚7、8个月的男孩“熬寡”。这一天大雨刚刚有点止住，看着饿得嗷嗷哭叫的孩子，奶水已经干涸了，想到北洼地还有一小块接近成熟的高粱，想收一点回来给孩子打“糊糊”吃。她背着孩子，借了我家的大盆就去了北洼。 “大盆”是北方一带家庭所能使用的最大陶盆，可盛水100斤左右。“漂着盆子收高粱”就是把大盆漂浮在水面上形成“盆舟”，人在齐腰深的水里推着盆前进，把用镰刀砍下来的高粱穗放在盆里---“以盆为舟”，这不能不说是北方农民无奈中的创举。 这天，一直到晚上，我的这位本家奶奶没有回来。第二天，人们找到洼地，她已经死了。是被驻扎在临近村庄的鬼子在村头炮楼上用枪打死的。孩子的身上没有枪伤，是子弹把大盆打了一个洞,沉“船”淹死的；她当时把孩子和高粱穗混装在“船”上。我们家族的一支和我家的大盆就这样完了。 高粱极耐盐碱。 先说酸碱度，就是PH值。玉米适合生长的酸碱度为PH5-8；高粱为PH5-8.8。这个看上去差别似乎并不大，但在耐盐性方面高粱和玉米之间的差别就变得不可逾越。 高粱可以在含盐量高达5/1000的水环境中生长发育，5/1000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个接近海水级别的概念。大连近海的含盐量为30/1000，远海的含盐量为31.3/1000。玉米在含盐量超过2/1000时就会枯死。 以上分析使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大面积种植高粱是由中国北方的农业生态决定的。这里没有选择，除了高粱，再找不出一种粮食作物能够在洼地种植；至少，中国的先民没有找到。按照生长发育所需的温度、日照条件类比，很晚才传入的玉米比起谷子更是高粱的理想替代作物，但洼地的积水和盐碱是玉米的种植禁区。 怎样才能在中国北方的洼地种植谷子、玉米甚至水稻呢？ 中国的先民屡屡向苍天发问、祈求；苍天，没有回答。 三、斥卤生粱说轮回 从洼地开发的轮回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洼地的开垦与耕种一直是处于周期性轮回状态的。伴随着战乱、灾荒的发生和止息，时而中断，时而荒废，时而又起。 当一个时期处于天下安定，人口增长的时代，洼地的一个开发周期就来临了。通常是以聚落或家族为单位和其他聚落、家族争夺开垦权，争夺激烈就械斗解决。即使官府出面仲裁，效果也往往不佳。这就是中国农村土地分布极不对称的原因，常常是一个村子的耕地在一个方向上延伸几里甚至十几里，而在另一个方向却被其他村子占领到村边。 在归属划定后，理论上讲，参与争夺的成员都享有平等的开垦权，但实际上经济能力低的家庭所能开垦的土地要比大户小许多。有没有牲口？有没有农器具？有没有种子播种？这些都会成为制约开垦能力的重要因素。一个是撅头刨，一个是3头骡子双铧犁，二者的效率是不可相比的。大户也会雇佣人力、畜力来开垦。 洼地即便被开垦出来也不意味着具有了“永业田”的意义。洼地的耕作风险很大，如果这年雨季前提，在高粱的幼、壮苗期洼地就开始积水，即使是高粱也照样会颗粒无收。洼地距离村子都较远，看护困难，成熟的庄稼被其他村子“盗收”的现象时有发生。当天灾人祸发生时，人们为了降低渡荒风险,通常会放弃洼地的耕种，“搁荒”久了就会被他人重新开垦。一些经济薄弱的小户，即便是生、老、病、死、婚、嫁的正常变故，也会以极低的代价将洼地转让他人，他们宁愿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村边的田里。土改分地时，我们这里是按5亩洼地顶1亩桑田来计算的，就这多数人还不愿要。相比较而言，经济雄厚的大户更喜欢整块的洼地：一是类似于保险业遵循的规律，大户可以通过“大数效应”来规避风险；二是适合大骡子大马的连片耕作。这些原因使洼地成为最容易被兼并的土地。 永业田里经常可以看到的坟岗、墓碑、柏树这些象征历史传承的标志在洼地是看不到的，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先人埋在将来很有可能不属于自己的水坑里浸泡。榆树也没有，有的就是柳树。柳树主干低矮不堪大才，但极耐水涝，插枝成林，冠枝发达、生长迅速。很容易让栽种者在3、5年内收获“把”“柄”“杆”“椽”等短效益材料，很适合洼地的积水和所有权不稳定的状况。是不是可以把洼地称作“柳田”呢？古文献未见有此说法，姑且作为笔者的“发明”吧。 每当大规模的战乱、自然灾害发生，整个洼地的开垦耕作就会完全停止，重新进入荒芜状态。洼地一经进入荒芜周期，其时间多以百年为单位。比如，以大家都知道的小岗村为例，１１９４－１８５５黄河南下夺淮，然后北归，在小岗附近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无人洼地，仅燃灯寺一片就有近20万亩；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再度进入开发周期。 从聚落的“繁殖”说起。 以大的时间段作为考察对象，我们会发现，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跨度内，洼地开发在总体上陷于周期性的重复轮回，能够巩固下来的开发成果十分有限，能够延续的开发进程也非常缓慢。这些可以在地名的历史沿革与聚落的“繁殖”中窥见蛛丝马迹。 “村”是最常见的通用地名，是先民较早建立的一批聚落。在汉之前聚落连同它周围的“桑田”“洼地”一起被称作“野”，“野”反映了当时聚落稀疏、牧原寥廓的景象。 前面，笔者谈到了洼地的兼并，在兼并达到一定规模后，为了节省往来时间和庄稼看护，大户就会在洼地里或洼地边沿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段建造房屋、院子，住长工、养牲口、打晒庄稼、收晾粮食---形成是所谓的“庄院”。长工也要娶妻生子，庄主也会有失地的三亲六戚来投靠---这就是所谓的“庄户”。如果老天开眼能让他们在高地附近打出可饮用的“甜水”，一个新的“桑榆之地”就会渐渐形成。这类被“繁殖”出来的新聚落，一般都有一个通用地名---“庄”。 一个新聚落的诞生并不代表和这个聚落相关的洼地被改造成了“桑榆之地”。洼地是广大的，若把洼地比作大海，聚落与“桑榆之地”不过就象一座座岛屿；一个新聚落的出现，不过就是一个“无人岛”转化成了“有人岛”而已。 洼地依然还是洼地，洼地的本质是“积水”和“水机制”造成的“盐碱化”。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洼地就永远是洼地，人们就只能面对“海”一样的洼地不断感叹。 “庄”的形成是先民们靠民间力量对洼地自发开发的标志性成就，也是靠民间力量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一个“庄”的诞生过程是十分曲折、漫长的。一方面，它需要诸如：有没有和平环境保证兼并达到规模？洼地里有没有象样的高地？高地上能不能打出甜水？等诸多苛刻条件；另一方面，它在形成之初的100---300年内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因为在这段时间内，“庄户”成员大多都和“母聚落”保持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老屋、老宅地、老田地等）和宗法（家族、祠堂、祖坟、社团等）联系；一旦遭遇比如水灾过大新聚落高地被积水淹没，战乱期因庄户成员过少难以抵御匪盗，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等情况；“庄”就会随时瓦解，成员返回“母聚落”---村。一般说来，一个“庄”能够作为稳定的聚落传衍需历经300---500年。 除了民间自发进行的开发，国家也会对洼地投入开发力量。在大规模的战争、自然灾害、瘟疫过去后，国家为了恢复经济，为了调整人口的失衡，会强制性或政策性移民。距我们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洪桐移民”，据考证就有数百万的山地居民被驱赶到大平原安家落户。然而，数百万人对于广褒的大平原、对于大片的洼地只不过是“沧海一栗”耳！据“地方志”、“地名志”记载的史料，这些移民大多补充、并入了现成的聚落，他们只需和战后遗存的原居民共同复垦荒芜了的“桑榆之地”，并不会对洼地开发造成根本的改变。正是这种和原居民的混杂、同化才制造了“洪桐移民”被无限夸大的“野史”。 国家有时候会将退伍的军人，俘虏的敌人，收编的匪寇，管制的囚徒整编制开赴洼地垦荒，这就是所谓的“屯田”。和“庄”的产生过程类似，“屯田”也会产生新的聚落，由此产生的新聚落通用地名就是---“屯”。 “屯”和“庄”的产生记录了北方先民征服洼地的艰辛足迹。一次次的开荒、种地，一次次荒芜、湮没；一次次的再开荒、再种地，在无数次的重复轮回中才能有极少数的“庄”、“屯”存留、延续下来。步履何其缓慢？道路何其曲折？ 笔者查阅了当地的《地方志》和《地名志》，发现在大清朝的270年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庄”和“屯”产生，出现的几个新聚落都和洼地开发没有直接关系，有的涉及交通，有的是寺庙等宗教产物。所能查明历史的庄和屯均为明朝以前。是当地已没有荒地、洼地了吗？不是。直到1958年，“地方国营博爱农场”（就是江泽民任副主任的“一机部干校”所在农场）还跨越县境、跨越丹河到距我们村子仅2公里的地方开垦了1000多亩的洼地，可见洼地之广。是当地的人口密度不够吗？不是。所处焦作地区一直是有信史以来北方平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没有开发所必须的和平环境吗？不是。清王朝历时270年，其中就有连续的100多年号称“康乾盛世”。 是什么原因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里我们不惜再重复一次：洼地的本质是“积水”和“水机制”造成的“盐碱化”。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洼地就永远是洼地。先民们进行的所谓“开发”实际上就是“开荒种地的周期轮回”，根本不涉及洼地的本质。这种停留在最浅层意义上的开发，势必决定它的成果少而又少，进程慢而又慢，270年停留在原地踏步不仅是非常正常的结果，而且就是必然的结局。 那么，怎样才能把洼地彻底开发出来，使它成为万顷“桑田”、成为“永业”传世于万代子孙呢？方法很简单，历史上也不乏个别的成功先例：战国时期魏国的一位邺令，不知是西门豹还是史起组织百姓凿沟渠，引漳之水溉邺之地，人民歌颂曰：“终古斥卤生稻粱”。“斥卤”就是盐碱，这里的“粱”不是高粱而是“低粱”---谷子；何止是谷子，只要引来活水连水稻都可以种植。 （注解：《史记•河渠书》曾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褚少孙所补《史记•滑稽列传》说：“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吕氏春秋•乐成篇》则说这个工程是魏襄王时邺令史起修建的。建成之后，“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 他们总结的经验是：挖河、排涝、引水、洗盐碱！(灌溉的“溉”古义即为“洗涤”） “洗盐碱”就是通过沟渠将洼地里的含盐积水排去，再引软水灌入，当水溶解了土壤里的盐碱后再排去，再灌入软水...通过反复排洗，土壤就会脱去盐碱。“洗盐碱”并不需要停止种植专门排洗，只要保证排水渠道畅通，积水就不会停留在洼地“晒盐”，地表水位也会下降数米，这时只要引水灌溉，软水、雨水下渗会将盐份带入深层。水分下渗的脱盐机制我们称之为“压盐”。一般说来，整个脱盐过程需要3年左右。田地脱盐后，如果排、灌系统遭到破坏，田地就会再度盐碱化，我们称之为“返盐”。 “挖河、排涝、引水、洗盐碱”说着简单做起难。 “涝”往哪里排？ 往低处排。 哪里低？ 大海。 哦， 小河往大河里排，大河往黄河里排，黄河往大海里排。 没有小河不能排，没有大河也不能排，挖了小河、大河还是不能排。 哦？ 黄河河底比平原高你怎么排？ “谁来挖小河？谁来挖大河？谁来挖黄河？” 先民们屡屡向苍天发问、祈求； 苍天，没有回答。 四、万流归海见桑田（附补遗） 晋.葛洪在《神仙传.王远》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王远路遇仙女麻姑，询问麻姑的年龄，麻姑回答：自成仙以来，已经三次看到东海变成了桑田，于是我们有了“沧海桑田”的成语典故来形容巨大的变化。我们不是神仙，自然没有麻姑的造化，但我们这一代人确实经历了一次“洼地变桑田”的巨变；这里没有“形容”，没有“比喻”，没有“夸张”；这是一代人确确实实的亲身经历，整个过程历历在目。 1952年，朝鲜尚在热战之中，就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毛泽东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从此，每当冬季农闲，大河两岸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在20多年里总共使用了7.7亿立方米的泥土和1400千万立方米的石头把黄河牢牢地夹在原地。在这之前它是年年决口，岁岁漫堤。7.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高1米厚1米的围墙绕赤道20圈，相当于修筑4条万里长城。 与此同时，“根治海河”、“修好淮河”两面拉开，使这两条水系的总排海能力扩大了4倍。从1949年的1.03万立方米/秒扩大到1976年的4.3万立方米/秒。 顿时，涛声止息，幅原千里的黄淮海大平原水落田出。在这个过程中全国总共有3亿多亩的低洼易涝土地露出了芬芳的土壤，仅此一项就是埃及所有耕地的10倍。“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华夏大地何时发生过如此剧烈的变化？ 然后就是筑大坝筑水库、修河渠修堤堰、引黄灌溉、引淮灌溉..... 随着水利设施的兴建，大片大片的洼地得到了彻底的改造。靠积水、盐碱才神气奕奕的高粱渐渐远去。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喝高粱糊涂是小学三年级，推算来应该是1972年。以后还喝过几次，不过不是在家里，是在生产队的“忆苦饭”上。 低产、难吃的高粱退伍了，取而代之的也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谷子；是玉米、是水稻。水库碧波荡漾，河渠哗哗奔流，田头水泵轰鸣，靠耐干旱耐贫瘠而倍受喜欢的谷子也风采不再。（小米很香甜但产量太低还需要“歇年”---今年种了谷子的地，来年就不能再种谷子，否则容易“野化”） 黄河两岸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的水稻田，浓厚的黄河水哺育出了优质的“黄河大米”，最著名的当数“原阳大米”---这是由1958年兴建的“人民胜利渠”浇灌出来的；黄河母亲面对伟大的儿子毫不吝啬地淌出她金色的乳汁。 那个时代到底兴建了多少水利工程？大大小小多如牛毛，如果一一统计、一一介绍写成文字将汗牛充栋。但是有几个数字的对比可以让我们一览梗略：1949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2.4亿亩，其中多集中在江南水乡；1979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7.1亿亩，其中黄淮海平原地带占1.8亿亩。 说说“淠史杭”： 说到农业水利工程，读者大多会想起“红旗渠”和古代的“都江堰”，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1958年---1976年中国有一个工程比“都江堰”更激越，比“红旗渠”更磅礴，它就是“淠史杭灌溉枢纽工程” “淠史杭灌区”坐落在大别山麓，构架在山峦起伏的皖豫丘陵大地上,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山地人工灌溉工程。 到底有多大？灌区内包括有5座大型水库、23座中型水库、1043座小型水库、21万处塘坝、总库容86亿立方米，灌溉引水能力为年200亿立方米；大型河渠总延长2.5万公里，可通航河道总延长1100公里；设计灌溉面积1023万亩，1979年完成灌溉面积800多万亩，80%属于高渠自流灌溉。 以上数字意味着什么？先说它的库容，86亿立方米，这个数字基本是1949年中国所有水库容量总和的2倍。三峡的防洪库容也只有221.5亿立方米，三峡的水是不能用于灌溉的，假如要把三峡的水通过沟渠网络用于灌溉，工程将扩大数倍。 再说它的面积1023万亩，著名的“都江堰”是平原灌区，经过2200多年历代王朝的扩建，到1950年它的灌溉面积只有288万亩,经扩建到1979年灌溉面积为1000万亩。另一处著名灌区“河套灌区”，1950年的灌溉面积是290万亩，经扩建到1979年灌溉面积为700万亩。可以这么说：在“都江堰”这些工程里，现代成分已经大大超过了古代成分。和“红旗渠”怎么比呢？“淠史杭”1天的水流量比“红旗渠”1年的水流量还大。 再和外国对比： 世界上最著名的尼罗河灌区，地处尼罗河三角洲，总面积为3000万中国亩，这是埃及的全部耕地，这里孕育了最古老的文明。它靠的是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洪峰漫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筑渠引阿斯旺高坝水灌溉。 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因皮里尔”灌区，年引水量为35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为300万中国亩。始建于1901年，经过100多年的不断改造，目前还未找到理想的灌溉模式。 说说我家乡。 数字是枯燥的，还是让我从一个“生态元”的变化说起。 我们村土地改革时期的人口是600人左右，拥有“桑田”旱地400亩，分布在村子周围。另有洼地1000亩。村子南面紧靠沁河，也有一些滩地，随主河道变化，面积很不确定。 沁河大堤自古就有，据老年人讲以前的堤豁口很多，一遇大水就会在村上游不远的地方漫堤，几乎每3--5年就会出现一次。1954---1957年，作为治理黄河的一部分对大堤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修。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只有1982年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峰，发生了一次漫堤。 村北不到1公里处，有一条季节河，平时涓涓细流，汛期奔腾咆哮，由于没有提防，洪水四溢，经常漫进村子，为了抵挡它和沁河上游漫堤的水害，清朝时期也许是民国早期，人们又在村边修了一道围堰，和沁河大堤组成半月形，村子就坐落在里面。1958年，刚刚建立人民公社，上、下游2个公社的农民为这条河修筑了提防，集体力量第一次在家乡的土地上得到了显现。从此这条河的水患得到了治理。 趟过这条河就是洼地。洼地很大，周边有十几个村子和这片洼地相关。属于我们村的东西宽1公里，南北长1.5公里 解放初期村子里有砖井4眼为饮用水，由于水层很浅，根本不需要什么辘轳，有时候人可以趴那直接用桶提水；村外有土井几眼靠人力杠杆汲水浇菜园用。还有2眼不知建于何年的水车大井，村民习惯称为“大洋井”，也称水车为“洋水车”，用牛拉水，水很小，也是用来浇园子的。这两个大井一直使用到1971年被机井取代。 以上是我村解放初期的基本人文、水文状况和所有水利设施。 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推动下，开始了对洼地的改造，在东西宽1公里，南北长1.5公里的矩形地带，开挖3条南北走向，2条东西走向的排水河，群众称之为“小涝河”。“小涝河”是相对于县里组织的排涝干渠“大涝河”来说的，“大涝河”从洼地南端穿过，把“小涝河”排出的水带走，到下游进入沁河。“大涝河”每段由所在地段以大队为单位组织开挖，大队之间由公社协调，县里只负责规划组织、测量划线。大、小工程历时3年，正好是三年灾害时期。村史资料记载我村共开挖土方12万立方米，全村青壮劳力每人平均近千立方米。从此洼地变成了旱地。 据参加过“大涝河”会战的老干部回忆，寒冻腊月里打破冰凌茬下水挖泥，全线展开竞赛，进度快的插红旗，最慢的插黑旗。工程刚开始后，据说国家领导人刘少奇要来视察，省长吴芝圃亲自坐阵指挥，看工地人员太少，要求老人、妇女齐上阵。工地上拉着大标语“老人赛似老黄忠，妇女个个穆桂英”，还要把剧团里的行头借来穿上，还要化装，老年人化个大黄脸（黄忠），妇女化个大红脸（穆桂英）。几分诙谐，几分壮烈。 很难想象，假如没有人民公社，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工程怎么完成。 1969年，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再次对整个工程进行改造，干渠源头筑坝引水，沿途加高河堤，建桥筑闸，变单一的排涝工程为排、引一体工程。工程完成后，洼地变成了良田。 这个时候不但高粱被玉米取代，而且具备了向水田演化的条件。1972年我父亲因为是右派，因为戴着眼镜；于是就很有学问，于是就受命带领7名社员试种水稻（突破生产队，以大队为单位）。父亲一时间热情焕发，什么“水稻育秧法”“波尔多液的配制与应用”等农技书籍堆满桌子、床头。最后改造出了70亩水田，全村人口每人每年可分得净米40斤。那个时候的政策鼓励创新，改造田3年不用交公粮。为了蓄水应急，还开挖了2亩大的水塘，鱼和莲藕混养，往日的洼地变成了江南水乡。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篇课文： 小河流过我门前, 我留小河玩一玩； 小河摇头不答应, 急急忙忙去浇田。 这确实是我们家乡的真实写照，村前河渠环绕，大地稻谷飘香。 前文里笔者说过：新聚落的出现，是人们开发洼地的标志性成就，本县在大清朝的270年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和农业开发有直接关系的新聚落出现。1949后情况怎样呢？ 1958---1976年，仅在这个和我们村相关的大洼地里就有4个具有聚落性质的新据点出现，当然能不能稳定下来还要看历史的演变进程。 据点1：地方国营博爱农场分场（现存） 据点2：县苗木林场/种畜场（现存） 据点3：社办工厂/公社小农场（现为乡镇企业园区） 据点4：青年队/新农村示范点（后被政策性撤消，现被一个从无水山区迁移下来的小村子沿用） 以上4个聚落目前均正常存在，人口有增加趋势。这个指标佐证了那个时代农业开发规模及水平的异峰突起。 一个个类似于我老家的变化，一个个“生态元”的改变，使中国农业的大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缓缓延续了6000年的华夏农耕文明，在1958---1976年间突然展开了翅膀，飞跃般地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期间，涌现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谱写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篇章！ 焦育禄，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斗盐碱，“贴上膏药扎上针，开沟排水冲卤灰”（注：“贴上膏药”，用黏土覆盖沙丘；“扎上针”种上柳树、泡桐和植被；“卤灰”，盐碱） 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民劈山造田，使“沟坡变梯田，荒山变粮川” ... ... 埃及有句谚语：“时间战胜一切，金字塔战胜时间”。时间是无限的，历史是不朽的；但总有一些人和事使历史显得渺小，使时间变得短促。毛泽东作为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最后的巨人，他伸出硕长的手臂穿越4000年、5000年的时空和大禹、神农相握；时间仿佛凝固在一瞬。作为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位巨人，他转过身来，把另一只手伸向未来，等待有出息的子孙；但愿不要漫长。 补遗：和'草桥关民'说两个问题： 1、看到电视上有一则广告：“精致生活，我选择三全凌水饺”，忽然产生了一个创意：是不是可以把你的理论称作为“水饺理论”呢？如果你觉得不雅，我们还可以商量更名为“三全凌理论”。 2、你向‘白垩纪’网友提出的问题“既然高粱退出是由水利条件改善造成的，为什么现在的水利条件比以前恶化了农民们不回头种高粱？” 我来回答你：先民选择高粱主要是因为它耐涝、耐盐碱。现在淮河、海河哗哗朝海里排水，黄河也不决口“跑”水，整个大平原看不到一汪明水，你凭什么要让农民重新选择高粱？赶明天你把淮河、海河堵了，把黄河大堤扒了，我保你明年就种高粱。 现在我要搞清楚的问题是，黄淮海大平原到底有多少以前种水稻的因为缺水，现在不得不退回去种玉米了？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 现在我担心的是，黄淮海大平原到底有多少现在种玉米的，由于干旱面临着退回去种谷子的危险？还未见有这方面的报道。 你说的高粱问题大可不必担心。 【民族】翻身农奴决不同意西藏天空再换颜色。 ——几位昔日农奴的心里话 逯寒青 “度过寒冬的人，最懂得阳光的温暖”“如果没有西藏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我们这些农奴就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知识的主人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日前，作为昔日的农奴，一些西藏自治区退休干部在谈及自己在新旧西藏中的经历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相同的感慨。 西藏大学原副校长色觉卓嘎说：“以达赖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旧西藏是什么样的社会？广大群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过来人，也是见证人。我不到8岁就成为牧主的放牧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1953年我们的老家比如县发生了地震，不少牛羊被埋，不少帐篷被烧毁，让本来就困难的牧民生活更加艰难，嘎厦政府官员却照样来收人头税，我家里仅剩下一小块酥油一直舍不得吃，准备留到过年时再吃，结果被嘎厦政府官员毫不留情地收走了。1957年藏北遭受特大雪灾，11岁的我作为家中唯一劳力，白天要踏着两尺厚的雪去给牧主放牧，同时还要背着背篓捡牛粪给家里取暖，晚上靴子冻在脚上脱不下来，得用火烤软了才行，膝盖又冻又肿，至今留下了病根。家里信神，在敬活佛。但每当我掉进雪坑爬不起来，每当冻得发抖、饿得心发慌时，我都会想神在哪里？活佛在哪里？” 色觉卓嘎拭去眼角的泪水说：“1987年藏北遭受同样特大雪灾，也是大批牛羊死亡，在这危急时刻，国家派来了直升机，自治区副主席亲自坐在飞机上为偏僻的灾民投放粮食、燃料和生活用品，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1959年来家乡平叛的解放军收留了我，不久将我送到拉萨学习，然后我又被送到祖国内地学习。我和许许多多翻身农奴的孩子一样，走进了校园，走上了工作岗位，当了干部，最后还成了一名现代化大学的校级领导，这一切不是梦境中的幻想，而是我的故事。多少次我都在心里默念，祖国真好！新西藏真好！” 西藏自治区交通厅交通设计院原党委书记央宗说：“我是原来山南地区一个贵族庄园的农奴，父母生过十个孩子，但一半不是病死就是饿死。在旧西藏，我和家里的其他孩子从来没有穿过鞋，小小年纪就要干活。我们都是领主的人，没有一点儿人身自由，为啥受苦？当时我们以为这些都是天命。1959年西藏叛乱时，山南是叛乱分子的大本营。我亲眼看到那些达赖的卫教军、四水六岗军队，到处打砸抢烧，对跟共产党走的群众，他们抓住后抽筋挖眼，进行残酷迫害。达赖集团的所谓人性，我们这代人最清楚。经历过新旧两个西藏的人，是决不允许达赖让历史的车轮倒转的。” 昌都地区江达县原妇联主任央拉说：“我8岁就给头人放牧，那时候从没有想过能去上学，能吃饱一顿糌粑那是我最大的愿望。1959年，我们农奴翻了身。我被政府送去免费上学，还参加了工作。退休后，我家在拉萨买了房，三个孩子也都成了国家干部。我住的周围修得特别漂亮，每天出去转转街，在小区锻炼一下，感觉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3月14日那天，看到暴徒们到处打砸抢烧，我和老伴打开院门，不断把周围的汉族群众叫到家里来躲避。关键时刻，我们不能让坏人破坏民族团结，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毁掉。那些破坏民族团结的人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山南地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格桑多杰说：“在旧西藏，我15岁了还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我们像牛马一样干活，还要经常遭受农奴主的鞭打。对我们农奴来说，达赖想恢复的那种制度，是他们的天堂，却是我们的人间地狱。3月14日那天，我在街头看到暴徒们主要抢砸的都是些金银珠宝店，说明他们都是一些社会败类。对他们的罪行要坚决惩治，不能手软。” 曾任西藏大学纪委书记的仓姆拉说：“我的爷爷是木匠，在旧西藏那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命价不过一根草绳。我和姐姐两个人顶一个人头，给贵族家当佣人。那时候认为，能过上有鞋穿的生活那就是最好的生活了。做梦也想不到民主改革后我们翻了身，我被送入学校，最后还上了大学，成了国家干部。我常常在想，没有民主改革后给我们带来的新西藏，我可能永远是贵族家那个抬不起头的小‘差巴’（旧西藏奴役的一种），但在国家几十年来民族政策的关怀下，我们这些农奴也能成为国家的主人、知识的主人和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新旧西藏两重天，历史的事实翻不了，我们这些昔日的农奴决不同意让西藏的天空再换颜色。”（摘自《环球视野》） 【民族】回忆感悟西藏 作者：流波。2008年4月清明前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未，援藏到西藏一所大学任教，西藏拉萨事件勾起我对在西藏工作生活的一些感悟。 当时西藏的生活条件比起内地来说是艰苦的，但比五六十年代进藏的前辈则又不可同日而语。蔬菜、肉禽类供应较紧张，米面质量不好。刚去的大学生特别是南方的在吃方面感觉非常难受，甚至有的没能坚持下来而返内地。学校领导注意到这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努力改善条件，另一方面开始做思想工作。记得当时的书记给我们讲了个五六十年代进藏的故事，说是某边防汽车团执行进藏任务，几十辆军车从云南向西藏慢慢开进。汽车已经走了个把星期了，一路上战士们天天餐餐吃的就是干粮咸菜，今天政委说要打牙祭（会餐），说是还有个非常了得的菜，叫“水上漂”。战士们问政委，这么了得的“水上漂”是什么好菜，政委微笑着故意保密，说急啥子到时便知嘛，搞得战士们一路心花怒放，劲头猛增。天黑了，也到了兵站，开餐了，今天说是打牙祭，也就是增加了个荤菜，问题是那个“水上漂”呢？战士们三口两口的饭就要吃完了，想必那也只是政委鼓励大家说点戏好玩罢了，没想，听政委一声喝：“水上漂来也！”一大锅端了上来。战士们踀捅过去，原来是一大锅汤，里面星星点点漂浮着大白菜碎叶，你还别说，真的一股清香扑鼻而来，顿时战士们乐开了花，大碗舀来喝着，有的甚至激动得哭了。说到这里，党委书记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你看我们今天，当然不能跟内地跟你们家乡比，但我们今天的条件比起五六十年代来是不知好到哪里去了呢，就说蔬菜，我们就有罗卜、白菜、土豆吃呀！听了这故事，我们都安心了在西藏工作。 说到西藏的安定，在学校工作有点时间了，开始有所了解。说是在八十年代前，汉藏关系非常融洽，汉藏通婚的也不少；但从八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未，西藏分裂势力排汉已经形成苗头形成气候。问题出在哪里呢？直接的说是耀邦同志到西藏考察，不顾实际的讲了话，还有接下来的汉族同志内调等政策；间接的，可能和我们后来实行的一系列政策肯定有关系。有个时期，西藏连一些单位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不是说财政没有钱，西藏的财政中央是有保障的，而是说有钱但帐目算不清了怕发乱。 我也逐步体会到，西藏人民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是深情的，挂在他们嘴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保证！”意思就是“一定的！”毛主席做保证你还信不过？现在看来，有些东西当时看不清感觉不到，今天看来可能就清楚多了。这些大的方针政策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只能是诚心诚意的从关心国家大事、一个普通党员也要关心党的大事这样的角度来提出点建议或是看法。本着这样的角度，结合我当时在西藏工作生活的体会，我认为，毛主席时代的许多方针政策是经得起检验的，是为正反两方面所做了是正确的注解。后来不止是西藏，全国各大兴寺庙之风，老百姓心目中的伟大的毛主席在八十年代被贬损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不是带政治目的就是糊涂的人还在污蔑着，西藏分裂势力也是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漏洞，蛊惑说现在红汉人也不行了，毛主席这样的大佛文殊菩萨他们都污蔑他们自己都不信了，我们西藏百姓还跟着信他们么？但老百姓也不是那样容易上当受骗。记得八十年代未西藏骚乱后，九十年代初搞社教，抽调老师下乡，下面的百姓就说你们城里的拉萨的跑到我们乡下来搞什么教育？搞骚乱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是你们，搞这搞那的也是你们，我们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你看，老百姓说得多直白，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也是多么值得深思。就这样，事物的量变质变在逐步进行着，看似平静没有波澜的水下到处是急湍旋涡。任何阵地，你不去占领，则反面势力就无孔不入，正确的合理的格局的打破而新的较稳定的局面却因种种因素难以形成，西藏一个时期甚至发展到“政府的、共产党的有道理也不听，达赖的、寺庙的没有道理也要执行的格局”，这种半明半暗的格局十几年来却在经济的、改革的大好形势下虚掩着，只要有一种力量轻轻的一挑，又终于在这个时候又一次暴发了。十年前拉萨发生了骚乱，人民日报驻拉萨的记者刘伟西采访群众，八角街某居民办事处负责人“想不通”：…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红汉人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昨天去办事处，有的市民就骂我们干部，连家属也遭受邻居冷眼。唉，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像我们办事处，四个居委会，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个党员干部，骚乱以后，只有一个居委会干部来反映了一下群众的情况。基层政权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一些市民住房条件非常不好，而有职位的干部，有钱人在郊区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楼，心里当然不满意，没钱吗？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刘伟西记者当年在文章的结尾问了一句：长此下去，拉萨会不会再有骚乱呢？因此，我在这里怀着沉痛的心情提醒用心的提高点执政水平的爱国的有点本事的在能把握中华机遇位置上的人，千万不要让人再担心：过几年拉萨会不会再发生骚乱呢？因为人总是在同一地方同样的原因而摔倒是不好意思的。 人跌跤不要紧，但从那里跌倒就要从那里爬起来。希望党和政府好好总结经验，要从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反思一些关键的实质性的问题，要对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进行必要的总结而不光只是唱赞歌，拉萨事件实质也是一些关键的实质的问题的暴发。办法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走群众路线，走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人类直文明发祥到近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中华民族引领人类文明，近代以后的落后就如“长江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中的一小节洄水涡，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潮流必将势不可挡。 毛主席：藏民心中的佛! 毛泽东虽然过世三十年了，但在许多藏民的家里，还挂着毛主席像。把他当佛一样供着。毛泽东从来没有把自己当神，但藏民却把他像佛一样敬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汉族人，能让藏族人这样像神一样供着。所有这一切都是自愿的，是一种朴素的感情。春节期间，很多农村人的家中，仍然挂着已经破旧的毛主席像。 藏传佛教藏民心中，一说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佛的化身,毛主席是一些藏民心中的佛祖化身;另一说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佛的化身。 许多普通的藏民家里，除了供奉活佛的像以外（可能是达D赖，也可能是班禅或其它），同时也在自己的客厅或卧室里悬挂毛主席的像。这些毛主席像有的已经悬挂了几十年，但仍然保存完好。在这些藏民的头脑里，毛主席是比这些在世活佛更大的神。当然，把毛主席神化是因为他们的认识水平和知识水平低，但这同时也显示了广大藏民对政府的认同。就像一些藏族同胞所说的那样，“不要说我们藏族人不懂得感恩，那样才会让人看低我们”。在藏族农家的堂屋里，挂着一人多高的中堂，上面是毛泽东的形象；在学生的卧室里，学生告诉我那个小小的毛主席像是“父亲为了鼓励我”而给她摆上的；学校校长面对一层层的梯田对我说：“这是当年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成果”；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指着山上灌溉的沟渠告诉我：“这是分地前修的”；坐在伏羲庙前的老人对同伴说：“毛主席是管官不管民，现在是管民不管官。” 【民主】状告老师不违法，我年轻时曾有过多次。 作者：春天的惊雷。 华政女学生状告教授"反革命"一事，并没见到教授本人的详细说明，是不是真的状告教授为“反革命”？教授本人在课堂究竟讲了什么？是不是真“反革命”？等等，人们还知之甚少。在此情势下，批评学生，或批评教授，似乎都不恰当。 而我总的认为，教授在课堂上，除了学术讨论，除了“介绍学术讨论”，都应按教章授课；教授授课，学生有权质疑、批评和必要的反驳，也可以如实向校方或有关方面反映老师授课中的“拥护革命或反对革命，以及其它”的情况。有一条原则，人人都得遵守的，那就是“教授和学生都得按规矩讲，并对自己言行负责”。 受毛泽东的那个时代的火热生活的淘浴、锤炼，以及由此形成的——我个人对“人的解放”“人格独立”“民主”“要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理解，我倒是一直坚持“有话就要说，好好说，按规矩说，死活都要说，允许提倡互相按规矩说”的，教授和学生都这样。在我的学生时代，毛泽东有个春节讲话、7、3指示，就是希望学生，思想要解放，人格要独立，既听课也要评课，可以按规矩平和地“商量着”反驳老师。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每周都有这样的“课”，——不瞒大家，我受我的“身份”要求，那时是经常公开带头“责难”老师的，关于知识上的，也有关于思想、政治和道德的。现在回忆起来，其实就在当时，也常是学生错的时候多，——包括我本人。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更是这样。另外，在大多数时候，这种讨论、争论的反驳是平和的友好的，偶有不愉快，事后做做工作，不愉快就化解了，大家都有了大的多方面的长进。 不过，不管是平和、平静的，还相对热烈或激烈的，互不服其“理”的情形是常有的，于是就有“通上”的问题，——就告状。这种“告状”，公开说明的时候多。很奇怪，事后，总是老师受上方批评（其实，学生错的多），学生基本没受过批评。 ——这里作一插说： 四天前，当年常被我们批评的一个老师，从远方来我家（现，还在我家，看着我写这篇文章。可惜，他年纪太大，不能在网上写文章，无法作个声明），由近日网上炒作的“学生告教授”事，说起我们自己当年事，他还清楚记得那些。他仍象40多年前那样，严肃而“平淡”地说：杨教授这些人不理解民主、独立人格的本质就是“负责而无所畏惧的讲话、批评和互相批评”，你负责地讲，我负责地批，反之亦然，这有什么不好，这才有进步；之所以我们那个学校当时搞得那么好，与这种民主有关嘛。最后，这个老师仍没忘记说“其实，那时学生错的时候多，但校方喜欢学生的这种精神，所以常表扬学生”。言罢，我们皆会心地一笑。 在本网民今天的认识里，是认为：人是社会人，故而通常也是组织人，人的自主独立性、民主诉求等，都应是建立在组织规范里的，并且是“应相对封闭”的，其中有一点，即是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没有不可说的话，只是不同埸合“有不同的‘允许范围’”，再不好的话，也得辟有吐诉的埸所，——只是，任何人讲话，都得“自己负责”。这种“自由”地说，其中也有一种，叫“告状”，——即：不自由中的自由。 今之遗憾事是，这方面的建构，我们还很差，这表现为：一方面，作为公民该说的话、埸合和时间，我们没有明确界说；另一方面，公民不该说的话、埸合和时间，也无界定，更没有规定“此地此时不该说的话，应当到什么样的时、空中去诉说”。 我也特别注意到，这多年，有些精英利用我们民主权力无明确的界定，干了不少“他们自己想干的事”，还“理直气壮”地限制了别人批评。比如，自己需要时，就高唱民主，到全国“布道”，攻击这个，攻击那个，大讲“打左旗，向右拐”的韬略，为自己的改革鸣锣开道；自己不需要时，就利用我们党本来正确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来封堵言论渠道，把自己的信口开河标榜为民主，却把别人的正常反驳、批评说成是缺乏民主意识、人格缺损。 这让我预想到：将来定还会有那么一天，精英们还要挨人民批评、处理，还！还！还要诉说自己受“迫害”…… 【民主】关于‘鞍钢宪法’ [春天的惊雷]网友：在《有一则真实的故事——是讲中国某市改革企业家们在日本的尴尬》提到这样一个故事：事情发生在上世纪80年中后期，即改革开放正在深入之际。我们有一个市组织了阵容庞大的企业家访问、参观和学习团，在“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学习管理经验。我国企业家所到之处，为了学习人家经验，能照相便照相，能录音便录音，能记录便记录，不要说日本企业的管理条例──只要能拿到──我们不会放过，就连一些企业办公室、厂房墙上贴的具体管理要求和规则，我们也原原本本，一字不拉地抄来。 如此认真，如此虚心，如此虔诚，使日本的陪同导引者十分感动，但也很使他们有点纳闷和不耐烦。开始一两天，日本人出于礼节，没有说什么。时间一长，他们憋不住，到底还是说了：你们中国人何必这样地又是照相、录音，又是笔记的，据我所知，我们现在好多管理成功的企业，其管理要略，大体上都是学习你们中国的毛泽东的鞍钢宪法…… 此言一出，我们的企业家一片愕然，并在心底留下一个难以忘却的尴尬。 云淡水暖网友：客观地讲，《鞍钢宪法》所表达的，是一种在企业的经营管理、生产管理、技术管理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基本理念，而且，要谈“民主”，恐怕《鞍钢宪法》精髓中体现的“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本”，正是不折不扣的民主思想。 其一，决策民主，在企业管理中，不能够“一把手”为所欲为，必须听取工人群众的意见，工人群众对企业的决策有发言权和否决权，草民参加工作的时候，车间的分配方案、工作制度，还可以见到是在工人、班组长、车间主任、厂领导之间“讨价还价”。比如企业领导想拿数十万、数百万年薪，恐怕在工人那里就难以通过，企业领导想贱卖、私吞国有、企业资产就会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其二，劳动民主，企业领导必须坚持在生产第一线，而不是成为地位优越的官僚式管理者，记得当时强调“工人身上多少汗，厂长身上多少汗”。草民记得小时候一位在国营煤矿工作的亲戚说过，他们矿务局下属一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恰逢当日干部下井，该矿各管理科室领导乃至于矿领导多人殉职，如今的企业，特别是私有煤矿，恐怕是少之又少了。 其三，技术民主，在企业的技术决策、技术更新、技术进步中，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的模式，更能够充分发挥设计、管理、操作实施各个环节的特长，比如草民曾经设计过的技术改革图纸，经验丰富的工人师傅一眼就看出来不合理的地方，提出改进意见，技术出身的车间主任、厂长也参与审阅，保证实施的成功。 《鞍钢宪法》的精髓，体现出来的民主内核，如果能够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域得以发扬，是大有好处的，中国早在50年代总结出来的民主管理、民主办企业的思想，在70年代之后，欧美的企业制度中也出现了，据崔之元教授介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1983年以来，美国已经有27个卅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害相关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负责，而劳动者是‘利害相关者 ’中的主要成员”。 那么，到底什么是‘鞍钢宪法’？ 1960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 末一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内容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主席所倡导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的鞍钢宪法精神。 让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企业有说话权，和管理权。鞍钢宪法精神强调工人参加管理，是一项最先进、最适合中国所有企业实行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机制。 【交流】下乡知青和“亦工亦农”的双向交流！ 作者：[ 天外飞砖 ] 2008-11-01 强国论坛 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人民群众生活的确有了改善，吃不饱饭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而，毛主席非常害怕吃饱了饭的领导干部变质，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剥削者，使刚刚能吃饱饭的老百姓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为保证人民群众生活的更好，特别是农民的生活的更好，毛主席集中精力抓了三件大事：一抓新农村建设、二抓打击贪污腐化、三抓缩小三大差别。领导下基层蹲点，军官下连当兵，干部下放劳动，学生上山下乡，这些做法至今看来起来，都有着极其伟大的现实意义。 对于缩小三大差别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几乎尽人皆知的事情，但对其中的另一个“亦工亦农”运动却是很少有人提及和知晓的。 我所居住的城市是山东省鲁西地区的一个中等城市，尽管1968年毛主席就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但直到1973年我们城市才开始了第一批知青下乡。 事实上，我们山东省早在1970年便实行了“亦工亦农”政策，我们城市也随之实行。 何谓“亦工亦农”？就是将农村青年招工到工矿企业，享受正式职工待遇，但在农村保留社员身份，可以利用星期天、休假等工余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或者参加社办队办企业劳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城市在职职工是严禁双职业双报酬的，只有亦工亦农领取工农双份报酬是合法的。 一些右派分子把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说成是纯粹为了解决就业压力及“胡折腾”的行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对那个时代的抹黑和对数万知识青年对保卫边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私奉献的极度污蔑。 从事实来看，全国大环境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68年底，而许多省份则在1970年既实行了亦工亦农政策，这在实质上就是为缩小“三大差别”进行的城乡青年双向交流。实事求是的说，这一举措在事实上为当时的农村社办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得贡献。据我所知，当时的亦工亦农人员大都在农村的社办企业做兼职技术师傅，特别为村级的队办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是1983年从部队复原回原籍，被分配到当地一家大型国营化工厂的。这个企业便是今天的上市公司“鲁西化工集团”的前身。当时我所在的车间共有职工143人，其中亦工亦农人员占有80多名，主要工序的操作工和绝大部分工段长、带班长都是亦工亦农人员。我曾经在农忙时节帮助我的师傅家收过庄稼，当时我师父就在他们公社的磷肥厂兼职了技术指导，据说每月可以领到80余元的补贴，这个数比他在工厂的工资还要高出30余元，这很让我们城市工人羡慕了一把。 1984年，上级下达了新政策，辞退了我们当地的所有亦工亦农，他们当时只得到了1年零4个月工资的补助。 如今我当年的亦工亦农工友很大一部分都成了“能人”，有的开办了铜板厂，有的开办过小型造纸厂，有的开办了电气焊加工修理部。我们车间的一个女电气焊工居然自己开办了一个资产上千万元的人力三轮车制造厂。据说，另外车间的一个李姓亦工亦农居然做了上亿资产的轴承制造公司的老板。 虽然时过境迁，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亦工亦农运动，的确为城乡交流缩小“三大差别”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尽管在这些缩小城乡差别的实践中出现过一些偏差，但这些运动的主流和大方向始终是无愧于国家、民族和那个激情燃烧地岁月的。 不过在帖子的最后我要说出我心中长久以来的一个疑惑：那么轰轰烈烈的“亦工亦农”运动为何至今无人提及呢？难道右派们真的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亦工亦农”？这其中的猫腻何呢？？？ "知青上上下乡运动"和当年的“亦工亦农”政策，实证了毛主席党中央为城乡青年双向交流缩小“三大差别”所做的努力。从根本上戳穿了右派们“知青下乡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胡折腾”的无稽之谈。如果真的纯粹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干嘛还要把农村青年招进工厂？那岗位留给城市青年不就得了？显然，当时中央的意图就是要让城市青年体验一下农民的艰辛，进而为农业生产输送人才，让农村青年学习一下工厂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打下坚定的基础，从而为缩小城乡“三大差别”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右派分子污蔑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对城市青年的迫害”，是“瞎折腾”，但他们从来也不敢提及同时出台的“亦工亦农”政策。其目的就是害怕人们从中一眼就能看穿这是为缩小“三大差别”而实行的城乡青年的双向交流，从而戳穿了他们的政治谣言和造谣污蔑。 N年来，右派们一直在宣扬毛时代“城市剥削农村”“城乡二元化歧视农民”等等论调，从来不提毛主席党中央为缩小城乡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仇视毛泽东时代，直至仇视共产党的领导。 【外交】1977年前新中国的外交成就！ 按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及大洋洲次序排列，同一洲的国家以其国名简称的英文字母为序）（截至1977年12月28日） 亚洲： 国 名 建 交 日 朝鲜 1949.10.6 蒙古 1949.10.16 越南 1950.1.1 缅甸 1950.6.8 印度 1950.4.1 印度尼西亚 1950.4.13 巴基斯坦 1951.5.21 阿富汗 1955.1.20 尼泊尔 1955.8.1 叙利亚　　1956.8.1 斯里兰卡　　1957.2.7 也门　　1956.9.24 柬埔寨　　1958.7.19 伊拉克　　1958.8.25 老挝　　1961.4.25 科威特　　1971.3.22 土耳其　　1971.8.4 伊朗　　1971.8.16 黎巴嫩　　1971.11.9 塞浦路斯　　1971.12.14 日本　　1972.9.29 马尔代夫　　1972.10.14 马来西亚　　1974.5.31 菲律宾　　1975.6.9 泰国　　1975.7.1 约旦　　1977.4.7 非 洲： 国 名 建 交 日 埃及　　1956.5.30 阿尔及利亚　　1958.12.20 摩洛哥　　1958.11.1 苏丹　　1959.2.4 几内亚　　1959.10.4 加纳　　1960.7.5 马里　　1960.10.25 索马里　　1960.12.14 刚果（金）　　1961.2.20 乌干达　　1962.10.18 肯尼亚　　1963.12.14 布隆迪　　1963.12.21 突尼斯　　1964.1.10 刚果（布）　　1964.2.22 坦桑尼亚　　1964.4.26 中非　　1964.9.29 赞比亚　　1964.10.29 贝宁　　1964.11.12 毛里塔尼亚　　1965.7.19 赤道几内亚　　1970.10.15 埃塞俄比亚　　1970.11.24 尼日利亚　　1971.2.10 喀麦隆　　1971.3.26 塞拉利昂　　1971.7.29 塞内加尔　　1971.12.7 卢旺达　　1971.11.12 毛里求斯　　1972.4.15 多哥　　1972.9.19 马达加斯加　　1972.11.6 乍得　　1972.11.28 几内亚比绍　　1974.3.15 加蓬　　1974.4.20 尼日尔　　1974.7.20 博茨瓦纳　　1975.1.6 莫桑比克　　1975.6.25 科摩罗　　1975.11.13 佛得角　　1976.4.25 塞舌尔　　1976.6.30 利比里亚　　1977.2.17 津巴布韦　　1980.4.18 欧 洲： 国 名 建 交 日 俄罗斯　　1949.10.2 保加利亚　　1949.10.4 罗马尼亚　　1949.10.5 斯洛伐克　　1949.10.6 捷 克　　1949.10.6 匈牙利　　1949.10.6 波兰　　1949.10.7 阿尔巴尼亚　　1949.11.23 瑞典　　1950.5.9 丹麦　　1950.5.11 瑞士　　1950.9.14 列支敦士登　　1950.9.14 芬兰　　1950.10.28 挪威　　1954.10.5 法国　　1964.1.27 意大利　　1970.11.6 奥地利　　1971.5.28 比利时　　1971.10.25 冰岛　　1971.12.8 马耳他　　1972.1.31 英国　　1972.3.13 圣马力诺　　1971.5.6 荷兰　　1972.5.18 希腊　　1972.6.5 德国　　1972.10.11 卢森堡　　1972.11.16 西班牙　　1973.3.9 美 洲： 国名 建 交 日 古巴　　1960.9.28 加拿大　　1970.10.13 智利　　1970.12.15 秘鲁　　1971.11.2 墨西哥　　1972.2.14 阿根廷　　1972.2.19 圭亚那　　1972.6.27 牙买加　　1972.11.2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74.6.20 委内瑞拉　　1974.6.28 巴西　　1974.8.15 苏里南　　1976.5.28 巴巴多斯　　1977.5.30 美国　　1979.1.1 大洋洲太平洋岛屿： 国名 建 交 日 澳大利亚　　1972.12.21 新西兰　　1972.12.22 斐济　　1975.11.5 萨摩亚　　1975.11.6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76.10.12 1955年1月2日，我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后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交。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宣布成立。中国驻原南斯拉夫大使馆改为驻南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中国驻原南斯拉夫大使改任驻南联盟共和国大使。2003年2月4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将国名改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6月3日，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6月5日，塞尔维亚共和国宣布继承塞黑的国际法主体地位。 这个表本来是到2007年的，我特意重新编辑了一下，只摘取了1977年前的建交国，不过要说一下的是，津巴布韦是1980年才独立的，但是当年就和我国建交了，所以特别列出来，另外就是1979年建交的美国，不过谁都知道尼克松访华是什么时候，所以也单列出来。每一段历史都是伟大的，我们中国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值得记忆和肯定。否定过去，有什么意义呢？那些岁月，都是我们的父母曾经走过的岁月，难道父母付出的心血，做儿女的要忘记吗？或者说当你六十岁要退休了，回过头来，你要否定自己三十岁之前的学习，成长阶段吗？那些‘主流精英’说毛主席时代不开放，如果和这么多的国家建交，合作都叫不开放，说实话，我不知道主流精英眼中的开放到底是什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闭关锁国。闭我们的关，锁我们的国的，是那些不愿意看到我们胜利的，曾经侵略过我们的少数西方列强。但是我们站在自尊自爱自强的立场上跟世界各国进行友好的往来，这样的友好往来最终令到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明白，封锁我们对他们是没有利益的，所以他们也终于愿意跟我们对话，打交道了。 【军事】中国的尊严是靠打出来的！！！ （摘自2004-04-30香港商报） 在台海局势阴霾、再现外力干涉中国内政以及香港部分人士叫嚣要与中央对抗到底之际，海外某中文网站贴出一篇署名文章──《中国是这样赢得尊敬的》，并在短时间内得到较高的点击率。文章从历史角度分析指出，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国际地位，与中国人不畏强敌、敢于用热血来捍卫主权和民族利益息息相关。作者在文中明确表示，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不是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现在有的一切尊严，都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文章虽是一家之言，但从网上的迅速传播及高点击率来看，其观点也许体现了诸多中国人及海外华人的心声。本报转载原文如下，以飨读者。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得以自信的态度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自信最突出的表现在中国人敢于主动以自己的意志科学地、强制性地否定外国的意志。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做出了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举动。 解放战争：不畏强敌 194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解放军防区，解放军开枪还击，毙伤美军十多人，中共的强硬使美国放弃了干涉中国内战的念头。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英国几艘军舰朔长江而上，巨大的舰炮傲视北岸解放军阵地，结果解放军抢先开炮，毙伤英舰数艘，英军数百。 当遭受重创的英舰带著伤亡官兵摇摇晃晃地回到香港时，英国政府以及香港殖民地人民对未来的新中国有了震憾性的感性认识。这也是英国在西方国家中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因之一吧。 朝鲜战争：震撼全球 1950年，朝鲜告急，美军战舰进入台湾海峡，美国飞机已经开始对位于朝鲜的中国边境进行轰炸，联合国旗下16国联军已经逼近中国边境。 此时毛泽东力排众议，在林彪等人怯战的情况下，令彭德怀这个从未到过东北的湖南人，带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第13兵团进入朝鲜，与联合国军交战。联合国随即决议，中国是侵略者。但中国既然出兵，就是要与联合国军一战。 志愿军入朝后，与联合国军短兵相接。13兵团首战告捷后，毛泽东又命宋时轮这个湖南人带领第9兵团迎战东加美军第10军。在西加，13兵团将联合国第8集团军打得抱头鼠窜，其中号称‘勇猛’的突厥旅被中国人简单消灭。美第二师在解放军两个团的伏击的下，也被打得溃不成军，一个下午就损失了4000人；联合国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撤退中车祸丧生；南朝鲜的几个师被全歼；联合国军整个第8集团军土崩瓦解。 在东加长津湖一带，连冬衣都没有的解放军第9兵团将士，在冰天雪地里包围了美军最精锐的陆战第一师，《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信地向世界宣布，该美军精锐部队就要被全歼了。 最后，美军虽侥幸突围出去，美第10军11万多战斗人员坐船撤退到南朝鲜，2万人的陆战第一师损失了1.1万多人。美国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大批青壮年被征入伍。中国给美国乃至世界的心理震撼是难以磨灭的。 中印冲突：教训印度 1962年，印度不断向中国发动侵略，中国万般忍耐，印度却把中国的忍让当成了软弱。一向鼓吹和平的尼赫鲁这个印度哲学家(时任印度总理)制订了所谓前进政策，决定武力清除中印边境上的中国军队。国际舆论当然是站在印度一边谴责中国侵略。一场迫不得已的惩罚性战争开始了。 毛泽东的逻辑很简单，与其让世界无休止地指责中国‘侵略’，还不如让大家看看中国真动起手来是什么样子。因此，中国的目标是越过麦克马洪加，给印度人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印军当时有一支精锐部队，叫捷克连队，与英国人一起参加过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曾经在北京城里耀武扬威。毛泽东知道这情况后，大手一挥说：百年奇耻！命令解放军务必将此连队全歼。结果这个连队的结局就是没有一个人活著回去。 解放军对印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使整个印度民族陷入了恐慌和心理崩溃。对印度的一战，彻底粉碎了印度作为所谓不结盟运动领袖在道德上?驾于其他国家的美梦，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美国等大国对印度的轻视不必多说，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支援和拥护中国。中国再次向世界人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资讯，那就是新中国，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 对越战争：再赢尊重 1979年，中国发动了一场对越南的自卫还击战争，当时世界上支援中国出兵的只有柬埔寨一个国家。但是中国本著对人类与世界和平负责的态度，不惜流血牺牲，对越南这个东南亚小霸进行了坚决的打击，中国再一次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大兵回忆到，他们本来以为中国人就是那种逆来顺受的苦力，谁知他们竟然如此富有‘侵略性’。在美国加州，朝鲜战争改变了华人非人的概念，并在1952年投票废除不准华人工作和其他歧视性的州宪法条文。 就连李光耀这个南洋华侨都感到沾了光。据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回忆说，朝鲜战争后，西欧国家海关官员见到华人立刻肃然起敬，一改过去歧视的态度。这件事使李光耀大为感慨，开始认同中华文化，并认真学习汉语。 强大武力确保发展 可见当中国强大的时候，世界人民就会心悦诚服；而一旦中国露出软弱的痕迹，哪怕只是片刻的软弱，都会立刻遭到世界人民的轻视。 香港人有句话说第一毛泽东，第二李小龙。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这两个人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人，让世界人民从心里服气。毛泽东靠的是横扫千军的气魄和战略，李小龙靠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拳脚功夫。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中国人现在有的一切尊严都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目前的世界局势，美国在军事上似乎占尽了优势。但美国已经到顶了。美中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生产力的较量。不管世界如何炮火纷飞，SARS如何猖獗，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强有力的增长，这就是中国的胜利。 但是要确保这种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和正确的战略，这种战略只可能来自中国对世界战略态势的正确判断。在美国强大的压力面前，盲目地、一厢情愿地寻找战略伙伴是重犯蒋介石依赖外力的错误。 外压面前惟靠自己 最近有一系列的文章，认为中国应该同欧洲建立军事同盟，甚至认为应该同日本结盟，以抗衡美国。这些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是经不起任何可行性分析的。是一种在外力面前丧失自信的软弱表现。 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是二战的战败国，美国在这些国家驻有最精锐的而且为数众多的部队，这些国家实际上仍然处于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美国的大军就会出动镇压，更何况这些国家在技术与经济上对美国有极大的依赖性。 俄国本身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足够的核打击力，并不畏惧美国的扩张。对于俄国来说，其最迫切的任务是把其军事力量转换为经济利益，因此中国同样不可能指望俄国真正与美国为敌。当中国的敌人或对手企图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时，中国惟有依靠自己。 祖国强大华人扬眉 中国必须强大，否则华人就要受欺负。今天，海外中国人还不时被人欺侮。1998年印尼华人被大规模强奸、抢劫及杀害就是一例。当整体缺乏强大意志的时候，个人的勇气和财富无法改变其劣势的地位。不仅如此，被剥夺者往往对剥夺者产生依赖心理。民族尊严和自信的丧失使很多中国人在外国势力面前表现得低等和依赖。国家意志的强大能给整个民族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爱戴、敬畏或者恐惧。反之，整个民族就会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辱。 中国人为了尊严和独立经过了血雨腥风的洗礼，这也预示著中国将成就更大的伟业。只有那样，中国才可能洗去自己身上的耻辱，赢得世界人民的敬佩与尊重。 【军事】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提高了地位 “联合国军”第一任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 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沃克曾报告，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敌军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 “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马修•邦克•李奇微将军： 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他们又是文明的敌人：“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守卫在孤零零的碉堡（碉堡四周堆放着沙袋，设置着铁丝网，可以在各个方向上对付敌人的攻击）中的士兵往往吃惊地发现，四五个穿着胶底鞋的中国人已不声不响地潜入他们与前哨警戒线之间的地带。这时信号弹就会从敌人战线那边升起，疯狂的军号声就会把我方哨兵吓进碉堡，几乎来不及发出口令，战斗就打响了。” “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 中共将领在朝鲜战争中的领导，是一种军事与政治智慧的巧妙混合体。它不仅能够维持一个大家认为是‘乌合之众的农民军队’在战场上对抗一个现代的军事强权，而且它也能够在面临逆势与退却的时候，把部队锻炼成一个有训练、有装备和有团结力的战斗体。”志愿军是由各个野战军“拼凑”组成的一支军队，有很多弱点，但彭德怀在朝鲜把他的军队带得很好。“我必须承认：彭德怀是一个资质很高的敌人，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容易被打倒的对手作战。” “这协定暂时停止了(我虔诚希望它永久终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我40年来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次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S•范登堡将军： “我们遭到了自朝鲜战争以来最惨重的损失……”“鉴于朝鲜空中发生了一种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险恶的变化……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我们过去所一直依赖的空中优势，现在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联合国军爱尔兰装甲旅准将： 那时，我的部队，怎么会知道中国军队如此强悍？我原先拥有190辆坦克。秋季攻势开始后。我被命令阻击中国第39军，40军。掩护美军第8军第7师撤出上甘岭。我原先认为“志愿军”无非就是一群拿起武器的农民而已。在此之前，我的确没交手过这群人。因此，我刻意将部队以英国方式展开！即：两侧步兵，中间坦克。在美国航空队支援下。反突击。本来打算依靠强大的装甲火力，采取集团攻击，直接把XX打回去。可是，我没见过这样的军队。人抱着de-tona-tor，几乎疯狂的扑向我的装甲集群。结果，我一辆辆坦克被炸。上帝！这不是军队！我发誓！战神获拉迪斯也不会这样。半个小时不到，我前线一线190辆坦克仅下50辆，多数带伤。步兵伤亡更大。无奈！我只得快速紧缩。但是，来不及了。可怕！他们也是集团冲锋。前面，至少一个加强团。你要知道，他们没有那么多炮火支援。空中更没有。美国航空队，F84，低空俯冲轰炸，采用凝固汽油。我前面顿时火海一片。我原本打算，借此机会，重新组织部队。没想到，万万没想到。我看到作为军人，最令我吃惊的一幕：他们－那些志愿军！前面的士兵。就此到地，翻滚！平扑。为后面攻击的战友挡住，烈火！上帝！我是在说他们竟然用人，当防火板。这样的部队天下，谁见过？我的士兵到此时真的被震撼了！他们自动举手投降。一片，一片的。结果这次战斗，仅仅3个小时。3340名爱尔兰士兵，1200名阵亡，其余，包括我在内。做了这支无敌军队的战俘。回国后，有人骂我：投降将军！我感到生气！也很无奈！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军队。我不投降还能如何？ 法国联合国军第14师希尔将军： 我认为时下，一些人，包括很多中国人，他们对韩战的看法简直就是在胡说。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当时对手是谁。麦克将军在回忆录说：韩战是美国军事战争使上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的确。联合国军！听起来很威风是把？可惜！中国毛先生以及他那时军队，就敢打的我们....唉！现在很多人尤其有中国人在对此疑惑！我实在不理解。鸭绿江的冬季战役，我的部队，一次战役下来。全师仅剩2000人。我从我的士兵眼神中，看到的不是怒火！而是恐惧。他们参加过二战洗礼。在北非、在解放法国、攻占西西里岛。那一次，都是兴奋的目光。而这次！他们害怕了。我也开始胆却！我痛恨派我来得政客。美国人？我是不会信任他们的。为了装甲第2师的突围。我们付出了14000名法国军人生命。以及4000人作为战俘的高昂代价。结果，他们依旧被拦截。被38军团分割吃掉。 荷兰179突击群埃斯特准将： 179突击群于第三次战役。被我军全歼。该集群3000人左右旅级规模。拥有坦克90辆其中M4，750辆。M2，440辆。是我军歼灭比较完整的一支部队。该将军仅带100余人突围。朝鲜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参加过2战的将军。在一线指挥的约占40％。其他国占80％。美国知名将领巴顿因亡没来外，其余，诸如麦克。布雷等均不同程度参加。而克拉克则是著名的：收尸将军，埋单将军。另外，朝鲜最终谈判协议签署，期间。前期签署为停火议定书。美国方面提出。就是后来通常说得：战场投降协议。后期，签署由朝鲜代表据中，中方代表左侧。为38度线永久停火军事协议书。即：朝鲜和平协议。 延伸阅读之一：世界各领袖、学者评价朝鲜战争 美国学者艾伦•怀廷(《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认为，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前夕正专注于解决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而中国的介入是由于中国安全受到现实威胁的结果。他的结论得到拉塞尔•斯珀尔(《龙的参与：1950～1951年中国在朝鲜对美国不宣而战》)和安东尼•法勒-霍克利(《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回忆》)的支持。 美国学者乔纳森•波拉克研究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受形势支配的。他说，关于是否介入战争的争论在1950年10月份甚至在周恩来与印度大使潘尼迦著名的深夜会见后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到了10月13日，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再次权衡了中国介入的风险和代价之后，才重新确定有必要在朝鲜部署军队，因为如果中国军队不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就会受到明显的威胁。当美国决定越过“三八线”、美国强大军事力量出现在中国东北边境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认为，中国进入朝鲜冲突是被迫的，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一个威胁要使用核武器的强大敌人的入侵。他说：“麦克阿瑟想拿下整个朝鲜，而且或许向更北的地方推进，迫使毛介入一场他几个月来一直试图避免的战争。”他在一次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会上强调说：“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5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评论说：“刚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毛泽东，把杜鲁门的宣告视为反映出美国人害怕共产主义阴谋，色厉内荏；他把它解读为，美国开始想采取行动，扭转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得胜的局面。杜鲁门保护台湾，等于是支持美国仍然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国民党政府。美国逐步加强援助越南。北京视之为资本主义包围中国的行径。凡此种种加起来，都促使北京采取美方最不愿见到的措施。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 战争期间的美军和战后编写的陆军官方战史都认为，志愿军“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有“吃苦耐劳精神”，“智勇双全”，“在没有联络飞机和通信设备很差的条件下，面对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和联络飞机，仍然成功地实施了他们的防御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战史认为：“如果用它自己的战术和战略标准来看，它也是一支第一流的军队。” 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韩国战争史》认为，中国军队在国内战争期间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战术，“因而这次一参战，就结合我国的地理、气候和风土条件，采用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战术”。他们归纳的志愿军常用战术有：机动进攻、尖刀突破、穿插分割、随机应变的防御、机动防御、第二战线、对精锐强大敌人的进攻、中心开花战术等。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回忆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人们常对华人持歧视态度，可是新中国出兵朝鲜并连获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从此，李光耀开始认真学习汉语。许多漂泊在海外的华人毅然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也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英勇作战、扬威异域，有实质性的关联。 长期以来，在美国民众心目中，朝鲜战争是不受欢迎的，不值得多谈。因此，近十几年来一些外国学者，如美国著名的朝鲜战争史专家布鲁斯•卡明斯等以“鲜为人知的战争”、“被遗忘的战争”为研究著作的标题。美国政坛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谈到朝鲜战争时，曾称朝鲜战争是“一场苦涩的战争”，主要是因为一个超级大国，又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死伤了那么多人，损耗了巨额物资，花费了巨额的战费，竟然战胜不了一个弱国，颜面丢尽。美国学者约瑟夫•格登在其很有影响的著作《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说：“在美国不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的一个：当它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共产党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中国则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的现代化军事力量。” 美国学者罗斯托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朝鲜战争是一次不愉快的经验。朝鲜战争中美国“伤亡重大，而且在拖延整整两年的往往令人感到屈辱的谈判的时期里，伤亡有增无减”。“不管对国家政策进行怎样更加成熟的考察，一个简单的、众所周知的真理就是，美国下了赌注，也说了大话，但却没有用行动来兑现。”很多国家和人民的看法是，美国的行为只是为了它自身的利益，它所维持的只是强制性的全球秩序。 美国陆军官方战史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提高了地位。“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另一本陆军官方战史说：“中共一个引人注目的收获是从去年(指1950年)冬天的战斗胜利中得到的。这些胜利提高了毛泽东政权的威望，并为之赢得了军事强国的地位。”(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战争爆发前后》)J•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人深刻印象的表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应予以重视的军事强国。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认为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能征善战给美国人印象极深。“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会像麦克阿瑟那样轻易地和满不在乎地冒命运之险。” 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严正警告美国，不得越过北纬17 度线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约翰逊说他相信中国说的话，始终不敢派美国地面部队越过北纬17度线。这是汲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当时李奇微对一些人扩大战争的鼓噪很担心。他说：“当我听到有影响的人物向我们担保中国‘不敢’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时，我感到不安。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策人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共产党中国人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认为，“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掀起了爱国主义热潮，并且帮助巩固了新政权。 索尔兹伯里说：“(这场战争)给毛以无可比拟的机会，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团结中国人民来支持新的和尚未经考验的革命政权。在斗争中所达到的爱国主义的一致给毛以极大的帮助，使他能统一全国。它使许多原本会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敌对分子沮丧了，使军队团结一致，使刚冒头的地方主义不能发展。”而且，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采取边打边建边稳等方针，通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套锣鼓一起敲”，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国民经济恢复的艰巨任务顺利完成，赢得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战略性胜利，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延伸阅读之二：一直想为五十年前在朝鲜战死的中国人写几句话 半个世纪风雪过去了，反思那场战争的得失现在更多了，说什么的都有，什么样的面孔都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这里，一切婉转和掩盖都是不必要的。如何看待那些在寒冷的冰面上冲锋和烈火的山头阻击的中国人，在根本的意义上，是现代中国人做人的底线。复杂的，在这里是简单。这当然不是说有关的学术讨论没有正当性。朝鲜战争有没有负面的后果？世界上没有一维的存在。比如说弱者依靠顽强的精神力量战胜困难的巨大成就，大概也有力的推进了毛泽东对群众运动和“精神原子弹”的执迷，从这里说去也是他后来的一系列穷革命运动的一个信念来源。再比如不管我们今天如何向美国人发誓我们离强大还差得远，都不可能让他们放心。经过朝鲜战争后我们已经不得不为声名所累，不得不为美国顽固的担忧和遏制付出代价。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当麦克阿瑟眼中的纸老虎、幻想让韬光养晦的计谋得以瞒天过海。还可以数出很多这样的负面后果，它们在自己的角度上看都是真实的。 　　 但是，且让我们的脚向上抬一尺，再上一层楼。 　　 　　让目光将民族、国家和五百年江河日下的历史收在眼底…… 　　 　　我们看到了什么？ 　　 　　中国这本书在被世界打开之后，历史的每一页都在证明我们是劣等的黄色人种中的劣等民族。不需要在这里历数那数不清的屈辱篇章，最后的结果是，作为国家所经历的一切衰亡，在世人眼里意味着关于每一中国人的特质的判断：在智力、精神、体质、心灵等等的一切方面，中国人本质上是低下的、奴性的、胆怯的、虚弱的、自私的。当每一个黄脸的中国人面对着西方人时，他都背负着这样的民族国家的命运给他烙下的这个先天判断，想把自己个人和民族分割开来的一切努力都是可笑的。不仅仅是敌人，就是中国人的西方同情者和朋友，也对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抱着负面的评价。所以麦克阿瑟将中国当时的一切警告视为虚张声势的恫吓时，他其实是有理由的。就像李奇微所描述的，“麦克阿瑟动辄压制批评他的人，斥责他们根本‘不懂得东方人的思想’”。麦克阿瑟是懂得他眼睛中长期存在的那种东方人的。他有充分根据藐视懦弱的中国人的言辞，因为即使赤色中国真的愚蠢地出兵，那将只是为他们创造了回到石器时代的机会。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是麦克阿瑟“自己在判断敌人意图时，却完全误入歧途”，事实是万众视之若神的麦帅以最大的跟头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但有多少人意识到了，晚节不保的麦克阿瑟所代表的转折性历史意义，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意义？ 　　 　　数百年里第一次为我们每一中国人抹去了那种黑色胎记的，是那些藐视一切、胆大妄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是他们证明了懂得东方人的麦克阿瑟们不懂得东方人。许多西方历史书专门描述了他们化装成南韩军队大摇大摆地向美军哨兵枪口行进，并蒙混过关将敌营一举拿下的战例。有哪些怯弱的人能受得住那向枪口行进中的心跳？有谁曾相信死气沉沉的黄种人可以演出这样的神奇活剧？所以，每一个要自尊的中国人，和民族一体，在五十年前重新出生了。朝鲜战争不仅是人们说的中国的“立国之战”，它还是我们每一个愿意当中国人东方人的个体的重新定义之战。这不仅仅指在西方人的眼里、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中国人曾经也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和能力，自己认同那种先天判断的中国人曾经不是少数。没有朝鲜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被广泛认为是由愚民所组成的叁流国家，她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资格是没有证明的。日本根本上是被美国和苏联击败的，中共1949年的胜利只是以国民党军队为坐标，这在美国人那里是不算数的。只有通过世界的，当代最严厉的考验，中国人的武装力量──那中国男人的精神力量的集中体现──才能让我们在世界的席位上安然入座。 　　 　　有人说过，任何民族在走向复兴的道路上，没有精神的复兴是不可能的，朝鲜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大提供了这样的最有力的精神支持。在“中国精神的百年跨越”一文中，我写道：“然后我想起朝鲜战场上的中国血。当今天的庸人们在为每一笔得失纠缠时，一切其实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列强‘同样的说话方式来赢得他们的尊重’。这回是美国的将军称中国人为勇士。当中国今天还这样站立着，是因为黄继光在前面，是因为中国当年在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到他们的尊严。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人开航空母舰美国人可以熟视无睹，中国人却是模拟战中的恶梦。因为军事推理的前提来自近五十年前的长津湖和汉江雪：如果这样的士兵掌握了和我们同样的技术装备将会怎么样？” 　　 　　李奇微说：“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这就是那些在朝鲜殊死而战的中国人，他们改变了中国的位置，他们改变了我们的面孔，他们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有恩，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他们所获得的，超越了一切其他得失的评判。那些死在寒冷和烈火中的志愿军将士，是中国在世界史上死得最有价值的中国人。我们谁有资格去“怜悯”这些英雄的生命的丧失？真正珍视他们生命的价值的，是坚持他们为之献身的那种精神财富。借口志愿军死伤重大而言他的人，其实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灵魂。在这里，人的内心阴阳晨暮，均洞若观火。这是因为那生和死筑成的分水岭，是国家和人的价值的标尺，是人心的明镜。当你听到有人恣意嘲笑志愿军的时候，你只能感到对这些不具有基本的羞耻感的懦夫们的厌恶和怜悯。这种人只有叁种可能：或者是极端的愚昧，或者是极端的奴性，或者两种兼而有之。曾经有一位以“忠贞报国”和“民主自由”的口号来为林彪翻案的人，在同一篇文章里嘲弄志愿军不怕死是“愚昧”。你我只能为他也是黄种人也能讲中文而感到极大遗憾。除了与之割席而坐，你别无选择。在中华民族国家和人的历史长河中，朝鲜战争是凤凰迎风更生的火焰。中国人感谢为恢复国家和人的尊严而燃烧的志愿军将士们。 【教育】碧血丹心：从数字看毛泽东时代的教育 二十年来，由于片面喧染文革前期的停课闹革命，片面反映上山下乡运动和反右，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被许多人看得一无是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更是被曲解得不成样子。 文革停课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耽误一代人，文革期间中国的入学率比现在高。那个时候遍地各地都有学校，有民办老师，有下乡的知青帮助办学。 在这，不妨提供一组数字： 农村 学校数 毕业人数 　　招生人数 　　在校人数 1979 889782 1792.87 　　2770.94 　　12844.97 1999 468527 1522.8708 　1353.0446 　9074.1269 入学生数占本年龄组组别人数的百分比 国家或地区 小学百分比 中学入学百分比 　　　 1960 1981 1960 1981 中国 　　　109　 118　 21 　44 孟加拉国 　47 　 62 　　8 　15 印度 　　　51　 79 　 20 　30 伊朗　　　 41 　 95 　12 　45 沙特 　　　12 64 　 2 　30 巴基斯坦 　30 56　 11　 17 新加坡 　　111 104　 32 65 印尼 　　　71 100 　 6 30 法国　　　 144 110 　46 86 英国　　　 92 103 　66 83 瑞典 　　　96 98 　　55 85 意大利 　　111 101 　34 73 联邦德国 　133 100 　54 89 苏联 　　　100 107 　49 96 阿尔及利亚 46 94 　　8 36 贝宁 　　　27 65 　　2 18 中非 　　　32 68 　　1 13 刚果 　　　32 156 　　4 69 埃及 　　　66 76 　　16 52 尼日尼亚 　36 98 　　4 16 加纳 　　　38 69 　　5 36 索马里 　　9 30 　　2 12 南非　　　 89……　　 15…… 利比亚 　　59 123　　9 67 利比里亚 　31 66 　31 66 摩洛哥 　　47 78 　5 26 莫桑比克 　48 90 2 6 澳大利亚 　103 110 51 86 新西兰 　　108 102 　73 81 巴布亚新几内亚 32 65 1 13 阿根廷 　　98 119 　23 59 巴西 　　　95 93 　　11 32 智利 　　　109 115　 24 57 古巴 　　　109 107 　14 75 巴拉圭 　　96 102　　11 26 （注：小学入学年龄各国规定不同，一般为6—11岁，入学率超过100% 的原因是有的学生入学年龄不在政府规定的年龄段内。中学年龄一般规定为12—17岁）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有关年份，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2、1983年。转引自《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成年人口识字率（注：指能读、会写的15岁及15岁以上的人所占比率） 国家或地区1960 1977 1981 中国 　　 43　 66　 69 孟加拉国 22 　26　 26 印度 　　 28 　36　 36 伊朗　　　16　 50 　50 沙特 　　　3　 16 　25 巴基斯坦　 15 　24　 24 新加坡　　 …… …… 83 印尼　　　　39　62　 62 缅甸　　　 60　70　 66 土耳其　　 38 60 60 法国　　　 　… 99 99 英国 同上 瑞典 同上 联邦德国 同上 意大利　　 91 98 98 苏联　　　 99 100 100 葡萄牙　　 63…… 78 阿尔及利亚　10 35 35 贝宁　　　 5 25 28 中非　　　 7 39 33 埃及 　　 26 44 44 尼日尼亚　 15 30 34 加纳　　　 27………… 索马里　　 2 60 60 南非　　　 57…… …… 利比亚 　　22…… …… 利比里亚　　9 25 25 摩洛哥　　　14 28 28 乍得 　　　6 15 15 突尼斯　　　16 62 62 澳大利亚　　…100 100 新西兰　　　……99 99 巴布亚新几内亚29 32 32 阿根廷　　　91 93 93 巴西　　　　61 76 76 智利　　　84…… …… 古巴　　　　……96 95 巴拉圭　　75 84 84 海地　　 15 23 23 墨西哥　　65 81 83 这两组数字中应当可以说明许多了吧！我始终认为，对任何人的评价，都应当全面地看待，而不是简单地抽取出某一段时间来。至于缩短学制一说，也可以参照世界各国进行横向比较，6—17岁初等中等教育是各国普遍的学制。而且，野草以为，真正有资格评判的，当是在网的诸位网友和接受12年制教育的普通人。就我个人而言，是不看好目前这种学制的——但凡经历过那十二年寒窗苦读的人，都应当清楚初考、中考、高考的那三年，我们究竟是在学习还是在……往事不堪回首，不提也罢。 数据可见文革对于中国人民的教育是取得了巨大的空前绝后的成绩，消除的文盲人数是现在不能比的。在现在每年却要增加上百万的文盲。那些叫嚣文革教育耽误一代人的瞎子也睁眼看看下述数字（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版》） 1965年，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为933.8万，当年毕业生为209.8万。全国普通小学在校生为：11620.9万，当年毕业生为667.6万； 1976年，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为5836.5万，当年毕业生为1723.2万。全国普通小学在校生为：15005.5万，当年毕业生为2489.5万； 1985年，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为4706.0万当年毕业生为1194.9万。全国普通小学在校生为：13370.2万，当年毕业生为1999.9万。 ——这就是说，在人口绝对数保持增长的前提下，经“文革”10年、比较文革前，中学在校生增长为6.25倍，小学在校生增长为1.29倍（中学教师增长5.97倍，小学教师增长1.37倍）；而否定“文革”九年后，中学在校生增长是负20%，小学在校生是负11%。（中学教师增长是负－39、小学教师1.6%）。据《统计年鉴》提供：普通中学，1965年是18102所，1976年是192152所，1985年是93.221所，文革十年后较文革前增加10.6倍，85年较文革时期增长是－51.5%。即减少了一半，主要在农村。这个反差太大啦，有多少适龄青少年被“改革”掉接受普通教育的权力，显而易见。 相关文章：毛泽东1964.02.13春节谈话(谈教育较多) 相关文章：广州日报1月23日电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 此言一出，激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涟漪。文章地址：http://learning.sohu.com/20090207/n262101707.shtml《农村大学生比例30年降一半 机会不均等延续》 【文化】韩少功：漫长的假期 摘要: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 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连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它书籍几近消失。间或有一点例外，比方我买过一本关于海南岛青年创业的小说，但总是读不进去，一时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骇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噗嗵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远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在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与舒拉》，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无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对他竟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门前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被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了药吧？ 抢 书 抄家之风激荡于一九六六年夏。最早的元老级红卫兵身穿黄军装，佩戴红袖章，有的还挥舞着凶狠的皮带，一旦在街上呼啸而过，总是吓得路人胆颤心惊。他们冲进一些涉嫌敌对者的住宅，一般未抄出什么反革命罪证，只是抄走手表、字画、皮大衣之类奢侈品。把大批“毒草”书刊当众焚烧，常常是他们抄家之后的革命宣示和祝捷庆典。 到第二年，该打击的敌人都打击了，抄家所闻不多。即便要抄家，大多发生在对立群众派别之间，带有一种派争泄愤的性质了。我也参加过这种恶行。一次是夜里去另一所中学，刚摸黑上楼，就听到有泼水声。不过那不是水，片刻之后就有人惨叫“盐酸！盐酸！我要破相啦——”吓得大家从楼道一涌而下，手忙却乱地狂找水笼头，为这位同学清洗脸上和衣领里的可怕液体。接下来，楼下楼上对骂，还有扔手榴弹一类威胁，但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次抄家也不太顺。目标是两个本校老师，因为他们不但戴着资产阶级的眼镜片，而且胆敢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学生，成立一“黑鬼战团”前来叫阵，是可忍孰不可忍，须严厉打击。不过，这两位老师家贫如洗，简陋平房里的煤炉子和锅碗瓢盆实在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两位师母又哭又闹的，其中一位说倒地就倒地，抡着砖块要自残，吓得我们只能草草收场。 我们仅仅抄走了一些书。唐诗宋词三国红楼什么的很快被大同学瓜分。留给我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让我如读天书，大为扫兴。 不过战利品中有一大叠草稿，包括童话，游记，英文诗歌，自传小说——大概这些都经过作者的自我审查，看上去不犯忌，才被保存下来。这算是我第一次看到手迹本文学，不免十分好奇，一扎进去就读了三四天。后来，几位同学把这位作者抓来再审，要他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污点，其实是把他的小说读得不过瘾，想更多知道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真相。这作者是位南洋华桥，当过美军翻译，一见我们的模样就知道挠到哪里是痒处。虽然他也用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类词语，但履历交代简直就是开故事会，一章接一章绘声绘色，让他自己好好地陶醉了一把往事。说到美军的巧克力和牛肉罐头，还馋得我们吞口水。 “你们连枪都不会擦还拿什么打仗？不是胡闹么？”说得兴起，他抱臂耸肩，好像成了我们的教官。 我们也忘记了生气，忘记了拍桌子。 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就在这事发生后不久，我自己的家也被抄了，气得老妈又哭又骂的。抄家者是我哥学校里的对立派，意在对我哥施以惩罚。两颗手榴弹由我窝藏，现在成为我哥对抗交枪令的罪证，有关“油炸”“火烧”的大标语刷在最热闹的街市。这其实还只是小损失。最可恶的是他们抄走了我的篮球和书——都是这一段我精心挑选私留的几十件精品。其中包括鲁迅、巴金、叶圣陶、高尔基、莫泊桑、海明威、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革命烈士诗抄》和《红旗飘飘》文丛等红色读物。我去街上看过大字报，发现那些欢呼胜利的抄家者根本不提这些书，一定是暗中私分了。 可耻呀可耻！我简直欲哭无泪。 多少年后，我哥与他的对立派早已和解，有次老同学来家聚会让我撞上了。其中有些人认识我，笑着向我打招呼。我本应该对这些大哥大姐表现出礼貌，但一想到他们中间某些人曾夺我所爱，气就不打一处来，终于拉长一张脸扬长而去。我估计他们肯定忘记那件事，肯定觉得我的无礼十分奇怪。 换 书 那时中国大陆人都穷，学生们尤其囊中羞涩，习惯于打补丁的衣服，习惯于用推剪互相理发和收集些废瓶子卖钱。虽处无政府状态，学校食堂服务却大体如常。“豆腐脑，萝卜干，吃得眼睛往上翻”——这就是大家敲打饭盆排队时的欢呼，是对幸福的回忆和向往。 尽管穷，时尚却并不缺乏，与时尚相关的商品交易也十分活跃，只是这种交易大多采取物物相易的方式，不经过现金的环节。比如毛主席像章一时走红，各种新款像章必受追捧，那么一个瓷质大像章，可换五六个铝质小像章。一个碗口大的合金钢像章，可换三四个瓷质像章或竹质像章。过了一段，像章热减退，男生对军品更有兴趣，于是一顶八成新军帽可换十几个像章，一件带四个口袋的军衣可换两三本邮票集。再过一段，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成了时尚新宠，尤其是白色回力几成极品，至少能换一台三极管收音机外加军裤一条，或者是换双面胶乒乓球拍一对再加高射机枪弹壳若干。 黑市交换很复杂，价值权衡全凭感觉和谈判，所以一旦读书潮暗涌，图书也可入场交换，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手里只捏着子弹壳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问津。有一次，高二某同学徐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赫鲁晓夫主义》，作者据我后来回想也算不上什么名角。书的内容无非是揭示了一些苏共内幕，包括列宁与斯大林的吵架，贝利亚的残酷和阴狠，朱可夫元帅对赫鲁晓夫的勤王之功，还有“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的两头受气……但这一切在当时也属异端，属稀缺信息，足以让中学生读得眼睛大睁呼吸急促。好几天，它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更成了频频换手的接力棒——好多人都等着这本秘籍。 我运气非常不好。秘籍刚传到手上，还没读完就不翼而飞，不知是哪个王八蛋暗下手脚，说不定拿它去换回力牌了。这当然是我的重大失误。书的主人急得差点要撞墙，几乎每天都用惨白的脸堵住我，痛苦得把脑袋摇来摇去：求求你，你得去找找呵。我是从军区一个朋友那里借的，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呵。 我到哪里去找？把自己卖了也赔不出吧？ 我提出赔他一本巴金的《家》，他不要；赔他《安徒生童话集》，他也不要；赔三大本邮票，他还是不要。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一只手表戴在他手上，暂时安抚他痛苦的心。 这只旧手表算是我最大的资本，来自另一位同学——当时他看中我的收音机，说什么也要强买强卖。我自知不是个称职的“换客”，也许这生意做下去，七换八换之后就会赤条条走人，那么让同学暂时保管资本，也许不失为安全之策。直到毕业下乡前夕，手表保管者因病得以留城，看到大家要远行下乡，抱着这个那个哭得眼泪哗哗。我心一酸，也哇哇哭起来，一激动就宣布以手表相赠。他当然吃了一惊，说了些表示惊讶、表示推让、表示万万不可的话，但我不想欠下人情——再说，身外之物岂能与崇高的江湖义气相比？一块手表对于我这个农民来说又有何用？ 虽然事后略有后悔，但我那一刻确实很壮烈。 下乡后，收到秘籍主人几次热情的来信。大概觉得这笔交易令人不安，他捎来一双新军鞋，算是聊作弥补。 说 书 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六千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上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抽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闸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吕不韦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罗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５２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把重要情节反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我听得一懵，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姓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只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他逐渐练就成一方名嘴，走到哪里都被知青们迎来送往。尤其是农闲时节，大家寂寞难耐，经常备上好菜排着队去请他，把他当成了快乐大本营。作为一个资本家子弟，他歪支着脑袋，没赚多少工分，但居然俘虏一出身干部家庭的漂亮女友，大概也不是难以理解。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呵，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孪着，痉孪着。 “玛——沙！”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 书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 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它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据说有一次某知青听收音机，听着听着睡着了。副书记不知情，竟把播音一直偷听到后半夜，冻得自己第二天咳嗽不已。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辨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一段时间里，有些女知青喜欢唱“卖国”电影《清宫秘史》里的插曲，比较粉色和小资的那种，被干部们询问唱什么，就说革命京剧样板戏呵.。干部们不懂京剧，居然信以为真。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转。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二十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们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教 书 文革一般被认为结束于一九七六年。其实这个分期过于笼统。对于很多文革中的学子来说，文革在一九六八年就黯然落幕，其标志是以“革委会”为代表的政权管制全面恢复，还有民众造反权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红卫兵的出局。新的各级政权里虽然都有几个群众代表，但一般来说只是摆设了。 有些学生对官员主政已不习惯。想当年，大串联，逛全国，想斗谁就斗谁，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戴上袖章就是时代骄子，挂上盒子炮就是社会主人，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说没就没有了？生活怎么就只剩下哎哎哟哟的抡锄头出黑汗？他们愤愤不已，只是还残存几分领袖崇拜，那么与其承认自己出局，承认自己作废和可怜，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战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伟大进军之前的迂回和潜伏，给自己继续蒙上意义的金色光辉。 我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伙是下靖县的，一伙是下沅江县的，都是些牛气冲天的幻想家，开口就是印度支战争那和法国红五月的那种，是忧心三十年后中国怎么办的那种。我们在春节回城时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国际歌》。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读的书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听说他们都在乡村办了农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场办一所，决心配合友军行动，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怜的乡村。 教材只能自费油印，由我和几个朋友编写，大体上以识字为纲，串起一些地理、历史、农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识。《老乡上学歌》之类打油诗穿插其中，力图使课本更为活泼。 这样的夜校一开张，干部们以为我们热心扫盲，吻合他们的工作任务，还十分高兴地支持。对我从无好脸色的副书记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扬了两句。 不料事情并不顺利。农民学员对识字还有些兴趣，青年农民对天南海北的趣闻也津津有味，但要让他们理解列宁和孟什维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们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费力气实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个县？怎么没听说过？”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吗？不打禾吗？那他们都是吃返销粮的？” “我只听戴书记说过要学大寨，没听说过要学巴黎呵！” 真是让人出汗。想当年红军在乡村建立苏维埃，还教官兵们学唱换调变阶的《马赛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们对无产阶级光荣这种鬼话也决不相信。无产阶级？不就是穷得卵都没一根么？要是无产阶级光荣，那婆娘们不都光荣了？他们粗俗地大笑，然后对地球是圆的这一真理也嗤之鼻：怎么是圆的？明明是平的么！我走到湘阴县白马糊（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远的地方），怎么没看见摔下去呢？怎么没看见湘阴人两脚朝天呢？……到最后，他们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教他们打算盘，不教他们做对联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们治鸡瘟也好呵。 这样，他们想学的我不懂，我懂的他们不要。多少年后，我看见有些大学生志愿者受非政府组织（NGO）所派，来到尚缺温饱的贫困乡村，分发女权或环保的资料，热情万丈地教几句英语，教一两首英文歌，把娃娃们搞得迷迷瞪瞪，就觉得他们身上也有我当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来都不大考虑鸡瘟之类俗事。 夜校因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这样：为了“学巴黎”，我纠集两个青年学员，其实是脑子比较呆的两位，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炮轰场民兵营长王某，先拍下一只小苍蝇再说。大字报指责他经常躲避劳动，开小灶暗揩集体的油，实在太资产阶级。没想到的是，副书记对大字报似乎暗喜，至少没对我说什么，倒是原来对知青们较为宽厚的正书记大为光火——原来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还成了王某的入党介绍人，见我往肉汤里拉屎，见某些干部隔岸观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气冲冲一把撕了大字报，站在地坪里开骂：“搞什么突然袭击？还拉拢贫下中农来搞派性？告诉你们，蛆婆子拱不翻磨子，党的领导是铁打的！” 周围两排宿舍鸦雀无声，谁都不敢说话。 “什么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发音为“叫”。 第二天入夜，我来到“夜叫”，发现我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一个学员也没来，几排条凳冷冷清清。连我的那两位共犯，从书记房间出来以后也慌慌张张，再也不同我说话，更不会喊我“老师”了。我原来准备好的第二课本和第三期课本，都只能成为废纸了。 我发现自己确实是一只蛆婆子，连树叶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认识这一点，对我后来读懂一些书倒是大有助益。 （补记：一九七二年春，我从茶场转到某大队落户，遇到有学校老师休产假什么的，也被叫去临时代课。我此时再无启蒙壮志，革命意志衰退，只是同娃娃们瞎混，算是赚一点轻松的工分。谁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画鲜花或者红旗（给女娃），坦克或者飞机（给男娃），下面写出相应的象征性领奖者。谁调皮，我在黑板另一边画丑八怪，下面标出他的名字，说不定还狠狠加刑：咔嚓——画一手枪瞄准之，或哗啦——画一粪瓢逼近之。这种奖罚分明的朝廷王法，让子民们兴奋莫名，下了课还围着我尖叫。我哪给他们正经上过课？几乎所有课都成了涂鸦和胡扯。但后来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场那位书记，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总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点子还蛮多。” 他说，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欢新老师了，这些天一放下饭碗就往学校里跑。 是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一下。） 抄 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八十年代初陆续出国的这一大批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而刻苦，而且学养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过本科直升硕博。类似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上百万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这里当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从十年积累的考生总量中择优，与一般考录没有可比性。但即使不这样比，这是否也能显现出十年并非一张白纸？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薪传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垮掉“、“断层”最为活跃和承重的三十年来，为何反而爆发出中国最强劲的发展？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有人说过：借书读时读得最多，买书读时读得稍少，发书读或赠书读时读得最少。这里还可加上一问——抄书读的时候呢？ 与一般的读书相比，抄书自有其优点： 一）三读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于增强记忆； 二）抄书是个细活，能迫使你聚精会神细嚼慢咽地读； 三）抄书很辛劳，抄者对这种书总是更珍惜，于是有可能复读得更多； 四）抄书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选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于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读出某种主动性和超越性；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么？ 骗 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这是指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经过一段停顿，一九七二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看来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一九六八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复，那么一九七二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这是一种调整还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后撤还是文革更为自信？ 从后来众多作家、学者的回忆来看，他们的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暗潮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 书店里重新有了活气。我认识的省内各位老作家和老编辑，也在这时陆续离开乡村或干校，回到城里操持旧业。他们恢复了两个文学期刊，从来稿中发现我，几次让我来省城开会，于是提供了更多求学机会。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不过这种管理措施实嫌粗糙，一纸介绍信算什么？用蜡纸和钢板成功伪造过印章的学生娃，伪造过大串联证明、肉票、火车票以及病历的家伙，还能被一张介绍信难倒？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退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内部么，干部么，不能衣冠不整）；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公差么，让人提不起精神）。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表现出当时少见的业绩意识。 “这本书很反动的，很多人都来买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书名的书，舍不得我们离开，“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呵。你没看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另一次，一知青朋友被捕。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这家伙在警察面前能否扛得住，急忙做好应变准备，包括把家里所有“内部”书清出来转移，怕万一被发现，扯出藤藤蔓蔓，多出一条罪名。几个月后嫌犯回到家里，原来他是卷入一桩销赃案，只需要退赃款交罚款，倒也有惊无险。我这才去取回自己的书。不料替我临时保管书的那位脑子里进水，一直没把这些书当回事，听任来客东一本西一本地拿走了大半，事后又不记得来客是哪些人。 我悲愤莫名，恨不得同这个饭桶大打一架。 醉 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从不参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写作组，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从无存稿，不允许朋友为之传播，所以我无法引用他的作品。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得……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蕴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关消息有三没四。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他卖过血，他妹妹卖过血，以筹集他游学全国的经费，一切似乎都正是为了这一天。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也许有生活难题捉弄了他们？有性格毛病羁绊了他们？也许他们清高得不屑于浮出地表，不屑于在名人圈里对牛弹琴？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制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地清醒还俗？ 那么，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制幻而欣慰吗？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 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不是？） 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 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入睡，不需刺耳声音的惊扰。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呵？”我看得出，他一直没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过是想在交出论文之余，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给他带来一百万或两百万，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我容许你把这个问题问一遍，问两遍，问三遍，但不容许你问第四遍！”我甚至扭头就走，回头再补一句：“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 不必要太亏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吓坏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改革】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作者：香港学者甘阳 再过两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用中国的老话说，这个新中国成立已将一甲子。我以为，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再象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的近三十年。 　　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1979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这就是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改革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这实际也就提醒我们，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新改革共识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说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导致贫富差异的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晚近以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实际不应该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我认为，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形成的某种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更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实际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重新讨论，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这在中国现在的许多电视剧特别是家庭生活剧以及讲结婚离婚的日常伦理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种传统的并存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非常独特的国情。如果我们以香港社会作为对照的话就可以看出，香港社会有上面说的第一种传统（市场和自由的传统）和第三种传统（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但香港社会没有上面说的第二种传统，即没有强烈追求“平等”的传统。因此尽管香港社会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有很多人在致力改善这种不平等，但不平等的问题在香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美国作对比的话则可以看出，美国有上面说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传统，即自由和平等的传统都非常强烈而且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张力可以说就是美国的基本国情，但美国没有我们上面说的第三种传统，没有什么人情和乡情观念，更没有人情和乡情背后的一整套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首先，“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执政党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可能通过排斥市场机制来达成，而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毫无疑问，这三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充满矛盾甚至冲突，但三种传统形成矛盾，张力和冲突，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以一种传统排斥压倒其他传统才是坏事。我们需要反对的恰恰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游戏”政治格局。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融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有人或许会批评说，以上这种看法有否定“阶级斗争”的取向，对此我将回答说，我们今天或许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重要思想。中国改革过程目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张力和冲突，大多数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宜轻易把它们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人以“政治正确”自居，任意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同样，对于现在许多人动辄引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所谓“性别，族群，和阶级”等理论来讨论问题的倾向，我们也有必要强调，男人与女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许多族群矛盾也是可以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和平地解决的，任何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的作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导致政治上的灾难。对西方流行的种种所谓理论，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我们都必须批判地加以检讨，而不应随便拿来就套。事实上现在“太阳底下早已没有新东西”，我并不认为当代西方种种所谓理论对我们有多少价值。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象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参见本文附录：“关于中国的软实力”）。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从以上的视野出发，我在近年来曾借用从前中国传统公羊学的一个说法，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亦即认为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同时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将暂时搁置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而比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关于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 　　首先，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亦即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当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邓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强调，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前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提出这个老问题，亦即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中国改革二十八年来，经济成就非凡，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取得这种成功？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这个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当然都比中国当时高得多：到1978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毕业，11年高中还没有毕业，高中毕业要12年，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那时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生活水准就更不用讲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高得多，80年代时中国人一般家里都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但是苏联、东欧那时候电器汽车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苏联东欧没有搞中国式的大跃进，没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远比中国更早放弃阶级斗争而转向了经济建设，他们也远比当时的中国政治上更开放，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实际可能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邓小平改革的基础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人们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泽东的破坏成性，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行为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因此这里我愿引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个美国学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亲中派，而是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中文名字是谢淑丽（Susan Shirk）。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是1993年出版的。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政治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是比较符合西方逻辑的。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反而高度成功？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苏联怎么能够相比，怎么会中国是成功了？ 　　她写这个书最早的出发点，实际也是象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她在西方学者当中是比较早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实际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大跃进”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谢淑丽认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地方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邓小平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华国锋主政的三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大家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华国锋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华国锋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来，在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华国锋那么快就下台的原因。 乡镇企业：从费孝通到毛泽东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让权放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不过我们大家都会记得，当时中国很多人其实都反复强调，“让权放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费孝通当时就已经指出，这种发展道路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是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的。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交通运输通达城市，怎么可能有乡村工业的真正发展？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开始有机会实现，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在毛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实。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改革常常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延安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不问，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不断破坏以致摧毁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许多我们从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1950年代开始提出的所谓“红与专”的矛盾，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事实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实际在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例如晚近以来中国左右两派学者都强调中国正在形成“精英联盟”与“农工大众”的对立，其实不过是同一社会学内容的继续展开罢了。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另一个美国学者的一本著作，即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虽然此书有比较强的社会学功能主义。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这在舒曼看来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 　　我们知道，新中国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这种苏联模式搞的。按照刘少奇当时的说法，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 　　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而从1958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终于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为什么毛泽东要这样干。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近年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观察的洞见，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1957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其实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从前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传说说只要毛主席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毛泽东总是要移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的。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达43％，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实际上毛泽东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社会基础，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中国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那是无济于事的。 结　语 　　整整十年前，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1997）中曾以比较激烈的语言提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我在当时因此曾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并认为当时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实际已经成为“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 　　尚记得十年前我这篇文章发表时曾引起知识界相当大的反弹，包括许多老朋友都认为不能接受，认为我的立论过于偏颇，而且完全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和中国知识界的实际。但曾几何时，如今中国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其语言的激烈更远远超出我当年。同时，大约从2002年以来，中国左右两派的学者几乎都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所谓“精英联盟”说，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由于共同的利益均沾关系而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治精英联盟，共同排斥底层人民，用温铁军的表述，则是有所谓“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的结合，形成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实际排斥。不管怎样，现在左右两派似乎都在强调，精英和大众的矛盾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但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实际可以看出，今天所谓“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实际就是毛时代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面对的同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基本问题有相当的连续性。 　　但我个人对今天的看法反而有点不同。我以为，从近年的情况看，我们恐怕不能贸然地就断定，现在已经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精英联盟，而共同自觉地排斥底层大众。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事实是近年无论学者，官员，媒体都在变。以知识界而言，现在自觉认同权贵，专门为权贵集团辨护的学者恐怕只是少数人，虽然这少数常是比较有权势的学官，但大多数学者现在基本是比较关注同情大众和底层的。其次媒体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事实上媒体近年在关注大众和底层方面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时，对于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我以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摸黑，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相当多基层干部是最接近大众和底层的。我的基本看法是，近年来我们前面论述的“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实际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体的各种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 第三部：劳动者历史 1976年前的文化生活 新年将至，看着电视上热热闹闹的各类文艺节目，忽然想起"八亿人民八部样板戏"这句流传很广的话。这句话最初是谁说的，说的用意是什么，现在已不好考证，也没必要考证。但后来这句话在主流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右派那里就演绎成了“八亿人民只有八部样板戏可看”，用以描述和讽刺文化大革命时期老百姓文化生活的“贫乏”和文化的“专制”。 在整整10年里，全国人民只能看8部戏，文化生活“贫乏”到这种程度，文化“专制”到这种程度，真可谓空前绝后了。如果历史就这样记载下去，千百年以后，历史学家及普通百姓一定会大骂文革，大骂毛泽东，大骂共产党的。如果换成我，也一样会骂的。 但事实真相却并非如此。 有一则讲周总理智慧过人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老外问中国一共有多少钱，在场的人都回答不上来，周总理却说：十八块八毛八。老外及在场的人都很惊奇。周总理解释说：人民币的币值有10元的，5元的，2元的，1元的，5角的，2角的，1角的，5分的，2分的，1分的，加起来正好是十八块八毛八。众皆叹服。 这是一则智言，没有人会真的相信中国只有十八块八毛八，如果谁真的那样认为，那只能说明他的智力还没有发育成熟。如果他再据此来诅咒毛泽东时代，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穷到只剩下十八块八毛八，然后再振振有辞来进行批判，那他就不是智力成熟不成熟的问题了，而是是不是需要到修理铺去修理脑袋的问题了。 所以，我认为“八亿人民八部样板戏”最初也不过是一句智言或趣言，其用意也并不是说中国8亿人民只有8部戏可看。事实上，那个时候农民的文化生活还是非常活跃的（城里我不清楚，我也不清楚现在城里人有多少戏看），家家有广播，早、中、晚定时播出，中间当然也有很多文艺节目，有歌曲，有京剧，也有地方戏。县里的文工团、说唱队农闲季节经常到乡下免费为农民演出。许多大队在春节期间都排演节目，有古装戏，也有现代戏。也有唱大鼓的、玩杂耍的外乡人，等等。我至今还记得县说唱团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在寒冬的夜里在邻庄一社员家院子里唱《杨八姐》游春的情境（我再没有见过那个女演员，听说是八十年代说唱团解散后，她转行到了一家冶炼厂），记得春节期间大队唱《红云岗》（？革命现代戏，应该是反映沂蒙山抗日的故事），相邻的大队唱《黄鹤楼》（三国故事）、《穆桂英挂帅》、《桃花庵》等的情境，记得元宵节耍龙灯、踩高跷的情境，记得我作为小学生代表在说快板书的时候把快板搅在一起的情境。这些情境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恍如隔世。 如果把电视一项去掉，我觉得现在农民的文化生活反倒没有那时候活跃。 其实所谓“样板”，我认为和现在流行的“行业标准化”意思差不多，现在都讲什么行业标准，选美要搞什么腰围、胸围，把人当牲口，搞旅游还要搞4A级什么的，那戏剧为什么就不可以有标准？而且我还认为，“样板戏”对中国戏剧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样板的作用，它们的艺术水准、思想境界至今还没有一部戏剧能够超越，它们作为样板的意义还远没有终结。 其实，不光在“样板戏”问题上，在许多问题上，右派们都有把稻草嚼成金条，把地球捏成方砖，把佛象涂层石灰，把夜叉刷上金漆的偏好，比如说“毛泽东时代全国人民不思想，只有一个人思想”这句话。 所以，对右派，不光要看他们镶着满口金牙的大嘴巴在说着什么，关键要看他们心里在琢磨着什么。 1966年-1976年的电影、译制片目录 《艳阳天》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68 《节振国》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65 《年青的一代》 大陆 1965 《红灯记》(京剧) 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0 《智取威虎山》(京剧)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0 《红色娘子军》(舞剧)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1 《沙家浜》(京剧)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1 《白毛女》舞剧)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2 《海港》(京剧)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2 《龙江颂》(京剧)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2 《奇袭白虎团》(京剧)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2 《海港》(京剧，重拍)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3 《青松岭》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3 《战洪图》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3 《半篮花生》(越剧)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4 《创业》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4 《杜鹃山》(京剧)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4 《渡江侦察记》(重拍)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4 《钢铁巨人》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4 《火红的年代》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4 《金光大道&S226;下集》 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4 《南征北战》 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4 《南征北战》(重拍)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4 《平原游击队》(重拍)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4 《平原作战》(京剧) 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4 《沙家浜》(粤剧) 珠江电影制片厂 1974 《闪闪的红星》 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4 《送货路上》(湖南花鼓戏)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4 《无影灯下颂银针》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4 《向阳院的故事》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4 《一副保险带》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4 《园丁之歌》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1974 《侦察兵》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4 《阿勇》 西安电影制片厂 1975 《碧海红波》 西安电影制片厂 1975 《草原儿女》(舞剧)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5 《长城新曲》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5 《车轮滚滚》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5 《春苗》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5 《第二个春天》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5 《渡口》(河北梆子)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5 《沸腾的群山》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5 《烽火少年》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5 《海霞》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5 《红灯记》(维吾尔语歌剧) 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5 《红雨》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5 《黄河少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5 《激战无名川》 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5 《拣煤渣》(淮剧)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5 《金光大道&S226;上集》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5 《决裂》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5 《雷雨之前》 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5 《难忘的战斗》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5 《人老心红》(淮剧)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5 《沙漠的春天》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5 《小将》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5 《小螺号》 珠江电影制片厂 1975 《沂蒙颂》(舞剧) 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5 《战船台》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5 《阿夏河的秘密》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6 《长空雄鹰》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6 《春潮急》 峨嵋电影制片厂 1976 《反击》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6 《枫树湾》 珠江电影制片厂 1976 《海上明珠》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6 《欢腾的小凉河》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6 《寄托》 峨嵋电影制片厂 1976 《江水滔滔》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6 《金光大道&S226;中集》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6 《金锁》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6 《开山的人》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6 《连心坝》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6 《芒果之歌》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6 《南海长城》 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6 《南海风云》 八一电影制片厂 1976 《南疆春早》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6 《牛角石》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6 《青春似火》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6 《山村新人》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6 《山花》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76 《山里红梅》 珠海电影制片厂 1976 《锁龙湖上集》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6 《新风歌》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6 《雁鸣湖畔》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76 《征途》 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6 《主课》 广西电影制片厂 1976 译制片： 1966年 《大地的儿子》(二、三集) (朝鲜) 《一个战士的故事》(朝鲜) 1970年 《森林之火》(越南) 《琛姑娘的松林》(越南) 《达吉亚人》(罗马尼亚) 《血海》(上下集)(朝鲜) 《看不见的战线》(朝鲜) 1971年 《脚印》 《勇敢的人们》 《战斗的早晨》 《第八个是铜像》 《天亮的时候》 《同志，你的道路》《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朝鲜) 《战斗在继续》(越南) 《在铁道线上》(朝鲜) 《前方在召唤》(越南) 《鲜花盛开的村庄》(朝鲜) 《摘苹果的时候》(朝鲜) 1972年 《巴黎圣母院》 《简爱》 《冷酷的心》 （墨西哥，魔鬼胡安在当年很出名） 《勇敢的米哈依》(上下集)(罗马尼亚) 《记者》(上下集)(苏联) 《劳动家庭》(上下集)(朝鲜) 《战争与和平》(四集)(苏联) 《卖花姑娘》(宽)(朝鲜) 《回故乡之路》(越南) 1973年 《绿色的群山》 《烈火行动计划》《空中舞台》(朝鲜) 《卖花姑娘》(普)(朝鲜) 《秃鲁江畔之花》(朝鲜) 《轧钢工人》(宽)(朝鲜) 《原形毕露》(朝鲜) 《气球上的旅行》(法国) 《永生的战士》(朝鲜) 《轧钢工人》(普)(朝鲜) 《一个护士的故事》(朝鲜) 1974年 《在那些年代里》 《沉默的朋友》 《警察局长的自白》 《火》(越南) 《延丰湖》(朝鲜) 1975年 《战斗的道路》 《送信人》（英国） 《为了新的一代》（朝鲜） 《特罗塔》（联邦德国） 《纽约奇谈》（美国） 《巴布什卡历险记》（罗马尼亚） 《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朝鲜） 《三妯娌》（朝鲜） 《洁白的道路》（阿尔巴尼亚） 1976年 《基度山伯爵》 《生死恋》 《阿里巴巴》 《沉默的人》 《最后冬天》（阿尔巴尼亚） 《蛇》 （是美国片吧，好像是光头尤金演的，讲美苏间谍的） 《斯特凡大公》（上下集）（罗马尼亚） 《哥白尼》（波兰） 《斩断魔爪》（阿尔巴尼亚） 《火车司机的儿子》（朝鲜） 《石油赞歌》（阿尔巴尼亚） 《多瑙河三角洲》（罗马尼亚） 《初春》（阿尔巴尼亚） 《矿山的主人》（朝鲜） 《贝尼自己走》（阿尔巴尼亚） 《在灿烂的阳光下》（朝鲜） 《高山之鹰》（朝鲜） 我感受的幸福生活——回忆录 探险勇者原创 让人们生活得幸福，是人道主义的核心内容。在毛泽东时代，全国人民天天高唱“东方红”，“他为人民谋幸福”……广大劳动人民深切感受幸福，却并不知道新生活与革命人道主义有啥关系。前三十年，主流媒体闭口不提人道主义。唯一能够看到的是“救死护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尽管不提人道主义，幸福还是实实在在的，让你看得见，摸得着。　　 我感受新中国的幸福是幼少年时期。我四岁时（1953年），家居穷街，有一半居民是靠政府发放救济米维持生活，发放救济米那天，人们拿着米袋子、户口本排队，队伍望不到边。每一个领到救济米的，笑眯眯地背回家。每到领粮日，我都跟着父亲去领救命粮。　　 那时，经常有邻居接到就业通知，凡是成为“在业工人”的，挨家挨户告知，接受大家的由衷祝贺，作揖相庆。那时人的观念与现在不一样，就业，成为国营职工是天字第一号喜事，这种幸福一定要让大家分享。一两年以后，先生们都有了单位，成为公家人，救济米停发了。邻居们笑容多了，腰板直了，底气足了，嗓门响了。“共产党好，新社会好”是经常挂在嘴上的话。　　 那些年，隔三差四地有婴儿呱呱落地，满街的邻居前往祝贺道喜，到处洋溢着天伦之乐，我也乐的有红蛋吃。　　 1956年秋天，周围街道突然热闹起来，锣鼓震天，腰鼓舞、狮龙舞，大红喜报，握手相庆，人们笑得合不拢嘴，原来是公私合营了，周围几十家小作坊联合成为几个大单位。伙计们和小作坊老板平等地成为终身制的职工。人们在茶前饭后经常谈论的是工作如何如何的开心，社会怎样怎样的变化，眉飞色舞的，说到舒心的事，朗朗大笑。　　 不久，我得了重病——肾炎，先后两次住进上海光慈医院(现在是上海瑞金医院，全国顶级医院)抢救，听父亲讲，解放前，住院先交二两黄金，（与当今差不多）父亲一分未交把我送进医院，一分未交地接出医院。着实地让我幸福了一辈子。如果不是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医疗政策，不可能有我的存在。救命之恩，终身感激。　　 我上学以后，一直享受全免学费的待遇，到了中学还有助学金。我知道了旧社会有童工、童养媳、包身工，穷孩子念不起书，长辈大都是文盲、半文盲，所以非常知足，非常幸福，刻苦学习。学校经常有忆苦思甜的活动，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使我加深对幸福的理解。　 我自幼残疾，作为一名残疾人，虽然经历艰辛的岁月，我在农业，工业，城市建设，教育等工作岗位上，都曾经流过汗水，做出贡献。也获得众多的荣誉，入团入党，接受高等教育，担任基层干部，一生是在平等、尊严、发展、贡献中度过。我的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充满理想与激情，伴随幸福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实现的。　　 幸福是在比较中感受的。与上一代人比较，我是幸运、幸福的；与下一代的残疾青年相比，也是幸运、幸福的。当代残疾青年已被剥夺工作的权力，被剥夺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权力，被剥夺了平等、尊严、发展、贡献的权利。他们大多成为“啃老族”、领取“低保金”。 回望过去，感慨不已，如果给我选择人生的权力，我还是选择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充满革命人道主义 的社会。 儿 时 的 回 忆 作者：240955681 我是60年出生的，家住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西向镇，听老人们说，人到了5岁才能记事，如果是这样，我儿时的画面正是文革爆发前后,现还原给大家,同时想告诉胡星斗们：你们否定毛主席也就是否定我们的父辈们，就是否定亿万毛泽东时代的建设者；你们可以把毛泽东时代的工厂贱卖掉、扒掉，但你们不可能把那个时代留下的、遍布农村的水库、河流，大寨田给毁掉。那些乱石滩，那些沼泽地是几千年就有的，只有人民公社时代才得到了根本治理！ 地方政府：当时称人民公社，办公地点在靳家祠堂，印象比较深的工作人员是一个乡领导，一个武装治安员，一个主管民政事务的秘书，一个通信员，不记得是否还有没有别的工作人员。农忙时，县里、公社里的干部都要参加劳动，吃饭是大家轮流管的，由于我家相对卫生些，所以安排我家管饭的机会要多些，他们吃完后要留下3角钱那样子（按当时的价格吃一顿肉面绝对用不完）。乡领导经常穿的是黑色的中山装，冬天不忙时常看见他们在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和乡亲们聊天，有些年龄稍大的妇女还敢和领导开玩笑，　　 医疗卫生：当时的地方医院叫公社卫生院，是砖瓦排子房，比乡政府办公条件要好得多，卫生院里的医生水平也很好，记得其中之一大家都喊他张医生，是沁阳县很有名的，他有时候在卫生院坐诊，有时候背个药箱出诊，他走在街上，常常被人拦住看病，大人们对他都很熟悉的。各大队还有卫生室，有中医，也有带着药箱服务到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那时候药物便宜，中医针灸、按摩、拔火罐都是免费的。　　 基本建设：主要是挖河疏水，修水库，修大寨田。沁阳市过去称怀川，是个盆地，我们村南约2公里处的地名叫南洼，也有叫苇园，实际上就是沼泽地，东西绵延几十里，雨季的雨水无法排出去，那里是汪洋一片，大约在60年代初，地方动员周边群众挖了一条名字就叫新河的河流，上口宽约30米，两侧还有鱼鳞状支流，河水东去入沁。新河挖好后，那一带再无水灾，新河雨季可用以排涝，旱季用河水灌溉粮田。主河道和支河道还有好多种淡水鱼、还有青蛙、螃蟹、鳝鱼、乌龟、泥鳅、河蚌，我们那时候年龄小，只是常常合伙捉些青蛙、螃蟹、鳝鱼吃。我们村3公里以北就是太行山区，农闲时我们村的青壮年都在山里修水库，那个水库叫逍遥水库，在网上可以搜索到这个水库的，现在还应该起着拦洪蓄水的作用。水库没修的时候，山洪顺沟而下，经过村东边一个叫石河的河流南去，两岸群众深受其害，我们这边的青壮年（当时称基干民兵）在麦收时都得做一个麦秸捆以防水灾，对岸的村庄叫东向村，河边挂着一个一人高的大钟，一旦发水，用钟声通知群众避难。水库修好后，这些都成了历史，再也没有发过洪水。水库修好后，治理村北边的乱石滩就有了条件，赶上农业学大寨，所以除了农忙，我们就都在大寨田里，我们年龄小的主要是帮大人推车，一个小孩能挣大人工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主要方法是，把约一米厚的乱石翻到一边，然后挖一个很大的土坑，取出好土，再将一侧的乱石推入坑中，如此反复，身后就变成了一片黄土地，中午饭在工地吃，绝对管饱。　　 文化体育：我们村有万余口人，分五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有一所小学，没有失学的儿童，我上小学时不记得交过什么学费、书本费，这些费用本身就很低，主要来源是学校组织的创收活动，如抓蝎子、采小白蒿（都是药材），也组织一些别的有偿劳动。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运作的。在德育方面，一个是来自优秀教材，一个是请校内外的老革命、工农模范、贫下中农代表到学校作革命传统教育，另一个是组织学习社会上不断涌现的英雄人物，如雷锋、王杰、刘文学、门合、欧阳海等，我的床后面就贴满了从报纸上剪切的头像和事迹。在智育方面，是仅次于德育的教育重点，也按成绩排名次，写的不好老师也罚我们写好多遍，但从来没有补习班，作业在学校都能搞定，从来不需要把书本带回家去，大人也不用操心孩子学习的事情。在体育方面和现在类似，所不同的是那时候是全民体育运动，各个小学之间经常举行体育比赛，大队之间、公社之间、公社与工厂之间、公社与当地驻军之间、地方联队与专业队之间都会不定期的不行各种体育比赛。上初中后课程增加一些专业课程，如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农业有过的种子、化肥、田间管理、农机原理及维修等。　　 文化革命：见过这样一些画面：1.破四旧立四新，当时是烧了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如皇历、算命的书、四书五经等；封建迷信的建筑物如牌坊、阁、供香用的牌楼以及屋顶那些兽头等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那些东西在当时并不是引起人民重视东西。2.标语、大字报，在印象中，那时候我们那里分了至少两派，多数干部都会不同程度的被用大字报、标语等方式打倒过，我们小孩们也觉得奇怪，那些领导不是被打倒了么，怎么还在主席台上讲话，还到下面检查工作呢？其实，那时候的批斗会是一种教育形式，长辈们对他们心中的好干部的批斗根本认真不起来，只是挑些不痛不痒的小事说一说，但对地富反坏右的批判要种些。我上小学时，老师还曾动员我们写大字报，对学校领导提出批评，对老师提出意见。我也曾写过，认为问题不是太大，就写了小字报，贴在校长每天刷牙的地方，校长发现后还在班里表扬了我。3.游行，当国家有大的活动、举措时都要就行一些游行活动，有的是为了示威，有的是能够及时把有关精神宣传到群众去。　　 经济：在农业方面，我们那里现在人均半亩地，小时候的人均水平也差不多，没有粮食不够吃的记忆。生产队除了缴公粮、按规定给社员分配口粮外，还要留一部分粮食（好像叫公积金、公益金）主要用于生产队的日常开支，修水库、修大寨田集体吃饭用粮，来年夏收前要将库里剩余的粮食分掉，然后存储新粮。与农业配套的有农机站、种子站等。在工副业方面，规模较大的有农机厂（主打产品空气锤）、造纸厂、面粉厂，各生产队还有鞭炮厂，仅鞭炮厂从业总人数应有千人之数。在私营经济方面，允许一些个体经济和个体工商户，有到石河滩筛砂的，有摆摊做买卖的，有小规模贩运的，有走街串巷搞服务的，这些人要向生产队缴纳一定的公积金、公益金就可以了。在农民收入方面，由于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所以家庭经济情况有点区别，劳力多的家庭要富裕一些，劳力少、孩子多的家庭就稍差些，口粮以人为主，所以吃饭、吃菜没问题，但年终分红就有区别了，但区别不是很大，在加上大部分家庭都养鸡、养猪，所以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很不错的（江泽民、胡锦涛都曾到那一带考察过）。民军烈属、孤寡老人等由生产队照顾。 毛泽东时代衣食住行实录 作者：goldflyengle 我是1965年中专毕业，船舶驾驶专业，毕业的同时就接到某航运公司(国营企业)的报到通知，那时很规矩，学生仍然休息完暑假，在当年9月去上班。 报到当天就领取工作证，劳保证。凭工作证到劳资处领取半个月工资——15.25元，因为我们的实习工资标准是30.50元。同时也领取了工作服一套，劳保皮鞋一双，套鞋一双，劳保手套两副，一副是帆布的，一副是皮的。半个月的工资是国家赠送的，因为国家知道学生是个白丁。 以后，每年有两套工作服，一套制服，每月两双手套。制服是冬夏装隔年发放，但是个人要出一小部分钱，出多少有个固定的比例，工资越高比例越大。 所以作为工人，穿在外面的衣服基本不需要买，当然追求漂亮就例外了。 吃饭是不要钱的，国家每人每天津贴0.57元，由我们集体支配，放在一起吃大锅饭。 0.57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当时大米0.08元一斤，也有0.10元一斤的大米，那不是一般家庭吃得起的，肉0.50一斤，最好的肉0.80元一斤，鲜鱼0.20-0.30元一斤，所有的蔬菜没有超过0.10元一斤的。所以，0.57元吃得非常好。 整体工资不高，许多工人，特别是没有文化的工人，到退休能够在月工资60元的标准下拿到80%的退休工资就很不错了。只有极少数的船长和轮机长，月工资高达300余元，但是，那是有限几个宝贝，他们的工资超过了单位最高领导，当时还叫局长和党委书记，他们二人，一个是行政七级，一个是行政八级。他们的工资没有到200元。在这一点上我很替这些干部抱不平，我曾经说过，那时的很多干部都是很好的人，就包括他们二人。他们也是生不逢时，当那么大的官，拿的工资仅仅是普通工人的3-4倍。如果是在今天，那个平安保险的老总，一年可以拿到6600万的工资，在深圳当个工人，要干6600年才能拿到这位老总一年的工资。而且还有那么几个马屁精在说“不高！不高！合理！合理！”，更有无聊无德的文人专门写文章来说明它不高和合理的理论根据，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那些抗过枪，打过仗，流过血，负过伤的老干部在九泉之下，不知道作何感想？ 那时工人和干部一样，涨工资要等中央文件，许多年才涨一次，多的涨7-8元，我最少一次只涨了一元钱。所以，工资涨得的确很慢。 我们所有的人在本单位医院看病，只需要花0.05元的挂号费，其他一切免费，包括住院，但是你自己要求使用非必要的高级药物就需要自己掏钱了。如果你在外地看病也是一样，有一种叫“三联单”的，可以自由在各地医院流通。 住房是这样安排的，如果你结婚了，可以向单位申请，一般都能够顺利解决，当然有时候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如果，单位确实拿不出房子来，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会替你向政府的房地产局申请，房子是要出房租的，我父母家一套50多平方的房子，每月连水电一共在3.00--5.00元之间。 住房还有个特点，就是社会成员之间差别不大，我家和国家副主席张谰住在一起，他家的房子和我家一样大，他们家当时五口人，张谰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什么机关，很少回来，家里就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而且他的两个孙子和我是同学，在武汉41中读书，没有任何特殊，当然也只有我们不多一部分人知道他们的底细。当时的武汉市宣传部长田海燕也是我的邻居，田部长的房子和我家同样大小，只有四川省副省长童少生和武汉市长刘惠农的房子稍微大一点，但是也就在80平方左右。我们的房子都在同一个院子里，所以我非常清楚。 当时单位小汽车很少，就是局长和党委书记，这样一个七级，一个八级的干部也没有私车。大部分出行是坐大巴。童少生有一部私车，其他干部都配自行车。我们那个局长后来调到北京外交部，据看见他的人回来说，局长在北京是坐公交车上下班的。刘市长也没有私车，每天有小汽车早上接晚上送，但是不是私车，他的家人从来不用车。 许多单位有子弟学校，孩子上学花钱不多，我两个孩子，每学期学费加书本费不超过10元。当时武汉市最低生活费是每人8元，如果你的工资平均到人不足8元的，发工资的时候，不足的部分会由工会自动补助到位。另外每年两次开学都有贫困家庭的孩子学费补助和每年一次的冬衣补助。同时，所有人员都有每年的防寒和防暑补助，这些钱的多少和职务没有任何关系。当你的家庭遇到特殊困难的时候，单位会发放特殊困难补助帮助你度过难关。 1973年我调去湖北西部一个军工厂，基本情况也差不多。 老右派与毛泽东 作者：wxyyrr 我的老父亲50年代划为“右派”被打倒，60年代当成“日本特务”被下放，69年母亲也变成“喝宋美龄牛奶长大的”，率全家住牛棚……。 记忆中，总是看到父亲母亲在看书。他们看什么书我一概不理会，只记得在上学前，母亲让我背诵《毛主席诗词》。现在打开那本“启蒙书”，还发现好多用铅笔歪歪扭扭做的记号。如“魔”字上面，画了一个圆圈，应该是“馍馍”的注音吧！ 10岁那年，我上一年级了，从此以后，就必须读《红旗谱》、《雷锋日记》、《王杰日记》、《欧阳海》之类的大书了。这还不算，父亲给我找了一本在当时很稀罕的“笔记本”，非得让我每天写“读后感”。如果发现没有写，父母都会板起平时总是笑呵呵的脸：“看书不是玩儿，得用心！……” 家里的书好多都是繁体竖排的，记忆比较深刻的有《毛选四卷》、《井冈山的斗争》等，读起来很费眼睛，幸好家里常年有自费订阅的《光明日表》和《参考消息》，读起来“很爽”。记得有张报纸登有毛主席接见尼克松的照片，父亲坐在大椅子上，右手拿着报纸朝向我们，左手指点着照片，脸儿笑成了一大朵花，大声的叫道：“看看！看看！这才是毛主席！瞧尼克松那熊样儿！” 家里有台“春雷牌”半导体，我的记忆是一直开着的。父亲是京剧迷，曾和关肃霜有过交往，唱的都是老段子。我记得父亲总是捧着报纸上登的“样板戏”剧本，跟着收音机学现代戏。渐渐地我发现，随便点那段样板戏，他都能在琴上弹奏并唱出来。他说：“江青最大的贡献是把老戏里的女唱男、男唱女改过来了，交响乐队特别有音乐的味道！” 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半，我放学跑回家，平生第一次看见父亲抹眼泪——茶几上的半导体正在播送《讣告》…… 大学毕业后整理父亲的书箱，竟然发现许多许多5x10cm的硬卡片，正反两面都是用仿宋体工工整整写着的“哲学笔记”和毛主席语录…… 1986年因不满官场黑暗，找父亲商量辞职事宜，“不当xxx的官！现在的干部没有一点儿正气。”早已平反并且离休的父亲如是说。 1998年春节见父亲，谈及可怜的下岗工人。父亲深情地说：“毛主席好，毛主席给人出路！” 近日见父亲，说起接连发生的国家大事，父亲一脸的严峻：“现在的社会……。唉——！”九十多岁的老人，仍然怀念曾给他全家带来“浩劫”的毛时代，只有从内心里真正认识了毛泽东，才知道他的伟大，才知道那个时代的伟大。 不同时代打工仔的命运，看中国整体发展趋势。 作者：愚蠢小猪 广义的说打工仔就是自己不做老板只拿工资的工薪阶层。但在现实中，往往指底层劳动者，白领不在之列。这部分人人数众多，却没有自己的声音。他们为生存奔忙，文化程度低，媒体上不可能有他们的声音。 现在，终于出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一个是打工妹杨海燕，另一个是非法摩的营运司机陈洪。这两个人年龄差了20多岁，是一代人的差距，他们的笔下，实际反映了两代打工仔的生活。 陈洪初中毕业，曾经上山下乡，战天斗地4年，算半个农民出身。招工回城，虽然工资微薄，却也能在城里安家落户，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下岗，现在靠非法摩的营运维持生计，支付儿子上大学的高昂学费和生活费。陈洪虽然一肚子怨气，其实过得还是不错的。有房，虽然小点，有车，虽然只有两个轮子，还有儿子可以期盼，虽然现在大学毕业生也不好找工作。这是一个80年代打工仔的写照。80年代的打工仔曾经有过期盼，幻想和憧憬，“再过20年，咱们再相会！”。20年后，自己的梦碎了，儿子将来会如何？多少还有一点希望。 20年后，新世纪的打工仔杨海燕们登场了。杨海燕高中毕业，比陈洪高了一档，却比陈洪更加艰难。突来横祸使她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只好南下打工。其实上了大学又如何，在她的笔下，很多人读了大学依然不能改变命运。打工是拿命赚钱，多少人魂断他乡。微薄的工资不能在城里安家落户，结婚生子。为城市奉献了青春年华，但繁华的城市并不属于他们，他们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他们留不下任何希望，新一代打工仔不断重复过去的故事。 再来看看比陈洪早20多年的，也就是5、60年代从农村出来的打工仔。他们是伤痕文学的主角，生活在经济濒临崩溃，物质匮乏，政治高压的所谓黑暗年代。不过，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们却是最幸福的一代打工仔。 我父母虽然从农村出身，但好歹也算知识分子。虽然那年月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但实际拿的钱，地位远不是打工仔可比的。可能是和打工仔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算受了迫害，于是写出了不朽的伤痕文学。 我岳父也农村出身，家境贫寒，逃过荒，要过饭，自然也没有读过书，大字不识几个，基本算个文盲。岳父是个打工仔，不过那年月不那么叫，而是叫“工人”。据说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过我岳父从来就没有领导过谁，一直到退休都是普通工人，没文化呗。岳父走南闯北，终于在城市里安家落户，岳母没有正式工作，是个临时工，收入很低。他们养育了4个子女，可以想象生活的艰难。不过，以今天的标准，可以算天堂了，孩子都可以看病，都可以上学。现在的打工仔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 收入低，人口多，岳父在工余还卖冰棍贴补家用。据说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但岳父摆摊从来没有遇到过城管。这比今天的打工仔幸运很多，对于一天干十余小时的杨海燕们来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工余”。岳父的地位低下，竟然也有机会到青岛去疗养，看碧海蓝天，今天的打工仔无论如何也相象不到。 退休后，岳父有退休金，还能享受公费医疗，最后因胃癌死在医院的病床上。岳父不过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个，生活虽然艰辛，但也很幸福，能够享受到自己创造的成果，该享受的都享受到了。少有所学，病有所医，壮有所事，老有所养。这些，竟然是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他们却已经享受过了。 三个不同时代的打工仔学历越来越高，但境遇却越来越差，估计我们将很快看到持有大学文凭打工仔的精彩BLOG，然后是硕士博士打工仔的精彩BLOG。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似乎有MBO北大的必要，北大的张维迎不用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就是这强国上陈少峰的文章就形同嚼蜡，远没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陈洪精彩。 底层打工仔越来越贫困，越来越越看不到希望，佐证了我对中国整体走向贫困的判断，因为他们是人口的主体。中国经济实际已经停滞了20多年，经济改革实际催垮了民族的根干，需要靠贩卖剥夺底层劳动者实现表面的繁华。 现在日本正处于团块世代退休的高峰期，报纸上关于团块世代的怀旧文章很多。前几天看到一篇，描写作者，一打工仔60年代初从日本东北乡下到东京集团就职，也是到制衣厂，一天干10余小时，几十人睡一大通铺，月工资只有3000日元。日本的打工仔付出了，但也回报了。中国第一代打工仔付出了，也得到了回报。第二代打工仔要回报时却被一脚踢开，买断了。第三代打工仔则完全没有想到过回报，就是一台人间机器。第四代第五代打工仔会如何？ 孔庆东：我跟父亲蹲的“牛棚”是另一个样子 这年头回忆牛棚的文章似乎很时髦。蹲过牛棚成了一种光荣经历，就像改革开放以前回忆自己帮老地主放过牛，给大掌柜织过布，被伪保长抓过丁一样。回忆的内容是痛苦，但回忆者的姿态是自豪。因了这自豪，他便有了论断历史的资格。他们常常说：“你没有蹲过牛棚，你懂什么是“文革”？你那时还是小孩子，我才是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于是从回忆牛棚的文章里我们明白了，蹲过牛棚者都是好人。蹲牛棚第一等于有学问、有文化、有功劳、有贡献，是那时的“四有新人”，第二等于有道德、有勇气、有人品，不然为什么受到 如此残酷的迫害呢？逻辑是很清楚的，坏人说我是坏人嘛，那么我就一定是大好人。这一点似乎比“文革”时进步了，因为“文革”时认为，你虽然蹲过日本鬼子国民党的监狱，但不等于就是共产党，你也可能是因为偷鸡摸狗诱奸少女之类才蹲监狱的，甭企图鱼目混珠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大肚子老干部。况且就算你真的由于抗日爱国而蹲监狱，你也可能叛变投敌，反过来屠杀革命同志，比敌人还凶残十倍啊！凭什么蹲过几天监狱就向人民要求这索取那的，四万万人民受了那么多苦，他们向谁显摆、向谁索取去！ 我讲这一番阴阳怪气的话，并不是要说蹲牛棚者都是罪有应得。我知道他们中很多是冤枉的，还有一部分确实跟极左势力进行了斗争。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时髦，就难免有假冒伪劣跟着起哄。就像我小时候，连老地主都企图忆苦思甜，那一桩桩“血泪史”里面有多少水分？我们有过这方面太多的经验，今天不应该重蹈覆辙。现在的学生，以为牛棚是比监狱还可怕的地方，里面天天是杀人、自杀、拷打、饿饭。这样的牛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且“文革”的前中后期也颇不一样。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勇于回忆那些对自己现在处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学者，不能隐瞒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材料。一切隐瞒都是要遭到历史的报应的。“牛棚”问题也是如此，不要戏剧化、神秘化。 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打个秋风，回忆一下我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我先声明，我回忆的“牛棚”可能是全国情况最好的“牛棚”，完全没有那些凶巴巴、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以这个“牛棚”代表全国的“牛棚”，正如我反对用个别人的“文革”代表7亿人民的“文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回忆，您可以否认我说的地方是“牛棚”，专门把“牛棚”定义为殴打屠杀知识分子的特别监狱好了。 “文革”时我的确是小孩子。我1964年出生，尽管早慧，两岁以后的事基本都记得，但也不过是记忆力强而已，当时的判断力是没有的。我一生都喜欢不加判断地记住尽可能多的东西，需要判断时再判断。因为判断不是永恒的，记住的却是真东西。相比于用兵一时，我更喜欢养兵千日。 大概是1970年左右，我五六岁的时候，反正是我上小学之前、我妹妹出生之前、林彪摔死之前，我的小人书不到100册之前，我有了一次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那时不知道“牛棚”这个词，这个词分明是南方来的。我们北方牲口的寓所一般不叫“棚”，都叫“圈”，有马圈、牛圈、羊圈、鸡圈。老舍《四世同堂》的真实故事地点就叫“小羊圈胡同”。南方朋友经常攻击我们北方人的“普通话话语霸权”，其实我们吸收了大量的南方词汇，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流，这点霸权来得容易么？比如现在我也觉得“牛棚”这个词很好，显得比“牛圈”更简陋更恶劣，更能突出“四人帮”对自由主义英雄的迫害，所以我就用“牛棚”。 事实上直到以后，我才听说世上有“牛棚”这东西。后来就越听越可怕，好像是纳粹的集中营，有过一阵切齿痛恨的时期。再后来弄明白，他们说的“牛棚”并不是本名，原来是个比喻，而且是局部地区的比喻扩大到全国，也就是“话语霸权”，指的就是“文革”中各单位强迫“牛鬼蛇神”和其他有问题的人员集中接受思想改造包括劳动改造的临时性管理场所，当时多数叫“学习班”。这么一来就想到，那东西咱不陌生啊，小时候经常看见，邻居们很多去过，本少爷还亲自驻扎过呢。 记得是一个碧蓝碧蓝的下午，父亲没有在外面喝酒就回了家。他不喝酒时非常英俊，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看就是当过解放军下级军官的那种英武气质，比孙道临、王心刚、于洋都漂亮。我的小朋友们经常到我家瞻仰我父亲的戎装照、抚摩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带来的东西。那天父亲跟母亲商量了一些什么，我在外面跟小朋友玩“打击侵略者”，没注意。但我知道父亲有件不痛快的事，就是厂子里有人告他是假党员。父亲是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入党的，二十多年了，审查党员时，他找不到当初的介绍人。他是个懒惰的酒鬼，一年也写不了两封信，因为文化低，在部队里上不去，早早转了业，跟老战友联系甚少。他这时当一个车间主任，不巴结领导，却经常跟落后工人喝酒。特别是他在厂子里动不动就摆老资格，说老子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把厂子里的领导都骂遍了。这回好了，人家抓住他的把柄，狠狠给他穿了一回小鞋。不过我觉得，一个人天天说自己是老革命，把党的领导都骂尽，可是审查他的党员资历时，他却连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都说不清楚，那么这个人是应该收拾收拾，起码应该帮助他找到自己的介绍人。不然，党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我父亲仗着自己的老资格和做人正直，骂了领导一辈子，领导也经常给他穿小鞋。但是说到“迫害”，那是没有的，毕竟是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们厂历任大小领导，全都来我家拜访过，被我父亲强迫喝上一口糠麸酒，咽下一口什锦菜，然后脸红而去。在那时看来，这就算“腐败”了。 父亲因为资格“老”，在“文革”初期就被揪斗过。说是“蹶了一宿”，就是被强迫弯腰接受批斗一晚上的意思。不过到党的“九大”以后，人们的心理上普遍认为“文革”已经过去了。大人们经常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如何如何，我父亲就操着一口鲁南话，经常骂“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主要是骂“打砸抢”和不孝敬父母、不尊敬老师。我们直到宣布“文革”正式结束，才知道：哦，刚才还是“文化大革命”哪。到1970年前后，我个人感觉是物质精神生活都很正常，包括父母经常参加什么学习，我认为，谁学习都是应当的，不学习，还是个人吗？ 可是这天父母的神情仿佛有点怪。他们告诉我，父亲明天要去参加一个学习班，要住在那里。我听了就有点羡慕，我一辈子喜欢吃别人家饭、住别人家床、听别人家话、给别人家干活——天生的无产阶级的命。所以次日早上父亲出门时，我要跟他去。父亲在楼门口抱了我一会儿，放下走了，我又追上去，父亲又抱起我。我从小性格与父母不合，父母经常打我，特别是四五岁后，抱我很少。所以这个场面我记得非常清楚，连同那高远晴朗的天空和楼里各家炒菜的香味。我长大后经常想到他们对我温情的一面，也就原谅了他们对我的无理殴打。这时母亲唤我回去，父亲却说就让这王八蛋跟我去吧。于是我就这样跟父亲来到了“学习班”。 那时的“学习班”就是各单位专门成立的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员进行强制性思想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内部清理机构。一般不许回家和自由出入，不许随便对外联络。至于时期长短、具体规则，那是百花齐放。据说有的学习班如同拘留所，学员如同犯人，挨打受骂。而有的学习班则如同养老院，美食终日，读读报纸，大概跟美国拳王泰森蹲的监狱差不多。泰森如果描写美国监狱，肯定跟非法移民入狱者大不相同。 我父亲去的这个学习班是哈尔滨市商业局系统的一个大班，学员有好几百。学习地点是在一个大学，好像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报到时要交几块钱伙食费和几斤粮票，这有点象征性，实际吃的东西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报到后发现许多叔叔阿姨我都认识，包括父亲厂子的一些党员干部。他们看我来了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有两下子”。其他单位也有带小孩来的，但都没精打采的，可能不是自愿来的。然后是分配房间，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张床。房间非常干净，我觉得像旅店，现在想想，那是学生宿舍。 以后我就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细粮，而且花样很多。我家当时只我一个孩子，生活是那一带比较好的，但因为开支无计划，父亲总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礼拜天才吃肉，米面也不能天天吃。这个学习班里，吃饭时8个人一桌，早上是馒头、烧饼、玉米粥，四盘素菜，两小碟咸菜。中午和晚上是馒头、发糕、油饼、花卷、米饭、面条轮换，六到八盘热菜，荤素各半。有时也吃窝头或饺子、包子，吃窝头时就配大米粥，吃饺子、包子时就不给菜，但酱油醋和大蒜随便吃。父亲提醒我不要多夹肉，要把肉留给别人。可是别人经常把肉夹给我。我在这儿倒是学会了集体生活的一些规矩。父亲在部队生活多年，对这种大锅饭十分习惯。他给大家讲了很多部队上吃饭的趣谈。比如怎样能够多吃到饭？你如果盛一大碗饭，以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时，饭桶里已经没有了。聪明的人应该先盛半碗，比别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过父亲对这里的伙食似乎不太满意，因为没有酒。后来他和几个酒鬼叔叔还是不知从哪儿弄到酒，喝了好几次。 吃饭之外就是学习。每天上午集中学习，经常是个什么领导作报告或是请个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家记录。我父亲是私塾出身，字写得很好。他常常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些个中学生，那个字儿写得个屁呀！哪有我写得好哇！”我总想说他污蔑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儿就写得狗屁一般，只好任他污蔑。他们总让我溜出去玩儿，但我不愿意跟那几个孩子一块玩儿，半懂不懂地跟大人们一起听着。那种严肃的、有点枯燥、有点凉意的气氛，我感觉挺好，觉得世界很干净，自己和大家都很干净。 下午是分组讨论，主要是读报纸和发言。读报时，他们经常让我读标题和第一段，然后夸我道：“还没上学呢，真他妈灵！我那儿子，狗屁！”我想起这些情景，看看我现在的儿子，一天认不了两个半字儿，他那糊涂妈妈还夸他灵，我说：“狗屁！把他爹气死！”他妈就说：“对，把他狗屁爹气死！”读完报就挨个发言。有的空口说，有的对着小本子说，有的写了密密麻麻几大张纸照着念。有的在发言前先背诵几句毛主席语录，发言后喊几句口号。其实那会儿没人要求这样做，并不像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里那么夸张恐怖。但这是一种时髦，不是每个人都能根据发言内容找到恰如其分的语录和口号的。我对有个性的东西记得最牢。有一个叔叔检讨他为什么打老婆时，先背诵“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妇女能顶半边天。”最后喊的口号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都跟女人有关系，但我在一旁想，你老婆又不是刘胡兰，怎么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老婆要是刘胡兰，你还敢打？还有，我父亲在家里也打老婆打孩子，怎么不检讨？他检讨的是在单位胡乱骂人的问题。我觉得我父亲应该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五项注意：“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但我父亲什么也不背，他发言很长又很自然，很有首长风度，不时夹着一些山东粗话，这是在部队锻炼出来的本事。我想，父亲这样的人，部队如果送他们去上大学，一定会成为大能人的。结果他怀才不遇，在喝酒骂人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父亲检讨的是骂人问题，但一边检讨一边还在不知不觉地骂，特别是“他妈的”出现频率很高，别人常常大笑，说老孔你检讨个屁呀，越检讨越罪大恶极。父亲说“我他奶奶的莫办法呀，谁他妈的乐意骂人啊？你妈了巴子的老实听着就完了，故意找他娘的什么毛病啊！”大家都喜欢找到一些花絮来岔开话题，使讨论中断，这等于是精神休息。讨论基本是严肃认真的，但也穿插着嬉笑怒骂，包括男女之间开玩笑，有一次几位阿姨还拿着报纸把男人们一通乱打。 讨论的主题一般是上午规定的，但他们有时也即兴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一次他们讨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妇女也不能在家里闲呆着，要出来帮忙顶半拉天。一个阿姨说：“能顶半边天就是一家一半的意思，我半拉，你半拉，啥时候你们顶过整个的天啦？叔叔说，这不明摆着，你们没有我们有劲儿，我吃4个馒头，你吃两个，我扛100斤大米，你扛50，这不就是说，我们是整个的，你们是半拉的吗？阿姨说，你可真敢腆着脸胡说啊！我生了4个孩子，你生几个？叔叔说，你甭吓唬我，你生100个也好，请问，没有我，你咋生！众人大笑，那阿姨抄起大围脖就扑过去，把那叔叔抽得东躲西藏，说好好，干脆整个天都让你们顶，我们啥也不干行了吧？阿姨说不行，就得一家一半，谁也不许偷懒。打闹了半天，还是没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 晚上是自由活动，有时看电影、演出什么的。有的人下棋，有的人打篮球，最多的是打扑克。也有人找借口请假回家。其实也没有人真的看管，散步几个小时都没人知道，可大家都很自觉，出去一律请假。看电影演出之前要集体唱歌，他们有时不爱唱，就让我们几个小孩上台去唱，或者让我唱样板戏、背诵毛主席语录。我那时还不能把样板戏全本唱下来，但主要的唱段都没问题。只是嗓子还没发育，唱什么都是娃娃腔。毛主席语录除了老三篇以外，短的能背百十段，常用的、报纸上登过的都会。他们喜欢随便说一句，然后我应声接下去，对答如流，百无一失。所以后来我在整个商业局都有了名，我父亲一去局里开会，别人就问：“孔胖子，你儿子又读什么长篇小说啦？”我偶尔也感到，他们是利用我来解闷，所以我有时拒绝表演。但我通常不觉得在无损自己尊严的情况下为别人解闷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几百人每天不劳动，不上班，过着吃、睡、听、说、读、写、看、玩的生活。这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的确，这些学员都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但看他们的样子，并不特别沉重，似乎这是人生理所当然的一道程序。也许是我太小，看不出他们心里的痛苦吧。我只能说从生活表面上，他们过得比平时要舒服和滋润多了。没有人埋怨这学习班，没有人盼着早结束，不敢说他们是自动受虐，但起码是随遇而安。 我回忆的这个“牛棚”太不像“牛棚”了，倒像是一个夏令营。我对那些遭受过“牛棚”之苦的前辈表示真诚的不安和歉疚。今天想来，我看到的可能都是好的一面，带有小孩子的片面性。那个学习班对大人来说，一定是不自由的，被歧视的，可能还有被迫说假话的一面。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是不大合适的。但我们对那些有着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合适的方式呢？难道说一个人、特别是党员干部，还有学阀、“权威”，只要不犯法，就谁也不能管他了吗？之所以发生许多不合人道的“牛棚”事件，与群众心里长期积压的愤怒有没有关系？我想，为了避免“牛棚”悲剧的重演，我们首先应当从个案出发去研究“牛棚”产生的原因，并且不要出于个人义愤把“牛棚”“妖魔化”，把“牛棚”简单地视为一种荒诞的奇观。要承认“文革”中并不是那么一片漆黑，天天水深火热。“左派”、“右派”都不要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文革”观，要尊重别人的伤痛或是欢乐。完全不承认蹲过“牛棚”者也有错误、不承认有些人确实应该受到群众的批判，或者以蹲过“牛棚”为理由向人民反攻倒算，这不但可惜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等于是正在为新的牛棚准备奠基礼。 孔庆东评《往事并不如烟》 周日在北航西门乌有之乡书吧听了孔庆东漫谈金庸，假武侠之名而谈革命之实，嬉笑怒骂，果然不失醉侠风范。有个女生提问，声称非常喜欢章诒和那本书，看了不下5遍，想听听孔的评价。孔庆东立刻就说了以下的话来。 提问：那本畅销书读过不下五遍，非常喜欢，但是对这本书的评价，你提到他的语言，你认为在那样的生活艰难里面，他崇尚非常高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吗？ 　回答：你说"那样的生活艰难"，非常好，谁生活艰难？我要问这个问题。康同璧生活艰难吗？不艰难，艰难不艰难是要比的。当时不知道你们家过的什么样生活，我们家过的生活是吃馒头非常罕见的，吃窝头也不一定能很好的吃，因为没有菜。我们家还生活在城市里，还有很多人捱饿，我们国家欠了那么多外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家过的非常好，吃腐乳都要吃二十多种。他那个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那个阶级过的那么好，共产党对他们的政策是极其宽大的，他们继续过着很奢侈的生活。共产党对他们这么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梦想变天，他们时刻梦想着骑在人民头上，后来拼命要翻案，说当年反右反错了。你当年是不是真实的反党？你如果当年确实反对共产党，把你打成右派一点不冤枉，是对的，你应该站起来说：我就是反对共产党，我是堂堂正正的英雄，为什么要求共产党平反？你不是反党，那你跟党的观点是一致的，可是你现在跟党的观点不一致，现在拼命说革命是错的，50年代，文革，错的，给你平反又说对的。你这人格有问题啊，这人格放在资产阶级里也是卑鄙的啊。我说此书写的好，说他感情真挚，真的留恋那样的生活。书里说你们家毛巾这么脏，毛巾要每天换一条，这才是人过的生活，那我们工人农民解放军过的都不是人的生活，我们一年能买几条毛巾，我们家毛巾买不起，我们家毛巾是工厂发的，是社会主义给的福利品，一年发两条毛巾，我爸发两条，我妈发两条。而他说毛巾要天天换，不然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床单是每天一换，洗的很白。书里边赞美很多东西，都是不自觉流露出来，在我看来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史良的婚姻是多么好的爱情，周总理关心她，给介绍的小白脸，原来是上海巡捕房的，岁数小很多，晚上到卧铺睡觉了，小丈夫拿着小箱子，两个钉子，一个小帘，在卧铺钉两个小钉，一挂，自己坐在火车旁边，望着外面茫茫的原野，说这是爱情，这是爱情吗？我读到这里万分恶心，这怎么叫爱情？这种生活当然是你的自由，有那个条件，没人管，但有什么可炫耀的？当时我们过这样的，你们过那样的，不错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天天说这个党不好。要斯大林那样的党，就枪毙，到斯大林那儿，全部要消灭。我们中国是有人道主义的国家，关键是思想的问题，解放以后什么都没有变，他们的孩子坐汽车，我们的孩子雨里泥里爬着去，他们还欺负我们。那些大右派，看见漂亮女孩子就跟着人家走，一旦出了事，一旦反右运动开始，他们这些人互相出卖，陷害，人格丧尽。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反右是一点错误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反右也没有错误，有什么错误？你就是右派嘛，要推翻执政党，对政权构成威胁，不应该批评你？批评你是轻的，已经宽大了，你说错误，关键站在什么立场，你说中国今天是好时代，坏时代？没法说，如果家里有亲属刚刚在矿井上砸死的，跟我的立场就不一样，刚刚吃完十万块钱大宴的人，立场也不一样，中南海的人立场也不一样，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人生活比较一致的时候，立场也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有的人认为这个国家很艰难。怎么艰难，就认为不如他当皇帝好，不如他在紫禁城里，随便杀人那样好。作者是真诚的，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心情，但他那种叫艺术吗，我可能跟他的艺术观不一样，他们建立在别人血汗之上的那种东西叫艺术，还是凡高、齐白石那种叫艺术？他们那种东西是靠金钱堆起来的。 　　中国人有钱了，又兴起了收藏热，电视台的那些编导都开始收藏了，他们买齐白石的画，但他们看墙上的画时，会为艺术而心灵震动吗，他们看的是钱，是150万或300万。他们这些人是对艺术的一种糟蹋。真正倒霉的右派是有的，是小右派，比如一个中学老师，一个普通的教员，在单位里说了一句错话，正好别人要陷害他，他和别人关系不好，给他打成右派，以后平反了，只是摘掉一个帽子而已，生活一辈子被耽误了，倒霉的永远是小人物，倒霉的是下层人。金庸小说里写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改革开放之后，都平反昭雪了，大右派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我们的血泪谁去写？在矿井下砸死60多人，谁给每人写一部《往事并不冒烟》？他们一个人死了赔多少钱？生命都是有价钱的，上层人的生命价格和下层人的生命价格就是不一样，革命本来就要改变这个东西的。 　　当然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正因为革命不容易胜利，不是我们以前所想的正义总是压倒邪恶，正因为经常是邪恶压倒正义，这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写作和工作，其实都是人类的一种对宿命的反抗，由此我们获得一份生命的意义。我们如果不怎么努力的话，正义不容易到来，我们必须肩住这个闸门，阳光才会射进来。所以我也到处向人们推荐这书，只是我推荐的角度是不同的啊 天煞穆珏：与三六年生的老婆婆聊天 1936年出生的贫苦人，女性，共产党员。阿婆对旧社会的映像是爸爸太苦了，租地主的地种粮，收成好的时候大半粮要交给地主，收成不好的时候全部粮都要给地主，给地主担一天的夜香，只能得到一斤米。 [婆婆，听说当年大跃进饿死很多人。] “边度有饿死人啊，米啊够食嘅，就系没油水啫。所以成日觉得肚饿，三年没食过猪肉。” 普通话解释就是：哪里有饿死人，米是够吃的，就是没有油水，所以整天觉得肚子饿。真的是三年没吃过猪肉。 “果时要还债，周总理话猪蹄系中国女人生仔要食嘅，猪尾巴可以给你们。” 普通话解释就是：那时要还债，周总理说猪蹄是中国女人生孩子要吃的，猪尾巴可以给苏联。 老婆婆一家三口，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家一个月有差不多七十斤的口粮，而实际上这口粮是给二个人吃的，因为婆婆的老公当时在茂名建设水电站，有公粮吃。也就是说，那个时候除了口粮之外，国家工人还另外有公粮。 婆婆说大跃进时期是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的人真是太左了些，街道企业也要大炼钢铁，那有那么多钢铁炼啊。 那个时候为了吃到点油水，她老公会在半夜四点去茶楼排队，吃一碗猪脚饭，其实不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吃点猪脚给肚子添点油水。 1962年之后，婆婆一家三口就有了150斤一个月的口粮。也开始有自由市场　 这个令我挺意外的，原来那时已经有自由市场，不过婆婆说那时自由市场的东西真的很贵，一斤番署要3—4元，她那时一个月工资才26元钱。 婆婆说在城市住的时候，就有街道主任叫她去参加工作，她说要照顾孩子，孩子还小，主任就说不用担心，孩子可以送到幼儿园照顾。婆婆就这样参加工作了。现在是人找工，以前是工找人。 [婆婆，听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不工作的。] “边个话没工做，大把工做，我地果时生产嘅手电筒全部出口嘅，就系虎头牌电筒啰，质量好好嘅。年年都参加交易会。”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谁说没有工作，大把活干，我们那时生产的手电筒全部都出口的，就是虎头牌电筒，质量很好的，年年都参加交易会的。 婆婆又说，后来虎头牌的商标被日本仔在香港注册了，我们这边就没得用了。 既然有出口，那自然就有与国外的合作，也就不存在什么闭关锁国之说了。 [婆婆，听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很乱的。] “边度有乱啫，只不过有两派人搞来搞去啫吗，一派系农民，工人，一派系学生，退伍军人，后来就有哋坏人啰，两派搞武斗，我哋唔理嘅，一样抓革命，促生产，有时加班加点生产出口，果时治安好好嘅，最困难就系大跃进果时啦，不过呢，文革最唔好果样，就系晚晚都要学习，晚晚都学到七点，周六果时仲要去东较场参加五万人大会。你们而家唔使咁样学习，好好多啦。不过果时人都好好嘅，唔似而家哋人，唔睬人嘅。果时有工做，吗都唔使担心。” 翻译成普通话：那里有乱吗？只不过有两派人搞来搞去，一派是农民，工人，一派是学生和退伍军人，后来就有坏人了，两派搞武半，我们不理的，照样抓革命促生产，有时加班加点生产东西出口。那时候治安好好的，最困难就是大跃起进那个时候了，不过呢，文革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晚晚都要学习，晚晚都学到七点，星期六的时候还要去东较场参加五万人大会。你们现在不用那样学习，好好多了。不过那时的人都好好的，不像现在的人，都不理人的。那时有工做，什么都不用担心。 “阿爷在生果时好硬净嘅，没人够胆吓我哋，唐山地震果时阿爷都唔要果哋国际救援嘅，呢次四川地震，果哋人来呢度都没用嘅，救唔出几个人，哂晒我哋滴米饭，仲要接待佢哋。哂晒哋钱。” 普通话翻译：毛主席在生的时候好刚硬的，没有人敢欺负我们，唐山地震那时毛主席都不要那些国际救援的，这次四川地震，那些人来这里都没用的，救不出几个人，浪费我们的粮食，还要接待他们，浪费钱。 阿爷，是广东人对毛主席的称呼，为什么叫阿爷？因为阿爷最大，阿爷最有权威，最话得事。 [婆婆，是不是毛主席死后才叫他阿爷的？] “唔系，阿爷生果时我哋就嘅嗌嘅啦。” 普通话翻译：不是，毛主席生前我们就这样叫的啦。 “周总理果时话，一定要让全国人民穿上好衣服。果时就进口咗好多机器生产呢哋布（阿婆指着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说的），我哋果时没呢哋布嘅，全部都系自己织嘅的土布。解放前布仲少啊。” 普通话翻译：周总理那时候说，一定要让全国人民穿上好衣服，那时就进口了好多机器生产这些布，我们那时没有这些布，全是自己织的土布，麻布，解放前布更少。　　 今天去喝茶，遇到一个阿婆，一个人在喝茶，和人说话，慢慢就跟她搭了腔，问了一些问题。回来的时候就想，其实乌有之乡应该组织一个志愿者队伍，去民间收集这些口述，纯粹的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要写，但是这样活生生的属于人民的口述也不能放弃，而且更直观。劳动人民毕竟不同知识分子，好多事情他们会说，但可能没有写下来的习惯，如果左派知识分子不去主动的收集写作，这些东西就会淹没在历史当中了。当人民的记忆消失在历史当中，这个社会主义中国还能建立起来吗？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吧，延安时候的左联作家不都是去真实体验生活，然后进行小说创作的吗？ 今年寒假期间与母亲关于毛时代的对话 作者：凯风 群众到底是怎样看待毛主席与毛时代的？本人于大学期间最后一个寒假，对此在村里做了调查。调查中，广大贫下中农群众仍然强烈拥护毛主席，怀念毛时代，痛斥现在贪污腐败与社会风气的堕落，均表示若毛主席还在的话生活比现在要强的多。如果说以前自己是从理论角度把握毛泽东思想（主义），这次调查则丰富了自己对毛主席时代的感性认识。下面是寒假期间我与我妈的对话（根据录音整理，为增强真实性，有些山东方言，照录） 我：妈，当时村里人都能吃饱吗？ 我妈：都能吃饱，怎么还吃不饱呢？！那个时候主要是麦子面吃的少，一年吃不上几顿白面包子（即饺子）。荞麦面、地瓜面、玉米面吃的多，荞麦包子现在想想还怪好吃。 我：可书上说那个时候吃不饱饭。 我妈（很生气）：那是他们在臭作毛主席！毛主席是顶好的主席了，天底下没有比毛主席更好的主席了！xxx算个什么东西，有毛主席的话生活不得比现在强一百倍？！ 我：那为什么麦子面吃的少呢？不种麦子吗？ 我妈：那个时候不用化肥，地也不浇（按：当时小队里暂时还没有水泵机），一亩地麦子也就打个两三百斤。 我：书上还说毛主席时代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集体劳动时群众都偷懒，不干活，干好干坏一个样。 我妈：什么大锅饭啊，你姥娘说只有58年的时候吃过大锅饭，以后就是挣工分。按工分分粮食，干的多，工分就多，最后分的粮食也多。那时油料是按人头分。集体劳动时，当时一个小队十几户人家，小队长说，今天咱去干那块地，到了地里，小队长分好任务，比如锄地，每人锄几沟，锄完就回去，你偷懒，人家锄完都走了留你自己在那锄吧！那时候的人比现在勤快多了，一块地一会就干完了。 我：那小队长会不会给自己亲戚少分任务或者多记工分，沾小便宜。 我妈：不会！给亲戚多记，群众能通得过吗！每人几沟都是一定的，干完之后队里给记工分，记工分的本子就挂在小队的大院里，谁都可以看。我跟你二姨在队里干活时每天傍晚都跑去看，看有没有给记上。再说小队长都是十几户人家里选出来的，你有私心，人家下一回就不选你了。 我：那是不是很不自由啊？每天必需上工。 我妈：谁说的？！不想去就不去啊。你姥娘（即姥姥）那个时候三天两头的有病，你姥爷一辈子教学，这么大个子却什么庄稼院的活儿都不会干，俺家那个时候是顶穷的了，经常不去干活，挣得公分比人家少很多。看家里没人干活挣工分，我上到五年级就到队里干活了。 我：文革的时候大队是怎么批斗的？批斗了多少人，斗的都是些什么人？ 我妈：那时候只斗四类分子。（一个村多少人？）俺那庄是个大村，2000多人斗了十来个吧。那时候，大喇叭一吆喝要斗四类分子了，俺小学生排着队就去了。（怎么斗的？）就是当官的在那里念，喊几句打倒XXX。（有打他们的吗？）没有吧。没想着打人。哦，我记着有一回胜利（我妈村里的一个贫农成分的小坏蛋）还踢了孟庆功他妈（一个活埋过很多人的恶霸地主的老婆）一脚。（社员什么反应？）都很生气。孟庆功他妈人才好呢，经常跟俺说当时她男人不给雇的长工吃饱饭，她就偷着到集市上捡菜叶子做菜给他们吃。 我：那就是说，当时有误斗了？有的人虽然成分不好，但人心还行。 我妈：不能说误斗。当时共产党才好来。孟庆功他爹你说不该死吗？从东北回来的一家三口在路上活活的叫他给埋了，解放军一打过来就把他枪毙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孟庆功因为最小，没享受到他爹那时候的好日子，他的几个哥都斗了，就不斗他。还一个四类分子，是个后妈，动不动就把他后儿子打跑了，经常见他后儿子一边跑一边哭的到八角汪（我妈村的邻村）他姥爷家去。你说这样的人不该斗吗？（斗了之后呢？）斗了后，老老实实的了。 我：还有，58年的时候您村里死人了吗？ 我妈：没死。你姥娘说，都是干部的原因。俺庄里，听你姥娘说，就没饿着。有的庄里就怪多的人得了浮肿。八角汪—俺姥娘庄里—的书记那时候狂的啊，吹乎亩产几万斤。不知道去了哪里，回来还带着大红花。那时候不是没有粮食啊，都让当官的糟蹋了。庄里把大豆都铺了路，办食堂叫社员使劲吃，地里地瓜都不去收了，就是为了向上边炫耀粮食多。（那到底附近庄里有人饿死吗？）死人没听说，光听你姥娘说怪多人浮肿。 我：当时那些没儿女的老人或者残疾人、常年有病干不了重活的人的生活怎么办？ 我妈：那时候干不了地里活的，队里给分点轻快活干。俺大叔当时有痨病，一干重活就喘，队里就让他管着喂牛，靠喂牛挣工分。当时队里才通情达理呢！ 我：分田单干时，社员都什么态度？是不是很高兴啊？ 我妈：还高兴，都要上吊呢！在集体的时候多好，一大块地用拖拉机耕一耕，种上就是。分地时候，可把社员都愁死了，要犁没犁，要耙没耙，什么都得自己家再买，连耕地用的牛也得借人家的，要不怎么社员都要上吊呢？人口少的人家分十几亩地怎么种啊？ 我：那怎么当时还分了呢 我妈：都是当官的要分的，社员哪有愿意分地单干的啊。那时候有这样一句话“xxx大混蛋，拆散集体搞单干！”。 我：集体时候人与人关系怎样？书上说那时候人整人，都互相提防着，戒心很重。 我妈：书上才瞎编滥造呢！在集体里的时候，早晨要下地干活了，一大群人都聚到大院里集合，那真热闹。在地里干活有说有笑的，比现在强多了。一到晚上都到外面拉呱聊天，俺小孩就到处串门，那时候人心才好呢。 上面就是我与我妈的对话，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通过与长辈的沟通去了解本地区当时的事实真相！ 一个高二学生对于毛时代的调查 作者：六亿神州 响应了“乌有之乡”上一篇文章的号召，我利用了这个寒假，通过对外祖母的对话，对毛泽东时代进行了一番调查。　　 　　既然是调查，本身就不能有主观上的情感，所以调查中一定有左派不喜欢的东西，但是“实事求是”应该是主席留给左派必须遵照的原则！　　 　　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外祖母生于1938年，解放前在老家重庆，由于父母双亡，先后由大舅、大姐抚养，解放后随大姐一家来到抚顺（辽宁省重工业城市，当时号称“煤都”），进入卫校学习，在抚顺矿务局医院当护士，1963年与姥爷结婚，姥爷是抚顺某重要工厂的工人，后提升为车间主任。1964年我舅舅出生，1965年我母亲出生。2005年姥爷过世。姥姥便与我们一家住在一起。　　 　　以下是调查的一些内容，虽不是原文，但的确是原意。　　 　　1. 关于解放　　 　　“解放那年您还有印象吗？”　　 　　“怎么没有？那年我都十岁了。我记得那时还在重庆，解放军来了。没来的时候，国民党宣传说解放军共产共妻，大姑娘小媳妇吓得不得了，当时我大姐差点把我二姐嫁了出去，生怕被共产党给‘共妻’了去。”　　 　　“那‘共妻’了没有？”　　 　　“‘共’啥呀？都是国民党的宣传而已。解放军一来，我记得那时候教我们这群小孩子唱歌，唱得好像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吧！当兵的说的是普通话，我们是四川话，听不懂哇。那解放军还挺耐心，一句一句教，我二姐唱歌好听，干部知道了，就要把她调到文工团，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没去成，现在想想都可惜啊！”　　 　　“你们那时怎么看待解放的？”　　 　　“就是觉得总算不用打仗了，国家终于太平了！”　　 　　2. 关于反右　　 　　“我们家好像有个‘右派’？”　　 　　“是啊，我大姐夫，就是你的大姨姥爷。他原先是国民党员。解放后最初几年还没有什么。可是五七年反右的时候，他在大会上说共产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好像说什么‘外行不应领导内行’什么的）再加上本身是个国民党员，运动一来，立马拿下——‘历史现实双重反革命’，后来文革时候关了几年，放出来了！”（注：大姨姥爷放出来以后依然当工程师——老本行，后来退休，〇几年的时候安然离世，那时我才十岁出头）　　 　　“还有一个，你姥爷的同学，反右时候写的日记被人家举报了，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内容，结果扣上右派的帽子，文革结束以后才摘。”　　 　　“写日记都要被扣帽子啊？”　　 　　“他是被人家给整了，他的一个同学特意要整他……孩子啊，社会复杂着呢……”（注：姥爷的同学我今年放假还看到了，现在依然爱写东西，七十岁高龄还在写博客，他自己说好要写回忆录。）　　 　　3 关于干群关系与社会风气　　 　　“那时候人那么坏吗？”　　 　　“孩子，啥时候都有好人和坏人。总体上那时候还是好人多。白菜放在外边，不用担心被偷，也没有现在什么绑架啊、抢劫啊。你妈小时候大晚上在外面疯玩，或者晚上在大街上走，我从没有担心过。现在，你半夜上街，我才不放心呢，现在多乱哪，骗子、劫匪、流氓、小偷，防不胜防。而且现在人更坏，人们之间都不敢相信对方，谁也不信谁，大街上老太太倒了，谁都怕被讹，愣是没人去扶一下，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发生！”　　 　　“那时候干部怎么样？”　　 　　“比现在强！那个时候任用干部，看的是能力。你姥爷工作技术全厂数一数二，但是 你姥爷很倔，有时认死理儿，爱跟领导掐架，但是还是被提拔成全厂三把手。后来文化大革命时候靠边站了，改革开放后，任用干部全靠谁会溜须拍马，谁看能力？有能力的，人家反而整你！”　　 　　“那时候干部真的没有贪污？”　　 　　“谁敢！别说贪污了，公家的东西他都别想碰。厂长要是敢拿公家东西，整不好第二天有人写他大字报。那时最严重的，不过也是走走后门儿，那发现也是不得了的大事儿，别管是谁，这方面要是有了问题，前途就没了。还有个人生活作风，领导干部要是搞女人，都容易戴帽子游街。那时候领导大多数都还不错，还经常作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是表面的，而是真心的。你姥爷当三把手的时候，俩工人闹离婚，他还去劝，你姥爷在工人当中威信很高，果然劝好了，这事儿他说了好几十年，总说劝成一对儿也是件功德。”　　 　　4 关于生活水平　　 　　“你挨过饿没？”　　 　　“挨过！小时候在重庆，扒过树皮。”　　 　　“解放后呢？”　　 　　“总体说，能吃饱，吃不好。不用像小时候那么挨饿了。你妈和你舅就从小没挨过饿。但是那时候确实吃的不好，肚子里没油水儿，一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吃一次大米饭泡猪油，除此之外天天苞米面，天天苞米面，哪像你们现在，顿顿都得有肉菜？你们这一代啊，一点儿苦也吃不得！”　　 　　“那时如此匮乏？”　　 　　“嗯，国家困难嘛。但那个时候是吃不好，但是你吃苞米面，院长也是苞米面，不憋气啊！不像今天，有人饿死，有人‘鲍鱼龙虾’，还非得四斤装的！”　　 　　“那么穷，得病了咋办？”　　 　　“得病了？治呗！上医院不花钱，只要你有城镇医疗卡，一分钱不花。不管大病小病，全程不用花钱，那时只有死在医院里的，没有死在医院外的，红包什么的就更是没听说过的东西。上学只交两毛钱书本费，国家一直供你到高中。”　　 　　“住房呢？”　　 　　“单位分配，房子不大，条件也不好，但是总不至于没有房子。那时候国家也没钱，但是从来没惦记过老百姓兜里的钱！　 　　“那时候生孩子多，能养活得起？”　　 　　“生孩子是多，但是那时候国家鼓励‘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生多了也是自己的事儿。至于是否养活得起的问题，一般还是养活得起的，也有实在养活不起，太困难了，单位给补助，街道一般也会照顾，总之不会把你逼到绝境上，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动不动跳楼自杀的，没有得抑郁症的，没有拿个刀到处杀人的。”　 　　5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　　 　　“建国后当真没挨过饿？不会把，我可读过历史书的，1960年不可能没挨饿！”　　 　　“是啊，从五九年开始的。忽然间就降低了粮食供应，然后国家就困难啦。那时候我还没认识你姥爷，在大姐家住。确实吃不饱，这人哪，一吃不饱就发慌，那滋味儿不好受！你们这一代真该挨挨饿！当时我大姐的儿子也就比我小几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啊，就偷偷把我的那一份给吃了，我也没办法，谁让人家长身体呢？哦，他当时跟你差不多一边大。”　　 　　“你大姐的孩子比你小几岁？那你和你大姐差那么多岁呢？”　　 　　“差十多岁呗。”　　 　　“咋差那么多？”　　 　　“孩子啊，我小时候姊妹六个，死了俩，送人一个，就剩我们姐仨。旧社会，死个小孩儿太正常了。”　　 　　“六零年死人没？”　　 　　“我没听说过，不过我想应该死了人，当时太困难，走道都没气力，估计农村够呛。”　　 　　“饿死三千万可能不？”　　 　　“三千万？瞎扯淡，哪儿会死那么多。三千万一个省啊，你小子白看书了，一点儿不会想问题。”　　 　　“既然挨了饿，那和旧社会不一样了吗？”　　 　　“咋能一样？那时候虽然挨饿，很难受，但是不像小时候那么绝望。国家说了六一年恢复，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结果六一六二年果然就不挨饿了，那时候政府说话算话，一口吐沫一颗钉，不象现在，就知道忽悠老百姓！”　　 　　6 关于文化大革命　　 　　“文革那阵儿，咱家什么情况？”　　 　　“六六年，你姥爷刚刚当上厂里三把手，没几天就文革了。那时厂里领导跟你姥爷说，‘运动来了，我也保不了你了，你看着办吧。’果然没几天，全体厂领导靠边站，再过几天就有红卫兵来查你姥爷的‘黑材料’，你姥爷说，‘我只有红材料，没有黑材料！’那红卫兵还搁那傻乐呢，然后你姥爷还在厂里搬几天转头，然后就成了普通工人了。”（必须声明的是，理论上讲，是文化大革命使姥爷的“仕途”中断，按照精英主流观点，姥爷应该是“反毛先锋”，可姥爷毕生是主席的崇拜者，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摆了一尊毛主席瓷像，一直保留到姥爷去世，也保留到了今天。）　 “后来呢？”　　 “过几个月开始武斗。当时抚顺分成两派，起初吵架，后来动刀子，最后枪都上了，抢得是解放军的，在南站那个地方拉开架势开干，挺吓人的。我一个同事当时从南站回来，吓得不得了，说那情况特别恐怖。”　　 　　“死人了吗？”　　 　　“死了。”　　 　　“咱们家呢？”　　 　　“你姥爷一看情况，说‘都是群众，斗什么斗？咱不凑那热闹！’跟领导请了假，带着你妈你舅，全家四口回你姥爷的江西老家。现在想想文化大革命那阵儿挺有意思（原文如此——作者注），回老家的火车开一半停了，那时候铁路瘫痪，司机自己跑了，火车愣是停在荒郊野外好几天，中途有一帮人说自己是造反派，上火车抓人，牛气哄哄的，趁机打砸抢。后来有个乘客会开火车，自己上去开，开到一个小镇，停下来了，你姥爷在那儿有朋友，住了几天。后来回抚顺的火车走一半又停了！这一次有人趁乱偷了咱们的包，粮票、工作证全没了。那时候没有粮票吃不了饭，幸亏有个人撕了几张粮票给咱们，要么回趟家还得挨顿饿！”　 　　“那么乱那？”　　 　　“六八年就好了，毛主席说大联合，造反派立马联合了，总算安定下来，最乱的是六七年。”　　 　　“就乱了两年？我还以为文革十年一直天天打砸抢呢？”　 　　“不是的，六八年以后就没人打砸抢了，主要是六七年。”　 　　7 关于改革开放　　 　　“老毛去世那阵儿，你们都什么反应那？”　　 　　“什么‘老毛’？那叫‘毛主席’！毛主席走那阵儿，我们‘二宿舍’那有哭的，有个别哭得很假，一般还是真心实意。大家都想哪，主席走了，中国咋办啊？”　　 　　“后来咋办的？”　　 　　“改革开放呗！先前几年生活有所改善，老百姓挺拥护的，可后来一‘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完了！原先观望的那帮官儿，全都照死里作，先是下岗，你舅没了工作，完后什么‘国企改制’，贪哪，真敢贪。你姥爷那个厂子换了领导，几年把厂子搞的什么都不剩，然后一改制，一个曾经抚顺数一数二的厂子，说黄就黄！你姥爷为厂里奋斗了四十多年（姥爷1955年开始工作，1997年退休，工作四十二年），厂子就像他的孩子，黄了以后，他一直为此事窝火，说那厂长卖了他孩子，跟你这么说，你老爷一定程度是窝火气死的。”姥姥说到这，黯然神伤。　　 　　（姥爷是我这十八年最敬佩的人，我觉得他身上始终浸润着毛泽东时代的典型气质——嫉恶如仇、关心百姓、刚正不阿，他敢于公然痛斥破坏公物的人，敢于与厂长公开辩论甚至吵架，敢于带领全楼的人为暖气的事与供热公司理论，敢于在列车上仗义执言，指责不为孕妇让座的人。姥爷一直教育我，做人要有底线，做人要有骨气，否则就是行尸走肉，我想我十八岁时候能够成为左派，一定程度上与姥爷的言传身教有关。姥爷2005年盛夏的一个雨夜离开了这个让他忧心的祖国，他是7月31号走的，退休金领到七月，如果再晚走一天，就会领到八月，姥爷临死都在履行诺言——不占共产党一点便宜！）　　 　　8 关于毛泽东　　 　　“你是怎么看毛主席的？”　　 　　平素不爱唱歌的姥姥唱了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呦，他是人民大救星……”　　 声明：本文绝非虚构，是实实在在的谈话，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通过这次调查，我更加明确了毛泽东时代的真实请况，当然，我家是在抚顺，不能代表全中国，还希望各地网友多多提供第一手资料，还原真实的毛泽东时代！ 我所经历的合作医疗，下放岁月。 作者：曹雪琴 1969年，为惯彻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全国大中城市有大约一半的医务人员下放到农村。当时我刚上中学，也随父母下放到南方一个半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的农民热烈地迎接我们。 我家下放的那个地方门前有条“石龙河”，，农民骄傲地告诉我们，那是他们1958年以来修建的水渠，从大跃进到文革，大小水力电力工程解决了周围好几个县的农业灌溉，并使农村用上了电，我家去的那个公社是1968年用上电的，先是公社自己的小电厂，1971年用上西津电，这样才能发展出社队企业，在我们公社有三个糖厂，一个锰矿厂，和农机厂等等。学校从解放前没有一所小学，大跃进时办起初中，1968年文革时又有了高中(我本人就是从这个公社的中学毕业的)，1972年还办起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医疗方面，解放前根本没有医院，人民公社成立时办起卫生所，我家下放前，卫生所只有六个人。70年代初一下发展到四十人的医院。手术室，化验室，X光，门诊，病房样样具全，甚至还办起了小药厂，生产中成药，和种植当地的中草药。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农村卫生体系就是在那段时间建立起来的，赤脚医生经常到公社医院培训，农民看小病不用出村，看大病不用出公社。由于大量使用当地的中草药等原因，农民看病也非常便宜，由合作医疗记账付费，如果是花钱交多的大病，就由大队或公社统筹解决。这样才解决了广大农民看病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联合国向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推荐赤脚医生的原因。众所周知，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办法解决人民的医疗问题，医疗问题甚至成为西方政治中的一个死结。而毛主席使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亿万贫苦农民解决了医疗问题，这就难怪人民把毛主席看成是大救星。如果没有毛主席，没有人民公社，没有大跃进，没有毛主席领导人民的革命，这些成就根本就不可能。 在毛主席去世后，这些建设成就逐步不见了。还是这个地方，现在水力设施年久失修，别说社队企业，连我当年当工人的那个县最大工厂氮肥厂都没有了。我们那个公社的高中也被撤销，全县现在只剩下一个高中。县文工团和文化馆也没了。我们公社医院现在又只剩下几个人了，连X光机和手术等设备都早已卖掉，医院现在要靠承包鱼塘等维持工资。全县有33万农民现在还得靠70年代按装起来的有线广播喇叭来了解信息，全县四十万人只有六千户有电视，基本都集中在县城。这些年来唯一可见的建设成就就是县城盖了一些楼台馆所，但和普通的农民有什么关系？ 我父母前两年曾回到那个他们当年下放的公社医院，看到这些情况后非常伤心。他们虽然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大理解毛主席，常说他们文革时下放农村受苦了，但是，他们仍然觉得他们一生唯一做过一点事情的时候，就是文革中下放农村的那十年。在那个时代，象我父母这样的人，离开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对他们说来也许确实是灾难，但对于亿万贫苦农民说来，那又是多么伟大的革命。 姜万富：我就是一名普通医生 编者按：之所以选择这篇文章，一是姜万富是知青，二是姜万富就是基层最普通的一名医生，二是他2009年正好是五十九岁，是真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个普通人。姜万富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代普通劳动者共同的经历。 概括起来，2008年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忠诚院士的高尚之处主要体现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高贵品质；敢为人先，勇于攀登医学高峰的创新精神；恪尽职守，视病人为亲人，维护医学圣洁的大医品德；甘为人梯，不遗余力培育人才的高尚风范。这也是600万医疗卫生工作者一贯展现的精神风貌。在这支人民可信赖的队伍中，像王忠诚院士那样，把毕生精力献给人民健康事业的大有人在。 2月7日，卫生部在京召开医疗卫生界向王忠诚院士学习座谈会。会议就邀请了安徽省立儿童医院院长金玉莲、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质控办主任刘晓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卫生员姜万富、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伟4位长期在各自岗位上无私奉献、来自基层的医务人员典型代表。 　　“我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基层医生了。”电话里的姜万富声音略带沙哑。连续工作加上赶路，已经让他疲惫不堪。记者见到姜万富的时候，他正在给牧场的卫生院打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家’里的事我实在放心不下。我是卫生院里唯一的正式医生，我惦记着回去给乡亲们看病，千万不要因为我不在‘家’出什么事情。”姜万富告诉记者，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北京了，但是“还没有机会在北京的大街上走走。” 　　姜万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卫生院院长，在当地被誉为“昆仑山上的马兰花”。他每年都组织医护人员到连队、牧羊点和乡村巡回医疗，几十年里，做过肠梗阻、剖宫产、膀胱结石、卵巢囊肿切除等各种手术2000多例，被广大群众称为“神医”。 记者利用他在北京参加医疗卫生界向王忠诚院士学习座谈会之机采访了他。 　　牧民的“穷多呼托” 　　1966年，上海知青姜万富来到新疆农三师叶城二牧场插队，从此就再没离开过。今年59岁的姜万富为自己在昆仑山走过的42年写下了2万多字的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命运把我放到了昆仑山，我就要在这里安心工作。” 　　姜万富所在的牧场位于昆仑山北部的喀什地区叶城县西南，海拔达2000米至4850米，属于高寒山区牧场。场部离叶城60公里，离喀什320公里，有两个畜牧业连队，近的离场部41公里，远的离场部162公里。100多个放牧点散落在昆仑山深处，点多、面广、线长。一个放牧点一般只有两家牧民，随着季节的变化，一年要搬三四次家，医生出一次诊最近的也要走3个多小时。 　　尽管基层医生各方面的条件都十分艰苦，但姜万富依旧放弃了回上海工作的机会，扎根昆仑山脚下的牧场，一干就是40多年。他在行医生涯中无数次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少数民族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穷多呼托’（大医生）”。 　　“在这里工作了42年，我知道这里太需要医生了。”早在1971年，牧场领导曾给过姜万富两个选择：一是提拔当排长，二是送到部队学习，继续从事医务工作。姜万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医生应该是最善良的人，是老百姓最信任的人，是可以托付性命的人。”姜万富说，从医40余年，他从未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相反，作为医生的许多经历让他难以忘怀。他给记者讲了两件印象深刻的事。 　　“一件事发生在1974年，我被调到海拔4800多米的云母矿山担任卫生员。临出发前两天，我在给矿上装物资时不慎被油桶砸伤了脚。怕耽误工作，伤没好利索我就自己拆除了裹在脚上的石膏，拄着拐杖，随骆驼运输队赶去矿点。刚翻过第一个达坂（即冰山、雪山），天就下起了雨，后来变成了雨夹雪。翻过第二个达坂，我的全身已完全湿透了。赶到牧场时已是深夜1时多了。脱下鞋一看，没有完全好的脚又肿了。”姜万富向记者描述到，“当走到一个中转站时，一对少数民族夫妇抱着一个生命垂危的男孩来找我。我一看到孩子就觉得不对劲，立即进行了检查，发现他患了严重的肺炎，如不及时救治将有生命危险。后来对孩子进行紧急治疗，挽救了孩子的生命。这对少数民族夫妇对我表示最真挚的谢意，我觉得肩上的压力很大。” 　　还有一次，库那洪大队几十位民兵在训练时不幸感染了流行性感冒，全部病倒。大队派人到山上找医生，姜万富二话没说，背起药箱骑马前往。处理好患者后，又传来矿上一位女职工患重病的消息。但这时山上发生雪崩，山下洪水暴涨，冲毁了回矿区的路，如果绕道要走一整天。村里人说，有一条黄羊走的小路可以到达矿区，但非常危险，5年前曾摔死过人，以后再没人走过。为了救人，姜万富决定冒险走小道。他向农民问清方向，背上药箱就出发了。走了不到一公里，道路越来越崎岖，他只能在悬崖峭壁上攀爬。他一手护着药箱，一手紧抠石缝，身子悬空向前移动。下面洪水翻滚，涛声震耳欲聋，让人紧张得直冒冷汗。就这样，他硬是咬牙坚持爬完了最后一段悬崖。因为及时赶到，病人得到救治。 　　“不懂维语我就不能与病人交流” 　　除了治病救人，牧民们喜欢他的另一个原因是“姜院长与我们没有隔阂”。姜万富告诉记者，少数民族语言也是当地医生必须掌握的。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你就不能跟病人交流，总不可能天天带着翻译”。为此，扎根新疆的姜万富一面钻研医技，一面向少数民族老百姓学习维吾尔族语言。 　　姜万富向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天，一位维吾尔族妇女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来看病。婴儿发烧，我认为是上呼吸道感染所致。由于不懂维吾尔语，我们只能通过手势来交流。比划了半天，我给孩子开了一些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药。等到病人离开后，我感觉由于语言不通，对刚才的检查心里没底，越发不安。立即叫上一位会汉语的维吾尔族牧工陪我去找那位妇女。通过反复询问发病原因，再仔细检查婴儿，确诊为腹泻引发的高烧。”姜万富说，这件事让他感到自责。他想，如果自己懂维吾尔语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从此，姜万富的口袋里除了听诊器，又多了一个记维吾尔语单词的小本子。只要有空，他就向维吾尔族职工讨教。他每天早起1个小时，到山坡上练习发音，很快就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 　　一次，卫生员送来一名维吾尔族女患者，当时病人已经脸色苍白。姜万富用维吾尔语询问病情后，很快确诊为宫外孕。他立即组织医生护士实施手术，患者很快脱离了危险。 　　如今，姜万富快要退休了。“到卫生院就诊的病人越来越多。一年接诊病人超过1万人次。今年要抓紧时间培养年轻医生，让更多的乡亲看得上病、看得起病。” 上山下乡 青春无悔! 作者：一对家长 （2006年）十月四日下午，央视在《探索?发现》节目中，再次对那场“知青”运动进行恶毒诬蔑，什么：“黑暗”、“绝望”、“灾难”等老生常谈。 对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同的人生观人有截然相反看法。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农联盟是我国的政治基础。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党的性质与历史任务所必须。这也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路线今后还将实行。无论那场“知青”运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动的，也无论在组织、管理上出现什么失误，但是，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的三个孩子都插过队。三年中，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收获很大。他们认识了农民，了解了国情，性格与意志行到了煅炼，学到了许多农业知识和生产的技能，学到了农民纯朴、勤劳的品质，对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形成帮助很大。他们没有感到什么“黑暗”、“绝望”、“灾难”，而是觉得幸运、光荣与骄傲。他们说：“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在人的一生中机会不会很多。”他们认为：“毛主席让我们在广阔天地里煅炼成长，是为我们好。” 今天，我们的三个孩子都成了国家有用之才。一个孩子在北大方正任职，一个孩子成了词作家。一个孩子在国家机关任公务员。他们始终热爱毛主席，信念非常坚定。 中央电视台，做为党的喉舌，为什么总是与毛主席做对？这是一种倒行逆施行为，是很不得人心的。今年是毛主席逝世30周年，又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我们应该隆重纪念才是。 （下面搜编一些在别处找到的网友回忆，应该是一篇正文下的回贴，但是反而没找到正文，只找到这些回贴，这可能就是网络转来转来的后遗症吧。） 网友：一个红小兵 文革被否定了，所以知识青年下乡也被否定了，当时我是一个红小兵，我眼里的文革和电视里的不一样。小时候我在西部一个比较偏僻的山村度过，当时我们村里也来了知识青年，队里用专款盖了新房，当时许多社员还住的是窑洞，他们的口粮从队里的保管处领，绝对有保障，女的与军婚在当时社会并成为两条“高压线”，谁要欺负女青年，立即法办。他们与社员共同下地劳动，许多人成了文艺骨干，我记得我当时老缠着一个给我教扑克魔术，当时我们把他们叫“洋学生”，他们与社员处得很好，表现好的早早招工回城去了，不像有些影视作品描写的那样，反正我没有见过。我想，下乡的经历对他们的人生，一定有不少帮助的。 网友: 黄洋界 70年我们分到工厂，虽然叫我们臭老九，其实还是有一点酸溜溜的意思在里面。臭老九算国家干部，工资比工人多不少。工人36元，臭老九42元。转正后，52.5元。（在南昌） 找对象不成问题，很多女工喜欢。故有臭豆腐一说。你说那两句什么“...越反动”云云，在文革时没有印象，倒是打倒“四人帮”才听到的。 网友: 金箍棒 我也是文革过来人。我在这里只说一点文艺的事。文革中我不知看过多少文艺演出，仅在北京就看过好多场。那时最唱得响的当然是八个样板戏，但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内容的，按演出时间内容数量看，“只有八个样板戏”绝对是大大夸张了的。你应该知道，这是当时对文革的污蔑。例如，内蒙古的乌兰牧骑，还有我们家乡的各种演出，梆子、柳琴、四评调，等，有移植的，也有自编自演的，极为活跃，全是演的工农兵，当然还有复辟派攻击的所谓“毛泽东崇拜”，那是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对自己伟大领袖的热爱。文革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盛大节日。 作者: 公社社员 我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觉得我也应该有发言权吧。你讲69年——71年半导体里只有样板戏和聂耳的抗日歌曲是不符合事实的（不排除你的半导体只能收到极少的台）。虽然各地文革的情况各不相同，但这些文化上的大事恐怕全国还是一致的。回忆一下，还应该有毛主席语录歌和毛主席诗词歌吧，这类歌曲的量就不少；另外大量的歌颂毛主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像《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我们耳熟能详，至今还在广泛传唱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阿佤人民唱新歌》《壮锦献给毛主席》等等，我觉得你应该想起来了吧；还有就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些歌曲“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就义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这些歌，全国造反派谁人不识？谁人不唱？紧接着，大概是在71年底，就整理解放出来一批陕北民歌，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边区大生产》等。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上初中二年级，以我的年纪小，没文化，我都能感觉出来，中央正在腾出手，一批一批的整理传统的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社会主义文艺舞台正一步一步繁荣起来。除了半导体之外，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那时那个单位没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个宣传队拉出来就能演上一台戏，除了那些公演的节目。也就是各个宣传队都保留的节目《老房东查铺》《老两口学毛选》《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等，那些三句半、快板书基本上都是各单位根据各自的情况，自编自演，贴近生活，生动有趣。 有一位网友说的好，那个时候，批判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我就看到了“山本五十六”“日本大海战”彩色宽银幕电影。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几本苏联小说在我们手中传来传去有“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关于这一点，自由派领袖人物朱学勤在他的著作中尚有描述（讲他如何想办法买到这些书），我们所谓的左派不至于就忘了吧。忘记了，可以回忆，不知道就要调查研究，千万不能的是误导我们的年轻同志，这是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第四部：文化大革命 美国新经济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作者：ctmd 对毛泽东的评价很大程度集中在对文化革命功过的判断上。 启发我对文化革命的-经济学思考是这样的。去年经济史学家 Doglas North (1993年 Nobel Prize Winner)来我在的学校作了一次演讲。他把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史和美国十九世纪经济史扯到了一起,得出了和自文艺复兴以来主流观点完全相反的见解。North的演讲启发我写了一篇关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革命的日记。由于日记结论和关于文化革命的主流观点相背,且又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我一直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我的想法。从经济史的角度,日记对文化革命关于经济制度转换和社会结构功能的演变是这样切入的(从历史文化的评价当别论)： 　　（一）中国革命前出现九十年代后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将会减缓或窒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文化革命前,中国的土地改革和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剩余。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体系没有建成之前,如果出现类似九十年代后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这个稳定的农业剩余很可能象巴西和印尼一样,被官僚警察军队和经济贵族网织的社会势力鲸吞很大一块阻碍或打断发展的过程。极端情况下,中国将会象印度一样演化的上层势力通过制度沿习完全拥有发展民族工业的珍贵农业剩余,造成社会中穷的极穷富的极富。永远陷入叁流国家而无法发展的陷阱 。 　　中国的实绩是,土改和统购统销一方面为中国从制度上汇聚了稳定的农业剩余。另一方面叁反、五反、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从城乡两个完全相异的社会构造里打掉了中国在工业化基础建立之前出现鲸吞农业剩余的寄生阶层的可能。尤其是文化革命,使得中国从根本上消灭了工业基础 建成之后出现任何权力和经济新贵在制度上合法结合的土壤。农业剩余有了,鲸吞农业剩余的现代化绊脚石式的社会势力不在。这就是中国今天成为继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上亿人口在二十多年长时间经济腾飞的秘密。 　　（二）中国文革后，在九十年代出现了官僚和经济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但由于经济起飞的基础工业体系已经建成，社会承受这种破坏现代化过程的能力加强。文革结速后,工业体系基本建成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加快,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八十年代后期，经济新贵和官僚权力在社会转型期结合起来借制度漏洞不公平地攫取新增财富。这种势力在九十年代有加速 扩大之势。但是，由于农业在工业的支持下为全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粮食，城市发展也使绝大多数市民生活获得改进。鲸吞新增社会财富的势力在社会中引起动荡，但没有大到足以抑制现代化进程的程度。表明工业化后出现鲸吞新增社会财富集团时，发展过程已走出童年期，免疫能力相较前一期发展要强。 　　（三）九十年代新贵势力剧增，特别是军队经商，警察违法，海关走私和基层中层干部大面积结合贪污，威胁中国存亡的时候，中国平民阶层在 1950---1980 叁个十年的长足发展中已占社会的主流.累积了能够打倒这批新贵的社会综合力量。制止军队经商等就是平民老百姓和中央地方正面力量占优势地位的明证。如果中国没有叁反五反到文化革命等一系列全社会趋向平民化的过程，九十年代的反贪很可能是印尼的样子。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反贪，比和她一个省下边的地区差不多大的台湾还要好。同样，巴西和印尼比中国大陆经济早起飞二十年，他们的军队、警察和地方新贵勾结起来，盘根错节，普通老百姓和中央的一批改革派几乎无能力实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两国不仅经济结构缺胳膊少腿，而且再行发展的经济动力也不够。 　　这说明中国在社会基本力量的分布上已经是个平民阶层主导社会发展的格局。这是个现代化国家的政体，虽然她和西方现代化国家整体的表面构造不一样。印尼、印度和巴西是传统落后国家的政体，虽然她们在表面构造上和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政体相同。中国土地改革到文化革命的洪炉化掉了社会中的传统筋骨，使其在构造成份上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比例。 　　文化革命是快了些，委屈了一批人，尤其是不到全社会3%的教育、科技、影视和地方乡绅。这是它的副作用。但文化革命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堵死了中国走回传统社会力量分配格局的路它偏向了中国普通老百姓。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今天中国经济长足发展的制度设计人，而不仅仅是开国元勋。 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浅思 -----至**老师的一封信 作者：云门禅人 老师：你好！ 将两篇旧文奉上。公开信主要是批"08宪章”。“高高举起毛泽东的旗帜”是从国内外历史漫谈毛旗帜的重要性。非常浅薄。无论如何，我认为毛是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而他所作为，无不是为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长治久安。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而今天在辱骂和攻击毛的人，请问他们对中国人民又作出了哪些有益的事情。每当想起毛伟大的一生，我只有惭愧。于此。我想起太虚法师的一句话：“仰止唯佛陀，成就在人格。”用于此或许能表达以万一。 一个稍有哲学修养和有基本正义感的人，我们不需要看什么小道消息或内幕，我们都可以通过公开的社会现象和资料，由此即彼，由表即里地做出判断、分析。人类社会数千年来，财富、土地和权力都是由少数人掌握。拿妇女的地位来说，受压迫和被逼为娼妓，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被一些文人骚客所歌颂的。更不用说黑社会（黄赌毒）等社会现象了。无论今天的美国、台湾和大陆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延续，并且发扬光大这些丑恶。这一切也被主流媒体鼓吹为“人性”、自由。如果按此逻辑，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独裁法西斯，乃至于利用战争大发横财等等一切邪恶行为，那岂不是都合情和合理吗？也不都符合“人性”吗？毛泽东恰恰是看到了“人性”自私的一面，所以他要“斗私批修”，（修即是走资）如此一来，就触动了千百年的“法理基础”，和每个人的灵魂。所以，文革就是人的灵魂的一次大曝光，无论是真善美或是假丑恶，都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如果，我们能平心而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他们因为能“识文断字”是“劳心者”，相比劳动人民（劳力者），他们的地位是高于工农的。故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而文革中恰恰首当其冲的是知识阶层（社会思想层面而言，权利层面当然是反走资派）。而且将知识分子放在了向工农学习的地位。有些被骂成“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可以想象其（集体潜意识的）自尊心是多么的不堪啊！ 再有你讲到千家驹在国民党时，他的收入是多么可观。但是，他没讲他是什么地位（和阶层）。而95%的人民是什么样的收入。齐白石四十年代末出版的自传，我在美国图书馆看到的，一个普通的画家，特别是他在家乡的生活真是可以用“惶惶不可终日”来形容，读了令人潸然泪下。我想他比之于劳苦大众，或许好很多。其他普通民众也就不可论了。我太太的外公、外婆也是学校的老师，他们的说法却是，入不敷出，常常担心失业，新年接不到续凭书。更不要说我的祖父，他解放后还被定为富农，他也要常常领着我父亲去借粮食，遇到灾荒还要吃“观音土”。我的父亲12岁就离家到长江上去拉船。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啊！再看《三毛流浪记》，我想作者决不是凭空杜撰的吧！因为今天中国的社会，这些现象，已是触目皆是。而在毛泽东的时代，我们的经历，是绝没有的。这些事也是不可想象的。 不然老舍也写不出“骆驼祥子”、“龙须沟”，鲁迅也写不出如此犀利的杂文。如果国民党那么好，也解释不了人民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将他推翻。其实，看一看，1949年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对蒋宋腐败政权的描述，这些也是当今右派能够否认的吗？ 如果，当时所有人都是如此情形，那也无话可说，然而，蒋宋孔陈四大家对中国人民的财富掠夺却是骇人听闻的，今天，美国史丹佛大学图书馆公开的资料，当时中国的财富几乎被不到20人掌握。除了前面四家，还有张群、陈济棠等。直至前年，美国国会才公开的一份材料还提到：“1948年光宋美龄存往美国21亿美元和无数价值连城的古董珠宝”，这些都被美国政府冻结。所以，我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要看站在什么地位（阶级立场）。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文革恰恰是打破了人类社会的惯例，要探寻一条人民民主的道路。如果说有失误，那也是枝节的和技术性的问题，他的方向绝对是正确的、伟大的、光荣的。这也是连美国一些文革问题专家也不能否认。这就是为什么一位加州大学的学者，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奥巴马的胜选是中国文革的延续”的论文。 今天的世界金融危机，更证明人类的发展方向，一定要向公有制和人民民主方向发展。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一条真理。如果，社会制度是私有制，那么，人的“私性”特别是在当今的高科技引导的全球金融资本市场下，就会“发扬”得更加肆无忌惮。这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就是证明。美国的石油战争、资源战争、金融战争、货币战争，无不是将“私”的恶魔进行最大的释放。 因为我国当权派美其名曰全面与世界“接轨”，其实质是当美国的附庸，被美国操纵，为少数人谋私利。所以，他们不敢面对这铁一班的事实和马克思的科学论断：“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使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比例关系往往不能保持,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为，如要正视这一问题，必然回避不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也就必然要重新肯定文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中国古语有：“窥一斑而知全豹”，“防微杜渐”，作为一个高瞻远属的伟人，毛泽东确实看到了我们常人所未见的问题和危机。故他本着爱国爱民，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发动了文革。反修防修，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也就是人类社会是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是任由少数国家、财团所控制，任由他们挥霍，而多数国家和人民连起码的生存权都不能保证。还是要追求人类的公平、正义和尊严。而这两条道路，是没法调和、没法妥协的。就连在帮助xxx上台立下汗马功劳的王震在临终前也说：“毛主席比我们看远50年啊！”他有此醒悟，是因为他最终站在了大多数人民的立场。 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其实我是走过一段弯路，我也讲过我的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我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来，我研究佛教，发现佛陀的精神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多么的相似啊！人要解脱、觉悟，就一定要消灭“私心”，甚至连“我”也要“消灭”。我在禅堂参禅时，老师常常香板警策。有时并未犯错，也要被打，每天都有一次“普打”，就是每人都要受老和尚打一香板。这就是“警策，” 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魔鬼——“私欲”，他虽然暂时隐蔽起来，一有机会，他就会吞食我们的真如本性。毛泽东真是用他的悲心在度化众生，从人的心灵深处，将“私性”的恶魔消灭。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解放。佛陀认为：一切众生之所以有烦恼、痛苦、生死轮回，就是贪欲我执所在。所以《金刚经》，首先教大家破“我相”。历史是多么的相似啊！佛陀的教诲，被他的最亲近的学生“善星比丘”所反对、毁谤、诬蔑，佛教最终在他的家乡---印度被消灭。而在东方中国发扬光大。也象基督教一样，耶稣被他的学生犹大出卖，被钉在了十架上，在耶路撒冷被消灭，而他却在西方得到弘扬。毛泽东，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终于革到了每一个革命者自己的头上，这是让每一个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要痛苦的经历。这也可以解释他的许多战友，有些被暂时打倒，有些走向背叛、反对他的道路。以至于，在他离开红尘后，中国的犹大们要将毛泽东钉上十字架。毛泽东在十字架上为他的人民流着血，他的人民却被魔鬼的鸦片（私有万能）陶醉着。中国人民啊！要想再次摆脱魔鬼的索搏，你们将要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佛陀和耶稣在他们在世时影响有限，而毛的影响却遍布全球。去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世界上100位对人类社会有影响的人，中国有只有一人上榜，他就是———毛泽东，该期的封面题字就是毛的语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可见，毛的影响是会贯穿人类社会的。还有他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人类他就有生命力和需要。难道这些也是中国的右派能妖魔化得了的吗？ 如果这样，只能说明他们别有用心和丧心病狂！今天中国和世界的惨况和乱象，不正是没有毛所提倡的“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思想所致吗？弱小民族、弱势群体被压迫被奴役。弱小民族反抗侵略和奴役被说成是恐怖分子；弱势群体要求正当权利被判为破坏“和谐”，而无良“精英”们还在要“帮富人说话”，请问首先，为什么一些人该是富人？一些人做牛做马，就该是穷人，这些富人敢将他们的发财之路公之于众吗？人民要求了十数年的“公务员财产公开法”为什么连议程都排不上？再说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富人什么时候缺少过帮他们讲话的人。 有，那就是毛的时代，所以一切以“私”为出发点的人和团体，他们就一定会仇视毛，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右派们的“为穷人办事”却是虚伪到极点，连说话的立场都是站在富人一边的人，你能相信他会为你办事吗？一个在大众媒体上、在法律制定上和在法庭上站在富人一边讲话的人，他怎样为穷人办事？这不是逻辑混乱到极点吗？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听他怎样说，而要看他怎样做。 老师也在批评社会的不公、腐败、黑暗，但是却对一场保卫公有公正、建立四大自由、由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运动（文革），持坚决反对的立场。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发生改变，成为私有，那么他的上层建筑，一定只能为私有的少数人服务。正如佛陀言：“菩萨畏因，凡夫畏果。” 老师的观点不正是犯此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吗？一方面对社会的不公、腐败、黑暗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却对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历史顽疾的革命，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这不正如，得了癌症的病人，不愿意消灭肿瘤一样吗？毛泽东他之所以伟大，正是他善于抓事物的因，实质和主要矛盾。从源头治理污染，而不是行“妇人之仁”，小恩小惠。 而毛发动文革之所以尤为伟大，正是因为他能革自己党和政权的命。他早已知道，他发动的这场革命的后果，但是他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他义无反顾。反观一些人和团体，他们无不是在延续几千年的习惯势力。为一己之私，祸延子孙。将广大人民的利益置于少数阶级的魔掌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而文革正是这一论点的伟大实践活动，毛泽东也正是如此伟大的革命实践家。 啦啦杂杂，写下一大堆，实在不成体统。但却是我的真话。我们讲话，没有私人利益的驱使，不像茅于轼之流，拿着美国福特基金的津贴却要扮一副为民请命的嘴脸。写下这些无外乎，是因为昨日的谈话，言犹未尽，现将我的一些思考向老师请教。诚心诚意希望得到批评。真理需要实践检验，也需要时间证明。白居易有诗曰：“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三十年了，我想能够真正的客观全面看待历史、现实，我们总会得出接近真实的结论。 毛泽东晚年华章：点燃思想解放的星火！ 作者：听光 中国自秦朝以来，确立了“以吏为师”的规定，至隋朝兴起科举制，平民出生的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跻身官场，成为官僚的后备军，至此可以说官僚文人就在中国确立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民众只能仰视膜拜的对象。由此就可以知道，古代何以有所谓的“治国先治吏”的说法了，因为文人官僚是全民效仿的榜样嘛，他们一旦道德败坏，社会自然崩塌。 以吏为师深深地印记在中国文化里，作为文化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人也就形成一种思维惯性，那就是一切都视当官的为准绳，一切都听从有学问的人，谁的官位高谁的学问大，谁就说了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思维套路很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现象。 比如在共产党早期，有的党员干部虽说读过不少马列主义的书籍，还打着以俄为师的旗号，把俄人说的话就像是圣旨，盲目照搬马列的一些具体观点和俄国的一些具体做法，大搞教条主义，而置中国实际国情于不顾，结果给中国革命多次造成重大损害。 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进程，并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而没有毛泽东思想指导，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真是苦煞人。在延安整风时期，通过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又推动了共产党员们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有力地推进了战争的进程，并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国解放的革命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党员做了官，就开始停滞不前了，要享福作乐了，搞起官僚主义来了。此外，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平民都是文盲，这样在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影视等各个文化领域就主要还是由旧社会过来的文人把持着。 那么，要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当然就需要整顿共产党的工作作风了。另一方面，就是要推进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促使推动他们能够转移到人民立场上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思想。试想，如果旧知识分子拒绝改造自己的思想，而仍然坚持反人民的立场路线，那么可想而知，这样的知识分子越是学问多知识多，却对人民事业的危害越是会更大。可以说，如果立场路线错误，那么知识越多的确就越反动。现在不仍然存在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公然鼓吹多数人辛苦少数人享福的观点吗？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从这里可以看到，单单依靠旧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大力培养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但是学校新闻出版教育等又把持在旧知识分子手中，那该如何办呢？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就是改革原来的教育制度体制，使之有利于培养人民知识分子，另一个就是群众可以自由批判旧知识分子，批判旧知识分子的各种腐朽观点，破除群众对知识分子中学阀学霸反动学术权威的迷信崇拜，而有力地推动人民教育文化事业的大发展。 对于党政干部中出现的一些官僚主义问题，也要探索新型的民主监督的机制，这当然就要支持并鼓励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地批评各级官员干部，对他们实行舆论监督，促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是自己自愿承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既然如此，作为被服务的人民自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共产党的人员和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监督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也只有人民群众可以自由批评，共产党才知道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到底做的怎么样嘛，才有利于不断改进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嘛。 从这里可以看到，要建立人民民主监督的体制，要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培养人民知识分子，就必须首先着力破除对文人官僚的迷信崇拜，也只有破除了这种思想束缚，人民才能真正的思想自立起来，能够自由地思想和批判，人民的民主精神才能确立起来。也只有人民的民主意识真正确立起来，才能更稳步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和发展。 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在与一切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更是破除教条迷信思想的精神利器。那么，向广大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动广大人民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这就对人民群众破除对文人官僚的迷信大有作用和意义。通过普及毛泽东思想宣传教育，推动广大人民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显然有利于人民的思想自立自由起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甚至，改革开放后，更是挟思想解放风潮，群众的思想自立自由到可以对毛泽东本人都能进行质疑批评了，这在中国历史中是难以想象的重大现象。 星火已经点燃，思想解放的大门已经打开，风头之强劲，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一度被打的粉碎。在要打碎毛泽东的浪潮中，有些人本来就是敌视人民敌视社会主义的对手，有些人是被蒙蔽的群众，有些人是无知而人云亦云。但历史没有终结，在反毛浪潮的一次次冲击下，毛泽东的形象却越来越光辉明亮，这也许是反毛者没有想到的吧，换一种说法的话，这些反毛者简直就是一直为毛泽东翻案的重要支持者，因为正是这些反毛者们的不断自我暴露曝光的表演，从反面印证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对于中国今天的一切毛泽东已经基本预见，并在文革中广而告之于广大人民群众知晓。毛泽东搞文革并不是说要就此把这些将来必然要出现的不良社会现象全部消灭，其实毛泽东也清楚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明白的就是他已经掌握了这一社会发展逻辑，他所要做的就是，一则是对人民发出警报，二则就是提前做好打防御战的训练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就是，一是通过发动文革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启蒙，训练人民的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群众通过实战模拟训练，体验掌握一些社会斗争经验，二是通过改革教育制度，尤其是通过上山下乡运动，通过大风大浪的磨炼，从新一代年青人中培养出新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毛泽东不仅如是说，也是如是做的。毛泽东晚年的一切努力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就是引领中国人民从此走上自我解放之路。思想的自由独立，批判的科学精神，这就是毛泽东引领中国人民打开的自由之门，这就是毛泽东引领中国人民开辟的解放之路。 只有中国人民的真正的自我解放，才有中国的崛起和复兴，才有中华民族的无限光辉未来。 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民主人权与自由! 作者：下岗工人问候 毛泽东思想的民主人权与自由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无数民主先驱共同智慧的结晶，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强大思想武器。 众所周知，世俗国家就是不是通过宗教教义来管理国家的政教和一的国家，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千百年有历史以来，从未出现过宗教来管理国家的政教和一的国家，而是一个由世俗国家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战乱频繁，每一次大动乱，都会形成千里无鸡鸣，赤地千里的悲惨画面。而作为千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说学，一直是统治阶级和精英士大夫集团的思想武器，没有出现被广大人民掌握并运用来捍卫自己民主人权与自由的指导思想。 现代西方出现的民主人权与自由，几乎完全出在非世俗的国家。有人说美国是世俗国家，这是不正确的，美国现在至少有95%以上的人信奉基督教，从其历史来看，民主的发展是随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而扩大与发展的。这就是说美国的民主人权与自由完全是建立在相同价值观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共同遵守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是建立在人民普遍熟悉、掌握，并指导人民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准则的基础上的。欧洲情况和美国情况相当，只是欧洲的民主人权与自由更多的融会了世俗的皇权思想。 用美国的民主人权与自由套用到世俗国家中，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即使套用到东正教为主的国家，也出现和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战争、屠杀、分裂、动乱、饥荒等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从卢旺达到南斯拉夫，从伊拉克到阿富汗都证明了美国的东西不是随便能套用的，即使要套用也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坦克和士兵们在这些国家维护。 中国一个岛上的民主人权与自由除了基督教几乎成了民间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以外，还需要美国航母战斗群和日本右翼的维护，完全不是主权国家的民主人权与自由，这一点如果看不清楚，就会带来无穷后患。 中国是一个完全彻底的世俗国家，政党也是完全彻底的世俗政党，人民也是完全彻底的世俗的人民。首先说国家：中国从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种宗教作为国家的国教出现，宗教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也只是皇权的附庸，是为统治阶级进行精神抚慰的工具；其次说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把任何宗教都视为麻痹人民的鸦片的政党。其他任何民主党派都不是建立在任何宗教基础上的政党；再其次来说是人民：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一直承现出多种世俗的观点，从战国的诸子百家，百花齐放，到现代的赛先生德先生救国，都不是信奉宗教的行为。而民间对儒、释、道三家和现在传播的其它宗教的千奇百怪的解释与供奉，几乎全是实用主义的理解，个别苦行者的虔诚，几乎被完全边缘化了，没有对人民意识产生任何指导性影响。而中国宗教之间每一次演化，都出现了生灵涂炭的极端现象，从《封神演义》的记载，一直到回族与清朝政府的对抗，千百年来宗教几乎成了每次动乱的代名词。 在成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出现了毛泽东思想，这是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形成的一种在中国争取民主人权与自由的思想。是通过世俗的手段，来完成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学说。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学说。 毛泽东思想的民主思想体现在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文化民主三个方面。政治民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表现在理论方面主要是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上，《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这就在世界上承认，中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国家的权力受工人阶级领导。这和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宣传的皇权天授、奉天承运、真龙天子等完全是水火不容的。在实践中，毛主席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从建国开始，毛主席就不停的为宪法赋予工人阶级的权力奋斗，直到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行政权力通过增加宪法的条款的形式交给工人阶级；再说军事民主：军事民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军事民主在理论上主要是建立革命军队的理论，包括把支部建在连队上、士兵委员会和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民军队的宗旨。实践上，把军队和人民的关系作为鱼水关系来处理，把人民战争作为军事战略，把民兵是胜利之本作为军队作战的依靠。再其次是文化民主：文化民主的理论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理论比起流传几千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艺理论有了根本的转变，这种文艺理论闪耀着灿烂的民主光辉，把人民群众作为文艺描写的对象，反映出了坚持人民民主的建国文艺思想。实践上，通过宣传部门，把反映人民生活工作的文化产品，作为重要任务完成。培养一批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文化新人，使人民文化生活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毛泽东思想的人权思想是世俗国家中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把人民解放始终放在首要位置，人权理论把消灭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作为最高目标，最早提出官兵一致，待遇一致。主张人民翻身，土地平均、一切权力属于农会，在工厂实行8小时工作制。摧毁封建包办婚姻，主张恋爱自由，镇压反动的地主恶霸和土匪汉奸，对反动会道门进行打击，坚决废除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私刑和宗族家刑。赋予基层民众选举基层政权的权力。在实践中，通过组建民兵武装，使人民武装起来，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有了保护自己的枪杆子。通过组建贫协会，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组建自己组织的权利。通过组建工会，到后来工人只要愿意可以任意组织任何形式的团体，主张自己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思想的自由思想是否定一切前提的最彻底的自由思想，在自由理论上：主张民主集中制，任何人的意见都可以表达，并用宪法规定，人民有四大自由和罢工的自由。用各种行政手段和政策，赋予农民不受任何其它力量干涉的自由，赋予工人自由劳动不受任何压迫和解雇的自由。实践中，群众有游行示威而无任何限制的自由，群众有维护自己权利与官僚集团进行大辩论的自由，群众对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张贴大字报的自由，对一切贪污腐化有大鸣让对方做出解释的自由。 有人说毛泽东民主人权与自由的思想是假，独裁是真，主要是因为不能反对毛主席。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在世俗国家中，反对什么就是要立什么，如果都来反对毛主席，那就成了36路烽火72路诸侯，民主人权与自由的思想不仅不能实现，反而会在战争与杀戮中，将毛主席的民主人权与自由的思想彻底毁灭。人民最关心的是和自己周围的人的关系，自己是否受到了压迫，自己的合法权利是否受到了剥夺，自己的政治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实现，自己的劳动和财产权利是否得到保障，自己的婚姻自由是否被干涉，自己的生存权利是否受到威胁，自己和家庭接受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福利是否得到了落实，而不是反对国家最高领导人，从而取代之。 有人说毛主席的民主人权与自由的思想导致了饿死人，这恰恰是毛主席的民主人权与自由的思想发展的最重要转变时期，通过那次大饥荒，使毛主席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巨大危害，官僚作风、虚报产值、乱放卫星，另加上帝国主义毫无人性的封锁、当时世界上两个霸权国家对中国的步步紧逼，作为主席和自己的孩子和全国人民一样也饿得出现水肿。这才使主席下决心要把彻底的民主人权与自由的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中，从而彻底的完成了毛主席的民主人权与自由的思想。 在世俗国家中，只有坚持毛主席的民主人权与自由的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中国人民走向独立、解放，自由的光明大道。 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 这是原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 William Hinton ） 1971 年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原文发表在美国《 New China 》杂志（美中友好协会会刊）第 3 期上。 韩丁：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开始的？ 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导致运动形势的最初标志，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已出现了。八届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九月）的报告就是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接着，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制定了十条意见。当刘少奇用自己的东西代替了毛主席的十点意见时，毛主席又在一九六五年制定了一个《二十三条》的批示。然后，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五 ? 十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 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部份。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时代，这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始终是长期的和严肃的。激烈的斗争是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毛主席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并动员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时开始的。这场斗争直到今天还在进行。 韩丁：一九六二年（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 周：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 刘还通过保护固有的上层建筑来反对大跃进。他不愿意改变束缚着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后来，陈伯达（一九六九年前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组长）等人和刘少奇一起在农村反对毛主席的前十条。你肯定是看过这十条指示了。 韩丁：不，我不熟悉。 周：如我刚才所说过的那样，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制定了前十条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用另一个十条来对抗。这个后十条既混乱又充满毫无意义的细节，是繁琐哲学的体现。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他用“四清”与“四不清”（经济、政治、组织、思想）的矛盾来代替毛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论官职大小，党内或党外，不论男女，只要犯了“四不清”就都可能被罢官。 由于这样的方案，打击的范围不得不大大扩大。在农村干部中，小私利确实存在——例如把集体财产中的一点点作为私用。如果这样的行动就使他们成为坏人，那么几乎全部农村干部，除极少数例外，都得打倒。例如：假使有什么东西掉在地里（篮子、麻包或一截绳子），一个干部拿回家去，自己用了，他算不算一个贪污者呢？如果这都叫做严重贪污的话，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不得了！ 像这种行为只能归为小偷小摸一类。工厂干部也并不见得不干这类事。举例说吧，有人用工厂信纸写私人的信。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人们不能都很清楚地区分公私。甚至到了共产主义，还会有许多形式的斗争。所以问题不在于“四清”或“四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条路。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且未经中共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国到处做报告。 韩丁：怎样了解更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 周：为了比较，你在去长弓村前，应该到别处走走。你不想去桃园大队吗？我自己没到过那儿。但如果有机会，我倒想去看看。 刘少奇以自己夫人在那儿的经验为基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了。他就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他说这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他：“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后以一个修改本公布了。 但王光美的未经修改的讲话却在各地传开了。录了音并且在全国广播了。我没听过录音带，不知道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我知道关于报告的一些情况。那个桃园大队经验现在正在受批判。整个方法是主观的，不靠事实来检验，也没有调查。 刘少奇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看成是没有一个好的，全是一团糟，他打击一大片。当他或他的工作组去一个村子“蹲点”时，他们搞所谓的“扎根串连”这种神秘化的工作。在掌权十五年后，他们还做什么秘密工作呢？这样会带来什么好处？“扎根串连，秘密调查”——这一切都是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从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作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落实。他把它变成一场干部之间“四清”和“四不清”之争。他们是贪污，还是没有贪污？还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毛主席曾强调说，走资派在党内），或好人坏人之间的斗争？由此看来，他一点也不要阶级路线。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完全和阶级斗争、两条路践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根据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可以撤换成批的干部并使另一批新的掌权。可把社教运动带到针对掌权者的无原则斗争中去。这就为通向资本主义复辟开了路。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座的一位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在刘的路线下工作，干样样事情都得根据一个人是否喜欢别人。一个人掌了权，别人就送礼给他，请他吃饭。 周：当毛主席开始发起社教运动时，就是为了深入进行阶级斗争，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文化革命作准备。但刘少奇插手进来，改变了运动的形式，为资本主义复辟开了道。 你如果去桃园调查，你应当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问，把情况摸清楚。大寨、长弓和桃园这三个村子是三个集中点。大寨走的是毛主席指示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干扰之下，桃园走过资本主义道路。我不知道今天长弓的情况怎样。长弓一度走到十字路口。在你写的《翻身》一书中，你反映了那儿的一些挫折。据我所知，长弓还有问题，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你可以比较一下。 韩丁：文革的大方向是反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吗？ 周：是的。沙石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它本来是一块不毛之地，除了石头以外，什么也没有。如今沙石峪人民在那儿耕作的泥土都是从别处运来的。我到那儿两三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沙石峪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儿的前党支部书记是农民出身，曾经做过乞丐，逃荒到了那儿。他领导人民开山造田。从土改起，通过社会主义合作社，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产斗争的各个时期都领导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虽然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当领导，但由于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被腐蚀而停留在某个阶段。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整个沙石峪就只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大学。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而这两个孩子的行动也表现出了他们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其中一个快要毕业了。她加入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回家保她那掌权的父亲。这使人们非常不满。大队队员起来造反，反对他的领导，我们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群众还反映了这样的意见。当这个村子开始盖房子时，规定每家造两套。这个大队长已有了两套，但他又给自己多造两套。一九六六年五月，当我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那儿去时，我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奇怪大队长的房子怎么会比别人的大出两倍。在紧接而来的热潮中，人们揭发了这件事，指责他们的大队长砍了村里的树替自己盖房子。 人们指责他这两件事是十分严肃的。大家把他从办公室轰出来，撒了他的党书记的职位。这是正确的。人们又进一步要把他清除出党，但这必须得到遵化县委的同意。六六年冬到六七年间，我第二次去遵化县时，听说他们还未决定他的党籍问题。在他的案件仍在考虑期间，他像大队别的社员一样劳动，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然后在一批二斗三改造的运动中和在整党运动时期，他们决定保留他的党籍。最近我听说，人们决定恢复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因为他曾经砍了村里的树去为自己盖房子——也就是说，他会为了私利滥用公共财产——那四套房屋已被没收作为公用。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如果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你就应当在那儿住上几天，设法了解整个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的事件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士地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最早实行的、已做好大量工作的地方，领导仍有时不免会犯错误。由此可见，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民主集中制掌握不好，如果人民不适当地监督领导人，如果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特权就会兴起，那么一个党书记，就会变成土皇帝或地头蛇。他可以欺骗群众，要大家不顾私利，但他自己却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而且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将它进行到底。而且还不能只进行一次。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只见到一次，但这儿的这些年轻人（指着韩倞和弗莱德•埃恩斯特）可能再见到另一次。他们将有权参加。 在资本主义围堵我们时，由于中国这样大，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一次运动中得到解决的。最近，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阿尔巴尼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而且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阶级斗争不会停止。接受这种想法的人已经有相当多了。在中国，要几亿人民明白这个理论需要时间、教育和实践。 韩丁：人们是否需要在实践中获得考验呢？ 周：是的。人人都必须受到考验。 就拿河北南部丁陆谷大队吕玉兰的事来说吧。她十五岁就当上了大队青年团书记。十八岁入党并当上她所属大队的党支书。二十岁被选为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组织不相信劳动模范，并认为他们大都是假的。由于当时学校暂时停课，许多红卫兵就到她大队去煽动。他们贴出了大字报：“打倒吕玉兰”。 当时我们让他们（红卫兵）自由活动。他们想管什么，就管什么，这有它好的一面，因为它暴露了别有用心的人，它暴露了“五 ? 一六”份子。当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个“五 ? 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死硬的“五 ? 一六”核心份子人数不多，但这些人确实当了“五 ? 一六”的头头。坏份子变成坏头头。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跟着谁，所以当时城里的学生和当地的青年召集了许多批判会反对吕玉兰。她通过了道道关口。但她站得稳，后来被选为党支书。她参加了九大，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河北省委代表大会选了她当副书记。她现在只有二十八岁。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候补委员纪登奎，是河南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实际是保守派）反对他的斗争有一百多次。他们打他，还叫他“坐飞机”。但他经受了考验。他不是走资派。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所以在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年轻的委员之一。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没有经过这样的冲击。 在座的一个美国人：为什么极左派对外交问题这么注意，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周：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 ? 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 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不受到冲击。 韩丁：他们怎样攻击你？ 周：人民大会堂是红卫兵未闯进过的少数建筑物之一。当然我们常请他们进来开会，我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强行进入过。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我们举行一个批判陈毅的大会。我也到会。据说那天有人打算把我抓起来。不过，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传闻。 当时，第一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宋远利主持会议。现在查明，他是一个“五•一六”份子。我坐在他的右边。他左边坐着谢富治副总理。离我稍远一点是“六一六”（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头头刘令凯，他曾号召打倒陈毅。我同意出席这个会（这样可使这个会合法化），但这个会只限于批评陈毅，而不是打倒他。因为刘令凯曾公开宣称要打倒陈毅，刘应当是没有发言甚至到会的机会的。 所以当我一见到刘令凯也在，我就问宋远利，是谁让他进来的，他为什么在台上。“他在台上呆着会好些”，宋说：“那杨他就不敢捣乱了。” 但这些学生们自食其言。会议刚开始，就从二楼前座放下一块大标语布，上面写道：“打倒陈毅”。如果要在这一大群人面前表示抗议，就应当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沉默，所以我决定不出声。 就在那时，他们通知我，刘令凯要发言。我对宋远利说：“你如果让他讲话，我就离开会场。”听到这样，他答应不让刘发言。但他在这问题上又一次失信了。当我出去休息一会儿时，刘令凯上了讲坛，讲了话。 谢富治当时也在台上，他对这很不高兴。他找到了我。在我们二人都出了大会堂时，某些武斗份子立即跳上舞台袭击陈毅。但我们的警卫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当学生们跳上台打陈毅时，警卫员们围上来保护他。学生们漫骂，但警卫员说：“你们不能带走陈毅。毛主席下令保护他。”因此，没人敢抓他。 韩丁：陈毅的事件已解决了吗？ 周：今年（一九七一年）五一劳动节时，当陈毅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部门感到十分惊讶。陈毅病了。他是从医院直接来天安门的。他被新选为中央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不但中央情报局未及时得知，而且蒋介石的情报局也未及时得知。他们的运气都不好。当蒋介石得知陈毅在天安门上时，他大骂他的情报局笨蛋。 韩丁：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内，你出了什么事？ 周：据说造反派的武斗份子要捉我——但我不太相信这项传说。假如他们不敢抓陈毅，他们怎么敢抓我呢？这可能是过分夸张的胡说八道而已。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在这个时间，他们是不敢动手的。天黑后，周围没人时，这才是他们选择干他们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在外文出版社内出现过。几个好同志被谋杀了。所有这一切，直到去年才被发现和揭发。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许多好同志受到蒙蔽。他们分不清好坏。坏人利用最革命的口号。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他们抓住我有一次曾谈起蒋介石时说的话。当时是一九二四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而我是政治部主任。在那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但他们要我书面骂他。当时我们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 另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重庆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写过：“我们支持蒋介石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今天把这句话拿来，对年轻的红卫兵们来说似乎很可怕。他们问：“怎么能支持蒋介石呢？” 从一九四五年到今天，才过了短短的二十六年，但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不懂历史，有时就会被人愚弄和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以及有关政策的斗争去教育人民。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文革没错，全世界都需要 作者：文吉东 今天看见思闻的跟贴，“大部分美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是谁，不知道毛泽东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还是以色列人。( 思闻 07-02-01 10:12:25 )”，虽然大家都知道思闻逢毛必反，而且也了解他的德行，无非搞点偷梁换柱误导类下流小动作，但是他今天说的这句话本身确是没什么问题，是可能符合事实的。“大部分”，51%就可以算大部分了吧，然后后面来个“可能”，“可能”就是有或然性咯，20%也是“可能”，80%也是“可能”，那“大部分”再“可能”一家伙，51%乘以80%等于40%左右，就变成“小部分了”。所以“可能”这么理解思闻的话也对，就是“美国小部分人不知道毛泽东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还是以色列人”。 而我在国外生活过几年，去过亚非拉很多国家，其中就包括胡主席最近正在访问的国家，也在美国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接触过非洲人、亚洲人（中国以外的）、拉丁美洲人等等，还有就是接触过不少美国人，那么我接触的人就构成了一个对外国人的抽样检验，由于每个地方的人都和我谈毛泽东，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很可能全世界大部分人都知道毛泽东，而且不仅知道这个名字，还知道他是中国人。 如果你认为我会带着一个课题“考察有多少外国人知道毛泽东”去问那些老外你就错了，我原来其实是个崇美派，那时候我也和思闻现在一样，认为毛泽东是犯了很多错误的，恨不能把他彻底忘了而后快。最后我没法把毛泽东忘了全要怪那些世界各地的老外，他们不断地问我有关毛泽东的事情。而最近我工作非常忙还没法忘了毛泽东则要怪思闻没完没了地提这个名字。 我第一次喝穆斯林做的酸奶是在喀麦隆，是和当地的一个工人混熟了后他请我去他们家附近的巴扎，坐在简陋的饭店（如果那也可以称为饭店的话）里品尝。他告诉我不远处有一家中国援建的医院，他说他还知道针灸和ChairmanMao（毛主席），“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派中国医生来的”。 几个月后我到了埃塞俄比亚，这次和我每天一起工作的当地人是个叫苏阮费油（音译的姓）的年轻人，他见我是中国人，非常高兴，相处中他告诉我他的叔叔叫“苏阮费油中国”，我问他“你叔叔为什么把中国放进名字”，他说他叔叔曾经和来帮埃塞修路的中国工程兵一起工作，有的中国战士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他叔叔就决定改这个名字。他问我“毛主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说，“毛主席是个伟大的军事家，但他不懂经济。”他“欧”了一声，我现在觉得，他当时定是无法把“不懂经济”和“修建（纵横东非高原的）道路”联系起来，那条路至今仍是埃塞俄比亚的一条主要公路，它的名字就叫ChinaRoad（中国路）。我也是从那时开始思考，毛泽东真的不懂经济吗？ 美国人似乎对毛泽东更感兴趣，我在美国的图书馆看见过一本主流杂志（好像是时代），封面是由十几个毛泽东像组成，不同的表情和穿着，代表美国人理解的中国的各个方面。有一次和一位芝加哥大学的退休教授聊天，他也仔细问我对毛泽东的印象。我在美国工作单位的经理是个白人移民，有一次我说“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糟糕，他粗鲁地打断了我“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都需要，毛主席做得没错”。这样的老外都让我碰上过。 如果说毛泽东存在于美国上层社会的心里的话，（很有点象思闻哟），那么，美国老百姓则是把毛泽东穿在身上。他们把毛泽东的像印在T恤衫上穿着，或者干脆象泰森刻在胳膊上。 现在，要说“大部分”美国人真不知道的事实，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即“毛泽东已经死了”。“大部分”美国人可能隐隐约约觉得毛泽东还活着，“中国，就是毛泽东塑造的那个样子”，“中国，有毛泽东缔造的PLA罩着，没人敢跟她作战”。 有时我也说不清毛主席是否真的死了，翻开五卷，就能感受到他深远的目光，看看这强国论坛，他分明是还活在我们心中嘛！甚至活在思闻们的心中！其实真正促使我回国后把毛选从尘封的书架上搬下来，认真地、完整地读了一遍的原因，是源于在南美洲的经历。 厄瓜多尔是南美洲西北部濒临太平洋的美丽国度。上世纪末金融风暴也严重影响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剧当地人说，银行家们把银行大门一锁，带着钱去了美国迈阿密。难怪我在迈阿密出差时，美国同事说当地人有一半是说西班牙语的。 在厄瓜多尔，当地单位派来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叫威廉，我们的任务是开车到安第斯山脉的深处寻找适合安装微波通信站的地方，使信号可以覆盖周围的村镇，为当地开通电话服务。我们晓行夜宿，走到哪儿住到哪儿。这一天，我们停车住宿在山里一个只有五千人的小镇，让我惊讶的是这个小镇居然有两家中国餐馆供我们从中选一家来吃晚饭。但是这还不是最让我惊讶的事，最让我吃惊的是，威廉突然提出个要求：“给我讲讲红军长征的事，还有ChairmanMao的事吧”。 在确信我没有听错后，我就兴致勃勃的讲起来，我们俩英文都是二把刀（当地人说西班牙语），我只能尽量把故事说简单，说到毛主席带领红军四渡赤水时，我说“。。。红军渡过一条大河（BigRiver)，然后又过了一次大河（BigRiver），然后又过回来，然后又过过去，然后冲过GoldSandRiver（金沙江改金沙河了），又过了一条大河（大渡河）。。。”一口气过了那么多“大河”（BigRiver），估计是人都晕了，蒋委员长当年就晕了，但是我发现威廉还是很认真的听，他似乎想从中把握什么。我怀疑他在读介绍毛泽东和红军的书，这件事促使我后来认真读了毛选，除了原来在学校学过的几篇著作（《好得很和糟得很》《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我发现其实自己对毛泽东并不十分了解。 回到山下后的一天，威廉两口子请我吃饭，讲起来他们的故事。原来他们有一个小企业，雇了十几个人，生意还不错，他们有七个孩子（威廉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不避孕），生活还是快乐的。金融风暴后，资金链断了，企业倒闭，东西都拿去还债了，一家人成了普通穷人了，现在出来打工养家，比较困难。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抬头看见北斗星，穷苦人想念毛泽东”。 别说金融风暴后，即使在那之前，南美也不属于世界上的富裕地区，那得有多少穷人在想毛泽东呢！ 那之后不久我又和威廉一起去了厄瓜多尔北部边境的一个小镇，还做同样的工作，在那里还碰到了中国长庆油田的人，他们在勘探石油。那个地方靠近哥伦比亚，是热带丛林地貌，有游击队出没。旅馆老板见我拿中国护照说英文，笑呵呵地也用半生的英文对我说，“游击队、战术、ChairmanMao(毛主席)”。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好象除了美国学者，一般老外都是说“ChairmanMao”，即“毛主席”，他们很少说“毛泽东”，网友们可以留心看是不是，而美国教授提到“毛泽东”时，也是按照中文的顺序说“Mao Zedong”，而不是按照英文习惯把名放在姓前面。 也许“毛泽东”三个字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的标记吧。 海外人士看‘文化大革命’ 日本：中国文化革命是促进生产大发展的动力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二十二日报道：由团长国分胜范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经济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后，前天由穗抵港。 　　该团秘书长田中修二郎，团员倭周藏、重松良树，昨天在旅店接见本报记者时，热烈赞扬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指出：当前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大革命，是防修、反修的根本措施，也确是最大最好的战备。他们并驳斥西方国家和日本若干报纸对于红卫兵的造谣和诬蔑，指出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已成为推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量。 　　田中修二郎说，他们通过这次在各地的参观，确实看到了中国人民自建国十七年来，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障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农业取得很大的成就，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很快，人民生活很安定。他们在所访问过的城市、农村、工厂、矿山和研究所，都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大规模地深入开展的实际情况。中国人民都在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勇前进。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成为推动生产、技术、文化等所有领域大发展的动力。他们确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拥有广阔土地和七亿人口的中国，是有广阔发展前途的。 　　倭周藏说，他确认中国人民已精神总动员，做好一切戒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国及其帮凶的任何突然进攻。他完全相信，中国有足够力量击败企图侵犯中国的任何方面的敌人。 　　他赞扬中国人民根据自力更生方针，在工业方面的飞跃发展，例如大庆的石油工业的兴起。他说，中国本身已能大量生产自己设计的各种机械和仪器，为促进工农业的更快更好的发展，并适应七亿人口的广大需要，目前仍由国外进口质量较高的机械和仪器。他并认为中国人民有无穷的潜力，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大大地发挥出来。 　　重松良树说，他们在中国各地看到的红卫兵，都很有纪律，一切行动按照预定计划和步骤进行，并且严守秩序。他指出，中国社会并没有像一些报纸所披露的纷乱情况出现。他说，有些人对红卫兵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争相评论，但是这些人对红卫兵全无正确的认识。 　　谈到中日贸易关系的展望时，他们表示，目前的日中贸易情况，是令人不满意的。但是，佐藤政府的敌视中国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对日中贸易的种种人为障碍终必有打破的一天。发展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贸易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了的。为了保卫和发展日中友好和贸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决心和日本广大人民一道，坚决同一切阻碍和破坏势力进行不断的斗争。 　　【日本新闻社东京二十二日电】关于中国红卫兵运动，国分说，“我认为，这个运动将在今后的国家建设中起很大的作用。” 　　国分说，“当我们看到中国真正的情况时，我们发现我们在从日本动身前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不符合现实。我们得到的深刻的印象是，红卫兵运动在以极其井然有序的方式进行。” 　　他指出，中国的经济显然很稳定，中国在以坚定的意志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6.09.27 德瓦若在美《国民前卫》周报撰文指出中国形势大好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一月二十六日译载美国《国民前卫》周报记者德瓦若新近从北京发出的一篇通讯，题为《中国力量日益强大》。摘要如下：毛主席非常健康 　　任何到中国访问的人，即使他最不尊重事实，但有一件事是不能不注意到的。 　　这就是：他在西方报纸上读到、或者从广播中听到的，有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它的当前局势的任何事情，有五分之四纯然是凭空捏造。 　　在我第三次访问中国期间，我曾经访问过人民公社，并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我曾经参观过许多工厂和学校，甚至参观过人民解放军的兵营。白天黑夜在北京街头漫步，我感觉到比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城市都要安全得多。我亲眼看到今年十月一日国庆日北京的盛大游行检阅，以及当晚的万众欢腾的庆祝。我听到了这个首都的人民向毛主席欢呼并祝愿他万寿无疆的巨大声音。 　　过了几天，我和毛主席谈话，我看到毛主席的健康非常良好，精力充沛。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拥护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获得压倒性的成功。它显然曾经遇到抗拒，在一些地方，斗争也特别艰巨。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历史上创举 　　毛主席实行他的相信群众，坚决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基本政治概念，因而成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其深广程度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由于执行了毛主席的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的政策，群众把解放军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军队。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成就是非常杰出的。革命促进生产 　　在海外常常流传的另一个谣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使中国经济陷于混乱。这个谣言已为事实所彻底驳倒。在经济活动的每个部门，都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年头，收成增加了，今天还要日益增加。根据政府统计数字，山东省水果收成创下空前纪录，比一九六六年增产四分之一。 　　蔬菜、小麦、玉蜀黍和水稻的收成也同样非常良好。冬麦以及其他谷物的总产量比一九六六年增产百分之九。 　　牲畜和肉类的产量有了大量增加。只要到北京的市场去走走，到内地或者到首都去看看人们的脸孔，便会认识到，其他亚洲国家人民所受到的饥饿、苦难，在中国已经绝迹了。 　　在工业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增长。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妨碍生产，刚刚相反，它促进了生产。 　　在若干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大跃进。在济南机车厂，我们看到最新的机车模型，这种机车代替了从前由苏联供应的机车。 　　“鞍钢”的最高级钢板产品，已创下新的纪录，钢的总产量也比前一年大大增加。 　　到今年八月底的生产统计数字显示出，煤的总产量超过国家计划原定指标百分之六。 　　科学成就震惊世界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震惊了世界。它爆炸了一枚氢弹，制成了人工合成苯和胰岛素。最近它又制出了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 　　中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于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它继续忠于它的同解放运动团结一致的原则。 　　当我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演讲的时候，曾经讨论了中国和联合国的问题。对联合国的批评同过去数年我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休息室所提出的大同小异。中国没有外援也能够生存下来，并取得了进步，并不需要联合国。当联合国不尊重联合国宪章，也不尊重常识和这个世界组织自身的利益，每年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辩论时，这是不足为奇的，也不会令人泄气。中国知道得很清楚，这个国家总有一天不用放弃它的原则和它的尊严，而终于获得它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的。（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7.12.02 香港《大公报》报道《田长霖教授谈二次访华》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二十八日以《田长霖教授谈二次访华》为题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机械工程系主任田长霖教授和夫人刘棣华曾于去年六月中旬，作为美国加利福尼亚科学工作者访问团的副团长，在中国参观访问了一个多月。本月九日，田教授及其夫人再度到中国，作了为期十六天的探亲、访问。田教授在谈到他此行的目的时说：“我这次前往中国，主要有三个目的。今年一月时候，我已开始注意到在中国所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趁着探亲的机会，我希望能够了解一下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访问，加深对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了解。此外，就是探亲了。”对批林批孔的看法田长霖教授在谈到此行的观感时说：“去年我到中国去，对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有很深刻的印象。而且，对文化大革命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今次再到中国，看到中国在这一年中又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我们到广州，一下火车，便看到新的、宏伟的广州火车站，交易会大楼也是新的。还有火车站广场、新的宾馆等等。在中国参观时，强烈感到中国在这一年中，有很多变化。刚才所说的只是表面的变化，主要的变化在于批林批孔运动。去年，我确是看到中国在各方面的进步，但对中国的许多思想路线问题，却并不那么深入了解。回美国后，通过学习，看了许多有关中国在各方面进步的消息和有关思想路线的理论文章；今年春天，在我们学校也看到许多有关批林批孔运动的文章资料。这次我们再度到中国去，对批林批孔便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是深入、普及和持久的。我们在各地参观，无论是工厂、人民公社，都看到人们积极、热烈地参与运动。” 　　他说，“关于批林批孔运动，个人的体会是：中国在这二十五年来的进步，是翻天覆地的。但是，仍需要继续建设中国，维持和提高中国在各方面的进步，那就需要抓紧正确的思想路线。因为，如果在思想路线上有所偏差，中国很有可能走上今天苏联那种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也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会使中国倒退。此行最深的印象，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这是决定一切的。批林批孔运动提高全民的政治水平和自觉性，同时促进了生产。”访京津沪沈等城市在探亲、访问期间，田教授夫妇曾先后到过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苏州、广州等地。参观过工厂、人民公社、学校、游览了名胜古迹，并见到了他们的亲戚、朋友。田教授是热物理学专家，故此他特别注意中国的科技和工业发展。谈起中国的科技发展，田教授欣喜的说：“我们此行参观了很多工厂，例如沈阳第三机床厂、鞍钢以及其他的许多小型里弄工厂，我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中国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最令人感动的。解放前，中国连最简单的机械零件都不能自己生产，要靠外国输入。现在已经能够生产许多复杂而又精密的机械仪器了。”展望中国工业化前景他说：“个人认为，中国的工业基础是比较稳固的，而且已经度过了最艰巨的阶段。因为，她在不依靠外国力量的情况下，自己制造了炼钢、炼铁等设备，也制造了各种工作母机。有了这些基础，对工业发展是有利的。中国以后的发展是会加速的。”他又称，中国在工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有些方面有待努力，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只要思想路线抓得紧，这些工业上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田教授认为，工业的进步，必须建筑在农业的成功上。农业在这二十多年中，经过公社化、水利化和机械化，取得很大发展。要是中国没有了不起的农业增产，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中国也不可能建设得那么好。中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这是很重要的原则，也是非常辩证的。最后，田教授说：“这次到中国去，使我感到比去年更亲切，对中国的情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都是书本上看不到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0.03 一段当年红卫兵长征的故事 作者：春天的惊雷 这是1966年一帮青年长征赴京的真实情形。是本网民代人写的。曾发在网上。今于纪念雷锋的3月里，本网民删去一些无关的内容，再发于此。　　 ……十月下旬，最后形成的三十多人的串联队伍，扛着《长征××队》的大旗，在校门口庄严宣誓后出发了。 　　 今天的青年人,一定会感到好笑，认为这是狂热。其实不同时期的人，都有着不同的“热”。这是天真烂漫的年轻人，走向成熟的必要过程。就这样，几十个学生，以极大的热情和顽强的毅力，跳进了社会大课堂。开始经风雨，见世面。 　　 今天，恕我不能详细追叙那个近一个月的具体情况。当时，我们平均每天以一百多里的速度行进。有一半的时间，是两头不见太阳的日夜兼程。最后，全部到达北京，（不过，其中有几个人，在入京城市区时走散），人人兑现了自已的誓言。 　　 值得一说的，是这样几件事： 　　 1、“路线”之争 　　 当时三十多人，还都是娃娃。不停行走的疲劳（记得只休息过半天），大大降低了人们情绪上的控制能力，并且极度疲劳期的出现，又各各不同，于是，三十多人中，常为何时出发？走那条道路？等问题发生争论，——有时还很激烈，——有的人还特别有情绪。这时，我们的几个骨干，就发生重要作用，——在争论中，意见保持一致，形成一个主导性的意见；在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中，通过“人拉人”，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从而，——尽管每次争论都很激烈，最终都能较为恰当地化解了“路线”之争，使总的行程未受一点影响。 2、不忘学习和宣传　　 今天的一些青年人也许不会相信：当时是那样的疲劳，串联的人还十分注意宣传。宣传的内容主要有“十六条”“毛泽东的有关讲话”“各地形势”等；宣传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有传单（当时，随队有人背一台油印机），有随机宣讲（以讲毛主席语录和文革形势为主），有田头边帮助劳动边演唱（主要是语录歌），也有晚间的“歇地”座谈，以及在革命纪念地的演讲。这些宣传，虽然时间短暂，但在当时，却极具鼓动效应。长期奔走，不少人有脚、腿的疲劳伤，但每当有人带伤“出场”，常常感动得在场人泪水满面…… 　 如今一些“妖魔化”红卫兵和文革的人，可能无法想象这些情形。然而，这些都是事实，并且，据我所知，全国当时步行串联的红卫兵，大都是这样的。总的讲，尽管当时和后来——红卫兵犯有不少错误，但人心是向上的…… 　　 3、就是爬，我也要随队一起 　　 说实在话，三五天走下来，就有人走不动了。这时，也常有人因此而闹别扭，——十八九岁，这可是个“在家常向父母发火的年龄”啊！不过，就在这种情况下，你如叫他回家，他会跟你发更大的火；你如劝他乘车，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说：就是爬，我也随队一起！就这样，一直到北京。在近三十天的行程中，仅有两个女生，因特殊情况，每人乘过一天的车。 　　 今天讲起来，有人会问，这是什么在起作用？我要说：是人的理性精神。观今思昔，今天的一些人，用金钱摧毁人的奋斗精神，是多么的荒唐啊！ 　　 3、时时处处有人帮 　　 其实，最令人们感动的，还不是这帮红卫兵的顽强精神，倒是——当时——红卫兵走到那里都能得到的雷锋式的无私帮助，这种——两三千里间，无数陌生人之间的“接力性‘助援’”。一路上，无论走到那里，都会有“同路”的行人，帮助背一些“干粮”和行李。这些所谓的同路人，其实，决大多数都是怕我们谢绝他们帮助，而假“扮”的。无论走到那里，都会有人主动为我们安置住宿，并通常有人为我们“站岗”（——我们一般是凌晨两三点出发，他们为不耽误我们休息，为我们做好早饭，按时叫醒我们）。 　　 4、遇到一次险情 　　 在我们当年的步行串联日记中，有这样一次险情记载：11月10日，队伍经过一个长二百多公里，宽为七十多公里，无人居住的沼泽草滩地，经过大家和当地人讨论，一致决定横跨。经向导带领，大队伍于傍晚5时左右到达宿营地，而脚、腿伤较重的两人，加上照应伤员的两人，一共四人，却一直到晚上八时还未归队。大家判断——迷向走了弯路，如不赶紧找到，因为伤、饿，后果不堪设想。闻讯，当地的群众，自发组织了近三千人的大队伍，一字儿排开，用各式各样的照明工具，进行拉网式的救援。我们长征队的所有人，也无一人因疲劳而住下休息，都参入寻人的大队伍。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寻找，终于于凌晨一点多，让这四个人安然归队。　　 人的意志只有在奋斗中激发，从此，三十多人更加斗志昂扬。人的感情的磨合中建立，从此，三十多个人变得相互理解，再也不在小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一直到北京。 　　 以上是一个回忆，那是个天天都有故事的“长征”，这里仅择要讲一讲。目的是帮助某些人，去了解那段峥嵘岁月和红卫兵。那是一个有缺点，但人心向上的年代，决不是“浩动”（中央也没那么说过）；当年的红卫兵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决大多数人在斗争中，也把自已放在改造中，在不断地成长。 文革中的河南省看守所 ——一个文革造反派的狱中杂忆之三 袁庾华 （本文时间、地点、人员及内容没有任何虚构，文中涉及的人员大多还在，如看到不准确的请告知纠正，顺致以问候，对已故的难友谨表示怀念。）　　 　 　 我们乘坐的军用吉普车驶进了河南省委北院，停放在主楼西侧。一位穿空军军服的人走过来和下车迎上去的老张说了几句话，然后，老张回到车旁对我说，他有事先走了。我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也至此，至今再没有见过此人。车启动出北门向东驶去，一直驶进了挂有“河南省看守所”牌子的院内，我的所有一切猜想、侥幸——是找我了解什么问题或者进学习班——已全部破灭。　　 　 　 在看守所办公楼一楼东侧的一间大办公室内，进行了个人和所带物品的登记（直至近两年半后还是看守所的军代表斥责专案人员中我才知道，我来这里居然没有逮捕证和拘捕证等任何手续）。我脑子一片空白，随着一个满头白发的工作人员穿过一片小树林，进入有士兵站岗的另一栋楼内，又一直进入最里面的一间囚室，待他锁上门后在门上的小门内（监视、观察口）上对我说，“你的代号是‘　231’　，记住了！这里不准用名字。”我靠门坐下，旁边一位高个老人很亲切地问我，因为什么问题，我说“不知道”，至此，我确实不知道，他说“你静下心来，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或者过去发生过什么麻烦事没有”。　　 　 　 哦！这一天是　1970年6月3日　，距离我走出郑州市看守所还不到半年。上次一年零三个月的关押是说我“书写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行”，根本问题是要搞掉我这个“窃取”权利的造反派头头。那么这次我什么也不是，又抓我什么辫子，扣什么“罪名”呢？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努力地回顾了这不到半年的情况和这次被带来的情况。　　 　 　 上次出狱后和朋友们相聚了几天，父母和全家在战备疏散中下到黄委会下属的安阳修防处（在濮阳）去了，我先是住到文革前所在的工厂班组的一间盐库内，后又搬回到厂里的集体宿舍。记得头一天进门，厂门口大字报栏内又一幅大型漫画迎接我，把我画成了一个大肚和尚，身后撑着一把大伞，前面跪伏着一群“牛鬼蛇神”，有的背上就写有厂里一些曾参加造反派的人的名字，是当时“清理阶级队伍”中被 “揪出来”的“有问题”的人。但是我回厂上班以后，倒也没那么紧张。驻厂7249部队（空降部队的一个团）的军代表也没有找我谈话。厂里多数群众对我还算热情，尽管有些人看我的眼光不那么自然，也有一些背后的议论。文革前被称为“四大风流公子”之一的一个干部王凯（文革中也是保守派重要骨干）甚至在厂大门口就和我高谈阔论起来，这在当时应该是难能可贵啦。　　 　 　 我出狱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身体，出狱后我连一身棉衣的“毛体重”才102斤。正是冬天，班组里有暖气可取暖，有煤火可煮饭，还常有朋友们送来的营养品，也有硬塞些钱的。但催肥速度太快（不到40天，体重就增加了40多斤），手臂、腿肿了几次，我也懒得锻炼。　　 　 　 上班的工作量不大，还可以背点诗赋、英语（没老师，混不了几天）。下班后看书，听“敌台”，或者跟朋友们聊天、听音乐，尤其周末常有聚会，有的是文革前在省图书馆的书友，有的是文革中的战友，也有狱中的难友。聊的时事主要是“深挖洞”以及和苏联打仗的可能性及其前景，常聊文革的几位有的是文革中搞“动态”（文革中情报工作和相关部门称为“动态”和动态部）的高手，有的是后来被称为河南几大女思想家的，但她们都没有“当官”，加上我这个被清除的。我们的总结研究都把自己置于文革的局外，我自己也随风以读马克思的原著（包括全集、通讯集）为时髦，并以此衡量毛泽东和文革。这些人中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比如我们刚下海的核潜艇情况、因糖尿病刚在开封去世的刘少奇等。对于我们自己的未来，就数我的野心最小了，仅希望能当一个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或苗圃工人。和上次狱中出来的难友交往则少些，主要是江湖义气，记得其中一次在市中心的二七广场，恰巧碰上两大伙年轻人一触即发的群殴，大家出于对我这位文革中打仗出名的“老总”的尊重而化解。　　 　 　 1970年大年初一的上午，我所在的郑州肉联加工厂召开紧急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三个“红色文件”，军代表还传达了林副统帅“要杀一小批、关一小批、管一小批”的指示。而且当时就把我厂造反派的另一派——“红军”的一号头目李洪玉等人捆得嗷嗷叫，随后一批造反派骨干又被关进“学习班”。社会上，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不久就召开第一次审判大会，一下子判了14个人的死刑，主要是监狱中关的历史反革命，显然是“杀鸡给猴看”。也有一位年轻的“现反”刘长湘（参看我的另一文《“九大”前后在市看守所》）。整个社会从此进入十年文革期间最 “恐怖”的阶段，天天都能听到各种“反革命案件”，似乎处处都有“反革命标语”，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而此时确实有人“趁火打劫”，郑州出现四大反革命案件，尤其是“3•　11”　最为反动，在市中心的各主要场所张贴传单，“及其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但是就基层群众来说，似乎没那么紧张，尤其是文革中参加保守派组织的甚至是参加过造反派的一般群众，倒没有把这形势当多大一回事，照样上班、生活，讨论公安军管会发下来的“民愤很大”的准备判刑人员的材料（小册子），大家照样谈不同意见，甚至“鸣冤叫屈”。让大家检举“偷听敌台”的，我们班组一女工刘淑云立即公开承认，马上几十个人都承认，组长也就傻脸啦，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该整谁是有数的。一个姓王的女工在全厂大会上撕下一张标语垫着坐，结果少了一个字的整条大标语立即变成“反革命标语”，并立即被几千人看到，结果也不过是口头检查了几句就没事了，用大家的话说——“整她干啥！”　　 　 　 大多数工人的热情其实都投进了迎接四届全国人大和“四五”计划所掀起的“小跃进”中。当时全国到处都在上项目、填空白，大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也正是厂里的“双革”中，我厂有辆货车去北京肉联厂拉设备，我就请探亲假趁机乘此车先去北京。　　 　 　 在北京有车方便，我和出差人员、其他乘车人员也去玩了十三陵等处。这些天只记得有两件事麻烦点，一是住我姐夫父母家（东单）的一天，接触了被赶到他家院内的原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秘书一家。秘书本人还被关押，我　和其　夫人聊过时事，在她家听过音乐，回来后我姐夫的母亲抱怨说，林彪最恨的就是这个秘书。（我这次出事后，她对我家里说可能就是出在这件事上。）二是我们厂几个人去北京新桥饭店（北京三大西餐厅之一）吃饭，因走了专门接待外国贵宾的正大厅被人家工作人员挡了，我就对他们说了一些及其刻薄的话。其它没什么事。　　 　 　 待我自己坐火车去探亲，在濮阳转车时，却遇到了一个自称是空17师的姓张的军人，来向我要我借其部队一朋友的一本地图册和《艾森豪威尔大战回忆录》，说部队急用，麻烦我和他先回郑州来取，他们有车再送我回来，我一头雾水，也就同意了。当晚住在县武装部招待所，半夜我厂李心安和另一军人突然赶到，我才感到麻烦，就给家里写了封信，还引用了一句诗：“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我和他们也就没话可谈了。第二天乘车回郑州，在一些路口都看到部队（几年后才听说为抓我，附近几个县和黄河桥都戒严了，我厂乘车先回去的那几个人也都被押到审查站去了）。　　 　 　 被关进哨所的当天下午和晚上，就在这些回忆和思索中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第二天上午刚八点，我就被提审了，而且接下来是每天上午下午，连续突击了五六天，气氛曾一度很紧张。提审者清一色军人，陆军、空军都有，主审者是空十三师参谋长陈大个（后来林彪事件中自杀了），我们原来认识。　　 　 　 很快，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上月，郑大一个学生造反派骨干张铁炉被学校工宣队关进学习班后，他妹妹张春凤来找我，我对她讲，也被关在学习班的全国著名的郑大造反派党言川已被周总理点名要补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没事啦，铁炉自然也没事。我还给张铁炉写了一张小条，让春凤夹在钱里给她哥送过去，结果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去时一慌张就被关押人员发现，条子被送到省里。当时省里一把手刘建勋被军队排斥已住院，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中除耿其昌外全是军人，他们认为，我在文革中曾参与过“扶耿倒纪（登奎）”，“和耿关系不一般”，肯定是耿把党言川补人大代表这一消息泄露给我的。并听说我最近可能去找过省军区副司令员陈贵昌、参谋长钱治安，并基本判定陈、钱两人就是给我提供消息的一条渠道，只待我承认了，以达到他们借此整耿、陈、钱这几个支持造反派的人的目的。　　 　 　 我却只记得我是听××（现主持整我的省军区一名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说的，提审人员说我是“反咬一口”，那位陈大个，此时早和我翻脸了，拍着桌子对我吼道：“你要是不承认，你一辈子也休想出这个大院，也没任何人知道你在这个大院。”……就这样结束了第一轮提审，然后近一年没提审我，我也只有在这个院子里长期“生活”下去了。　　 　 　 省所这个大院里还套着一个院子，被一座三层的丁字形建筑隔开，后者就是监舍院，和前面办公楼隔着一片果树林。监舍院内有十几亩菜园，也是被囚禁人员放风散步的地方，院内西南角有一露天旱厕，旁边就是积肥的地方，看来是我们自己“养”自己。种菜的也是被囚禁人员，和固定的炊事员、医生不同，有一个并不固定的“劳动（监）号”，其他监号也有临时到菜地干活的，被关人员大多是希望有这样机会的，哪怕是拔一会儿草，也多晒会儿太阳。收获的菜，把好的拉到市场上卖（这里的芹菜尤其好，最受欢迎），其余为被押人员伙食。　　 　 　 被囚禁人员大多集中在丁字楼的南栋一层；东栋一层当时有间女监号，关着我的“同案”张春凤和另一中年女人，我来后不久春凤就放了；西栋住了一位“高干”戴季英（大别山根据地领导人之一，红军保卫局长），我们去西栋理发、洗澡时曾看到和他住室相邻的监舍，是有卫生间等设施的。而我们南栋是一间公用大卫生间，下雨天在此放茅（解手），另有一间洗漱间，也可洗衣服。一般囚室则都是木板通铺，对外窗户高一些，但比较大，利于通风。每个囚室门上有上下两个小门，下面打饭用。每个人都有两个瓦盆，分别盛菜和开水，另有一个瓷碗则盛熟油，尽管每人每月只有几两油，但伙房每顿饭都用一种特制的小器皿，分给你一定量的熟油，自己可以将其浇到菜里或蘸馍吃。平常都是红薯面窝窝头，自己种的菜，也有少量的是从市场上买的，一些很次的菜，如萝卜缨，还有红薯干，可以多给你些填肚子。据同号人介绍，文革前被关人员的伙食是分等级的，最高的是戴季英，每月30元，自己做饭，不包括菜园里的菜和煤，他的家里还常送来营养品（儿子是现役军人高干）；其次有二十多元的，如国民党特务；有十几元的普通人员；刑事人员仅6元。同一监号的人，饭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长期形成一个一个打饭的习惯。文革中造反，都平等成6.5元。到1972年，伙食标准一下子提高到11.5元，粮食标准也提高到29斤（原25斤），已经高出当时郑州市民最低生活费8元的标准，军代表对此的解释是说，被关押人员只有这唯一的生活费来源，和社会上不同（参见我另一篇文章《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伙食标准猛提后，做饭人员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被押人员每月有一次家里送东西的机会，一般都是衣服或日用品，也有个别送吃的。一些没有家里送东西的，包括我这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特殊户，其日用品如手纸、牙刷、牙膏、肥皂、毛巾，还有的需要衣被的，看守所都按规定时间配给，在这方面，尤其是那位因其表情太严肃加上偶尔的脾气而被称为“牛魔王”的牛所长是相当认真的，不会错后一天。和牛所长表情相反的是满头白发的“韩干部”，相当和气，还有一个姓张的干警，这些人也没见怎么发过脾气。军代表是文革期间看守所的“最高长官”，我在的几年，前后两任一个姓刘，一个姓杨，都是省军区的，都一样黑瘦，在执行政策上都是大家没有异议的。我在的这二、三年，发生过一次看押士兵跺了一位被押人员的屁股，军代表去号内进行了调查。　　 　 　 我进省所的第一个监号，已有三个都超过50岁的老人，尽管规定不准说案情，实际上没有不说的，在我之前刚进来的老电工姓李，是省建筑一公司的，罪名是猥亵幼女，他自己不承认；那位高个子杨运凯，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大陆解放初曾在美国和国共三方间充当多面特务，他还懂军事，曾去参观过美国航空母舰；另一位个儿低、干瘦、大谢顶，穿一件有很多补丁的“百衲衣”的叫刘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河南工作站的负责人。两个特务形象风格截然不同，刘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他自己也不打算讨别人喜欢，他认为在监狱内就需要这样，“只靠近政府”，他每天写不完的外调材料，据杨背后说刘很会迎合外调人员的需要，也会打同号的小报告；杨却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头发每天都梳得很整齐，衣服也有补丁，却相当整洁，走起路来一看就像个标准军人，他擅谈历史，我们常聊，遇到观点、立场不相同的，双方都聪明地绕过去，从不吵架。但这种平静很快就被刘钟打破了。一天我们号最后放风在菜地拔草时，刘军代表蹲到我旁边一边拔草，一边聊。他问我：“231，你那么多吃的东西（原准备探亲带的，还有姐夫家送给我家的），都吃完了？”我回答：“是。”他又问：“是你自己吃的？”我说：“当然不是。”他说这里规定不允许将自己的食品给别人吃。我说以后注意（反正吃完了，还好的是，我趁着士兵不注意，给每个号送巧克力，刘钟没看见）。他又问我，是不是天天和×××（杨）聊天，你知不知道他是个军统特务？！我问道：那为什么你们把我和他们关在一起，是利用他们监督我吗？回到号内后刘钟解释说，他本来不应该吃的，但看到很多年没见的白花花的奶油，就控制不住自己啦，事后他斗私批修写了一份检查……真让人恶心！没几天，我被调到“劳动号”去了。这年秋天，杨运凯被转到市看守所判了死刑。走时他是知道的，只带了条白毛巾，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概，我专门走到门口和他告别。李和刘后来被释放了。　　 　 　 这个常劳动的监号原来也有三人，一个刘铁头，玩杂技把戏的，是外省收押审查不清转来河南的，他说家乡是濮阳的，却不知道哪乡哪村、父母的姓名。另两位也是省一建公司的，戴眼镜的年轻技术员名叫李希文，罪名是叛国，揭发者是其漂亮的女朋友蔡小虹的母亲，揭发动机是破坏他们谈恋爱（多年后，我曾见过他和蔡的女儿）。李的文史功底较好，又写一手好字，我曾跟着练了一阵子，稍有进步。另一位叫史本立，工人，因男女关系被判，他也不认，却总结出他们省建一公司被抓来的全部是二七造反派。史很本分，菜地活很专业。他很尊重李，李抽烟厉害，后来不出外劳动，没有烟源时，他们在菜地里找到新鲜烟叶偷带回监号，挤干后，史用自己小腹部的热量烘干让李吸。号内还曾来过国民党名特务师冠平，此人聪明，解放前就脚踏两只船，对共产党有好处，解放后没抓他。这次来省所是来写外调材料的，因外调太多，都去他农村老家找他太费事。省所对他比较照顾。我们几个人在号内没事就拿他逗趣，他也讲解放前和胡蝶这些影星之间的风流事给我们听。我们五人相处得很好，后来师、刘走了，李、史也在我之前走了。　　 　 　 我再调号，就没有这种气氛了。一个农学院的工人，也姓史，也是男女关系，也是造反派，东北人，很会生活，分到号里的落果（前面苹果园里落地的苹果）。经他手一调，就是一盘出色的菜。他给别人掏耳朵更绝，既干净又舒服。他还会做针线活，我有些不服气，一和他赌气就撕了条灰色裤子自己设计缝制了一双棉袜，尽管不像个样子。另一位肤色相当黑的高个子，兄弟三个都是放蜂被抓的，据他说关在隔壁号的他大哥是省财政厅的，因要整他这个造反派，才牵涉他的兄弟。号内还有一个大胡子是郑州机床研究所的技术员陈远辉，父亲是在泰国的华侨，杀猪的，我和他开玩笑说，你是屠夫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则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屠夫。他的罪名是叛国，他并不多解释，和别人也不大好相处，却喜欢琢磨东西，例如他在放风大便时，就从大便中研究伙房人员和我们吃的饭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位在当时看守所里年龄最大的、70多岁的省人民医院名中医杨慈云，身体很好，满面红光，罪名是解放前的一桩所谓的人命案。省人民医院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关进省所的还有肝病治疗专家黄河，因职务需要在病人死亡通知单上签字最多，加上出身不好，就被扣上阶级报复，据说此人被抓后也是一条硬汉。其他被抓的还有脑外科专家程德馨、一位姓林的华侨，一个共同点：都是造反派，抓他们主要是为了整省人民医院的革委会主任张洪基。　　 　 　 这位杨老先生在监号里收了我这个非正式徒弟，每天早晨，我帮他整理好床铺，然后恭恭敬敬记录他讲课的内容，他还手把手教我切脉，有时我的学习令他满意时，他就劝我别搞政治了，改学医吧。我只笑笑却没有答应。我后来出狱不久他也出狱了。我只要有病，妻子总是要我去他那，由于他对我的了解，总是看得很准。　　 　 　 后来号里来了一位“名人”，就是前面说的“3•11”大案的作案者，此人叫徐贞祥，是农林厅下面林科所的技术员，五十年代考上北京林学院，第一次看到让别人擦皮鞋居然可以把脚伸到别人怀里，把他气坏了，在学校“大放厥词”，正值反右，不是因为他是学生中少有的出身好的就打成右派了。他还是不干，学也不上，回家务农了，学校和地方好做工作才把他请回学校。如此性格文革中当然是造反派，而他们农林厅造反派还老挨整，所以早就一肚子气，终于放出来了，他在传单中“及其恶毒地”攻击辱骂毛主席，他自己却讲他很崇拜毛主席，但不这样做引不起他们（当局）注意。他作案甚至没带手套，还有他很差的“书法”，很快就被破获了，在省委党校关了近一年（追其后台），然后才正式逮捕来省所。他一来全号总动员帮他整卫生，其衣服洗了十几盆水都是稠的，也是我这个不太讲卫生的人见过的最脏的衣服。大家忙完了他的事，他也就开始忙他的理论研究，长时期的黑屋关押却活跃了他的思维，一个挑战的姿态是他处处唱反调，什么“一分为三”，物质可灭定律，能量不守恒定律等等。文章就写在发黑的卫生纸上，也不在乎这个危险的地方会因此加重自己的处罚。他每天要思考、写作一二十个小时，可是饭量却不大，大家都饿肚子，他却吃不完还经常支援我，尽管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是他的主要争论者。他的研究一直继续到他出狱后（他又是沾出身好的光，教育释放，关了几年回去后，户口的手续都没销，粮食一直供应着），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他到处演讲“一分为三”等理论，被社会誉为郑州一位民间哲学家。　　 　 　 和我最后同号的两位年轻人，省会计学校的小刘、省商业学校的小崔，都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早已分配工作现在又揪回来算老账。我们三个年轻人在一起就经常给那些烦人的看押士兵找麻烦，大概是“倚小卖小”，军代表对这个号也比较宽容。　　 　 　 1971年由于一位战士要揭露我被关在这里的秘密，一夜之间军代表和整个看守部队全部调防。这位战士叫徐文立，高中毕业生，长得浓眉大眼，用现在的话说是个特帅的小伙子。他在得知我是被秘密绑架到这里来的事实后，愤愤不平，经常在夜里替别人站岗来和我交谈，还多次给我们号送来花生油等食物。他非要把我秘密关在这里的情况通知我家里，结果被发现。他本人被开除团籍军籍。后来我平反后他也在其家乡湖北随县被平反，入党提干，现在也在做生意。 　　 　 　 这一年对我的审讯又来了一轮，不过并没提徐志立的事。这一次掺来一个文职人员老屈（原中国烟草公司总经理）。此时正是“深挖516”高潮，他们在我这里毫无顾虑地把锋芒直接指向河南的三个重要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耿其昌，有些问题甚至指向江青。他们知道我反对纪登奎的态度，但是我也不可能被他们所利用，毕竟还有一个人格问题。这一轮审讯仍毫无进展，就把我又搁下来一年多不管，这大概是最厉害的惩罚了。这一次搁下的时间长，估计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了林彪事件，我们是从新来的人员中得知的。　　 　 　 　1972年11月5日　上午一直到10点钟还没有放风，终于等到军代表来了首先打开我们监号，和我开了一句玩笑就抱起了我的被褥衣服让我跟他走，一出门走廊里各小门的难友们纷纷向我告别。走进前面办公楼里的第一间屋，老屈和小赵（省军区的，也是我的专案组的）迎上来和我握手，这是近两年半来第一次，也是第一次称我同志。老屈说他们受省委委托来接我出狱，也说了几句我受委屈了的话，然后告诉我出去后还不能立即回单位，要在省里学习一段时间，说我还不知道中央出了林彪的事，需要看的文件太多了。这边尽管老屈在提高嗓门说话，仍然压不住那边军代表的骂声，待我们过去取东西时还听到军代表在骂：什么东西！什么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家抓来一关几年……　　 但是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所有工作人员都过来为我送行，我和他们一一握手感谢他们在很多方面对我的照顾。他们一直目送我们所乘的小车驶出省看守所的大门。　　 　 　 仅仅几分钟，车就到达目的地，位于纬五路的原省农机局办公楼。第二天早上老屈抱来至少有一尺厚的文件给我，对我说，这里是“省三办”，是个省军级单位，很多文件是你那个县级单位所看不到的。我出狱当天把行李放到对面省水利厅招待所一间为我准备的宿舍里，我问已宣布照顾我生活的小赵，我可不可以去照个像（后来这一张原汁原味的出狱留影不知洗过多少张、送过多少人）。当晚我又像上次出狱一样直奔省图书馆的赵振兴家里，他告诉我“省三办”类似于国民党的“二办”，是专整“5•　16”　的 ，说我是“省三办”三大专案之一。他说前天（11月3号）王新（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在北京被捕，河南代表团昨天回到郑州，“三办”一支委王玉杰和省知青办陈俊生向省委揭发了我被秘密关押的情况，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立即召见“省三办”主任刘俊才、政委王索元，他们承认了此事。刘通知他们说省委决定让我列席省委批林整风扩大会议，才有我今日的出狱。在随后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新任省公安厅厅长陈蕴贤代表省委专案组的发言中说，在两年零五个月的秘密审查中，袁庾华同志没有出卖任何一个领导，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志。据说纪登奎来河南时批评省公安厅一个干部经不住考验时也引用了这段话。刘建勋说，“这孩子多灾多难啊！什么问题啊搞了个三进三出！”我出狱时省保卫组给我的平反结论中保留了我还是有错误的尾巴，我在不了解情况的状态下签了字，后来在刘建勋秘书黄松高的帮助下推翻了它，另作了一个干净的平反结论。也是受上述气候的影响，1973年在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振江的帮助下，对我1968年的问题也彻底平反了，恢复了我在厂革委会的职务。而1968年前后被清洗的当时造反派的激进份子在文革中后期又被平反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看来是这一次遭难促成的。1972年底的平反使我重返政治舞台，又为1976年秋的政变后更大的一场灾难埋下了“祸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也是“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吗？ 请辩证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行为 作者：太空无知 在我的《关于中1959年~1961人口统计数据的几点分析》的博文后面，有“匿名网友”贴出了一连串的关于文革期间破四旧行为的资料，我这里就不重复了，他的帖子我没有删除，还在原处放着，只要没有网管等其他人删掉，有兴趣的读者们就可去看看。 有人建议我把这些贴子删掉，因为它不能求证，但我觉得不妥，我本人是尊重言论自由的，自以为有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所谓谬论流传害人，只是因为真理没有尽快出现而已。我这里删掉几条评论容易，但它所代表的片面认识就失去了在我这里得到进步的机会。如果掩盖人认识中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吗？不能！那些被掩盖的问题只要不解决终究还会存在着，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在言论探讨及试验中解决，就会在实践中暴露出来，贻害实践！就会使言论观念的分歧演变成行为的分歧及冲突，从而会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强力及武装的冲突。所以，言论自由、正确的讨论规则，对于一个合理的社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同胞们，除非在某些紧急的战争状态下，不要轻易封杀言路及言论自由，要维护好正确而合理的讨论规则及秩序，这对咱们的认识及实践的进步、对咱们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　　 其实，文革的发生也和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很类似！中国在旧、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无数的人为之奉献及牺牲，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政权以后，就会有无数的人要求平等、民主及社会公正的权利！其中有左倾的言论及行为，其中有官僚主义等错误思想及行为，其中也有一些较为正确的言论及行为，其中也有一些幼稚无知的盲目思想及行为，其中也有右倾的言论及行为，包括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蠢蠢欲动。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学生，自幼目睹着革命的火焰燃烧，受着血雨腥风的熏陶，就觉得无数革命先烈建立的新社会是不能容得任何特权及压制言论的行为的，当然，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再建父母辈伟业等想法。于是，新社会对特权及贪污等行为管制得——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是近乎于苛刻的；但即便如此，学生们仍不满足，仍然要批评不少社会现象，批评他们所看到的官僚主义行为，于是，有不少地方就出现了学生游行、工人罢工的事情！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尚未信服新政府等人的反抗行为。1966年北大学生的闹事，震动了中南海及毛泽东！但该怎样应对这些事情呢？当时，有些人主张压服，实在不行就用强力，估计有些人可能还在心里说了：不行就用机关枪和坦克。但毛泽东经过多日的慎重思考以后，却决定采用疏导的方法！其中就包括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联”的方法！允许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这一条，还被写进了宪法，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我觉得：毛泽东以其自身多年的认识及实践经验，深信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发展，相信广大人民群众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是能够优化出自己的领袖，并最终战胜各种错误的，并相信人民大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深厚的社会性力量。　　 我觉得将来国家首脑的候选人，一定要扪心自问：“如果社会出现群众运动，自己是否有能力不依靠武力，而说服广大群众？”　　 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的第1419页的一段记述，可对此有所佐证：“十六日（——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车来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下。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十一天。他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场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怎样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这段话揭示出了当时中国“造反”势头的基础决非毛泽东挑动所能形成，这种势头的迅猛爆发毛泽东事先也没有完全料到。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4页：“去年九、十月份，我（指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这两段记述，说明这样迅猛的社会发展趋势，必然是来自于一个较长期的积累的，而现在的好多史学家们对这种社会发展大势之前的积累过程注意和研究不足。我建议研究文革的人们，多研究一些文革前期的社会整体发展状况，不要只停留在几个领导人的细节上面，领导人的思考是需要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及整体情况上面的，尤其是卓越的领导人。如果人们不研究社会的具体尤其是整体的发展状况，就会误解社会发展对领导人的心理、情绪、思考及决策等的影响，更会看不清社会发展的方向。研究社会整体和具体的对立统一，这是正确的历史及社会发展观的要求。“迅雷烈风，莫不蠢然”（《阴符经》），中国先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哪有无原因的结果，哪有一个人能随意搅动天下这种事，秦始皇再能、他也不能让秦朝搅出一台电视机来。 人民大众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及总体性的力量，领袖人物只能是对基础性力量的领导因素，领袖人物能够对社会的发展起到多大的作用，完全看他们对社会基础性力量的掌握情况；脱离人民大众、脱离社会的基础性力量，领袖人物也就只能起一个普通人的作用，甚至还不如。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23页：“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这是毛泽东为制止全国武斗现象，与北京学生造反派头目谈话中的几句，如此坐下来苦口婆心地开导学生们，这样的执政者前无古人！这说明了毛泽东是想通过疏导而不是想通过一味地堵和压服的办法，来释放全国的不满、造反与大民主的情绪，为其后中国的稳定消除隐患。　　 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毛泽东采用了疏导的方法，毛泽东才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才被学生们称之为：是“真革命”，而不是“假革命”。也才在学生们中间具有领袖的威信。请问，天下有这样独裁的领袖吗？ 朋友们，你们觉得毛泽东这样做，从总体上看：是对，还是不对呢？ 我综合感觉：至今中国的稳定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人民大众对毛泽东的敬佩及尊重！——不信者可做公正的社会调查，看看结果如何。而那些想推倒毛泽东的人，应该掂量一下什么样的分量才能稳定住中国，中国如果真的陷入混乱会对谁有好处？　　 但，学生们毕竟是年轻、幼稚，他们的想法、认识具有很多不成熟的表现。但再幼稚的年轻人，你也得让他们在自己的摸索中逐步成熟起来，谁也不能代替他们生活及认识！强行的压服，往往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尤其对那些刚刚从血雨腥风的革命风暴中走出来的孩子们！反过来说，如果孩子们要真的被强权所压服了，而不是被说服，那民族及国家面临的将是奴性的未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 正像《执迷不悔》那首歌中所唱的那样：　　 “这一次我执著面对/任性地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　　 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　　 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就让我执迷不悔　　 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　　 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　　 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　　 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於我的伤悲　　 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　　 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是的，如果你的父母——自以为是——始终帮你认识及决策，你能不反感吗？你父母要这样做，你能很快成熟起来吗？换句话说，父母也往往并非正确，年轻人能够且必须通过实际的锻炼成熟起来，温室里的花朵，承受不了未来所赋予的重任。　　 但青年学生们及一些所谓的革命派们，他们在认识及实践上总难免会有一些过激行为，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的蓄意阴谋挑拨和破坏，可对造反派一些过激行为轻易用强力校正，往往并不能使他们心服口服！尤其是当这些过激行为具有一定的历史发展性的时候。人及社会的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人，不能因为后来的认识，就否认原有认识及行为形成的客观历史性。如果“匿名网友”们，能静心回忆一下你和你父母关系的发展过程，我想你们就应该能理解大部分我所说的这些话，就应该能理解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中的一些主要的原因的相当方面了。 别说是年轻人，就是那些成熟的革命者，包括毛泽东本人，都难免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毛泽东曾对梁漱溟当众发了一番怒气（我推测，那是因为梁漱溟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什么痛处呢？就是毛泽东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及整体发展，而让农民当时的劳动成果多转向国家其它重要发展方面，却没有太多余量来较多地改善农民当时的生活，这一点，作为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心里是很不忍的，但为了农民及民族的大局，他又不能不这么做。所以，当时，梁漱溟一说到共产党不关心农民，并且步步紧逼，这就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泽东也可能是没休息好吧，一时又难以说清，就有些怒气。但也只是限于言论而已，并没有处罚梁漱溟，梁漱溟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工资也没减。）都是人，做领袖不容易！能做到毛泽东那样的领袖就更不容易了！请扪心自问一下，在毛泽东所处的年代，还有谁能比毛泽东做得更好？还有谁能比毛泽东更得民心、更受人拥戴？　　 而为了防止年轻人的冲动对社会的破坏，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防止反革命的颠覆、为了防止他国的乘虚而入等，毛泽东也做了一定的部署，包括对一些重要文物的保护！这你可见于一些文献资料。也正是这些部署，才让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在1968年10月左右，基本上平息了这场文化革命中的过激及混乱行为。——也正是这场运动为毛泽东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更真心的支持和爱戴，让中国大多数人民看到了：他们战争年代的领袖在得到政权之后，仍然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仍然是爱着他们的，只要人民需要审查，那么不论他的官有多大，功劳有多大，和毛泽东有多亲密，都得接受人民的审查。——这就是毛泽东。但文革之初，也由于准备不足，毛泽东也不得不顺从于大多数人民所采取的审查官员的方式。不过，当时很多官员并不会和群众——尤其是年轻学生打交道，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已有了相当的隔阂！不过，陈毅就处理得比较好，几句亲切的“同学们”，再加上几句风趣幽默的话，就拉进了与学生们的距离，如广为流传的陈毅那句话：“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二百七十一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等。实际上，官员们对群众审查的态度，尤其是面对面的时候，群众是很在意的！估计很多事情都是激化在态度上。毛泽东相信人民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最终能够认清事实的！　　 而那种认为毛泽东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才发动“文革”的看法是可笑的，因为，以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只需要准备一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就可以了，不需要用这样大的动静。　　 所有事物的进步发展，包括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尤其是质的进步是无法一蹴而就的，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也同样需要进步的过程。谁都不可能在一开始进行讨论及实践社会管理的时候都对，民主也是这样。人民群众起初参与社会管理的做法不可能都是对的，也不可能会没有偏激，但要给他们机会，要给他们自我教育和进步的机会；不能因为人民大众起初在政治上的一些幼稚，就看不起乃至于打击人民大众参政的意志及权利，那样最终会贻害自身的。当然，这种当家作主的民主机会，最终需要人民大众自己的争取，人民大众管理社会的能力也需要人民大众及整个社会成员——在不断深入地认识及实践中——进步。人民和领袖之间应该是能处理好并能够相互促进的对立统一的矛盾。　　 确实文革中的过激行为，尤其是武斗行为，伤害了一些人，制造了一些悲剧。于是，就有些短视的人，不分析或有意掩盖其中的原因，却有意放大文革中的这些过激行为鼓动人们，尤其是鼓动那些曾被冲击的人，来全面反对文革中的一切，这样就包括了反对文革时所表现出来的民主方向，这样就把很多有利于群众监督当权者的行为，仅仅因为它曾出现于文革之中，就把它一并反掉了，甚至连提都不许提。你一旦提起，则都不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出面，那些曾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人，那些被对文革中过激行为的过分宣传所吓倒的人，不管他们现在是不是深受官僚主义及贪官污吏的压制，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渴望着民主与自由，都会激动地反对文革中的一切，会把文革中一些打砸抢等偏激行为贴在你的面前，而把文革中有利于自己根本利益的推崇民主审查、监督等积极的一面忽略了，而把自己的根本利益拱手送给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而实际上那一小撮不依靠人民大众力量的人，近来只能去依靠现在仍还貌似强大的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力量，但这个力量最终会随着民族矛盾的升级而无法依靠，最终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瓦解而无法依靠。而只要人类还要存在，人类的进步就无法阻止，人民大众的不断觉醒也就无法阻止，在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的不断对立统一的反复摆动中，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都要无限趋近于有利全体社会成员的进步发展、从而也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的道路。　　 我综合觉得，但还需要更进一步地证明：毛泽东是不相信单靠领袖的作用就能够维护住人民政权的，他寄希望与人民大众的觉悟及能力，这是毛泽东形成文革思想并支持、领导文革的主观原因。除去文革中的缺点、不足及所受到的破坏结果，文革在维护无产阶级及人民民主政权等方面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文革通过一定的偏激和跃进的方式，迅速在全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人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普及了人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及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思想的感性认识，等，并且这种影响波及到了全世界，这是后来反真民主的人对文革深恶痛绝的真正主观原因。反真民主的人痛恨毛泽东，就是因为毛泽东是人民解放的伟大旗帜，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旗帜；反真民主的人痛恨文革，就是因为文革在社会上广泛地普及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因为文革在社会上广泛地普及了无产阶级专政及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思想，这些，都严重地阻止了人民民主专政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认可性、公开性及合法性，使那些反真民主的人始终都不具有合法性，都得在暗中操作、见不得阳光。在文革之后，那些想彻底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即使和国外看似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勾结得再紧密，他们也来不及了，也没有办法了，因为文革已经发生了，看似强大的帝国主义者现在也需要打着民主的招牌，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即使那些反对真正民主的人动用各种阴谋诡计来抹黑文革，把文革中可能是他们自己有意制造的过分行为放大来威吓人民、来掩盖文革中的进步意义，但他们所作的这一切都已经晚了，因为文革毕竟已经发生过了，文革所起的作用已经起到了，现在所有的歪曲行为，都无法动摇亲身经历过文革的社会大众的记忆及感觉，并且这记忆还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既使通过金钱及英语考试等方法暗中剥夺相当一部分工农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即使通过一些选拔人才的考试来强行灌输某些理论等，也渐渐只能徒增广大社会成员的反感，也仍然无法阻止人们的口口相传。我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明吗？我觉得东欧原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及其反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佐证，不过这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还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以分析。我现在先把这个综合感觉放在这里，以后再补充证明。　　 现在全世界的“右摆”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极限了，再次“趋中”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人类社会发展的摆动着进步的规律是谁也逃不掉的。我现在综合感觉，毛泽东确实超越后人很多，确实英明。　　 看问题要看本质、主体和大局，这样也才能看清并把握好细节。在历次人类的进步活动中，都有人为这些进步过程而受伤并牺牲，这在战争时期有，在和平时期也有。就拿中国革命来讲，有多少革命者会在革命中受到伤害及牺牲呢？甚至有些革命者是被自己的同志所误杀，但他们能不分原由地把这笔账算到领导革命的人身上吗？但有些人就是会因为个人恩怨而看不清大局，就是会因一些个人恩怨而接受敌人（尤其是那些隐藏在自己领导中的敌人）的挑拨，从而，做出出卖自己根本利益的事情，而自己还不明白！战争时期的这些事，和平时期的斗争中也会发生。　　 当然，也还有一些人会因为眼前短视的利益而看不清大局，也还有一些人是因为认识能力的局限而看不清大局，等。有些人的认识局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或现在的阶级局限所导致的，这就需要他们早日拥有超越阶级局限的能力了。　　 看问题不能太绝对了，看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常识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也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所以，对于文革，也必须得辩证地看待，既要反对文革中以强力、武力解决人民内部思想矛盾的行为，也要拥护文革中所体现出的群众审查、监督政府等社会权力机构的大方向；而抛弃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都是不对的，都是对人民、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不利的，从而也是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最终都是不利的。　　 人们不要为眼前的小便宜遮住眼睛，也不要为一些个人恩怨遮住眼睛，社会的长远利益是有利于整个社会成员的，——只要你不阻碍这个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过程，你就会享受到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利益！从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进步就能够实现。只是在一部分人因某种原因武力或严重阻碍这个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进步的过程的时候，那么，这个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进步的过程，才会因对这部分人的打击，而变为有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进步的过程。　　 有人说，人民群众懂什么？人民群众监督政府那不最终会扰乱政府的工作？我说：既然政府主要是为人民群众工作的，那么，对于人民群众的情况及需要，政府是不是要了解呢？政府工作的好坏是不是需要人民群众来评价呢？如果政府想真心为人民群众服务，那么，政府就是要真心接受人民群众及全社会的审查、监督。人民群众审查、监督政府，就一定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吗？非也！文革时期因人民群众起来审查、监督政府而产生混乱的原因，有人仔细分析过吗？能因噎废食吗？文革时期的混乱产生是有它一定的历史发展原因的，这个原因和当时的人民群众审查、监督政府的具体情况是有历史联系的，但这个原因并不和所有时代、所有情况下的人民群众审查、监督政府有必然联系。我在《原因与结果》一书中就构思了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社会进步的“社会意见处理系统”，这是一个以法律等为基础的、相对独立于政府机构的、社会性的计算机网络信息处理系统，它可以把社会意见（包括社会机构的意见）与社会机构对此的处理情况——很方便地显示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面前，从而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审查、监督社会的进步发展情况。我相信大多数人是热爱和平的！　　 当今的时代，民主是大潮流，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逆潮流而动，后果是严重的，中国要富强进步，必须要想法迈过这个坎儿。否则，美国的资本“民主”攻势，将很难抵挡，而在世界人民没有真正的民主实力的情况下，美国大资本家所维持的民主假面具，在没有敌手的情况下，就会被他自己所撕毁，黑人当美国总统的梦想也就无法再实现了，资本帝国主义将在全世界卷土重来！全世界的人都将深受其害，包括那些大资本家们也将为激烈的阶级矛盾及民族矛盾搞得惶惶不可终日、生不如死！人类在获得教训之后，仍然得在民主及全人类相对平等政治权利的进步道路上行走！人们啊，何必偏要付出那个代价才明白呢？　　 而只有全世界的人民真正拥有民主的实力，帝国主义者们才能逐步地把假面具变成真面孔，奥巴马这样的非洲裔总统也才真正能成为一个为民主服务的总统。　　 我这里再来简单分析一下文革中武斗发生的原因：　　 1、正像所有的事情都有人破坏一样，曾有过某政府为了反对某反对派组织的游行，而唆使一些人混入游行队伍进行打砸抢活动的例子；但我不知道文革中是否有人想故意把群众辩论升级为武斗，从而把文革搞乱，让人民痛恨它；在那种情况下，只要有少数人有意激怒对方，或率先动手打人，那么，就会形成武斗。而且，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参见本文附录）的第七条中明确指出：“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第六条指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可是在后来的运动中仍然很快出现了“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行为，并出现了武斗的行为，这其中的原因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2、综合当时的一些资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坚持不压服造反者，是想通过群众和社会管理者之间的辩论，及群众之间的大辩论，来把很多群众关心的事情搞明白、处理好，毛泽东只是支持双方及各方的辩论。但毛泽东对中央工作组处理造反者的反对，毛泽东支持学生们敢于反抗传统，造成了包括学生在内的大多数人以为毛泽东袒护学生，从而对学生在与代表传统的势力的辩论中，传统势力的代表们往往不敢吭声、工作组的人也就不敢管。但传统派可能不知道：毛泽东虽然感觉学生们代表了一种新生的和无伪装的人性的力量，但毛泽东同样也支持传统派的辩论，只是不支持传统派以权力及强权压服学生，毛泽东也明白只有在传统派的磨砺之下，造反派——也就是新的改革派——才能逐步成熟起来；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就都形成了这种误解，并在这种误解的情况下，在这种工作组及传统派一味地退让下，误解和退让的状态被迅速地复制及传导开来，这也促使了学生及造反派们日渐骄横及盛气凌人，从小打、到大打、到分派打，恶劣的打人、伤人、打死人的事件就出现了，造反派胡作非为的事情也出现了；事实上，起初毛泽东可能是以为造反派在与传统派的论战中会是弱者，故而多鼓励、扶持学生及造反派们一些，但后来一部分造反派的盛气凌人导致了传统派被压迫于弱势，而不是被说服于弱势，这使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达到它的在与传统论战中教育双方并获得双方进步的目的，如此，又逐步导致了造反派内部的纷争及武斗等混乱的出现。那时的好多人可能都以为“革命”就是要武斗，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于是，文化革命也是要武斗；却不知，既然叫文化革命，就是要进行文化的革命、文化的普及与升华，而不是武装革命！一些派性冲突一时也难以再局限于和平辩论的范围，但最后毛泽东还是通过不断地做工作在1968年10月左右把社会的混乱平息了，社会良好的秩序重新恢复。故而，在1968~1976年之间，人们一般都认为文革的起止时间是1966~1968年共三年的时间，1969至1976年的毛泽东时期，仍然是公认的安定、清明的社会，很少有什么超过几百元钱的贪污腐败现象发生。但后来把文革的发生时间确定为十年，就很容易让人把1966~1968年的武斗及混乱扩展为1966~1976年的十年，这对后人总结经验及学术研究是相当不利的。　　 3、是不是毛泽东也有稍微放纵、释放一下——那些孩子们受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影响的虎性，让那些孩子在文革中付出一些代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人性，学会尊重人性，从而在今后的社会责任中能够更成熟一些呢？要不然将来这些孩子，尤其是那些虎将们的孩子，在进入军队等社会各个重要机构的时候，如果要不懂得珍惜社会安定、尊重人性，就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大吧？而毛泽东一般情况下可能也很难阻止那些虎将的孩子们进入军队，并获得高级职位。现在更可以看清了，好多跟随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虎将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刻、很深入的，好多人原本是起自于草莽，只是一步步地被毛泽东管束着成为新中国的功臣的，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他们后来的认识也很难深入，这样，一旦毛泽东去世，他们中的好多人将会重新陷入人生的迷茫！这时，他们会不会在受到某种委屈或误解时对他们并不敬佩的领袖的采取武装冲动，这都很难说，那就更别提他们的后代了！当时民族及国家发展的很多情况毛泽东都需要考虑到，我不知道“匿名网友”们是否以为当时的国家真的就可以只考虑经济建设了？　　 4、毛泽东也考虑了把文革作为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运动，也考虑了把文革作为人民群众和右派及反革命分子之间的文化斗争的演练，应该也考虑了让人民群众自己在运动中认识民主与权利之间的平衡程度问题，也考虑了把这次运动作为对修正主义当权时的一次人民群众夺权的演习，……　　 等等，以上分析及认识还是初步的，更多的认识及分析还有待于深入，但一定不要带有偏见，一定不要有某种谋取不当利益的念头，等。　　 所幸文革时社会武斗等混乱现象，并不是像有些人所夸张的那样严重。派性斗争还是多局限于年轻人和某些当权者，还是多集中于文化领域，一般的群众还是大多都没有参与派性武斗的。下面是《中国问题报告：第五次高峰——当代中国的犯罪问题》[注i]中所统计的一些数据：　　 第4页：“第一次犯罪高峰时在建国初期，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正值两种社会制度更替、消灭旧社会、巩固新政权的剧烈动荡时期，具有旧政权向新政权转变的特点。”　　 第7页：“共和国的第二次犯罪高峰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峰顶为1961年，当年立案42.1万起，这次高峰主要是天灾人祸引起的。”　　 第11页：“共和国的第三次犯罪高峰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罪高潮在1973年[注ii]达到峰顶，当年立案53.5万起。”　　 第13页：“共和国的第四次犯罪高峰从1978年开始（立案53万起），1981年达到峰顶，当年立案89万起，”　　 第14页：　　 “第五次犯罪高峰，持续时间之长，案件上升幅度之大，犯罪类型、手段之繁多，危害之严重，都是前几次犯罪高峰所不可比拟的。1985年的发案率竟是1979年以前的四倍。1986年立案数是54万起，到了1991年陡然上升到236万起。　　 “进入九十年代，犯罪向洪峰一样逐年上涨，九十年代中期发案率上升到八十年代前半期的八倍，而且居高不下，如确立峰顶的话，笔者认为应该是1995年至1996年第一季度。”　　 现在血淋淋的刑事犯罪、经济犯罪、环保犯罪等损害人民大众利益的事件，在我们的身边仍呈越演越烈的趋势，社会中潜藏的危机已显露得越来越清晰，为什么有些热衷于宣扬并批判文革中犯罪行为的人们，反而对此常常沉默并设法掩盖呢？这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好吧，咱们再来谈谈文物的事吧。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有说不尽的历史和典故！我1989年在河南巩县城郊闲逛的时候，路边拉车的人累了坐着休息的残断的石像就是文物，而且像是宋代墓葬旁矗立的石像；这样的石像在当地很多，有些还在麦田里能露出半截。　　 某种文化的衰败，必然会带来相应文物的残败，在无人看管的地方，一个牧羊的孩子就可能用砖头打碎一个他看起来无用的文物！因为，人的空间能容纳下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你看，“南朝四百八十寺”，现在还剩下多少？你不能把某些文物的被破坏及残败，都归结为是有政治目的的。　　 尽管，你举的例子未必都是真实的，不过，文革中破坏的东西可能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但不会有你所想象的那样严重、那样的不得了！而且，也未必都是有政治目的的；但是，文革中建立起来的新东西你看到了吗？比如：文革中建立起来的青年人的思考及反抗精神你看到了吗？比如：文革中无产阶级文化的社会性普及你看到了吗？比如：文革中建立起来的理论面向实际、联系实际的学风？其实，有些人打着各种旗号，而反对的正是文革中所出现的这些新东西，当然，还有一些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民主。这些人的认识是错误的，并且这种错误认识最终也会不利于他们自己，这在我后面的文章中逐步还会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所谓“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虽然革命会有所偏激，但许多事情都是不破不立的，哪有革命没有付出和牺牲的。那些只把眼光局限于事物发展所付出和所牺牲的方面，而看不到事物发展的大方向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没有前途的短视者。现在的改革之初对人民就没有伤害吗？取消公费医疗，导致多少人无钱看病而死？取消公费教育代之以所谓的“义务教育”和“希望工程”时，又导致多少人上不起学？放纵那种认为知青上山下乡为祖国建设奉献青春是受骗行为的舆论蔓延，又使多少返城的知青因破罐破摔、报复社会而走上刑事犯罪的不归路？等等，这些你应该知道吧？而对于处在翻天覆地变化中的中国，你又看到新中国建立的新东西了吗？国家就这么大的地方，不破坏一些旧的东西，怎么请进新的东西呢？一些旧的文化必须得暂时退出，新的文化才能走进来，包括一些旧城墙、旧牌楼、旧庙宇、旧的启蒙读物等等——肯定是要拆除和破坏一些的，文物也只能适当地保存，而事实上，有价值的东西还是被适当地保存了的。例如：孔子也是要反一反的，毛泽东当然知道孔子伟大的地方，但如果当时不是毛泽东领导着反孔子，后来还会有谁有权威来反对孔子？其实，反对孔子不是目的，目的是反对封建统治者借着孔子之名而树立起来的封建文化。如果不是毛泽东，中国说不定至今还要在封建文化的压力下、在孔圣人的权威下仰承其鼻息，从一些人目前对封建文化吹捧的态势，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继“五四”之后——再次组织反对封建文化有多么必要了，而台湾的现状还是不足以说明大陆作为主体性文化状态的复杂的。对于孔子，我前面还有《我看孔子、儒家文化、封建文化及传统文化》一文。矫枉必然要过正一下，但得在弹性限度之内，否则，就真的矫枉过正了。你看，曾经传下来的孔子的书，现在少了哪一种？过去的人们曾深受“四旧”的苦，这你可能还不理解，否则，破四旧又会有什么群众基础呢？文革时的破四旧有些偏激，和毛泽东去世后一股非毛化思潮的兴起而偏激一样，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当然，如果毛泽东没有寿命及精力的限制，那么，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将充分利用高度社会化的经济及科技等发展优势，依据原有的发展势头，可能会导致中国的生产及科技能力（如计算机、航天、生物等方面）居于世界首位，但也在同时，高度社会化的束缚社会成员个性、束缚社会经济自由性、束缚科技创新的个性化等方面，开始变成社会发展的比较重要的阻碍方面，那时，也就是在80年代后期，毛泽东可能就会开始更重视社会化对人性及社会发展的束缚的一面，从而就像他顺势领导文化革命那样，再顺势领导一场全国性的搞活经济形式的革命，实现经济的灵活化、小单位化、乃至于个人化，这个过程中就会有非前期社会建设形式的不少东西，这可称之为对前一段时期的毛化的非毛化，但这个非前期毛化的非毛化过程就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相对平稳地展开了，但其中的经济结构对意识形态的冲击也会有很多苦辣辛酸的，这样地不断反复及一定的震荡，从而会逐步实现社会的社会化与个人化的完美统一。当然，现实化和理想化之间总是有矛盾的，假设的也毕竟不是实际。　　 激烈的革命、激烈的矫枉，必然会迎来一股激烈的反弹；而由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状态，由于毛泽东周围的人与毛泽东的认识及实践能力相差较大，由于毛泽东生命时间所限等原因，毛泽东在领导上采取一些过正矫枉的方法也是经过他思考及取舍的，我觉得他的很多权衡还是有道理的，而社会也正是在这种反复摆动中、辩证中前进的；一定的偏激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过分，过分就会得到相应的惩罚，过分就会受到真值的矫正。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多次指示要对文化古迹进行保护，这可见于他的多封指导战场的电报，例如：在解放北京过程中，对北京文物的保护就占有很重要的考虑。　　 在建国之初，全国就曾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广建博物馆、图书馆，还有普及到大队、生产队的文化站，那时的农村人经常能看到免费的露天电影，并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如果谁不相信可以随便问那时的农民。而博物馆的数目由“1957年的72座，到1958年底已建有360座，1959年达到了480座”[注iii]。　　 所以说，在文革以前，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在毛泽东的重视下已经很有规模了，很多文物都已经被国家各种渠道保护起来了，比如你想找什么民国时有的读物而在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找不到呢？即使后来的造反派有一些过激行为，损害重要文物的事件可能也并不会有多少，如果有，那也不是毛泽东所指示的，而是造反派们的幼稚，即使没有文革，好多文物也是会被幼稚所损毁的。别说造反派了，那时尽管政府作了好多保护文物的工作，但说实在的，全国仍然还有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文物，不知道文物会有什么价值，这就是当时社会对文物的一般认识水平，而也正是这种社会的一般认识水平——在决定社会对文物所采取的行为的一般水平。而也正是当时社会的一般认识水平等社会整体发展状态，决定了文革的发生、过程和结果。　　 比如你说：“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可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检索引擎中，输入“正题名”的关键词“女书”——就能搜索到15部有关“女书”的学术专著（不包括期刊文章及学位研究论文等）。我借阅了《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资料总汇》（赵丽明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中国女书合集》（赵丽明 编著，中华书局2005年1月版）、《女书的历史与现状——解析女书的新视点》（[日]远藤织枝 黄雪贞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三本，都没有发现其中有文革期间“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这样的记载。　　 中国女书研究的权威之一赵丽明教授，在她的《中国女书集成》这部书中，有一篇《女书的发现研究简介》，记载了学术界发现“女书”的过程：　　 “一九五四年，周硕沂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经常下乡辅导农村文化活动。一次，他在上江圩歌坛村找到创作女书水平较高的胡慈珠，于是虚心求教。胡慈珠热情地帮助周硕沂很快学会了一批女字，还收集了一些女书资料，从中整理出三四百个单字。胡慈珠满怀热情地创作出了《女书之歌》请周硕沂修改。这首女书歌后来被收入了《江永县解放十周年志》，这是载入史册的第一篇女书作品。一九五七年胡慈珠又创作了《解放歌》要找周硕沂修改，但由于当时的政治运动，周无法与之见面。当一九七九年周恢复工作后去找胡慈珠时，老人已去世两年多了。　　 “五十年代，周硕沂曾将收集到的女书资料上报湖南博物馆，其中有《梁祝姻缘》等。并写信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汇报。当时文字学家周有光见过上报材料，并回信鼓励指导周硕沂继续进行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这时女书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只是在后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负责人知道以后，才逐步在国家学术界及国际学术界引起重视。　　 《女书的发现研究简介》中还写道：“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青年教师宫哲兵在湖南进行社会调查时，根据一些线索找到周硕沂。周向宫详细地介绍了情况，并商定两人合作，重新调查。他们找到能写女书的高银仙、能唱女书的唐宝珍，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抄录并录了音，并由周硕沂译成汉字。另外还收集了一些资料。宫哲兵回校向一些专家汇报请教后写了一篇调查报告，由吴泽霖教授到北京开会时介绍给中国民族文字研究会的史金波、张公瑾等负责同志。”　　 ——从这几段话中可见，女书资料的最早收集、破译是得益于当时的文化普及、文物等政策的，否则，教男子认女书这样的事情是不会那么“热情地”发生的，更不会有《解放歌》的诞生（有资料显示《解放歌》被至今保存着），而且，多方资料显示（如前述的《女书的历史与现状——解析女书的新视点》一书的第38~39页：“女书的流传特色是手写传唱，亲友单独教学。因仅在妇女中流行，没有能传之久远的碑刻，也未能使用广泛传播的印刷。女书作品的所有者去世时，往往梵烧书稿，人去书亡。这样不仅女书的传播受到局限，女书的保存也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危机。”），过去女书不仅不教男人，更由于女书多记载了主人的秘密，而在主人去世后，一般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很少的作为纪念品珍藏保留，因此，男人很难看到并收集女书，也没有几个人觉得女书能登得了大雅之堂。而你所说的“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中的“许多”两字又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呢？如果是无意为之，那可是太不慎重了；如果是有意为之，又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后来，周硕沂以政府文化官员的身份学得女书，并收集到可以存放在湖南博物馆的女书资料等，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当地妇女们对新时代政策的认同，及在新、旧社会对比中所产生的对新社会的信任和感激，这也体现出了毛泽东及共产党在50年代时期的一般性社会政策及文物保护政策是非常成功的。而如果要没有毛泽东当时的文物等政策及当时的政府人员的关注，女书可能真的就会在新文明的冲击下自生自灭，不为学术界所知晓了，这不正是证明了毛泽东对保护文物“功不可没”的一个例子吗？后来的政治运动也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对女书资料的进一步研究，但当时政治方向是大事，其它的事情只好放一放了，不过，这和当时女书并没有被学术界所认识，和当时社会对女书价值的认知情况，及了解女书的官方文化人士只有周硕沂等几个人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女书的发现研究简介》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由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女书被批判成妖书、妖字，加上女孩子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老人去世等原因，女书的使用和传授都销声匿迹，到了后继无人、濒临失传的状态。”　　 ——实际上这句话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夸张的，如果“女书的使用和传授都销声匿迹”，赵教授又是从哪里访问到那几位“女书自然传人”的呢？而赵丽明教授在《中国女书合集》中汇集了“22万女书字，資料僅限於傳世佚名經典本，以及截止到二十世紀末，迄今可见到的最後一代自然傳人的全部作品，为原生态自然文本、经典文本，均为精通女书高手所书。”（这段文字见于赵丽明教授的《〈女书用字比较〉的学术价值》一文，网上可以检索到，并且，该文收入了前述的《女书的历史与现状——解析女书的新视点》一书。）。如果有女书被批判成妖书、妖字的事情，那么，这也和人们当时对古文化的批判态度有关系，和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很大的关系，而这种认识水平的提高是需要文化的普及及一定社会进步的积累的。而女孩子有了学习社会更为广泛的文明的机会，一般就会使她们忽略传统所曾经及仍然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认识的进步——包括政府及学术界认识的进步——就会逐步处理好传统文化及新文明之间的关系。　　 人及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有一个逐步进步的过程的，不可能一步就达到理想的状态。要尽量客观公正地看待人及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世界总有损耗能量与获得新能量的不断循环发展的一面，人及社会的进步也总是要有一定的过程的，这其中难免会有一定付出，只能但愿这种付出不至于无法承受！　　 你所举的那些破坏文物的例子，又有多少是你所能确切证明的呢？可为什么你就能相信呢？你为什么不分析一下不同的声音呢？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肖贵洞的《毛泽东与文物博物馆》[注iv]一文中说：“1949年5月6日，毛泽东电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也正是毛泽东的电令，使蒋氏住宅、祠堂、坟墓被保留下来，‘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受损破坏。1996年国务院公布蒋氏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蒋氏故居还在不停地接待游人。　　 可你说：“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你能确证这件事吗？你能确证这件事是毛泽东所指使的吗？但反过来说，就算是有这件事发生，你真的就不能理解当时大学生们的心情吗？就算是有这件事发生，而且，你又找不到毛泽东指使的确切证据，由于此前毛泽东已发出过保护的电文，那么，按照普通的法律常识，也只能说是红卫兵们违反了毛泽东的指示，这个逻辑没问题吧？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保护“蒋氏生母的墓”只能说是基于人道及政治上的原因，如果说“蒋氏生母的墓”算是文物，这不太合适吧？　　 你所列的那些事情中，有一件事能确证是毛泽东所指示的吗？毛泽东无法管太多具体的事情！社会的进步总是要一个发展过程！要有较高的角度和历史的态度等去看待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化发展上的跨度还是很大的。不要说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群众，尤其是学生，不是必须要服从命令的军队，如果不是时势所造，谁也没有能力去发动那样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古人云：历史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要把功劳都自己占着，缺点和错误都是别人的。要学会分辨是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责任，功劳不是一个人的，责任也不能都推给一个人。我说得对吗？　　 而对于文革期间红卫兵抄没的文物，肖贵洞研究员的文章还应该是有权威性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扫四旧，红卫兵查抄了所谓封资修的一些物资，其中包括字画、书籍、青铜器、珠宝、砚石等不少有价值的文物。这些文物，除少数被毁之外，绝大部分封存在条件较差的库房内，一直到1971年也没有人敢动。全国的形势，基本如此。　　 “1971年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转发统战军管组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产的处理意见》，其中重点是落实政策，归还被查抄的文物。毛泽东看到此文件后，马上批示‘照办’。中共中央1971年正式颁发，北京与全国开始落实清退被查抄的物资。”　　 在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负担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担，面对着众多的权衡与取舍，还没有忽略对文物工作的具体指示，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觉得“毛泽东对保护文物功不可没”吗？　　 你不能只看到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不能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到问题的主流和大局。存在的事实，往往都不是单一的，你不要过于片面，尤其是要注意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要能分清什么是更重要的，要分清什么是主体、什么是枝节等，这很重要。　　 社会在发展，你不能只看到一部分人的痛苦，就说这社会糟透了！也不能只看到一部分人的幸福，就说这社会好极了！你要尽量全面地、辩证地、哲学地看待社会的发展。　　 注解：　　 [i]该书为曹凤 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ii]这个年代可能有误，因为“文革”中，造反派之间武斗行为最多的时间是1967年下半年和1968年初，在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以后，造反派之间武斗的情况基本终止。　　 [iii]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肖贵洞的《毛泽东与文物博物馆》一文第二节（该文收编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版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iv]该文收编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版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1975年成功预报辽宁海城7.3级地震 编者按：海城大地震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因为有事实存在，右派们不好胡说没有，只好说这只不过是一个‘错有错着’的事情。中间派呢，说是一个比较偶然的事情。左派当然是支持这个事情的。好吧，就算海城大地震是一个错有错着的孤例，前前后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碰巧；就算海城大地震只是一个偶然得不能再偶然的事件。可是，都无法抹煞海城大地震的不朽。这种不朽甚至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不朽，更是人类世界到目前为止空前绝后的不朽。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上帝一定惊恐不已，惊恐人类这么快就预知了他的愤怒，并且懂得了如何避开他的愤怒。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海城大地震的前世今生吧。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6.8级地震，邢台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力量救灾，周恩来总理迅速赶到灾区看望受灾群众，检查落实救灾工作。邢台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预测、预报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做出了依靠专业人员和群众群测群防地震搞好地震预报工作的决策。周总理讲，“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专家和群众结合），土洋结合（土办法与洋办法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要各级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抓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 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辽南地震得到及时准确的预报就证明了这一路线的正确，就是这一正确路线的胜利。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1966年邢台地震后地震预报工作就在当地匆匆上马。起家时一切都是那样地简单幼稚，也不能不简单不幼稚，任何事物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起来的。科学工作者们到各个村子里，向人民群众广泛地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声、光、电、磁、直到井水变化寻找“预报方法”。3月26日中国地震工作者做出了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它发生在国务院总理发出庄严号召仅仅十八天之后！但这不过是很不成熟的一次经历，真正的辉煌正是这九年后的海城。 　　经过九年的探索，我国广大地震工作者研究了许多预报地震的方法。有人从地质学上去探索地震的成因和规律，有人研究我国历史上关于地震前兆和防震的记载，有人研究古代地震资料的科学价值，有人根据地震历史资料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地震发生的几率。有人从声、光、电、磁、潮汐、水文、地质、地壳变动、气候乃至天体运行等等来研究和地震的关系。根据这一切，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早就把眼睛盯向了辽南。 　　早在1970年1月辽南便被圈定为重点监视地区。1970年1月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确定把辽宁南部作为重点监视地区。北从辽阳市到锦州往南到大连，再转东北到东沟、丹东，然后向北、向西北回到辽阳这么一圈。会后，中共辽宁省委加强了对辽宁地震工作的领导，组建了地震工作机构和专业地震研究技术队伍，逐步开展了各项工作。 　　圈定了地震危险区，为进一步预报提供了战略工作区域。在加强前兆观察的基础上，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发现一些新的异常现象。旅大金县观测站在水准观测中发现从1973年9月到1974年6月，金州断裂南端地面大幅度地向西北倾斜，倾斜率为正常年变率的三十倍。国家海洋局几个潮汐观测站的多年海平面升降纪录，反映出辽东半岛向北西方向倾斜，营口从1972年起就出现不稳定的趋势性下降。尤其1973年渤海海平面出现十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反常上升。北大在大连观测到地磁场垂直分量的变化也大大超过了正常值。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分析了这些现象，做出了中期预报，认为渤海北部地区构造运动加剧，一、二年内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提出加强这些地区的预测预防措施。把短期预报圈定在以上那个圈内，从鞍山以南到大连以北的一个狭长地带，另外还圈定了一个从丹东到岫岩作为重点控制区。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专门会议。会后国务院又发了文件（国发[1974]69号）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把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定为地震高危地区，包括京、津、唐、张地区，辽南地区（大连、营口、鞍山）。该文件说上述地区在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会上有些同志认为华北已积累七至八级地震的能量，提出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中科院的报告提出：“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并具体提出四条建议： 一、加强对地震工作的领导，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七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要有一名负责同志主管地震工作，建立健全地震局或地震办机构。 二、积极发展群测群防网，大搞群众运动。在生产大队和重要厂矿企业建立群众业余测报小组，农村特别要发挥中小学、气象站和群众科学实验小组的作用。 三、地震专业队伍要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力争及时做出震前预报。专业队伍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把开展群测群防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四、加强有关地区协作。 辽宁省地震办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这个判断，中共辽宁省委进一步对辽宁地震的预测预防作了部署。一方面加强对专业台站的领导，同时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尤其在辽南地区群测群防网站遍布城乡、厂矿和社队，初步形成了专业和群众相结合的预测预报监视网，开展了仔细的监视、测报活动。在这个基础上，1974年11月东三省地震形势会商会更加明确地提出：“营口至大连近期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是今后工作的重点，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强监视，充分做好捕捉大震的准备。” 历史已经证明，1975年2月辽宁海城7.3级地震和1976年7月唐山7.8级地震都在1974年召开的上述会议的预测之内。历史同样证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 从1974年开始，营口、海城一带接连发生了一百多次小震，省地震办（局）经常向省委报告地震发生的情况。1974年夏，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发后，辽宁省委非常重视，专门开了几次会议，还请专家上课讲地震知识、监测方法等。辽宁省委常委按照国务院文件精神，决定：1、各级领导要重视地震监测和预报工作。2、建立健全省、地（市）、县、公社各级地震办公室，负责组织领导地震专业人员和群众业余的地震监测工作，宣传地震知识。3、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贯彻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准备大震”的指示精神，在辽南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中小学校建立群众性的业余地震监测小组，形成网络。配备简单设备、仪器，监测地磁、地电、地下水、井水、氡气、环境、动物异常反应等变化，并注意收集整理民间地震知识、经验。4、组织地质、地震专业人员对业余人员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5、对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加强领导，严格纪律。各地震监测点、监测小组不得擅自发出地震预报，只能将异常情况向当地地震办汇报，再由地震办逐级汇报。地震预报权只能属于政府。 从1974年开始，辽宁全省，特别是辽南各地迅速行动贯彻省委决定，建立了大量群众性业余地震监测点，监测小组。1974年12月发生过一次4.8级地震。在地震前，群专结合的监测网及时准确的作了预报。实践证明，他们的预报是正确的，国家地震局还专门破格为此发了简报。由此，专群结合监测地震的情绪更高了。 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初，辽南营口、海城一带小震越来越频繁，震级逐渐升高。省地震办不断的将地震情况上报给省委。当时辽宁省委的主要领导对辽南、营口、海城一带发生较大地震高度警惕。特别是地震专家给省委常委上课时讲的“小震闹、大震到”的规律给他们非常深刻印象。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要求，省委常务书记李伯秋亲自负责这项工作。 1975年1月4日，辽宁省委又专门召开了预防地震的座谈会，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专程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刘局长肯定了辽宁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成功预报了4.8级地震的成绩，并说：“过去有人说，地震预报外国人没解决了，中国人也解决不了。这是错误的。我们解决地震预报，就是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具体体现。” 主持座谈会的李伯秋书记对全省下一步的防地震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说：“就像打仗一样，我们要立足于早打，打大仗，打原子战争，立足于敌人突然袭击。要做到有备无患。”会后，全省防地震的工作，更进一步展开。 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沈阳有强烈震感。李伯秋、毛远新等省委主要领导立即查问地震情况。省委办公厅主任尹灿贞根据华文（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组长，具体负责领导省地震办工作）凌晨的报告汇报说：省地震办（局）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是“在近期内，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李伯秋问：“破坏性地震具体指什么？”回答是5到6级地震。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主张向营口、海城一带群众发出地震预报，毛远新提出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李伯秋说：“预测说是‘近期内，很可能’，什么叫近期内？一小时叫近期，十天半个月也算近期，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毛远新说：“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 然而，当时正是春节前夕，室外都在零下十几二十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发出地震预报，还可能造成恐慌，可能有坏人借机造谣、捣乱，甚至形成难民潮，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特别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影响了鞍钢的生产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的结果，预报要发，但要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个市，先召集海城县（属鞍山市）、营口县（属营口市）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省地震办派人去传达李伯秋代表省委提出的主要防震措施，然后通过各级干部、民兵下去动员群众不要在室内过夜。同时，通过县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 毛远新又把商量的意见向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沈阳军区政委）作了汇报，曾绍山表示同意，并说由他负责向当地驻军传达，要求当地驻军做好防震准备，还要随时准备派出部队去帮助地方救灾。 当天下午二时，在海城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意见，布置具体的防震措施。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主要是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到室外去。在生产队，在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搬到室外居住，要做到家喻户晓。 2月4日下午，尹灿贞打电话向李伯秋、毛远新汇报：在海城的紧急会议已开完会，正在全面落实省委要求。李伯秋对毛远新说，他准备第二天去海城、营口等地检查落实情况。当时李伯秋正在生病，毛远新说他去。但李坚持说他先去。 钱钢的《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是这样描写辽南地震预报的： 　　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地震预报研究工作进展的神速。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地震工作者发布的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的一百多万人撤离了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在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五百零八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八十六点七万间，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万分之一点六。 　　国外认为，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震后，美国、新西兰、日本、罗马尼亚、西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地震科学专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曾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的预报称之为“科学的奇迹”。 　　怎么不“奇”呢？早在海城地震发生前，国家地震局根据小震活动、地壳形变、地磁、海平面等四项异常，并考虑西太平洋地震带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以及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气象异常等重要情况，就已将渤海北部列为地震危险区。辽宁省似乎是从从容容地建立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早准备决战一番。 　　省委责令渤海北部要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还要求广泛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 　　这是真正的奇迹！大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做好防震工作的电话通报。下午，海城、营口召开研究对策的防震会议。于是，工厂停产，成千上万人被动员，甚至是被强令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连拖拉机也开出了可能会倒塌的车棚。人们裹着大衣，大寒风里坐等地震的到来。 　　这是真正的奇迹！地震发生前半小时，正在一个礼堂里参加军民联欢会的某野战军官兵和地方群众，接到紧急通知，于是会议临时中断，几千人安然撤出…… 　　中国灾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暮色苍茫的辽南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返回自己的小屋。 　　…… 　　七点三十六分，七点三级地震发生了！ 　　四面八方，一片尖声呼喊。人们不像在惊呼天灾的可怖，不像在庆幸自己的存活，倒像在欢呼地震工作者的神机妙算。 　　　 　　地震工作者当然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不能仅仅归功于他们，否则就难以理解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没有预报成功。海城地震时，地震工作者还不能说完全破解了地震之谜，只能说有了一些初步肤浅的了解，说不上神机妙算，如果说那时已是神机妙算，难道到了唐山，地震工作者就不是神机妙算了。 　　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群测群防起了极大的作用。地震工作专家，不过定下了长期的、中期的预报，他们的预报是正确的，工作是卓越的。但是仅仅有着长期和中期的预报对于救灾还是毫无用处。他们确实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预见到的地震也许今天晚上就会发生，也许三、四年以后才会发生。也有的地震专家“敢报大震”，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如果贸然作为定论发布出去，也很可能使得人们像说谎的孩子喊“狼来了”那样，到了真正狼来了，人们不再相信了。 　　不是别的，正是群测群防收集了大量的地震前兆现象，并且到了地震专家面前汇总，才使得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和国家地震局敢于判断出大地震就在眼前，把发生地震的圈子圈定到了海城到营口的小圈子里，才敢于做出临震预报。 　　由于辽宁省委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迅速地建立了群测群防队伍，大量的地震前兆由大批参加地震预报工作的群众汇总到辽宁的各专业台站以及国家地震局。 　　如：动物异常，冬眠的蛇在冬天出洞，老鼠不怕人，在大白天成群搬迁。 　　水异常，井水水位突然上涨或下落，以及翻花、冒泡、变色、变味等等。 　　各种群测群防的土仪器突发异常，数据急剧摆动，为正常变化的几倍到几十倍， 　　辽宁省地震办公室综合分析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资料确定很可能海城到营口地区将会发生较大地震，立即报告辽宁省委。1975年2月4日上午10时30分，省革会根据省委决定，向全省做出了预防工作的电话通播，并相继向鞍山、营口两市党委传达了省委的防震指示，14时又在海城召开了有海城、营口两县和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参加的防震会议，传达贯彻了省委的防震知识和措施。 　　海城大地震发生了，房倒屋塌，但是绝大多数居民撤离了住房，牲口赶离了圈厩，人畜伤亡大大减轻。 　　专业地震工作者的功劳自不用说，但是广大参加群测群防的人民群众难道是没有功劳的？辽宁省委的功劳难道可以忽视？制定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的正确方针，难道其功劳是可以忽视的。 　　辽南地震预报的最后两个过程就是由于在辽南地区密布的群测群防网点报来的大量前兆现象引起了注意，结合专业台站的观测数据，经过会商，综合分析做出的。其中由三个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女话务员组成的营口县虎庄公社邮电支局业余预报组和由家属、干部组成的辽宁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102 队群众测报组，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前者在1971年5月就成立了，她们四年如一日地从事单调、刻板、枯燥的工作，观测仪器、做记录、画图表、报读数，积累了可靠的数据。努力学习地震知识，向群众普及地震知识。在公社党委支持下，在所在地设立了六个群众测报点，还选择了一口水井，作为固定的室外观测点。她们的努力得到了群众的响应，全公社干部群众、男女老幼都来关心地震测报，发现异常及时向她们报告。在地震发生前发现了蛇、鼠、鸡、青蛙等不少动物异常，以及各种水异常等，结合她们自己观察到的土地电仪的数字异常，进行综合分析，及时向上级报告。近四年的努力在1975年2月4日一天内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就是那天下午13到15时，她们发现土地电仪出现了几年来最大的异常变化，立即报告上级。地震发生时，她们不顾安危坚守岗位。地震后墙倒房塌砸在她们身上，她们仍然在余震不断中坚守了七天六夜，保证电话畅通无阻，又日夜注视着土地电仪的变化，监视震情。 　　没有这一切，没有群测群防，那会有海城营口地震预报的成功。日本等国的地震专家在总结了我国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经验后得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能够及时地收集大量地震前兆的异常情况，并且及时归纳、分析、总结的结果。（节选） 地震发生后，李伯秋当晚就赶到海城。不久，他给曾绍山、毛远新打来电话，说灾情比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倒塌房屋很多，但群众情绪还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群众说：“共产党、毛主席真神了，下午让我们搬出去，晚上就来地震”。群众还说：“房子倒了，但没伤着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李伯秋还说，39军救灾部队已迅速到达灾区，正在开展救灾工作。 李伯秋书记从灾区回到沈阳后，毛远新即前往海城、营口等地，继续组织救灾工作。在大石桥（营口县政府所在地）39军驻地，39军副军长在军部礼堂的废墟前对毛远新说，2月4日那天真是巧了，当天下午鞍山市委、市政府带着春节慰问团来部队，四、五百人在军部礼堂开联欢会，地方领导、军队领导讲完话后，主持人宣布，接省委通知，所有人员不要留在室内，文艺演出不演了，请大家按秩序退出会场。人员退场后二十多分钟，大地震来了，整个礼堂塌下来，夷为平地，参加联欢会的军地双方人员一个也没伤着。 海城大地震后，据统计，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万间，伤一万余人，死一千三百余人（主要是老人、病人冬天不便搬出来，还有一些“胆大不怕死”的）。 有关部门估计，如果不发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可能近十万人。 1975年10月1日，毛远新去新疆参加纪念活动，9月底路过北京去看望毛主席，先向毛主席汇报海城地震情况。毛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主席指着毛远新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对照杞人忧天）的故事”。 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 毛主席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委上午10点发出了地震预报，当天晚上7点36分就来了地震，这纯属偶然。但从1974年国务院根据地震专家的预测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发出国发[1974]69号文件，辽宁省委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应对准备工作，健全了机构，组建了专群结合的监测网，普及了地震常识及防震教育，加上老天帮忙，4日凌晨将近5级的地震，提醒辽宁省委果断拍板发了预报。这大概就属于毛主席所说的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必然性。 地震预报的确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无法观测到地壳运动的实际情况，也就无法确切掌握地震的规律。海城地震属于“小震闹，大震到”的类型，这只是地震的一种形式，唐山地震就不是这种类型。对地震专家提出过高的奢求是不客观的。 但是，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地震灾害是不能预防的。 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说明，在人类完全掌握地壳运动的规律之前，也还是能找到某些可行的办法，最大程度降低地震造成的危害，特别是人员的伤亡。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被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实践证明，至少在大量减少人员伤亡上是行之有效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说到底，在预防地震灾害的问题上，还是需要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这就是地震当中的鞍钢宪法。没有专家的地质结构分析、中长期预报和日常的专业性工作不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组建业余地震监测网，没有普及地震常识和进行防震教育，也不行；没有党政领导的当机立断，采取有效的措施，还是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地震灾害的预防及救助，更象是党政领导的一项系统工程。 编者后记：有网友回贴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在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的一生中思想登临当世绝顶，海城预报成功，有偶然性，但也是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思想的必然成果。网友的回贴，就是我编这辑这篇文章的心意。海城大地震，是毛主席，是共产党员一切为了人民谋幸福的一个绝顶的表现。而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就是为了致力于打造一个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许兆田】网友回贴说：海城大地震预报出来之后，省革委会许多老官僚不敢承担责任，不愿意拍板，怕万一预报失误因防震措施引起批评。最后是主持工作的常委毛远新冒着政治风险拍板安排下去的，由此，才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生命和财产损失。不管当时到底是谁先还是谁后下了决定，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最终还是走在了一起就值得赞扬。至于这文中知名人物的命运大概老百姓都是知道的，在1976年之后的‘春天’里，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免职，有的坐牢，但是只要海城在，他们的功勋碑就在，他们，应也无憾了。 【特刊】真相失落之后没有真诚 “南京”是Q，“拉贝”是A 司马平邦 （编者按：可能很多人会奇怪，讲文化大革命的章节，怎么会出来这一篇不是‘文革’的文章？我想今年的中国，电影《南京》和《中国不高兴》这本书会是带给中国人的最强的一个思想激荡话题。思想，思想，是‘文化大革命’讲得最多的一个命题。而电影的动感冲击可能比书会更加直接，所以最后选择了以这篇文章做为这一部的结篇。） 看了《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两部电影，我深刻地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不止是过去惨遭外族屠戮，还在于70多年后我们仍然没有诚意和勇气还原那段被屠戮的历史真相。无论是社会原因还是个人原因，这种掩盖和矫情的表达都是令人羞愧不堪的，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巨得不能再巨的寄托了深重民族情感的公器事件，个人的认知在此面前从来是渺小的，只有那些不自量力的中国导演才会跃跃于此，欲图博个功名…… 我觉得，中国真正健康的电影批评状态应该是这样： 影评人自由批评。导演和主创坦然接受。就是一部电影再次被民间骂成《色，戒》那样的汉奷电影，电影局也不应禁映和封杀之。这样的氛围下，中国一定会出好电影。 •壹• 但现在，比如《南京！南京！》这样的电影，从技术上讲，确实算得上中国电影的进步代表，曹郁的摄影我尤其喜欢，音乐也不错，演员的表演也个个出彩——但仍也不能回避它的价值观有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的问题该安在导演头上，还是中国制片方甚至是电影审查机关的头上，《南京！南京！》能过审，而且还是“2009年建国60周年推荐影片”，可我在电影院看了两遍却一点儿也找不到它应成为“推荐影片”的原因，倒是觉得日本的电影审查机关应把它列为“推荐影片”——不过，话说回来，《南京！南京！》里的角川正雄现象，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刚刚爆发不足半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起）就有日本兵在南京因为杀了中国人而自责地开枪自杀，这可能被日本人看成是对武士道精神的侮辱，有所谓的专家不是说，《南京！南京！》里所有的影像都是有当时的历史素材做依据吗？那我就想问问，角川自杀那个画面，历史上的依据在哪里？ 确实有一些日本鬼子因为在南京和中国犯下太大罪行而自责甚至可能为了赎罪自杀的事，但有史可查的，全都是在战后，《东史郎日记》我也通篇读过，老头子确实在真心忏悔，但就是忏悔到东史郎的程度，他亦没有选择以自杀以向中国人民谢罪。 所以，角川正雄的自杀，实在是《南京！南京！》的一个大败笔，败到电影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 所谓的普世或者普适价值，并不是指全世界只有一种价值观，而是互相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南京！南京！》选择了一个以参战和参屠日本兵的视角展示那段大屠杀史实的电影方式，但那个日本兵的骨子里却流着中国人的迂腐、矫情和自恋的血，您拍屁股想想，如果《南京！南京！》里的角川可以成为一种侵华日军的典型，日本人能在其后中国呆上8年吗？恐怕8个月都呆不足吧。 •贰• 为此，在几天前另一部由德国人导演的《拉贝日记》的北师大首映会上，我曾问南京大学拉贝纪念馆的汤馆长，据其所知，在南京大屠杀的那个“血腥六周”里是不是真的有如角川正雄这样的日本鬼子，可以因杀中国而自责而自杀，汤馆长说“绝对没有发现”。 我的分析是这样，你看对不对：假如在南京大屠杀那段中确实有一个以自杀向中国人当场谢罪的角川正雄式人物，当时的日本军队也绝不会让这种“令帝国军人形象蒙羞”的事被记录下来的，一定会掩盖且来不及，所以，历史记载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角川，看过《南京！南京！》，我说，这其实正是陆川，是陆川亲身参加了南京大屠杀，借角川传达自己的感受罢了。 不过今天又听到一种说法，是《南京！南京！》里刘烨饰演的那个中国军人“陆剑雄”和“角川正雄”合起来才是“陆川”，合起来的名字正好是“陆川雄”，冥冥中有某种意会在，当然这是餐间戏谈，但确实挺有意思——那个反抗的陆川早早被屠杀，那个替日本人着想的陆川坚持到最后，自杀赎罪，些谓“雄”。 不如说是“熊”。 在熊包们的眼里，全世界只有大熊包和小熊包的区别，如是而已。 日本人实在是太他奶奶地拗了，抗日战争过去这么多年日本政府还是不认罪，所以，善于设身处地思维的中国人，就有陆导演这样的，跳出来替鬼子们赎罪，但你不知道，经过如此改写的角川正雄其实也侮辱了日本的武士道，日本人真的买你的帐吗？ 所以，《南京！南京！》如果确说自己拍的是真历史，还是多多举证为要。因为再精美的包装都包不住一段伪历史的丑陋，这是个大麻烦。 •叁• 从《南京！南京！》到《拉贝日记》，中国一时之间出了两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这是个极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无法不对两部电影进行一番对比，而对大众来说，这甚至是一部系列电影的两集，华谊兄弟的老板王中磊的说法颇有代表性，他是《拉贝日记》的投资人，但他还是希望《南京！南京！》拿到高票房，因为导演是中国人，他希望中国导演赢。 民族情感总是人人有之，我也一样。 但看了两部电影，我相信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未必得到满足，因为你会发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 看了《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两部正确答案（A，Answer）基本都存在于《拉贝日记》里，而《南京！南京！》的作用只是：1.提出问题（Q，Question）；2.给出的是伪答案。 比如，《南京！南京！》的宣传里动不动就说的“抵抗”，但我看了两遍《南京！南京！》，也没找多少抵抗的影子，那股了国民党兵的抵抗在电影开始30分钟就被消灭了，后来最大的抵抗就是拉贝管理的安全区里竞选“志愿妓女”去给日本人慰安，慰安过程里是不是有“抵抗”，电影没有交待，可能也拍了，又被剪了，哎，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啊。 《拉贝日记》里其实也鲜少有中国人对日军的抵抗，但有一个情节我是欣赏的，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琅书（张静初饰）的弟弟在姐姐被两个日本人扑倒的一瞬开枪打死了这两个鬼子，而在真正的历史记载中，当时蒋介石的军队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的抵抗确实是微乎其微的，溃逃得厉害，零星的抵抗也只可能来自于民间，琅书弟弟的这项“壮举”说不上完全来自历史，但却充满了合理性。 所以说，让“抵抗”成为某部南京大屠杀电影的一个主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如果真有抵抗，哪里有30多万中国人被屠杀掉，而据我所知，日本军队制造南京大屠杀的3个充足理由是：1.之前的松沪会战中国军队的抵抗太强烈，日本人要报复，2.国民党军队在南京的抵抗太弱了，3.中国民间的抵抗并没有因官方的放弃而停止；因此日本军队是想借一次大屠杀彻底慑服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 而不是像《南京！南京！》表现的那样首先是日本士兵被几个中国人的死慑服了。 所以，关于“抵抗”这个Q，《南京！南京！》给出的A是虚弱的，而《拉贝日记》给出的A还是令人信服的。 •肆•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一个前纳粹党的党员，也说是西门子公司在南京的领导人（掌握着南京的电力系统），也有说他是纳粹党驻南京的总代表，他在南京大屠杀里到底救了或者保护了多少中国人，这是《南京！南京！》提出的又一个大Q。 《南京！南京！》明显是贬低拉贝的作用和能力的，比如，虽然电影中表“国际安全区”是拉贝领导的，但他其实只在1938年2月离开南京时，捎带救走了秘书唐先生的老婆唐周氏和一个贪生怕死的国民党军官（形象很委琐），拉贝临离开安全区时向里面的中国人下跪，虽然拍得悲壮，但不能否认陆川是在暗表拉贝把安全区里的所有中国人留在了日本从的屠刀下，之后连拉贝的那个做了汉奷的秘书唐先生（范伟饰）也被日本军官伊田枪毙，唐先生的死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陆川的又一个隐喻，即当了汉奷的人都被日本从杀了，其它没当汉奷的中国人有可能幸免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陆川用电影是否定了约翰•拉贝，或者揭示说，拉贝只救了两个中国人，而已。 当然，救一人就是救全世界。 《拉贝日记》是德国人拍的电影，电影最后同样不能回避拉贝于1938年2月回国这一史实，但它给“拉贝回国”做了如下交待：1.在拉贝的保护下，国际安全区里有20万中国人免遭日军杀戮，而拉贝先生是在各国使馆相继回到南京之时离开南京的，那时日军大规模的屠杀（即“血腥六周”）结束了，新的屠杀不可能在诸国外交官的众目睽睽下完成的，当然，在拉贝先生离开南京之后，原生活在安全区保护下的中国人是不是也有被日本人杀害的，这是电影没有表的，因为电影的名字就是《拉贝日记》嘛。 为此问题，我向南京大学拉贝纪念馆的汤馆长提问：拉贝在南京到底救了多少中国人？汤馆长当场向我出示了几份证据，一份是有602个中国人签名的关于拉贝相救的证明材料，还有一份是拉贝将要离开时，南京20多座难民营（估计都位于“国际安全区”内）管理者的挽留书，这20多座难民营共安置了大约20万中国难民。 也就是说，拉贝先生确实是救了中国人的，而且比当年的辛德勒救的德国人要多得多。 《辛德勒的名单》是犹太人斯皮尔伯格为了向二战时拯救了1000多名犹太人的辛德勒表示感恩而拍摄的电影，因为史实中他确实就救了那么多犹太人，但在《南京！南京！》里，虽然出现了拉贝，但陆川的电影语言客观上否定了拉贝先生当年对中国人的搭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实在为这种不知感恩的行为感到脸上热辣辣的。 或者，如果《南京！南京！》的创作者们的祖上确实和拉贝有仇隙，你在电影里回避拉贝也就罢了，既然现在你的电影里有他，就一定要表示感恩，否则就太没良心了。 我相信德国人拍的《拉贝日记》同样会有“拉贝视角”的倾向，但就像《辛德勒名单》是犹太人拍的而不是德国人拍的一样，在这件事里的中国人，被人家拯救了成千上万，哪里还有高高在上取否定和回避视角的资格呢？ 这下可好，明明是日本人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却讴歌了一个因为枪杀了一个中国人而自杀的日本士兵的人性，却否定了一个拯救过成千上万中国人生命的德国人，情可以堪？ •伍• 另外，关于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里的拯救作用，《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还有一个巨大的技术性的差异： 在《南京！南京！》里，拉贝的身份是模糊的，低级的，他曾对几个日本兵说要见“他们的将军”还遭到日本兵的嘲笑，他只是一个有纳粹身份可以自保的德国人，拉贝的“国际安全区”一直在和伊田和角川这样的中下级日本军官打交道；而在《拉贝日记》里，拉贝打交道的对象是香川照之所饰的朝香宫鸠彦，一个当时可以左右南京城里所有人生与死的日本皇族，日本占领军总司令，以及与朝香宫鸠彦差不多同级别的日本军官——据史学家说，德国人约翰•拉贝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的政治身份之一相当于“南京市长”，前中国市长将这个职务移交给了拉贝，这个身份是由他牵头的“国际安全区”可以尽量免受日本侵占的主要摧残之一，而在《南京！南京！》里，拉贝惟一可以倚侍的就是一纳粹党员的身份。 《南京！南京！》如此压低拉贝的身份是不是与电影最终贬低拉贝的拯救作用相通呢？ 我个人很欣赏《拉贝日记》开场不久，拉贝用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遮掩了大量中国难民使他们免受日军轰炸之害的情节，据史实，其实当时拉贝把当时他居住的西门子公司的办公地也全部遮盖在纳粹党旗之下，以保护里面的中国人——这一情节似乎在教育那些只知“人性”而不知其它的当代中国人，“国家”和“人性”其实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这两个东西时有交叉时有平行，“纳粹”对德国和欧洲人来说可能是个坏透了的词，但它仍然对中国人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抗战之初德国对中国的援助），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是没有的，而我们要记住的是一切“国家”、“主义”、“政治”里的真正的人性的光华。 所以，我把这个情节列为2009年自己眼里中国电影最伟大的镜头。 •陸• 关于南京大屠杀，其“屠杀”之极状是著名的“百人斩事件”。虽然惨烈至极，作为中国人都难于平静接受，但我一直认为中国导演有义务揭露日本鬼子当时做的这项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这也曾是我对陆川的《南京！南京！》的期待。 百人斩，史载，指1937年11月底至12月10日，在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直至南京大屠杀前夕，两名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以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为胜的竞赛。最后向井敏明以斩杀106人胜过斩杀105人的野田毅。后经南京军事法庭查明审判，两人均承认控罪，于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据《东京日日新闻》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开始后第二天）刊登的消息：以南京为目标的“百人斩竞赛”这样少见竞争的参与者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在10日的紫金山攻略战中的对战成绩为106对105。10日中午，两个少尉拿着刀刃残缺不全的日本刀见面了。 野田说：“喂，我斩了105了，你呢？”向井说：“我106了！”……两少尉：“啊哈哈哈……”结果是谁先砍了100人都不去问了，“算作平手游戏吧，再重新砍150怎么样”。两人的意见一致了，11日（南京大屠杀开始之日）起，150人斩的竞争就要开始了。11日中午在接近中山陵的紫金山追杀残兵败将的向井少尉谈了“百人斩平手游戏”的结局…… 但《南京！南京！》里没有百人斩。 而《拉贝日记》里有。 《拉贝日记》里，拉贝的司机老张因得罪日军军官，被拖到一隐蔽处砍了头，拉贝追踪而去，从木栅的缝隙里看到了被日军砍掉的堆如小山的中国人的头颅，其中就有老张的，电影并没有直接说那刽子手就是“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但明明是导演想用一种方式重现当时确实存在的这段史实，或者因为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在被德国人所熟知的纳粹“杀人史”上也不多见吧。 我觉得有必要为德国导演兼编剧傅瑞安•加伦伯特如此诚意地揭示了这段日军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史而向其由衷致敬，这本该是陆川该做的。 而他却过多地表现了强奷。 因为每一个拿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作素材的中国人，你们都有义务表现它，并加以控诉之，这是作为中国人的责任。 在这件事上，《南京！南京！》的A是零分，而《拉贝日记》的A是满分。 •柒• 《南京！南京！》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最出彩的地方是日军对中国妇女（以及日本妇女）的迫害，即强奷或性暴力。电影也一直以“裸女”做噱头来吸引观众，据说在最早的剧本里，饰演姜老师的高圆圆也是被强奷了的，但高看过电影的拍摄方式说什么也不同意拍。 不过《南京！南京！》虽然以展示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强暴控诉了日本军，但，一来，陆川的本意并不直接是控诉日本军队，而是“战争”本身，因为片中被角川爱上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最后也死在慰安营了，女受害者国籍的“国际化”一下子淡化了电影对日本军队的直接批判；二来，电影中两个女人，即姜老师和由姚笛饰演的唐小妹（周晓燕）的死却完全出于日本鬼子角川和伊田对中国妇女的“同情”，角川在姜老师行将被日军拖出去强奷的时候对她的脑袋开了一枪，我亦很不理解角川不但没有因此“违反军令”的行为而受到处分，还能继续最后将一老一少两个中国军人救出南京（角川救的中国人不少于拉贝），而唐小妹被伊田枪杀后，伊田说“她很漂亮，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好”，他奶奶的，当年那些在南京强奷并杀害了中国女人的日本军人是不是都这么有爱心？既然他们如此有爱心为什么又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呢？ 这句“他奶奶的”，我不是在骂日本人！ 明明，杀人就是杀人，但在《南京！南京！》里，“杀人”被变成了日本军人有人性和良知的证明，而这种心思居然来自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创作，杀了你，是因为爱你，因为同情你，所以我崇高，所以我有人性。 一位哈尔滨的哥们儿看完电影给我发来短信： 南京大屠杀已经杀死了30万中国人，《南京！南京！》将再气死30万中国人！ 我无话可说。 •捌• 关于《拉贝日记》的另一个贡献——文章写到现在，已经不是在探讨两部电影的优劣，而是谈另一部电影的贡献了——是重现了曾经逃脱战后审判的日本皇族战犯朝香宫鸠彦的罪行。 朝香宫鸠彦（1887—1981）在《拉贝日记》里由参演《鬼子来了》的日本演员香川照之饰演，他也叫朝香宫亲王，日本天皇裕仁的叔父。久迩宫朝彦亲王第八子。他1937年12月2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中将，12月7日朝香宫鸠彦赶到南京前线，不日即签署了密令：“杀掉全部俘虏！”他还指令下属改变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原命令，让所有日军入城，自行安排住宿，使大屠杀及各种暴行进一步扩大。此后，朝香宫鸠彦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的杀人命令，最简单而直接的只有4个字“全部杀掉”，直接导致了日军进城后令人发指的兽行。电影， 我深刻地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日军攻占南京时日本最高统帅部的策略就通过残酷地打击南京，来瓦解中国人民抗日斗志，迫蒋投降，朝香宫鸠彦忠实地传达并实施了这一策略精神。战后朝香宫鸠彦凭借他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逃脱了惩罚，后来还成为“日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长。 《拉贝日记》，是历史上第一部直接揭露了朝香宫鸠彦的战犯身份的大屠杀电影，让伪善的日本皇族在侵华历史上的罪行得以直接展现，这样的视角其实已经大大突破了那些被外交关系、政治利益所紧紧困扰的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也说明从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中国电影的“控诉”力量还远远不够。 我不知道《南京！南京！》的主创们是不是研究过这种历史，是不是有这样的责任感将如“朝香宫鸠彦之罪”在内的一个又一个被尘封的日军暴行更多地还原于世，还是想以一个某种“原谅”或者“和谐”的理由大而化之，借70多年前30万被害同胞冤魂的酒杯浇自己的心中的块垒？ 或者只是无知而已。 •玖• 还是文章开头说的那句话：就是中国民间再次把一部电影如《南京！南京！》骂成《色，戒》那样的汉奷电影，电影局也不应禁映和封杀之，有了这样的宽容度才会有健康的中国电影生长环境。 不过，据说《拉贝日记》的最后字幕，德文版上有一段话的原意是“南京大屠杀至今仍然不为日本政府所承认”，译为给中国人看的中文版时就必须改成“南京大屠杀到今仍然不为日本右翼势力所承认”，修改的本意据说是现在为了“中日关系”需要。 其实，越是掩善真相的的“国际关系”和“历史问题”越是会引起更大的现实反弹，就像疖子长得越大就越接近出头一样的道理。 我不懂德语，结尾处是不是这样不能肯定，懂德语的朋友，可以对照中德两个版本的《拉贝日记》自己寻找那个A。 PS：刚才看到一个关于《南京！南京！》的影评，作者说最感动的情节居然是刘烨和他的战友在被枪杀之前高呼“中国不会亡”，中国在拥有了核武器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的现在，中国人仍然停留在只会高呼“中国不会亡”的悲壮里，而甘愿以任人宰割为崇高，并无半点儿愤怒与复仇的狂野，这是种多么自轻自贱的民族品性，说实话，那个情节甚至让我想冷笑。 第五部：关于毛泽东 寒梅：《关于毛泽东：与一个天主教徒的对话》 换了一个工作团队。跟几个同事“旷日持久”的争论了近两个月，关于毛泽东。 其中一位最“顽固”的， 渐渐的，他有些怀疑自己一直以来的认为。导致他最后转变的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把我们几次争论整理了一下，贴在下面。 同事：毛的共产主义是灾难。共产主义失败了。没有人再相信它。 寒梅：我不这样认为。 同事：它不能继续了难道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中国正在经历问题。 寒梅：中国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的问题。 同事：但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 寒梅：我认为我们还不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他们有共产主义信仰。 同事：这是我对毛和共产主义不能接受的。 寒梅：不能接受共产党员们有共产主义信仰？ 同事：不能接受他们强迫所有中国人都相信共产主义。 寒梅：我不认为存在强迫。 同事：但毛要建立共产主义国家。 寒梅：这点我不反对。 同事：这就是强迫。他剥夺了上帝赋予人们的权利，选择的权利。 寒梅：这种权利曾经在中国存在过吗? 同事错愕。 寒梅：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是吗？上帝赋予人的权利，在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共产党之前也从来没有拥有过。 用上帝赋予的权力去质疑中国是不公平的。 同事：没有感受过上帝的慈爱，这是中国人的不幸，我为中国人感到难过。 寒梅：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上帝。 同事：这不是上帝的问题。 寒梅：那么是谁的问题？ 同事：上帝始终存在，不能因为没有发现就质疑上帝。 寒梅：我不是在质疑上帝。但事实是中国人没有被上帝指引过，被不相信上帝的共产党指引了，被毛指引了，突然发现了完全不同于上帝说的世界，假如上帝是慈爱的，慷慨的，能不能接受中国人的发现? 同事怒：你在怀疑上帝。 寒梅：不，我期待上帝能够接受中国。 同事：中国先要信上帝。 寒梅：难道上帝是有选择的去保佑那些他认为好的孩子？ 同事怒：这简直是疯狂！对不起，我不想再进行这个话题。 二段话题： 同事：你和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同。 寒梅：因为我不反对共产主义和毛。 同事：我想是这样。 寒梅：我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毛和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是进步。 同事：毛让自己成为最大的独裁者，不是吗？没有人可以反对他。 寒梅：为什么要反对他？我并不认为毛是独裁者。 同事：没有“为什么”，他必须可以被反对。他拥有最大的权力，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如果疯狂，世界就是灾难！中国发生的一切证明他就是疯狂的。（同事声调越提越高） 寒梅：别激动。。。。我并不反对你说的一切。反对，容易做到。但反对能不能起到作用才是重要的，不是吗？布什总统要打仗，选民们谁能阻拦？伊拉克战争的结果，现在不是每个人都在承担着吗？ 同事：布什是我们选出来的总统，我们必须相信他支持他。 寒梅：如果这是理由，毛不是被纸的选票选出来的，而是中国人用生命的选票选出来的。 同事愣住，片刻：但这也不是他可以拥有最大权利的理由。 寒梅：什么才可以是理由？我不否认毛拥有最大的权力。美国权力最大的是谁？是总统吗？不是，对吗？比较，应该是相同职位的比较才合理，不是吗？ 同事：我不能同意你说的。 寒梅：总统的决定，和总裁的决定，哪个对你影响大？是总裁，不是吗？在中国，我是说毛的时代，总裁和你都是为国家服务。 同事：这简直不可思议。我，根本反对中国那样的方式。 寒梅：中国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方式？ 同事：毛拥有最大的权力而不被监督是不能接受的。 寒梅：假如中国人不反对呢？ 同事：什么？ 寒梅：你可以反对上帝吗？ 同事：上帝啊，你在说什么？ 寒梅：我在说毛为什么得到中国人信任。 同事：你在告诉我毛在中国是上帝？这完全是疯狂。 寒梅：对于中国受压迫的人来说，是这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时候，上帝的声音也在中国传播，但中国人选择了毛。我相信上帝是慷慨的。 同事：中国人把毛当作上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寒梅：对于中国人来说毛可能比上帝更具体。 同事怒：这是罪恶。 寒梅：你不能要求不知道上帝的也按照上帝旨意去做。 同事：没有找到上帝的指引，这是中国人灾难。 寒梅：我们的灾难1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上帝来到中国的时候。 同事：什么？！ 寒梅：100多年前，上帝的确曾经派使者到过中国，传播文明和上帝的声音，但是非常不幸，中国人还没有感受到上帝之前，首先面对了武器和抢夺。当然你们仍然把这一切归罪于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过去100多年就没停止过，直到毛的出现。中国人选择了毛，用追随和牺牲。 同事：但这不是上帝的选择。 寒梅：中国人需要上帝的时候，上帝在哪儿？ 同事愤怒+震惊：上帝啊！我不敢相信你提出这样的问题！ 三段对话： 同事：我可以理解毛在中国人心里有不可取代的位置。但是，他应该把自己置于监督之下。 寒梅：我不反对。让我问一个问题，总统，大法官，和美国所有的政治家们，可不可以是没有信仰的人？ 同事：不可以。 寒梅：只要总统坚信上帝，你就不会认为他会做出违背上帝旨意，或者道德愿望的事情？ 同事：基本来说，是这样。 寒梅：那么，宗教信仰是高于一切的，不是吗？ 同事：这是毫无疑问的。 寒梅：美国所有政治的一切，包括对总统的监督，都是处在宗教信仰之下，没有什么可以超越上帝的，不是吗？ 同事：是的。 寒梅：国家所遵从的宗教信仰是不能和选民的宗教信仰冲突的，对吗？ 同事：这是必须的。 寒梅：毛政权成立时，中国基本是个没有统一信仰的国家。 同事惊讶：什么？ 寒梅：让中国人拥有信仰，这是毛进行的艰苦的努力，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今天，他仍然接受着指责。毛政权刚成立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脑子里，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准确理解的共产主义。 同事：我的上帝！ 寒梅：你也震惊，不是吗？那就是中国的现实。请坦率告诉我，你，我想是整个西方看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是灾难，有了信仰不信上帝也是灾难，对吗？ 同事沉默不语。 寒梅：我不认为毛是拒绝监督的。 但比监督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或者人必须是有信仰的，不是吗？ 同事点头：是的。 寒梅：我也希望毛建立政权的时候建立了美国这样的三权分立，但是，毛面对着几乎是废墟的国家，大部分人不仅不知道信仰，而且还是文盲。唯一能领导中国人做事情的只有毛领导的共产党，你觉着那种情况，三权分立怎么建立？ 同事：难以想象（那种情况）。 寒梅：是的。不知道上帝就不知道上帝赋予的权力。 批评毛让中国人民信仰共产主义这不公平，毛带给中国巨大进步之一，就是他告诉中国人信仰是多么的重要？ 毛很伟大，当大部分中国人都像上帝一样敬仰他时，他并没有把众人的敬仰变成宗教，而是鼓励大家把共产主义作为信仰，用科学的方法去看世界。 同事惊讶。 寒梅：当然毛并不排斥，他建立了三种互相监督，在共产主义信仰之下，以适合中国的方式。 同事：我很感兴趣。 寒梅：他让每个城市的单位，农村的村庄都有两套一样组成的领导团队。比如一个工厂，有厂长就要有书记，农村有村长，就要有村支书，两个并行的领导不能是同一个人，这是两种相互之间的监督。还有第三种权力是监督这两个的，就是人民可以监督领导的权力。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共产主义信仰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同事：但是毛的权力？谁来监督他？ 寒梅：问得好。你觉着一个国家，可以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经常更替吗？ 同事：不！那是灾难。 寒梅：毛一直面对这个问题。他要坚持社会主义，我也认为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在这一点上，毛是独裁的，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同事：我不认为我会认同，但你说的也许有道理。 四段对话： 同事：我不反对毛也许做了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事情。但是如果仅仅从得到的好处去判断，这同样是疯狂的。 寒梅：我可以赞同。制度的公平和合理更重要。我认为如果这样说，你应该更认同毛的做法。他在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同事：这是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毛剥夺中国人的自由。 寒梅：自由是相对于制度下的，不是吗？ 同事：不，自由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没有任何制度或个人可以限制人的自由。 寒梅：是这样吗？如果是40年前，我们今天这样谈论，FBI要来找我们麻烦了，办公室里不能摆放或谈论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东西。这条法律好像现在还没被废除？ 同事错愕。 寒梅：我们可以选择下午一点上班吗？我们可以不跟老板请假离开吗？我们可不可以抛弃团队精神？我们在办公室没有自由，不是吗？ 当然多长时间去喝一杯咖啡，或者多少分钟休息一下，我们只有这样的自由，制度下的自由，不是吗？ 同事：我不反对。但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毛的时代，中国人连这种自由都被剥夺了。必须穿一样的衣服，唱一样的歌曲，只能听毛的话，绝对的服从。我的朋友经历过毛的时代。 寒梅：我没有这种幸运，没有经历毛的时代，的确很疯狂。我也反对这样。我不反对统一的规则秩序和纪律，我支持规则秩序和纪律之下的自由，但我反对绝对的自由。我认为毛的时代，做到了统一的规则秩序和纪律，但是忽略了这之下的放松。毛说过，既要统一意志，又要个人心情舒畅，显然没有这样做好。我反对没有做好，但我不反对毛。 同事：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寒梅：是的。毛也曾经说过，小孩就要玩，释放天性，不要被束缚。 同事：不！很难相信这是毛说的。 寒梅：毛有巨大的同情和宽容，他不愿意被压迫，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不公平的压迫，包括父母压制孩子。 同事：我很难相信毛是这样的。那么他为什么强迫全国都一样？ 寒梅：我不认为那是毛做的。要了解这些，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告诉我，如果工作中感觉被压制，会是总裁吗？不是，对吗？很多时候是直接上级。看，美国和中国并没有不同。任何政策和工作，最高的领导和属下人员之间，总是有其他的人存在，共产党叫做干部。 同事：你是说，是执行毛的政策的人，造成了那一切？ 寒梅：我认为是的。 同事：但是毛有责任。 寒梅：当然。但我不首先指责毛。我认为中国需要改造文化，尤其官场文化。毛做了努力，他对干部很严厉，他迫使共产党员只能在共产主义信仰下无私的工作。但这也导致毛之后，首先反对毛的，不是普通人民，而是毛的干部。 同事：令人吃惊。 五段对话： 同事：你怎么看毛时代的贫困？ 寒梅：毛时代有什么理由富有吗？ 同事笑：我怎么没想到？ 寒梅：如果毛时代是让中国由富变穷，这是毛的问题。但中国本来什么都没有，甚至是负数，是毛把中国变成的正数，我对毛没有任何怨言。 同事：你怎么看毛时代的贫困？ 寒梅：毛时代有什么理由富有吗？ 同事笑：我怎么没想到？ 寒梅：如果毛时代是让中国由富变穷，这是毛的问题。但中国本来什么都没有，甚至是负数，是毛把中国变成的正数，我对毛没有任何怨言。 同事：毛为什么限制农民离开土地？ 寒梅：我理解是为了保障。中国工业不发达，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中国农民最多，很少受到教育，毛一直在努力改变他们，投入很多。我相信你听到过毛时代正面的？ 同事：当然，教育和医疗都是免费的。但是毛建立了一党执政。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寒梅：我也不能接受。但我到了美国后，我理解了。 同事惊讶：抱歉，你在说什么？ 寒梅：告诉我，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不同吗？ 同事：似乎没有。 寒梅：民主党员和共和党员宗教信仰有什么不同？ 同事：确切说，也没有。 寒梅：民主党和共和党员中有共产主义者吗？ 同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寒梅：这就是我的理解。执政的，无论几个政党，他们必须是宗教信仰没有冲突。 同事：是的。 寒梅：或者美国政治制度本身，就限制了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从政，对吗？ 同事：不，我们是宗教信仰自由的。 寒梅：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共产主义？ 同事：因为共产主义是疯狂的。 寒梅：不管它是什么，你的确是不能接受。大部分美国人也不能接受。 同事：是事实。 寒梅：中国的一党执政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当然是统一信仰的人组成的团队才可以管理好国家。 同事：但美国人拥有的民主权利，中国人没有。 寒梅：我同意。可以选择总统，可以批评总统。但可以批评总裁吗？对美国人来说，选民主还是共和有什么区别呢？毛时期的中国人可以给单位领导提意见而不用担心失去工作。我们可以给总裁提意见吗？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不是有条法律，不能反对攻击上级吗？民主权利呢？ 同事：但毛限制了人民选择的权利，让中国只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寒梅：确切说，是社会主义。那是中国人民通过牺牲的选择。 同事：我可以理解是人民选择了毛，但不能因为人民选择了一次，毛就剥夺了他们第二次的选择。 寒梅：毛并没有剥夺。那么你能告诉我印第安人在哪里？ 如果国家的制度可以多次选择，原来在美国的印第安人呢？他们选择的权利呢? 美国为什么只能成为今天这样子？为什么不能选择回到印地安土著？ 同事：我们是被上帝保佑的土地，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是制度最好的国家。 寒梅：但原来这片土地上的人呢？因为不是上帝挑选的孩子，他们现在只能生活在保护区，不是吗？可以给他们第二次选择吗？当然这不是好的比喻，我只是想说，一个国家制度的选择，往往很长时间内，只能选择一次。毛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人的选择。 同事：简直是疯狂的比喻。不管怎么说，选举是民主的，相对于毛的共产主义。 寒梅：我认为监督最重要。选票不是监督。 同事楞。 寒梅：你投票选出的议员，你知道谁在他的工资支票上签字吗？你不知道。 同事：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寒梅：因为你相信你们的制度是完美的。你可以投票选出总统，选出议员，你为你拥有的权力高兴，我也会的。但是，你有投票的权利，却没有参与总统或者议员决策的权利，汽油涨价了，你可以自由去游行抗议，如果被抗议者只在乎他自己的利益，会因为你的抗议改变吗？不会。我们每天生活在无数的规则中，我们只有服从才能生活工作少些麻烦，所有这些规则，哪些是选民可以参与制定的？毛的主张之一, 就是让人民有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尽管他没有制定选举制度。 同事沉默，想了一会儿：毛的时代，中国人是自由的吗？ 寒梅：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不是。不仅没有自由，也没有民主。 同事：你是说，还有另外的标准？ 寒梅：是的。确切说不是标准，是感觉。自由是感觉，幸福也是感觉，不是吗？ 同事：我想我不得不同意。 寒梅：团队让我们必须服从统一规则和行动，但我们仍然觉着很自由，是吗？ 同事：是的。 寒梅：因为团队精神让我们更有效的工作，反过来保障了我们。美国人服从规则很难吗？ 同事：根据情况。 寒梅: 规则和纪律，在毛之前中国人对这些是陌生的。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让中国人知道了有组织和纪律要服从。 同事：你曾经告诉我，中国人以前就喜欢集体的诉求？ 寒梅：是的。因为个体总是脆弱的。从前的联盟会因为某个共同认知临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被上帝或者某种精神信仰感召，直到毛的共产主义出现。 毛告诉中国人，首先是信仰，然后才是自由。 同事：共产主义下的自由？ 寒梅：是的。 同事：难以置信。 寒梅：哪里的自由不是相对的呢？自由是永远的、毫无条件的第一位吗？你可以接受藐视上帝的自由吗？ 同事：不。 寒梅：你认为纽约街头的乞讨者，他们是需要自由呢？还是更需要一块三明治？ 同事：当然是三明治。 寒梅：对流浪汉演说自由，很可笑，是吗？他们已经自由的无家可归了。 同事：当然。 寒梅：所以你认为自由很重要的时候，别人可能并不认为这样。 同事：请解释。 寒梅：毛政权之前，在中国农村，绝大多数人自由的像野草一样生存，自生自灭。国家什么都不能提供给他们，什么都没有。 同事：上帝！ 寒梅：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很快让这个国家有了秩序，让每个人都知道还有国家和政府可以依靠，给他们提供帮助和保障。当然，也让中国人知道了服从政策和纪律。你觉着这个阶段，是自由重要? 还是服从管理重要？ 同事：我有些理解了。 寒梅：毛试图建立一个制度，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让每个人都不为明天担心。 同事：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吗？ 平衡，自由。 寒梅：我理解。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美国那些大财阀们愿意跟你平分财富吗？ 同事：当然他们不会愿意。 寒梅：那么你愿意跟美国的穷人分享财富吗？当然也不会，但你期待更富，这算不算要求向上的平等呢？我是说，很少有向下要求的平等。平衡自由是相对的。想象毛刚建国时，他面对少部分人很富，大多数很穷。 同事：他需要重新分配？ 寒梅：这正是毛做的。共产党的确拿走了少部分人的财产，但没有私吞，而是为了全体人民，可以理解吗？ 同事：但我疑问的是那以后。人应该是自由的，发展也应该是自由的。 寒梅：中国刚刚从完全自由过来，如果仅仅是从富人那里拿走财富简单分一下，一切还和从前一样，和强盗分赃有什么不同吗？ 毛的重新分配不是让每个人平均分享富人的财富，而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和保障。如果不这样去理解毛和共产党，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确实有人认为毛和共产党是强盗。 同事沉默。 寒梅：很少一点钱，要做很多的事情，人的自由就会置于集中管理之下。每个进步都会付出代价。我认为这是毛时代有些人感觉没有自由的原因，这样的感觉很自私，不是吗？秩序建立就是限制自由。 同事思考。 寒梅：当然，对被拿走财富的富人来说，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旧的中国，大多数人一无所有，连国家的制度和保障都看不到，这是更大的不公平，那些富人们难道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吗？我相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的美国，美国人也会起来革命的。 同事犹豫着：。。。是的。 你告诉我一些我从来没听到过的。 六段对话： 同事：我仍然觉着不可思议，你在美国接受了教育，但不反对中国一党执政。 寒梅：我觉着我要感谢美国。 同事：什么？ 寒梅：让我从新的角度认识了毛。 同事：不可思议。 寒梅：西方很多人一直认为共产党什么都不信，一群逃出笼子的恶魔。 同事有些尴尬：也许。 寒梅：但毛是有着纯粹和坚定信仰的人。 你也许想不到，毛对共产党的要求，他带给中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和上帝对我们的期待差不多。 同事吃惊。 寒梅：说到信仰，毛做了一件了不起的贡献。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群像清教徒一样的人，中国共产党员。 同事：我没理解错吗？共产党是宗教组织？ 寒梅：他们不是，但是毛对共产党的要求和约束，我认为近似于宗教。 同事：你这么说，我觉着我比较容易理解。 寒梅：共产党不是宗教。它的目的不是去宣传它的教义。 同事：它的目的是什么？ 寒梅：为人民服务。中国很贫穷，要建设社会主义，毛认为只有像清教徒一样有坚定信仰无私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去努力，才可能完成。 同事惊诧：什么？！ 这太荒谬。每个人都有个人需求。 寒梅：你觉着上帝的使者可以把个人需求置于上帝之上吗？ 同事：当然不能。 寒梅：这是毛要求党员做到的。不能把共产党员想象成普通人。他们必须忘掉一切为了个人的东西。上帝是怎么要求他的教徒的？不能有欲望，不能在乎衣食，不能抱怨，不能有违背上帝旨意的自由，不能贪图享受，如果受到惩罚，也必须漠视肉体的痛苦。这也正是毛对党员要求的。 同事：上帝啊，如果党员能这样做到，我想我也会向他们致敬。 寒梅：毛时代的党员就是这么去做的。 同事：但我不相信人可以完全做到无私，只有上帝的使者们。 寒梅：毛时代的共产党员们，甚至一些普通人，如果不看他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很像上帝的使者。 同事：我很难把这些和毛联系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寒梅：上帝的使者可以通过传播上帝的爱得到满足。毛对幸福的解释，也是这样，超越了物质，纯粹精神的满足。 同事：我不能相信这是毛。 寒梅：我为什么是在美国重新认识了毛？ 来美国前，我认为美国是个自由世界。但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是个宗教信仰至上的国家。美国人民坚信这片土地是被上帝挑选的，美国人民是首先被上帝挑选的宠儿。为此美国人民自傲骄傲，热爱这个国家。 尤其是我看到那些徒步行走的传教者们，穿着朴素简单，吃最简单的食物，他们眼睛里是真诚朴素坚定的，他们让我想起了中国老电影里的共产党员。中国原来也有这样的一群人，忘我，无私，为了信仰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可以献出生命。不同的是，美国的传教者们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而中国的共产党员们是在共产主义信仰下，更具体地说，在毛的指引下。 同事：我想我有点被感动，如果这一切是真的。这不是我原来印象中的毛。 寒梅：毛的确令人不可思议。上帝可以让我们去感觉幸福，但不能带来幸福。我们可以感谢上帝带给我们的世界，但上帝不能帮我们改变世界， 一切要靠我们自己。 知道吗？毛也告诉中国人类似的话。 同事：难以置信。 寒梅：你能告诉我，在你心中，上帝，父母，谁是你绝对服从的？ 同事：你知道我是虔诚、保守的天主教徒。 寒梅：中国的传统文化血缘最重要。上帝是怎么说的？即使我们都进了天堂，不管是父母还是兄弟，谁和谁都不认识了，都是上帝的孩子，都在上帝那里喜乐着，不是吗？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相信轮回，这辈子和上辈子都有关系。 你知道吗？是毛，让中国人知道了，还有可以超越自己身边一切去相信的东西，信仰。 同事：不可思议！ 寒梅：上帝说人不能懒惰，要勤劳。毛告诉中国人劳动光荣。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到达过这样一个阶段，每个人即有信仰，也自觉服从共同遵守的规则，中国人也从来没被指引“我们的主，天上的父让我有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毛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斗争的权利。毛从来不强迫人接受他，他总是在讲道理。 如果我告诉你，毛讲得很多道理其实是在强调一个人应该怎么去做才有意义，才幸福高尚，如果每个人都按照毛说的去做，其实和上帝要求我们做的没有太大差别，你相信吗？ 同事：我在挣扎，我不能接受毛在中国人心里可能是上帝的角色。。。但也许这更接近事实。 寒梅：毛不是上帝。我只是说，在中国人找不到上帝指引的时候，毛传递了几乎相同的精神。 毛非常懂得信仰的作用，让人不被眼前利益困扰。我想要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不反对毛建立的一党执政， 如果这个党是坚定信仰下一群一点私心都没有的人，会产生腐败吗？ 同事：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性会降低很多。但怎么保证会有这样一群人？ 寒梅：毛要求党员们必须是坚定的信仰者，有清教徒一样的朴素和献身精神。 同事：我尊敬朴素和献身的人。 寒梅：假如信仰没有了，或者追求个人利益了，一切都会改变。如果上帝的传道者们，有一天抱怨上帝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个人自由，没有让他们有丰盛的食物，没有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让他们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你怎么认为呢？ 同事：灾难。这些人有罪恶！ 寒梅：监督，可以是不在宗教信仰下的吗？ 同事：我认为不可能。谢谢。你让我重新思考毛。 七段对话： 同事：告诉我，你怎么看毛迫害了很多他的同志？那些残酷的东西让我觉着窒息。 寒梅：你是说文化革命？ 同事：是的，文化革命，毛的运动。 寒梅：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怎么看中世纪宗教清洗中那些教徒？宗教的历史上，死了很多人。 同事愣了一下：那是一个阶段。 寒梅：如果同情毛运动中那些被迫害的人，你从宗教角度去看，可能感觉完全不同。对毛的文化革命，我曾经和你一样，很厌恶。让我转变的是到美国以后，确切说，是接触了基督教以后。 同事：非常有趣。请继续。 寒梅：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早期基督教的惩罚，如果背叛了上帝，或者他的信仰，不能逃避惩罚和罪恶，甚至肉体的消灭。宗教的惩罚，比毛的运动要血腥残酷的多。 同事：那是早期。 寒梅：是的。 当你把共产党员想象成某种信仰的教徒的时候，他们就有为了信仰必须承担一切苦难的使命，苦难是他们的选择。他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向往精神自由和肉体享受，他们必须为他们的信仰和理想做出无条件的牺牲。想想那些为了宗教献身的人们，你会同情还是尊敬？ 同事：我想是尊敬。 寒梅：那些因为苦难而抱怨、怨恨上帝的呢？ 同事：懦夫。 寒梅：当我读了基督教的惩罚，再看毛，我没有不理解了，甚至觉着毛要温和的太多，你看过毛的书吗？他从来不提倡肉体消灭，而是精神改造，毛很符合现代基督的精神。 同事：你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寒梅：我把文化革命，看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阶段，那些信仰者为了真理的斗争。 同事：我不确定我能赞同，但你告诉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八段对话： 同事：你让我对毛的宗教很感兴趣。 寒梅：毛没有宗教。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同事：抱歉。我正是这个意思。你让我看到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毛的一面。 寒梅：是。我也看过一些关于毛的书，政治的，权力的，心理的，他们把毛写成暴君，权力贪恋者，心理变态。 同事：是的，所以你说的毛让我感到惊讶。 寒梅：毛是个很哲学的人。你读过毛的书吗？ 同事：没有。 寒梅：知道白求恩吗？ 同事：不知道。 寒梅：加拿大人。毛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你不妨看看。我会email给你。 第二天一早，同事一到办公室就找到我。 同事：我只想说非常感谢你。 我惊讶：怎么回事？ 同事：我昨天晚上看了你传给我的那篇文章，毛的文章，《纪念白求恩》。 我没有想到，毛会写出这样的文章。 接着同事拿出打印的纸，大声朗读了起来（以下英文省略）读完后同事对我说：“我很震惊。如果你不告诉我这是毛写的，如果我把里面所有共产主义或意识形态字眼去掉，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朗读，我会以为我在聆听上帝宣讲。 毛说的这些，和我曾经在教堂听到过的几乎完全一样。” 同事伸出手来，“我真得非常感谢你。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毛，我想我开始尊敬他了。我更感谢的，我突然心变得很开阔了，我觉着整个世界的门在朝我打开，共产主义和毛已经不再是我心里的障碍，我更了解了中国，我非常高兴，我可以拥抱这些，我想就可以拥抱一切。” 同事笑了，笑得非常灿烂。从我认识他以来，每次总是看到他绅士的、彬彬有礼的微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笑的这么彻底，像绽裂开的花。 潮水：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一个80后女生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首先申明，本文讲到的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只要局限于对毛泽东本人思想的认识。 作为没有特殊经历，没有社会阅历的学生，多年以来，我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学校里，书本上老师教的东西，那就是觉得毛主席很伟大，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也很遗憾，因为毛主席在晚年不可避免的犯了错误。而这样的错误也让幼小的我认为，毛主席毕竟不是完人，他也会犯错误，而且犯的是普通人基本都能理解的错误，也就是所谓的排除异己，保住地位等等。现在看来，我和大部分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也就是以小人之心，妒君子之腹。不知是谁说的，如果几何公理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视为谬误。也就是说从来没有独立于利益和价值判断之外的“社会事实”。因此所谓的“历史记录”很可能远非历史本身。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看法的转变呢？这和一个连续剧，一系列书和讲座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连续剧就是《恰同学少年》，给我极大的感性认识和震撼。从来都只把毛主席当个睿智的老人来看的我绝想不到毛泽东年轻时已是那么意气风发，崭露头角。他的博学广识而善于思考的优良品性，他的看书时字典地图不离手的认真而严谨的态度都使我佩服不已。要知道我们同学一般去图书馆都是空手去空手回的，看得除了娱乐八卦，科幻世界还有些什么呢？毛泽东利用假期去游学体验劳苦大众的生活，他带领组织工人夜学提高工人素质，他大胆的嘤鸣求友，他带头组织读书会促进同学共同提高，他做的这一切都是那么有板有眼，足以让我自惭形秽，悔过不已。回想自己在大学4年都干了些什么？我的同学和老师又都在关注什么？毛泽东还提出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修身之道，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有幸读到一本书《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写的，读这本书，你能感觉这位教授对中国是友善的，评价也比较客观和公正。 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对毛主席耿耿于怀是因为长久以来，文革被说成一场万劫不复地大灾难。很多人都不理解毛主席，都被官方的评价主导着，都对毛主席犯的“错误”念念不忘。但按照莫里斯的说法，是毛泽东的意图与他遇到的环境之间的冲突，成为文革这场悲剧的核心。他还认为，无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多么惨重，它确实把向当局造反是群众的权利这一概念输进了群众的意识之中。当中国人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种权利既非上面所赐亦非上面所能废除而为它们固有地权利时，他们也许会再次实践文化大革命所鼓吹地那一幕。因为唯一地方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地方法。”这种说法是我第一次听到，却使我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及文革的意义有了重新的思考。 诚然，对事务的认识多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当我听了新左派的张宏良，韩德强，老田等老师的一系列讲座，看了手头能找到的更多的一系列的书（《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投资赌博新经济》，《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等等），猛然发现资本主义正在带领人类走的一条不归路，资本主义以及万恶的私有制是要将人类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当我认识到曾经的中国在人类历史和世界史上独特的地位，昨日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那不屈的傲骨和取得的辉煌，以及今日中国逐渐弯下来的脊梁和再次被奴役的危险命运，王小强老师说“察见渊鱼者不祥”，而我那时那刻的心情只能是心焦，心痛难以自持！当我看了曹锦清老师的《黄河边的中国》，韩丁的《翻身》，《深翻》以及《毛泽东选集》，隐约看到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个中深意，认识到这种正义的事业的艰巨性，也就更佩服毛主席了。因为你越深入的了解，越会发现，毛主席的立场始终非常鲜明，就是他始终高举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始终不偏不倚的带领我们年轻的新中国和年轻的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 也许很多人都接受了人类社会本来就没有平等的流行观点，我以前也痛苦的认同。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所能做的就是个人奋斗，名哲保身。在这样的私有制的社会里。你我眼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你我追求的只能是短暂的快乐，然后徒留万年空虚，更别提那能够满溢你我心间的奢侈的幸福了！但是我不禁要问，人类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呢？如果说全世界的人们很多都回答不上来，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但是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毛主席领导下那曾经有过的流金岁月啊。你去看一看，你去问一问，是不是如《艳阳天》，《金光大道》展现的一样，那时候的人们的眼睛是多么的明亮，眼神是多么的和善！“几乎用不着怀疑毛对20世纪世界的历史意义可与列宁相提并论。毛能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对本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厚信任和呼吸与共。”是的，从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深的爱着劳苦大众！也不用怀疑，这种幸福生活必须是在公有制下人民团结起来才能实现的。可为什么这样的美好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呢？ 退一步讲，我们毫不怀疑文革有一个伟大的初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革进行的还是有点匆忙，以至于大部分的民众更不上毛主席的脚步。毛主席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有那么深刻的认识和那么深邃的远见。他把建国后出现的问题和将要出现的问题都看透了。30年来出现的种种怪事，魑魅魍魉的群魔乱舞，其实都没逃过毛主席的千年眼呐。今天再去回首，民众可能才能真正体会毛主席的良苦用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反面教材给人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不必要。另一方面，当我们认识到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伟大的初衷的时候，就会不得不更加佩服毛主席了。“他居然敢于一个人和自己所缔造的政党和国家机器对立。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一样，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一样，让人民心中像火一样燃烧。”这是怎样的勇敢和大无畏精神啊，真正的伟人才是这样的。中国有这样的伟人真是幸运的。 当我们离毛主席越来越近，对毛泽东思想看得越来越透的时候，就要坚定毛主席倾注一生的是正义的事业，就要坚信失败了不代表不能成功，很难实现不代表要放弃努力，现实纷繁复杂而另人沮丧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美好理想和美好心灵。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革命多不是一朝就能成功的，革命者也需要多次的锤炼才能更坚强更有战斗力；民众也不是一次革命都能觉悟的，他们需要多次洗礼才会最终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权利。到那个时候，鲜红的太阳必将照遍全球！ 一位海外华人对毛泽东的认识 作者: ahf 于 在中国领导人中，我比较欣赏的是邓小平，用“猫论”竖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开启了中国的市场发展。“猫论”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有点急功近利，忽略了道德建设，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但是邓小平的改革，是建立在毛泽东的奠基之上的。邓小平的“立”，没有毛泽东的“破”，是难以奏效的，所以说“不破不立”，符合辩证法。中国有个穷奢极欲的暴发户，把邓小平的油画挂在宫殿般的豪宅里，说是邓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他富了起来，对邓充满了感激之心。但是没有当初他插队落户北大荒的艰苦经历，他的成就可能不会实现。所以有些人水平有限，不会长远辩证地看待历史。 言归正传，贬低和赞颂毛泽东的争论有好长时间了。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根本不应该存在，没有毛泽东中国会更好，这次全球华人反藏独实践证明了这种论点的荒谬。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毛泽东精神就是无价之宝。 就共产党的成长来说，在蒋介石“4.12”大屠杀之后，请教了毛泽东同志（而不是陈独秀的讨好国民党），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反围剿后期，毛泽东被罢官，结果红军被迫长征；当红军就要被蒋介石消灭干净的时候，在遵义请教了毛泽东同志，红军起死回生。在四川张国焘要红军原地驻防，毛泽东坚决要求北上，结果一败涂地的张国焘不得不去延安汇合；西安事变捉了蒋介石，请教毛泽东同志的结果是放了蒋介石结成抗日同盟，最后日本投降；朝鲜战争请教了毛泽东同志，结果中华民族一战成名，用实力证明“站起来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教下，中国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东亚病夫”一跃成了不可忽视的世界大国。 关于改革开放，我认为是毛泽东先开放，邓小平后改革。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改善，和欧洲诸国的建交，都是毛泽东的杰作。 这次全球华人反藏独，毛泽东的价值又一次得到证实。这次游行的主角是80后，他们的父母是谁？50，60后么，当初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的主角，游行示威的祖师爷。藏独和中华大众玩游行示威，这不是鲁班面前抡大斧吗？从反面来说，曾经有人采访藏独头目，头目说最佩服的是汉人毛泽东，达赖喇嘛不也写过“毛主席颂”，并且一生不改对毛泽东的敬佩吗？ 有人说，现在是和平发展时期，不应该再提毛泽东。这次奥运火炬和藏独事件证明了这种说法的破产。西方媒体应该说是准确反映了西方主流对中国的看法和意愿。我们发现了什么呢？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亡我之心不死”。 张戎女士满腔仇恨地编纂了《毛泽东传》，引起了一些西方人的叫好。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为诋毁毛泽东叫好的西方人，就是那些为抵制奥运，破坏火炬传递叫好并打冷拳的藏独的帮凶。也就是说，看中国笑话，要中国倒霉的人，必反毛泽东。 这次华人游行示威，人们有意无意地运用了毛泽东的许多精髓，比如：“人民战争”理论，让西方媒体和藏独陷于汪洋大海之中。曾经有西方人为互联网对中国民众的“人权自由”寄予厚望，想不到现在互联网成了揭露西方媒体偏见，串联游行示威的媒介。中国的封锁没有打破，西方媒体的偏见和洗脑恐怕要先破产了。 “团结就是力量”，全球华人的团结让西方和藏独震惊， “纸老虎”理论，西方媒体平时挺牛，连总统都可以摆布，现在怎么样？CNN不是出来道歉了吗？ “统一战线”原理，全球华人，不管理念和分歧，团结在一面大旗之下，同时，联合赞助北京奥运的西方商业团体，并且让那些因为抵制莫斯科奥运错失黄金机会的老运动员现身说法，痛哭流涕。证明北京奥运的不可抵制性。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首要问题”，这次奥运火炬和藏独事件，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个界限。 毛泽东在和平时期做了一些错事（在有些人眼里是罪大恶极），我不想做什么评论，因为一个高手的作为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也许他确实犯了许多错，但是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蒋介石精神，没有邓小平精神，但是绝对不能没有毛泽东精神。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在都有一个毛泽东，不管你是反对还是赞同他。只要中国周围还有虎狼的窥视，毛泽东精神就不能退休，直到世界大同，直到西方自私自利的“文明”进化到东方文明的高度的那一天。 一篇跟贴回复：作者SMH4517 毛泽东为什么要整知识分子？有好几条原因。 其一，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沉湎于封建社会“士” 的特殊社会地位。这一社会地位是孔孟之道赋与的，依附统治阶层，以劳心者自居凌驾于社会主体劳力者之上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的体现。他们认为统治者可以换来换去，但他们的社会特殊地位，自孔孟以降千古不变。但到了毛这里，就有了一些问题。统治者变成了劳动人民，即他们过去凌驾的对象，毛希望他们依附劳动人民，放弃凌驾心态，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简而言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要降低，而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要提高，最终持平。这一愿望成了问题，有历史原因。从1840年到解放前，中华民族最灾难深重的时候，传统知识分子无所作为，无能为力，是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孔孟之道被证明对内不能团结全体人民，对外不能抵御外侮。建国后他们幻想维持封建社会的特殊社会地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他们对新中国不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57年反右之前，他们对这种不满进行了一定的发泄，招来反击也是必然。很多知识分子自称是反封建的，但仍然十分怀念当年的凌驾地位。 其二，中国知识分子是亲西方的，是非常欣赏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其根本原因仍然是这一制度如果在中国实行，知识分子阶层将是最大受益者，他们将在被选举权和话语权上继续保持对劳动人民的凌驾地位。在孔孟神主牌倒塌之后，西方神主牌将成为他们的精神溯源。将中国转型为西方的附庸是他们的必然选择。如果中国一切都听知识分子的，他们能将中国带入一个昌盛的资本主义民主强国吗？决无可能。在当今世界强势资本控制之下，软弱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决无胆量也无动机带着中国的弱势资本和列强放手一搏的。中国的小寡头们将争先恐后地成为臣服于西方大寡头的分寡头，他们支持下的中国民主政府也因而必然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政府。那时的中国将成为知识分子买办横行的不中不西的被西方资本全盘操控的“自由民主” 国家。到那时肢解中国将毫无障碍。老列强决不会容忍一个新列强性质的中国诞生那怕你比他还要“民主自由”。他只能接受一个肢解之后的附庸。中国已经失去了靠资本主义方式崛起的可能和机会。这一点，中国知识分子要么看不到，要么不承认，甚至心向往之，因为这符合知识分子的利益。美国社会的主体是中产阶级，美知识分子也属于这一阶级，因此，美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体利益一致，而中国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主体工农的利益不一致，他们主导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分裂的，矛盾深刻的社会。所以，美国知识分子能做的事，中国知识分子就做不了，做不到。指望中国知识分子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平等” 的社会，无论姓社或资都是不可能的任务。认识到这一点，对毛当年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就不难理解了。 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台湾人是如何看待毛泽东的 在台湾论坛上看的关于对毛泽东诸多网友有不同看法，有崇拜他的，有憎恨他的。 但我认为，评价一个人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人从历史上抽走，假如他在历史上不存在，看人类社会是不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好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负面的作用，而如果是更差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正面的作用。对制度也是不一样。比如说，假如历史上希特勒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几百万犹太人被屠杀，欧洲就不会二次大战目。假如历史上斯大林不存在，那么法西斯德国就完全有可能占领俄罗斯，占领高加索油田之後，恐怕美国也难对付。假如历史上日本天皇不存在，那么亚洲人民就不会有日本侵略时的苦难，等等。 那么，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历史将怎么演化？ 我认为，首先共产党不会有机会执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在时，共产党的策略只要错一点点，就不会有後来的全国胜利，无论是象王明那样左或者象陈独秀那样右，都不行。因此，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可以合理地推论是，蒋介石统治中国直到七十年代末。实际上，亚洲的许多国家共产党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个毛泽东，所以革命才惨遭镇压，如菲律宾共产党，印尼共产党都是这样。这一点就象足球教练的天才对球队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而蒋介石这套统治结构，亚洲许多国家也都是实行了的。比如说李承晚朴正熙就是南韩的蒋介石，苏哈托就是印尼的蒋介石，马科斯就是菲律宾的蒋介石，马哈蒂尔就是马来西来的蒋介石。这些国家的统治方法和手段与蒋介石的方法和手段极为类似，而且都是亲美，同美国友好。因此，从这些国家的今天状况来推论，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用这些亚洲国家的现状来推论中国的现状是相当合理的。尤其是印尼和菲律宾的现状可以供我们参考。而朝鲜则不同，因为朝鲜是单一民族国家，而菲律宾和印尼则是多民族国家。 下面就来推论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中国发展到现在的情况。 首先，中国的版图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外蒙还是会丢掉的，国民党当年已经同意外蒙的丢掉。而新疆和西藏则都会爆发独立运动，国民党政府军会进剿，但效果就和印尼政府军镇压东帝汶的後果一样，无法彻底平息那里的武装反抗。因为国民党军的特点和美国军队及印尼军队很类似，就是只管打仗不管做群众工作，同人民是油水关系，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可能长期维持一个地方的治安。如北约在科索沃呆了近一年，治安情况还不如南联盟统治时期。因此搞到後来，也许就会在联合国的安排下进行一些公民自决，然後中国的一些国土又被分离了出去。而西藏将成为印度的势力范围，这样印度军队就会进驻西藏，在青海和四川等处国民党军对峙，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吸毒将泛滥成灾。因为国民党虽然禁毒，但也和美国一样，根本就禁不住。而云贵川一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由此发展起来的反政府武装，政府军屡屡进剿，收效甚微。只要看看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对反政府武装直到今天也还是束手无策，就知道这一点。 黑社会和匪患也将到处泛滥。国民党对黑社会从来没有多少好的办法，直到现在台湾也没有彻底剿来黑社会。如果在中国大陆统治下来，广东和上海的黑社会将发展状大。而东北，西南和湘西的土匪，政府军的打击也不见效。 将不会有土地改革。国民党为什么到了台湾会搞土地改革呢？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已经成了外省人，台湾的土地并不是它的，也和它的官员没有关系，当然就会搞土地改革。而如果国民党在内地一直统治下来，国民党本身主要就是由地主豪绅构成，当然不会赞同土地改革。如果要搞，那么政府就必须拿出巨额资金来赎卖，但国民党在台湾那么小的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在中国那么大的地方，恐怕拿不出来这一笔巨额资金。因此，中国直到现在也会处於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归百分之十以下的地主富农所有的情况。 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将长期受到外来资本的打击而萎迷不振。中国的油田大多给美孚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长期拥有和开采。中国将长期不会造飞机汽车轮船。蒋介石是一个不爱造东西的人，这一点同南韩就不同，南韩的朴正熙是爱造东西的，因此南韩造出了万吨轮，造出了很好的汽车。而台湾到现在也不会，这一点很象印尼和菲律宾，印尼和菲律宾至今也不会造汽车。也就是说，中国早就进入了全球化，为帝国主义国家造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中国当然也不会造得出卫星、导弹。就说导弹吧，如果蒋介石有决心制造，他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并不弱於当年的大陆，是一定能够造出来的，但蒋介石就是不喜欢造东西，一定要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向美国要钱，买军火。 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色情基地，妓女们泛滥成灾，有几百万之多，现在的家庭如果有女儿的很可能都会趁着年轻去捞一些的外块，性病泛滥，中国成为艾滋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男人，穷的则三根筋挑着一个头，长期营养不良，富的则因为纵欲过度，奶油小生，说话娘娘腔，总之东亚病夫的形象不会改变。当然长期不会有中国的体育世界冠军。 台湾人将个个都是穷光蛋。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今天的富裕完全是毛泽东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台湾人民的富裕。美国正是为了要证明“资本主义好”才大量地对台湾人实行各种优惠，比如每人都有去美国的绿卡，加上国民党从大陆带过去的巨额资金。而如果蒋介石统治整个中国，就无理由特别照顾台湾，在镇压了台独的起义之後，更无可能在经济上对台湾倾斜，上海广州和福州等地都会比台湾发达得多。外国资本也更倾向於投向大陆，而台湾人也决无可能那么容易拿到美国的绿卡。 美军将在大陆恣意横行，英国军舰和美国军舰都将自由地在长江游弋，美军士兵经常会有强奸或者杀害中国人而无罪的事情发生。美国会借口向苏联对峙而在中国建立大的军事基地。 中国人民后来发起象印尼那样的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此同时大量的商店被抢烧，到处发生流血冲突，反政府武装到处起事，各个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加剧，最後上台的某一个党的头，开始努力稳定局势，但因为政府军不行，因此邀请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许多地区开始要求独立。 总之，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那么中国现在就是菲律宾或者印尼的样子。 因此，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要避免文革和反右，就避免不了艾滋病吸毒泛滥成灾，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而四分五裂。你要一个没有吸毒没有嫖娼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没有绑票的有着强大国防的社会，那么你就要承受大量知识分子们去扫厕所，当官儿的经常受到迫害及有相当长的时间受到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百姓们也不大富裕这样的代价。究竟喜欢哪样，诸位网友们看着办。 毛泽东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不平喜欢说：天塌下来有长汉顶着。在二十世纪，毛泽东这个长汉，为中华民族撑起了腰杆，为全世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被迫民族和人民撑起了一片蓝蓝的天。 毛泽东是一位敢于藐视任何强权、敢于挑战帝国主义的压迫的中国人民里的英雄汉。他曾经说过，鲁迅的骨头的硬度不亚于他所赞扬的鲁迅的骨头。让大多数穷苦的中国人翻了身，让他们在中国当时那样的生产力条件下避免沦为外来垄断资本的奴隶，毛厥功至伟。中国人永远应当珍惜毛泽东，因为他的精神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他代表了我们民族之魂中刚硬的属性，而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刚硬的灵魂的。 风卷红旗过大江：毛公论 近读网上武帝略传，心绪难平。作者效春秋笔法，扬其武而抑其文，祸乱人心，乃不可不言。故发不平之鸣，后人有知，当不至以为今日之士皆混学无知、为虎作伥之徒也。 　　公少年，恰列国入寇之后，黎民悲苦之时，天下仇怨，人神皆困，民不聊生。士君子莫不忧吾国之弱吾民之苦，乃摩顶放踵，遍观典籍，穷历天下，愁思苦索，以求救亡图强之道也。公观历朝离乱之事，参世界变动之道，乃从共产主义。 　　后值倾覆，外患未已，内战不休。公先文后武，几经沉浮，终获众望，重持牛耳。又以兵机克强敌，转战两万五千里，播马列主义于沿途，存革命火种于延安。世人但知公之兵机有神鬼莫测之妙，然不知公之兵机所由自。公之道，在其共产之学契于中华实际者，即还人权于小民，视小民为天下根本，发为土地改革、官兵一致等等，加以文韬武略，故民乐为死。此后人所不能学也。 　　方此时也，日寇乱华，屠戮国人，生灵涂炭，古今罕见，中外惊诧。文正公逆天而动，攘外先安内语出，尽失天下人心。公雄才大略，擅应时造化，极言愿释血海深仇，欲结统一战线，量中华之物力，抗日寇之凶顽。至此，国人之心尽在公耳。西安事变后，天下人皆举目西向矣。 　　初，日寇猖獗之时，人心蛊惑，有亡国论出，公乃有持久战论，至日寇降绩，天下莫不叹服。此时公之于国人，若久旱之望甘霖。公之任事，正大光明，阳谋为政，阴用兵略，此蒋文正公所不知也，尚妄动干戈，假美夷军资以图公。此正中公下怀，公乃划取九州，席卷天下。文正公自取其祸，退守台湾，孤悬海外，美夷乃使联合舰队护之。 　　公定都故北平，逢高丽内乱，美夷会盟天下诸侯，入寇高丽，逐北高丽王，高丽王求救于公。公使周文正公告美夷八十路诸侯曰：莫过三八线，吾不能坐视。 　　美夷八十路兵马大元帅麦氏闻而笑未诸将曰：吾在东方多年，深知彼华人也，胆小畏事，人众则散，不来尚可，如来责令其永堕蒙昧。遂举大兵北上。此时，新疆、西藏未平，文正公水师精锐尚在，神州大地百战之后满目疮痍，国内诸公皆不敢望美夷旌旗。公排众议曰：户破堂危，唇亡齿寒，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阴使彭大将军出兵高丽，不宣而战，大破美夷，天下震动，莫不慑公之威也。从此中华雪百年外敌不胜之辱。所以托名志愿军者，公亦有后虑也，以此知公每决事，大气磅礴，然亦求万全也。 　　公入京初，乃与野老诸贤论天下事。共患中华诸朝周期存亡之弊。公乃曰：吾知之矣，持政者宗以为民，还民监国之权、论朝之任，则天下事契矣。 　　初，天下英雄皆聚于公帐下者，所为推翻旧朝之腐败也，然未必尽知马列妙处，并非尽与公同道者也。公之志气，非在毁故立新，实在人情世道，欲使天下共赴大同，永绝万世沧桑轮回之苦也。此后世佛家所谓金刚力而如来心者也。 　　乃至建国，功臣倨傲自享之心起，公乃以此为中华大患。又官宦子弟，未经离乱，不知承平之艰难，乃更娇奢之弥纷。公乃曰：乱天下者必高干子弟也。 　　公自虑此往朝周期之兆也。公日夜思索抛颅洒血先烈，辗转反侧，夜不能眠，渐知天下事患于官僚，且民图小利而忘大计，皆当教化以自新。故教之关心国家大事、批评与自我批评云云。乃有三反五反，上山下乡，四清社教诸事。奈何人心狡诈，假公事以谋私利，朋党争权，除异己而立亲信。如是周折反复，终是黎民受苦，百姓横殃，凡此种种，颇违公意。 　　公深知以此常理百年后未必不有苏俄事。渐有旷古绝今之奇谋生，损毁钢常，还权四大于民，以民众批判官僚，且自相攻伐，欲使群恶毕现而铲绝，使天下自乱，以求天下大治。又约法三章，不杀人，不武斗，以掌控乾坤，定鼎神州。史称文化大革命，此亦公之自谓之，仍教化之意也。 　　天下乱矣，然未尝真乱，四方外敌憧憧欲动，终畏公之威而莫敢动。然所求治者，亦未遂公之志。 　　公崩，天下悲绝，古所未有。 　　文革之患民者，非公本心。后世多以此非公。然则民但知武公大公无私，疾恶如仇，急公好义，一身所为尽在小民，故民不以文革非公，此亦公生前所谓“爱也有自、恨也有自”也。 　　后，尽变公法。效西夷例，使民相争逐利，曰：市场经济。取民四大之权，曰：不争论。停顿国之重工，引进外资，曰：“改革开放”，又曰：“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然逐利之道，老子所谓，损不足以奉有余，此古贤之所忧患，奈何今人之无识也。三十年后已无当年四海一家之祥和。朱门酒肉，路有死骨，民怨渐起。 　　今人以西夷为法，但不见纽约城劳工罢事，法兰西游侠兹乱，伊拉克鲜血未干，北高丽又遭威逼。忘宗背祖，台湾欲离国自立；忘恩负义，日本又风魔乱舞；有心无力，俄罗斯坐看天下大乱；进退失据，共和国奈何四面楚歌。无至圣大贤，遂趋于乱，故刀兵横行，强权有理。此莫非八国联军之事乎？此战国时也，然则世界五千年之文明安在？ 　　方当彷徨恍惚，无所依存之际，乃知散人心极易，收人心最难。蓦然回首，公之谆谆教导，言犹在耳，字字珠玑，如道天玄。一正一反乃曰辨证，今乃以往事验之。 　　世皆以为公之文革意在效高祖洪武剿灭功臣，以今观之，功臣者亦有所不堪，观当世功臣后裔，岂不明矣？况立此存照之语在，众之乖戾无常，与公何干。或以其时经济非公，然今西人有言曰公之世以农而工，天下人舍私为公，只争朝夕，日异而岁不同，旷古未有之奇迹也。皆亦文革之天下乱，然外敌之畏我更甚于今，当作何解？人将文革灾患尽推于公，岂知文革之始作恶者后笑也，且文革之恶亦人之恶也，岂能尽推一人而皆作壁上观邪？文革之事正天下人之事也，其恶亦天下人之恶也，恶之为患未能如彼之纷罗毕呈，使人知恶之所在可除之，乃永脱治乱轮回之苦，此正公之深意也，而万岁浮名、圆满金身、何足道哉。 　　公尝曰，领导也者，必在事之未发见其端倪，若待事发而后知，此常人也，不足以为领导。今观三十年之反复，乃深以为然。观此寰宇无道，天下临渊而不自知，有识之士莫不叹服公之看天下世道人心，如掌上观文。 　　今始知公之心非在当时，在三十年后，此反面教员之语也。公之心在果三十年后邪？公之心在千秋万代也。前贤所谓为万世开太平也。 　　呜呼，公之知于世人，世人之福也，公之不知于世人，世人之劫也。此皆无关于公也。故知天下之至刚大勇，虽千万人吾往矣，但有生之年为世间道尽人力，岂在身后邪？若知此，方可与论公也。 　　公自任钟馗，奋力打鬼，以挽神州陆沉、亿民重困。惜天不假年，臣不同心，赞成不多，反对不少，风云折冲，重堕轮回。宝瓶一开，妖魔齐来，奉金钱为圭臬，还人性于色欲。刹时千变万化，全国财富不胫自行；偏师马太效应，亿万富翁数以百计。历史教员，积极登场，苏东巨变，世风右拂。所幸公所遗雄文，沁入人心，公之预言，如黄钟大吕，世人陆续惊 　　无名氏叹曰：伟哉毛公，千古一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接中华五千年文化遗产，融世上思想界百家精典，白手起家，叠经沉浮，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雪百年积弱之耻，扬华夏威武之名。首廿八年，终成星火燎原，再廿八年，傲立世界之林。 　　伟哉毛公，千古一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吾领袖毛泽东！ 　　此身虽死魂非去，散入芸芸民众胸。但愿五洲四海红，社祭无忘告毛公。 一个女生：主席，若有来生，愿跟您横刀跃马 主席，你一定知道少不更事时我恨你，甚至因为恨你而恨一切姓毛的人。因为在我的头脑中常常有一个凄惨的声音在对我诉说我的外公在你的时代受到的种种不公正，诉说着我们一家人因为外公而不得不逃离美丽的春城躲在一个极其荒凉的小山村避难的痛苦......所以在我的心里完全接受并赞成着一切咒骂你的言论，庆幸自己没有出身在你那个悲惨的时代。在网上我肆意发泄着对你的仇恨，读大学时因为恨你把别人替我写好的入党申请书撕得粉碎。有一天父亲与我谈起过去，我狠狠地咒骂着你，父亲深邃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说：没想到我女儿这样痛恨毛主席，没想到我女儿也一样善恶不分，你的老师是怎么教育你的？你的书读到哪里去了？？我惊异的看着父亲，我愤怒我的父亲竟然替你说话。可父亲又叹息着说了几句：等你长大了，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还知道穷人的艰辛还知道"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还知道多读点中国的近代史你就不会这样了。娃娃 你还小啊！ 后来我做了中学老师，曾经自愿到边远山区支教两年，我深爱着那些贫困而又善良单纯的学生，我竭尽全力拼命教书想在给他们知识的同时给他们一种理念走出贫困，可是在苍茫的大山深处我就如一片红叶般渺小，我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当我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来资助读不起书的孩子时，杯水车薪的无奈深深刺痛着我，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会活生生的呈现在我的眼前，当我们为了劝说辍学的孩子奔走在山涧奔走在那一间间破屋烂瓦中的时候，当我的学生刘顺松的父亲（乡邮员）累死在送信的山里，他的母亲却被人拐卖到江苏的时候，泪眼中我竟然看到了城市的霓虹灯官员们的大奔巍峨的市政府大楼...... 两年后，我回到了城市回到了我美丽的学校。记得是04年的时候，我在批改学生日记时一个触目惊心的日记让我心惊肉跳，这篇日记记载着一个15岁少年的表哥在14岁时被拐骗到砖窑的几个片断"刚出窑的砖还很烫，我的表哥他们就必须去背，我表哥的背上有很多烫伤的痕迹""他们不让我表哥他们吃饱饭，一个星期很难闻到油腥味""天不亮就干活，一直要到晚上11点左右""我的表哥身上有很多被打的痕迹""我的表哥是躲在菜筐里逃出来的，整个人都变了，不敢出门有些痴呆了"我以为这个学生是受了《包身工》的影响瞎编的又好气又好笑，第二天面批作文时我笑着对这个学生说：告诉老师你是不是做了个噩梦，梦到雾都孤儿了？学生却极其肯定的说：老师！是真的，不信你到我姨妈家看我表哥。看着学生那双愤怒的眼睛，我心里颤抖了起来。于是，放学后我真的跟着我的学生去他姨妈家了。 走进这个温馨的家，一个手上有几个明显疤痕的男孩正在打游戏这就是那个受尽屈辱的"包身工"了，祥和的老人知道我的来意后叮嘱我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提砖窑的事。我发现他家的电视柜上有一尊毛泽东的塑像，墙上的挂历也是毛泽东的画像，老人就跟我说起了毛泽东怎样为穷人打天下怎样让他们那一代人心甘情愿的修水库建工厂架桥梁，毛泽东的时代绝对不可能出现他孙子这样悲惨的事，毛泽东时代虽然穷，但心里踏实觉得有奔头；毛泽东时代的肉虽然少但绝对是真的那个香啊，毛泽东时代的官大多清廉为民毛泽东时代那里会有旧社会的黄毒赌......老人叹息着说：唉！！毛主席死了，江山也白打了。我喃喃的说：毛泽东时代好穷啊。 老人默默的看我一眼说："小老师啊 49年的时候中国有什么？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仁义的人会带着中国人去偷去抢吗？不是只有拼命干？"我无语的看着老人眼中深深的失落，第一次如此倾听一个老人絮絮的诉说着毛泽东的伟大，第一次无法反驳一个老人用他的沧桑告诉我毛泽东是一个怎样的人民领袖。我对老人说：老人家，我的父亲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老人说：小老师啊，恨毛主席的都是坏人！！我突然感到无地自容好像被老人抽了一个耳光，我在问自己"我也是坏人吗""我是罪恶的帮凶吗"？ 走出这个家门我突然泪流满面......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去家访的时候。去年元月，我去做家访，学生的外婆突然笑着对我说：老师 请帮我一个忙，可以吗？看着这个退休教师我的前辈，我欣然说：好啊！只要力所能及的，我一定帮。老教师认真的说：你的办公室有一张胡锦涛论毛泽东，能不能让我复印一份？我愕然了，我怎么不知道呢？看我的窘态老人忙说：是压在一张玻璃板下的，好像是×老师的办公桌上。我惴惴的说：好的，只要还在我一定帮您复印。您要了做什么呢？老人叹了一口气说：这么多年了他们都不提毛主席了，他们这些败家子真是"崽买爷田不心疼"啊！他们只会忙着把毛主席创下的家业分光卖光拿光，只可怜了工人了。你看 彤彤的妈妈所在的单位那么大的一个企业竟然贱卖给私人了，发给彤彤妈妈7千元的遣散费就把人打发了。以后怎么办啊？虽然儿媳坚强的说：饿不死人！但是，下岗的太多了，就是做生意你卖给谁去？这些年都看透了，只有毛主席真心为人民，其他的都只会为自己为有钱人。如果胡锦涛能重新肯定毛主席，彤彤他们长大了就有点盼头了，我倒是老了可是儿孙们将来怎么办？要不就是吃人，要不就是被人吃，这个国家经不起这样折腾了！ 我无言，一向能言善辩的我竟然无言以对...... 第二次我如此倾听一个老人絮絮的诉说着毛泽东的伟大，第二次我无法反驳一个老人用她的沧桑告诉我毛泽东是一个怎样的人民领袖。第一次 我在考问我自己的良知：我恨毛泽东，不就是站在一家一户狭隘的自私的立场上吗？我恨毛泽东，不就是他让我那个资本家的外公受了罪吗？我恨毛泽东，不就是因为我希望我一生下来就是家财万贯的千金小姐吗？我恨毛泽东，不就是因为主流们的伤痕文学以及多年的非毛化激起的共鸣吗？我恨毛泽东，不就是一种无知吗？第一次我理解了我的父亲为什么至死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更理解了父亲那番语重心长的话，理解了什么叫做千万不能得罪文人这个真理。 我开始小心的走进毛泽东了，我开始在网上查阅以往我不屑一顾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了，我开始看《为毛泽东辩护》了，我开始在网上读愚蠢小猪的《刷盘子，还是读书》了，我开始如饥似渴的恶补中国近代史，以及共军的抗战史了（过去我只关心国军的，国军抗战英雄我知道很多），我开始去新华书店购买《毛泽东》了，我甚至去新知图书城买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开始读毛泽东的书了......一走进毛泽东，我就被他伟大的人格魅力所震撼，我知道了父亲常挂在嘴上的那一句"人 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毛泽东的话，我知道了父亲这个国民党的后代为什么对毛泽东怀着深深的敬意，我知道了在毛泽东去世后30年的今天，为什么还有如此之多顽固不化的人在爱着他怀念着他。于是，今年暑假，我奔赴韶山。在38度的酷热中我手捧鲜花伫立在韶山的铜像广场，听着广场上此起彼伏的"毛主席万岁"的呐喊，看着如潮的人群和我一样伫立广场恭恭敬敬的向主席三鞠躬，泪水弥漫了我的眼睛，主席在您慈爱的目光下，我泣不成声的请求您的原谅......我站在橘子洲头默默吟诵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坐在长沙第一师范"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教学楼下怀想那个"欲栽大木柱长天"的杨昌济，我抚摸着你用过的桌椅凝视着您每天坚持以清水涤身的水井，感悟着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阳刚以及"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的王者风范...... 主席 看看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还在一厢情愿的谈发展的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那么恨您，（特别是那些肮脏堕落到极点的精英们对你更是恨之入骨）我耻于曾经与那些人渣为伍，因为我至少明白：在贫富极度不均的情况下说发展，不过是可耻的欺骗！精英们要做的无外乎就是愚弄百姓搞精英世袭，让贫民永远做奴隶，让茅厕的"没有大多数人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受"的混蛋改革大行其道。看看现在一些为民呐喊的正直无私的新左派就是当初您的贫民教育观才保证了领导层知识层还有出身贫民而又没有忘本的人来为民鼓与呼。 主席 看到真善美受到如此嘲弄假丑恶如此张扬的今天，看到汉奸文化可以大张旗鼓爱国为民还要羞答答的今天，看到贪官们的傲慢无耻买办们的飞扬跋扈草根们受尽欺凌国家民族面临危难的今天，看到一切向钱看全民向钱看正义公平公正被羞辱的今天，看到环境被严重污染能源消耗殆尽的今天......我轻轻而坚定的对您说： 主席 今生我将倾毕生之力宣扬您和您的思想，因为我懂得，宣扬您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做人的尊严与生活的质量---人 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宣扬您就是捍卫我们民族的未来。 主席让我轻轻对您说：如果有来生，虽一介女流也愿跟您横刀跃马！ 东莞的土：认识毛泽东的过程 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本人认识老毛也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十岁以前是愚忠肯定阶段，百分之百地相信社会上的一切有关毛的正面宣传。十岁开始逐步走上批判否定的道路，自觉地站到了黑五类的行列，一有机会便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对毛大加贬损甚或鞭笞。直到过了而立之年，才开始重新认识毛泽东：一个有血有肉，有功有过，给世界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的中华民族英雄。 第一个否定阶段始于文革。 1966年文革一开始家父就被迫害致死。本人当时刚满九岁。家父年轻时为老蒋扛枪保卫过长江防线，官届上尉连长，溃退时未及逃脱做了共军俘虏，因此带上了历史污点。历次运动都是挨整的对象，终未逃脱文革初期破四旧那一劫。即使失去了父亲，也没想到要恨毛主席和他所发动的文革，只怨刘少奇资反路线害了他。直到又过了一年，有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叔父在家人面前诋毁毛主席语录，当时只觉得头脑发涨，耳际轰鸣，心灵震颤。但因为是自己尊敬的长辈，不知不觉中就逐步开始接受了那种对毛的怀疑态度。此后更是变本加厉，发展到以贬毛损毛为独特见解而倍感自豪的地步。毛逝以后，每逢有人赞颂老毛，必与之辩个面红耳赤，并以强行宣告对手“无知”，“盲从”或“没有良心”方告结束。 总之，对毛的印象与现在网上反毛者完全一样。因此，本人很能理解某些网客目前的心态。本人也在国内工作过多年，饱受人际权益相互倾轧之苦。当时私心太重，还不可能认识中国这条超载船的难处。89春夏之交因同情并参与广场运动，积压多年的不满达到高潮，终于辞职来美深造。 第二个否定阶段始于七年前。 那是在社会学的课堂上，美国老师让我们做个本国民族英雄(folk heroes)的项目。当时我想来想去只知道岳飞，文天祥。讲给同学们听，没人感兴趣，他们谁也搞不清谁是谁。这可伤透脑筋。一个项目引不起兴趣，哪算成功？那美国老师启发我：为什么不讲毛泽东呢？他这一说，还真令我轰了一下：毛泽东？他也算民族英雄？我这一发楞，反把老师给弄瞢了：怎么啦？讲起中国的伟人和英雄，外国人当然会首先想到毛泽东，邓小平。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世界会自然地把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联系起来的。怕我无知到连毛泽东的地位都一无所知，他倒反给我上起了启蒙课，告诉我，西方有家权威机构评选出世界有史以来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百名伟人，其中入前十名的两位华人是孔子和毛泽东。他还给我推荐了一本英文毛泽东入门《Mao for Beginners》(by Rius & Friends, 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 Inc., Pantheon Books, New York)。这是一套历史和名人传记普及读物丛书，供普通美国人了解历史和世界名人，丛书的其它分册分别介绍Plato, Kant, Nietsche, Freud, Foucault, 还有介绍各种学科和政治运动的入门读物，整套不下上百册，涉及中国的分册除毛传入门外，也许还有其它，但本人没有找下去。当时我真觉得有点受辱，心想，一个经历了文革，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中国人还要你这老美教咱老毛入门？当时就要与他论个高低，开导他认识毛的……可是，话到嘴边，就觉得腮帮子热得厉害，一直热到耳根脖子，怎么也嗑巴不出来，真不知为什么。现在看来也许是一种民族自尊在起作用：全世界给老毛的历史地位都那么高，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反而偏要把他踢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纵有理由千万条，在当时情况下就自觉是狂犬吠日，自掌耳光。等我静下心来怀着一种好奇翻看那本书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对毛泽东的认识确实还没有入门。 该书只有不到200页，有很多插图和漫画，从毛出生时的历史背景讲起，一直讲到死。毛之初的中国，贫穷落后，内乱外患，富人压迫穷人，强者欺辱弱者，他是以穷人，弱者代言人的身分揭竿而起的，而且始终反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骑在工农头上作威作福，立志要铲除这些东西赖以复辟和生存的土壤。即使是后来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成了帝王将相，并且又在培育着新的一代才子佳人时，毛泽东也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唯一不甘违背造反初宗的真正革命者。这就是为什么，他推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不破不立的不断革命精神，不惜彻底铲除自己亲手培植的可能会复归原来已被打碎之体制的温床。该书对毛的全部功过都是从其左派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的，不象有些人那样总是从争权夺利角度去解读。在指出这种思路的激进性，空想性，并介绍其灾难性后果的同时，该书并没有抹煞其对社会意识和道德精神的贡献。也就是说，毛要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并以相当极端的方式将之深植于社会意识之中。这个信息就是：弱者，穷人，无产者的利益是不容忽视的！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搞资本主义也得引进社会福利制度，兼顾一点下层的利益，才能维持社会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如今的下岗工人心里一定缅怀毛泽东。可以说他的意识不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且几乎将永远朝野交替地左右着政局。如今属于在野，但在朝者不能忽视其影响，否则将会导致社会意识阴阳失调，不利稳定。《中国与世界》所代表的在野力量远比民运代表的力量有用得多，因为前者是意识形态上的真正反对派，而后者除出于一己私利想夺权以外聊无新意，所鼓吹的东西或者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或者是如今在朝者致力以求的东西，如私有化加民主再加法制之类的简单公式，即使有分歧也只是速度和方式问题。真左派的在野呼声倒是确实有防止在朝者过于激进导致翻船的作用。 当然，毛的精神遗产远不止本文所述。但正是以此作为入门，本人开始了重新认识毛泽东的过程。虽然本人对毛的左倾意识形态不能认同，但逐步能够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从这一点入手去解读毛与其战友的关系以及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最重要的是，虽然毛与周、刘、邓、蒋等在意识形态上几乎可以说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在淡化意识形态的今天，从中华民族之大义来看，他们都是令华人值得自豪的圣人。在圣诞话圣之际，他们的是非功过可以理性探讨和评价，但对他们的任何人身攻击都应受到有良心之华人的谴责。这是后话。更希望本文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由高手就此发表高论。 毛泽东总是对年轻人满怀希望 作者：乱云飞渡仍从容 近日看凤凰卫视对作家王蒙的一段访谈，说到1956年的一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说当时遇到了很多人的争议，反对的人还写了文章对他进行“围剿”，要把他消灭。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说，对小说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说：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我也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但他反对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很年轻嘛，有文才，有希望。他还引了王勃《滕王阁序》中最有名的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我们的政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香花并毒草共放。对这段经历，王蒙感到很自豪，他说毛泽东是第一个认为他是个人才的人。 记得参与访谈的另一位嘉宾说毛泽东是借题发挥，其实这是不了解毛泽东的表现，是狭隘的历史观在作怪。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对年轻人的希望、热情、支持是一贯的，他对年轻人的寄望之高、之深、之切为史所罕见。早年长沙就读师范时，深受康梁思想影响的毛泽东就把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作为晨诵的读目：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上著文《体育之研究》，批判传统的教育制度和课程对青少年学生的摧残：“我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恬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毛泽东在这篇雄文中疾呼：“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毛泽东身体力行，坚持冷水浴、到中流击水、爬山，练就了一副强壮的身板。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毛泽东对青年人身体的健康的关注可谓关怀备至，象一位慈祥的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1953年，他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文中说：“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毛泽东把“身体好”排在“三好”中的第一位，这与今天强调的“德智体”是不一样的，从关心青年以及教育的根本宗旨来说，毛泽东无疑是对的。为了让青年人身体好，毛泽东号召青年人“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锻炼”，培养一个好身体，培养一种好精神，“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1937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与美国记者韦尔斯的谈话》中说：“北方青年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时局烦闷，这应当在集体的运动中求得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抗日实现的斗争。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在纪念五四运动胜利二十年周年时对青年的讲话》中大声呼吁：“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1939年5月，毛泽东在《永久奋斗》文中说：“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 1939年5月，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谈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中说：“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要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1951年10月，毛泽东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953年6月，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强调对青年的选拔任用问题：“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在青年人身上不仅寄予了建设国家的厚望，而且寄予了更大的保持革命胜利成果的厚望。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反华势力制定了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妄图在第三代、第四代实现他们演变中国的企图，这引起晚年毛泽东的忧虑，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968年12月，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随后，全国知识青年出现了上山下乡的高潮，数千万城镇知青在农村广大天地里接受了锻炼。在毛泽东的战略智慧中，只有让青年一代不断接受各种锻炼，不断密切同劳动人民的关系，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才能铸造成反演变的钢铁长城。 毛泽东是有志青年心中的英雄，他永远激励着青年人爱国的热情和奋斗的精神。有无数深受毛泽东思想哺育的中国青年存在，中华民族无论何时都会充满旺盛的生机，中华民族永远都会充满希望。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不老的毛泽东永远与中国青年在一起。 李敖：“我眼里的毛泽东” 　　大家看我这个李敖有话说，电视节目，一方面看到我上天下地地这样讲话，一方面看到我很多的见仁见智，甚至是我的偏见，来向大家来表达。可是，把我的这种偏见像筛子一样把它过滤掉，把它筛掉，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资料，我真实的知识，这也算是我这节目里面的一个功德。你可以不听我的意见，可是呢，你无法否决我的资料，而我的资料呢，在这方面就好像一个演艺人员一样，用很多的道具来表达我的思想。道具啊，我信手拈来就是道具，譬如说，大家看到我手里拿了一片我们叫做面包，可是有人到店里去买，说买土司，这个是不是土司啊？这个不是土司，我们说要土司，英文叫Toast是错的，为什么呢？是烤了的面包，烤了以后才叫土司，所以说我们买土司，错的，你们没有烤它，不应该叫土司。Toast英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向你干杯，我向你敬酒，一方面呢就是烤面包。大家看，这个切开了以后呢，很薄，叫薄片的面包，这个厚，厚片面包，所以一般我们在台湾店里就说，这就是薄片土司、厚片土司。 　　我跟大家讲过，讲土司是错的，为什么谈到薄片厚片？大家看到没有，我手里拿着这个东西，这个是老式的唱片，注意这个老式唱片，我们叫黑胶唱片，现在人用的是越来越少，当年就是黑胶唱片，留声机用的是黑胶照片。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一张也是黑胶照片，请注意啊，请看厚度，大家注意这有两个厚度，一个薄，一个厚，这个厚的厚好多，厚三倍四倍，一个就是薄。这是七十八转的唱片，为什么一个薄一个厚？大家看到我刚才拿的面包，就是作为一个伏笔，大家看，面包有薄的有厚的，怎么搞得这个唱片也有薄的厚的？请看这个薄的Victor，当年很有名的唱片，可看看那个厚的，Edison爱迪生，爱迪生发明这种美国式的留声机，这个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唱片。 　　大家记不记得，我在我的节目里面给大家看过类似这种照片，就是爱迪生当年发明这个留声机的时候，它这个唱盘是圆的，我曾经在节目里面给大家看过这种圆唱片，圆的。打开看，里面是个什么？是个圆筒形的，拿出来看，圆筒形的，套上去，就套到这里，然后它在转，然后声音就出来了。当时爱迪生发明了这种圆筒形的唱机以后，留声机以后，大家都感谢他，都赞美他，可是这种圆筒形的唱片被另外一种黑胶形的唱片给打败了，就是人家发现啊，这圆筒形的唱片来换的时候啊，收藏的时候，不方便，而这个换片的时候，收藏的时候，还有正反的效果，比较方便。这爱迪生啊就抵抗，他虽然发明了留声机，可是他抵抗这种改良型的唱片，他希望还是这种唱片，抵抗，最后抵抗不住了，他就搞出来这种唱片，跟别人一样，可是它比别人厚，厚了这么多，厚还不严重，它这种东西啊，是跟着机器走，只有它的机器，这种型号的机器，才能用这个相片，另外一种型号的机器，就用另外一种。可是别人的唱片呢，就是不但比它薄，并且适合任何型号的机器，任何型号的机器装上去，就哇哩哇啦可以唱出来，所以呢他又被打败了。 　　我讲这个给大家听，要证明什么？证明你是前卫人物，你是先行者，可是你有你的限度，你有你前卫的限度，先行的限度，到了极限以后，如果你不肯功成身退，你可能就是你所提倡的这个理想，或者你所发明的这个科技，你所发明的留声机，你自己就是这种发明的一个阻力，你就变成了你所发明东西的拦路老虎，你自己落伍跟不上时代，就阻碍了你自己的发明。我们再把这个意思扩大地说，就是当你是个革命先行者，当你是一个人类的先知，当你跟不上时代的时候，当时代跑得比你快的时候，你想做砥柱于中流，挽狂澜于既倒，你会失败，并且整个的失败过程会很难看，为什么呢？你变成你自己的拦路虎。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康有为，大家看我写那本小说《北京法源寺》，整个在写这个故事，就是说你本来是时代的先行者，时代的先驱，时代的先知，可是当你带着群众这样走的时候啊，群众跑得比你快，你由先知变成了一个落伍者，你当然情何以堪，你当然心有不甘。可是怎么样呢？你会挣扎，你会用厚片土司来挣扎，可是没有用，现实是无情地把你打倒，可是如果你及时功成身退、激流勇退、金盆洗手、提早收山，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不是吗？ 　　所以，从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山倒，赶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他们会跟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会付代价，这就是邓小平的最后的统计。在《邓小平文选》里面，我给大家展示过几次邓小平的统计，就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费了二十年，换句话说呢，有二十年的时间是走了错路，二十年时间走错路，我们付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虽然是发明了留声机的人，可是当留声机不断地进步的时候，它的唱片在进步的时候，要由滚筒式变成黑胶式，黑胶式还要变成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样，有薄片厚片之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转过来，要跟着上，还要迎头赶上，还要超越前进，这个时候就很费力了，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党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党你就客气，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这个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么时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请问共产党在接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高丽战争出来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就这样子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从大跃进开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摸索里面前进，好容易现在由于邓小平最后他处理的方法的正确，总算目前现在开始走这条路了，不是吗？中国不是这样走来了吗？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着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太吸引我了。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所以这个时候，我李敖才知道，至少中国共产党帮着我们强兵，在强兵的这种情况底下，没有人敢打我们，代价付的太多了，没有共产党照样付代价，多少人饿死了，多少人牺牲了，千万人头落地了，毫不稀奇，可是虽然我付了那么多代价，至少我们落得一个结果，至少有一个结果，就是强兵，中国强了，中国没人敢打我们了，中国强了，日本的军人不敢骑着马在我们国家里面耀武扬威了，这个对我太重要，我认为对中国人也太重要，就这样子啊。其它都不谈，什么成绩暂时都可以不谈，都不论，可是至少强兵做到了。现在由于邓小平的政策的一个展现，我们开始走富国的路线，不是先富国，后强兵，而是先强兵，后富国。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就讲过那句狠话啊，日本人奚落我们，说你们中国人连裤子都没得穿了，还要搞原子弹，我们外交部长陈毅就讲了一句虎虎有生气的话，就宁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所以今天，就要做到这一地步了，强兵做到了，然后富国，现在正在迎头赶上，不是吗？ 　　这就是我才跟大家说的，我刚刚拿出来厚片薄片土司，厚片薄片黑胶唱片，告诉大家什么？告诉大家，第一代的革命先行者，他们最后取得了发牌的权利，就是取得了统治中国的权利，他们统治开始，才能够有富国强兵的结果，如果没有他们，靠着国民党这种政权，也没有富国，也没有强兵，什么都没有，至少今天靠着共产党，别的暂时不谈，至少强兵这一点，我们这么多年来做到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年以来，一百六十年以来，一百七十年以来，我们做到了，没有人敢跟我们玩了，洋鬼子不敢打我们，东洋鬼子也不敢打我们，我们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由第一代的革命领导人、革命先行者，取得了中国发牌权，然后使中国走富国强兵的路，这里面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走了二十年的错路，就算二十年的错路，我们剩下的时间还是富国强兵啊，还走这条路，现在走上这条路了。 　　所以对我李敖而言，我真的珍惜这个情况，并且我也知道，以一个历史家的判断告诉大家，靠国民党，到今天没有这个结果，这就是说为什么我在言论里面，我毫不掩饰地说至少共产党带来了强兵的结果，强兵的结果对一个从小看到日本鬼子骑着军中的大马，在北京城里这样子嚣张的人而言太重要了，我不要再看到那个镜头，我要中国强大起来，这就是今天我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如果有人说，你李敖偏袒中国共产党，骂国民党，我告诉大家，即使有这个现象，我也有我的理由，就是说，至少共产党带来了富国强兵，带来了强兵这个结果，富国呢，现在在走这条路，依靠中国国民党，我告诉你，依靠无能的中国国民党，什么都不是。至于说要依靠民进党，对不起，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给你卖光了，民进党是个孬种的政权，怕美国人，怕日本人，谈都不要谈，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所说的，我有我客观的论证方法。可是从感情上面，即使有人责备我，有所偏袒，我也欣然接受，对我而言，我一再讲过，我再也不要看到日本鬼子骑着军马在北京的街头耀武扬威了，我很快乐。 《学习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作者：伟大的，完美的，中国四大美男之一的周恩来总理。 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在今天这个会上，我想把毛泽东同志如何值得我们尊敬和我们如何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几点给大家说一说。 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的。我们青年代表回去，要向全国广大青年——农村、工厂、城市、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宣传我们代表大会的主张，动员和争取千千万万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一道前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我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帜走，就必须认识这个旗帜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 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五四”那天我看到范文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所以在我们青年中，也不要因为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旧书、研究旧东西就认为他们不可以进步，不要因为他有旧观念就不去团结他教育他，不要因为他落后一点就不理他。只要他愿意进步，就有改造的可能。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 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这也就告诉我们，有些青年人研究问题还没有进到全面，喜欢专心致志地搞一面，我们不要去打消他的兴趣；即使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也不要排斥他，可以慢慢地教育。 我讲这三个例子是说明：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所以对那些有迷信的青年，落后的青年，只认识片面不认识全面的青年，我们不要抛弃他们，要去教育他们。我们青年要互相学习，要让这些人跟着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跟着他们学习。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这样，同志们中有了骄气就可以压下去了。毛主席都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那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还值得骄傲？比毛主席差得远！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 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这一点，青年们在研究《毛泽东选集》时就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必须使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明了这个真理，拥护农民提出的办法，并加以发挥，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不过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接受，大革命失败了。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抗战中要团结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明知道他动摇、消极，但是必须推动他抗日，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既要团结他，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所谓“有团结有斗争”。用这样的策略来进行抗战，使人民自己的力量壮大，这就需要说 服很多人同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有一些人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党内也有人有这样的意见。所以要使这个原则真正实施，就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解放战争比较顺利，但也还有小的挫折和错误，譬如土地改革中，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一直等到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出来了才得到全面的纠正。这都说明，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不如此就无法使革命达到胜利。所以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我们青年人不是要空谈，而是要实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也说过，“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这对于我们青年正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 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象刚才说的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但是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不过，这种情形在今后的工作中遇见的会少了。因为今天共产党的中央不象当年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但是，这也仅仅在大的方向上。譬如说，今天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在这样大的方向上大家都同意，而在具体的政策、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争论的。所以就需要学习，学习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指示原则方向并将其具体化，成为人民的力量的过程。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能认为把一个简单的口号提出来就算了，就够了；也不能行不通就失望，行得通就自满，不再前进。那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错，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同时今天大家也都承认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毛主席懂得，为把最反动的敌人消灭，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后来我们到了农村，毛主席又看到革命不但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反革命的恶迹更加暴露，只有买办官僚地主封建阶级才拥护他。但是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又犯了“左”倾错误，眼光狭小得很，认为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靠。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致使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以后，毛主席提出团结蒋介石上层分子抗战。有人就说，要团结就不要斗争。毛主席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但他并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同盟者，还要提防他，如果不加提防，他反过头来就会咬你。当时毛主席就防止了右，防止了无条件妥协。这一次解放战争，在乡村搞土改，工作中又犯过“左”倾错误。因为要消灭地主，就不给地主土地，或者给地主坏地，使他们不能生活，或者定的封建富农、地主的数量过多。另外，在杀人问题上，本是除怙恶不悛、人人痛恨的要杀外，其他可以不杀，但是有时候在群众愤恨之下，没有加以区别，领导没有说服群众，以致杀人过多。这样就使我们阵线中的农民，首先是中农受到影响。这个错误，也是毛主席把它纠正了。从这四个革命阶段可以看出，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观点是要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各个击破敌人。在抗日时期，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走后，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在乡村中，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反动统治的根基。在国际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围绕着这些口号，把更广大的农民团结在一起，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一点我们青年要学习。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小队伍。 青年联合会最大的作用就是组织全国广大青年，推动与教育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共同前进。我们联合青年，不包括反动青年，不能让他们钻进来。但是，我们必须把愿意为新民主主义事业奋斗的青年完全包括在内。这些愿意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青年，思想虽然还不是一致的，但是今天他们愿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还有迷信观念，落后观念，或单纯的技术观念和片面的观点存在着，我们也要把他们包括进来。因为我们可以教育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学习的口号和目标，即“学习毛泽东”。这个口号和目标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不仅是进步的青年能接受，其他青年也能接受。当然，团结教育青年，并不是只给大家讲共产党的好主张，不讲共产党犯过的错误。在这个青年会议上，我们不但不向同志们隐蔽共产党的错误，相反，有好多错误在今天都讲出来了。我今天讲的一些党内的事情，你们过去是不晓得的，甚至党内有的同志也还不晓得，可是你们今天就晓得了。今天你们所代表的，不是几百万青年，而是几千万上万万青年。那就要请你们考虑，共产党不能冒昧地把他的主张压在成千成万的青年头上。这样的思想是国民党的统治的思想，人家不能接受硬叫人家接受，把帽子在人家头上一戴，象观音菩萨的紧箍咒一下子箍在孙悟空头上。学习毛泽东，我们不是用压迫的方法。这只是我们提出来的口号，这口号很响亮，能使广大青年接受。因为毛主席在今天不单单是中国青年的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思想自由的问题。反动派常常说他们主张思想自由，蒋介石就是这样说的。大家知道这是鬼话，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还有什么自由呢？人民普遍地受压迫受剥削，只有少数的地主官僚资本家反动分子有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剥削、压迫、屠杀人民。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广大工人农民没有思想自由。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仅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除了反动的思想不允许宣传外，其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是自由的。共产党认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个当然要讲。但也不是不让这个思想以外的思想存在。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才是一个教育的态度，领导的态度，才是一个共同工作的态度，合作的态度。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毛泽东”，但也不限于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我们青年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各种专门科学技术，都需要学习。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 我讲这样几点当然不是介绍毛主席的全部功绩和主要学说，我说的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很少的一部分。毛主席创建人民军队方面的成就，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在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些文章，在文化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上的创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等等，多得很。毛主席的成就不仅广，而且专，而且精，在这里不多说了。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最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在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他就是在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的作风也是谦虚而又谨慎的。正如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所说，既有着革命的胆略，又有着求实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态度、作风上，也就应该老实，不要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运动中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在过去也是急躁的。当然这不是青年一代很容易学成功的。我们要兢兢业业，力求少犯错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重复错误。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筋斗的，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后，不要气馁。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不知流过多少血，遭受过多少挫折，有多少人倒下去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丧气，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要有这样的志气，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今天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光明在照耀着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起来，觉得不可一世，而忘掉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很艰苦困难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有两种教训值得注意：一种教训是看不起别人，脱离群众；一种教训就是蜕化了。这是我们青年的“敌人”。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动上万万的青年前进，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全国人民的民主解放和民族独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且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我们的口号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普罗利塔利亚：他是个完美的人 很多人会闭着眼睛说‘他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错，所以他肯定有错误。可是偶却觉得这世间事，总是一体之两面的。从另一个方面看，正因为他‘是人不是神’，所以从人的层面上来看，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如果你认为他是神，那么他确实就有不足的，因为神应该可以控制一切，但是很显然他没有能够控制一切。 从外表上看，常言道女人是一白遮百丑，那么男人呢？当然是一高显俊颜。他一米八以上的身高，尤其在南方人当中，足以为人中龙凤。从容貌上来看，如果注意看一下他年轻时代的照片，会发现他是一个纯粹以气质取胜的人。他不像其他的男人，可以很直观的从容貌上说这个人很清秀，那个人很英俊，他的面容，充满着一种清朗干净大气坚定不凛冽而是温柔的感觉。这样的气质总是能吸引很多人的。 从他所创立的事业上看，能成为开国领袖，在当世自然无人可比了。在建国之后的文治方面，虽然在他死后的三十多年里有许多不实之词，但拨开迷雾见清天，总是能看到令人鼓舞的一面。而他最令人值得尊敬的，就是他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着自己年轻时就立下的志向和理想，既没有中途变节，更没有晚节不保。正如美国尼克松总统所言：他是一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这些大的东西就不说了，就单说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吧。当年他到重庆，发表了《沁园春•雪》这首词，震动国统区。其实想一想，当时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肯定有人说那是因为国统区的人没有想到他会写诗作词。但我认为这只是浅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深层的原因是天下人都没有想到他会写旧体诗，旧体词，而且写得那么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连国统区内的文化人都震倒了。 想一想现在的中国人有几个会写旧体诗词？没几个吧？即使会写旧体诗词，能写出传世之作的有没有？只怕已经没有了。这种情况在当时其实也差不多。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当时的文人当中，有谁的诗词能以旧体而名扬天下？徐志摩？你能想到他的什么旧体诗吗？你立刻想到的肯定是他的‘再别康桥’；闻一多？朱自清？都是以新诗新文成名于天下。新体诗对格律、形式的要求不高，很容易入门，但能不能精通那就看个人的悟性了。但是旧体诗不但止是精通起来难，入门也难。不是会写几个‘茴’字的人就能写得好的。 梁启超绝对是清末民初的一个文学泰斗。他的存在连接着满清与民国的两朝文化。当年他发起文学三大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他对‘诗界革命’的要求是这样的：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梁公认为这是新诗歌的最高境界。而在梁公之后的近代当代，真正做到了梁公所提出来的这三点的人，并取得最高成就的人，却只有一个他。 他的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就是典型的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的体现。前句直取唐诗，可是换了后一句，整首诗的意境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有这一句‘人民江山仗谁守？’人民江山，这个意境，这个新词古所末有！ 梁公当年在文学革命当中希望破旧立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们也希望能破旧立新挽救国家；而他的一生也一直希望着能建立起一个有着‘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人民江山。 形式没有对错，只有合不合适，如果旧风格能展现新思想，无妨一用。但风格里的内容展示的一定要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如果旧风格不能承担这样的重任，破之同样无妨。一个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的人民共和国，本来就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了，那些批评他的人，反而是最不懂得新旧传承真意的老古董。 他，从人的层面看，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叫毛泽东，爱他的人喜欢叫他毛主席，每每叫着这三个字，都有一种温柔的幸福感受，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毛润之。 结 语 终于，花了一周的时间整理了这个专辑出来，真的好累啊，除了睡觉，工作，吃饭，上洗手间之外，真是半刻不停的在动手，就是走在路上也在想怎么编排，那些文章合适等等，现在编完了，想到做一个结语，其实这个结语要怎么做，在编辑当中就想好了，就用宋晓军先生在乌有之乡放的一个贴子里的一篇文章： 日本全面对华战争前的中国学生就业 最近经常有人与聊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有人问我在《中国不高兴》中写的一段话：“从现在开始，他们（指年轻人）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是什么意思？我说主要是产业结构过于扁平化，而高校扩招大都是“文、经、管”这种节省教学资源的专业，同时理工科很多学生的专业又有多少能与国有自主产业对口呢？ 1937年，中国进入了危机的一年。我手头刚好有一本1937年6月10日、也就是距离“七•七事变”不到1个月时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这期杂志上有一篇由陆觉先、赵廷为撰写的《中国的生产教育》一文。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中国的生产教育（1937年） 陆觉先、赵廷为 中国自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武力、政治、经济、文化等侵略以来，自身的社会便在畸形的发展过程中，供列强无厌足的敲骨吸髓，既未跟着欧美资本的生产的路子跑，又不知自己去另闯出路，摆脱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羁绊，还是只向着不生产的不节俭的浪费方面奔走。于是有资产者把全由直接剥削而来的大量资金，聚集起来，不愿作生产事业，只知敛取利润以自肥，作个人享乐，甚至把数千万的现金送到外国银行去保险，间接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人民的汗血。这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说，是得了极大的便宜，即利用我们的大宗游资，变为生产的资本，复以廉价来收买我国的原材料或劳动力，制造出商品，再用贸易的方式对我们实行剥削；但在中国一方面来说，却不仅是一种极大的浪费。白白断送了整千万生产的资本，而且还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贸易方式的剥削，加速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的破产，工业的衰落，商业的调敝，而使中国的整个产业界，几乎很难有抬头和发展的希望。 中国产业界既如此不景气，当然无由容纳大量的具有生产技术的人才，同时他们莫不中了传统教育的思想的遗毒，对“学而优则士”的观念，还没有打破。因而学工程的、学采矿的、学纺织的等等，多跑入政军学三界。据何清儒氏的调查（注一）：职业学生就业的，占74%，而能用其所学的，仍属极少数，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可是军政学三界容纳人才究竟有限，学校的毕业生还是逐年增加，人浮于事的现象，日益显著，于是奔走、钻营、挤轧、为谋生上所必要。另一方面事业的学生多半在城市里已染上了奢侈的恶习，不大愿意还乡去从事农村或其他社会工作，其结果往往流浪在城市里，成为高等流氓；就使甘愿还到农村服务的，莫不装束入时，享用奢侈，其结果不过替帝国主义做推销员，实无异使生产加速地降低，而浪费一天天地增加。还有占绝对多数的农工，他们终日劳动，尚难温饱，当然也没有时间去受教育；同时其子弟的入学费用，不但无能力担负，而且还要牺牲他们的宝贵的应该用于求学的时间去帮工，以维持一家的生计，结果民众与教育绝缘的程度，使日甚一日…… 当你看到上面这篇文章，再看一看韩丁先生在《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说的这段话：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要探索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他们也不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学到什么，他们尝试这个或反对那个，也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摸石过河”(一种非政治的概念，因为它不告诉你他们要过哪条河)相反地，它是一套有意识的、逐步去执行的、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地拆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石。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掩盖和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的联系。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的拴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当你看到这段话，你有没有觉得心惊？反正当我初次看到这段话真的好心惊，一种近乎绝望的悲哀缠绕着我。现在再看依然心惊，想说韩丁先生说得太极端了吧，可是又担心如果韩丁先生说得是真的，我们却依然阿Q般不愿意面对，那这个国家的人民到底该何去何从啊？当你的目光从这篇文章转移到《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当中，看到里面提供的这样一串数据：两大健康保险系统公保和劳保，虽然仅仅覆盖了中国人口的15％，他们却占了医疗卫生经费的2/3（World Bank 1997）。城乡间的医疗卫生投入的差距愈演愈烈。在最近一次关於贫困县的调查中，发现30％的村子没有医生；28％的农民因为付不起钱不去看病；25％不得不借钱，6％不得不卖掉财产以支付就医费用（Hsiao and Liu 1996）。另一项在1994年进行的调查表明59％的农村病人拒绝住院，因为他们没有支付能力，而城市病人则有40％是这样（Liu et al. 1999）。另外，约30－50％的贫困农民是因为看病花钱而致贫（Hsiao 1995; Liu et al. 1999）。从1975到1992年，2到5岁的儿童身高增长了，但是身高的增长在城乡之间并不相等（Shen et al. 1996）。其他健康状况指标事实上是令人担忧的。尽管经济增速很快，婴儿死亡率在80年代早期就停止下降了（World Bank 1997; Liu et al. 1999）。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一个表徵国家健康状况的可靠指标的下降在1980年代中期就停滞了。这让人忧虑，因为在相似经济增速的国家他们的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不会像中国这样停滞的。城市婴儿死亡率自从1980年代早期一直稳步下降，而农村则在90年代婴儿死亡率却增加了。事实上，对中国的30个贫困县的一个调查发现令人难过的倾向：婴儿死亡率从70年代的50‰上升到80年代末的72‰（Liu et al. 1999）。当你看到这三组数据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当我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曾经有过那样一刹间的冲动，冲动到不得不怀疑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就是有故意想把工农大众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某些对工农大众怀着刻骨仇恨的家伙。 其实我真正想说的不是这些，我真正想说的是李大钊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同志们，让我们共同奋斗去实现这个理想，梦想吧。仅以此专辑献给曾为这个国家改天换地奉献一生的父母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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